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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东亚威权主义的双重作用东亚威权主义对东亚国家现代化的作用与其基本特征一样，也具有二重性，即有促进现代化的功能，也有对现代化的负面影响。 一、促进现代化进程的功能 （一）政治、稳定的功能何为政治稳定？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号称“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与安全的设计师”亨廷顿在其名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的说法：政治稳定包含有两个基本要素，即秩序性和继承性。“秩序性”意即没有政治暴力、压抑，或体系的解体。继承性则指未发生政治体系关键要素的改变、政治演进的中断、主要社会力的消失，以及企图导致政治体系根本改变的政治运动。第二种说法是J·普拉诺等著的《政治学分析辞典》的解释：政治稳定通常是指政府的最高领导层很少发生变化，或是指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相同的宪政形式和过程，或是指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中相对地说没有暴乱和内部骚乱。第三种解释是北京大学张锡镇教授在其《东亚：通向政治稳定之路》一文中所下的定义：“所谓政治稳定，是指一个国家的一切个人、组织和社会集团的政治行为没有对现存的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造成破坏和威胁。国家内部整个政治生活仍在正常、有序地运作。这种状态称作政治稳定。”张教授又对此补充两点：（1）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各种社会力量和利亚集团之间的对抗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这种矛盾和对抗只要没有演变成公开的冲突和动乱，这种社会政治状态仍然被认为是稳定的。 （2）有些国家和地区虽然有较大的冲突和动乱，即政治上出现不稳定，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及时果断加以处理，采取种种包括强制件手段在内的措施，转危为安，使社会经济、政治、社会生活能够有序地运行，这也应称作是政治稳定。应该说，张教授的说法更为全面。 根据张教授的分析，政治稳定可分为自然型稳定和强制型稳定。当社会矛盾、政治对抗能够在现存的秩序和法律范围内，通过政治民主的机制和渠道得以自行调解和消除，或者通过政治体制和政府政策的改革、调整和完善，使矛盾、对抗得以缓和与消除，从而使社会保持着一种稳定局面，这种类型的政治稳定称之为自然型稳定。这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自然形成的稳定，无疑具有稳定的可靠性与长久性，它可以不断化解不断产生的矛盾与冲突，完全依靠制度内部的调节机制来达到政治稳定。这就好比一台正常运转的蒸汽机，锅炉不断产生蒸汽，达到一定压力后，蒸汽通过排汽阀排出，从而也推动了活塞的活动，活塞和排汽阔构成了机器安全运转的调节机制。当社会矛盾和政治对抗发展到已经不能在现存的秩序和法律范围内获得解决，而非要突破现存的秩序和法律不可的时候，政府出于某种动机，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强制力来维护和加强现存的秩序和法律，强行控制和压制尖锐的矛盾，使之限制在秩序和法律范围之内，从而使社会政治局面保持稳定状态，这种稳定称之为强制型稳定。就像蒸汽机排汽阀被堵塞时，不是去疏通排汽阀，而是加固锅炉，强行将能量遏制在锅炉内以维护常态，以便防止锅炉内部压力的加大而引起的爆炸。显然，这种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这种强制性的稳定对第三世界包括东亚在内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来说，是不得以而为之的必要做法。今天，只有西方高度发达国家才进入了自然稳定型阶段，即使日本，虽然基本属于这个阶段，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强制型稳定的特征。 自然稳定无疑是理想的稳定，但强制性稳定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条件下也是极其必要的。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要启动现代化这样一个宏大艰巨的社会工程，对政治稳定更是有着第一位的需求。因为政治稳定，是一切社会得以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处在一个有良好政治社会秩序的环境中，经济社会生活才可能得以顺利运行。“秩序是先于其他一切价值的。”东亚威权政治，恰恰为经济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宏观政治环境，有着实现政治稳定的强大功能。其原因在于：实现政治稳定的关键是国家政治权力，国家凭借和利用对资源的控制。“而秩序的建造，离不开政治权力。政治权力构成社会秩序和稳定的第一要素，它集中而强大的政治权力正是东亚威权政治最显著的特征，这使得它可以在政治稳定方面大有作为。事实证明，在发展中国家，权力的集中程度与社会的无序程度成反比，这包括现实的、可能的、潜在的无序”。而威权政治权力的维护大都依赖暴力和对社会实行强控制。使用暴力，是实现政治稳定的一种简单而低级的手段，然而却是一种快捷而有效的终极手段。它可以在社会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的时刻，迅速地采取有力行动，避免更大的动乱灾难，取得立竿见影的稳定效果。冈纳·缀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一书中指出：“用适当的历史眼光看，这些独裁政府可视为这些国家没有而又不能产生的政权的替代物形式一也就是与工业化之初的西方国家相比的、稳定的上层阶层政体。”总之，东亚国家采取强制性稳定措施，是东亚国家特殊情况和特殊需要而决定的。 东亚国家和地区无论在20世纪90年代前是军人集权政府也好（如韩国朴正熙时期和全斗焕时期的军人专政时期），半军事集权政府也好（如中国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还是文人集权政府也好（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政权），基本上均属强制型稳定政权。当然其稳定情况不完全一样，稳定程度最佳者为新加坡、日本和中国的香港，其次是中国的台湾，再次是韩国。 新加坡可称是政局稳定的典范，它除了在建国初期出现过严重的种族骚乱和一些罢工事件外，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它已被世人誉为“投资者的天堂”。1989年，美国商业环境风险研究机构曾对48个国家的投资环境进行了测定，测定结果，新加坡被列在风险最低的国家之一（名列第三）。新加坡之所以能保持高度的政治稳定，除了把经济搞上去，大幅度改善人民生活条件这个根本性因素之外，首先，在政治上一直保持一党独立执政的政治优势。在新加坡虽然有20多个政党合法存在，每次大选均有几个政党参与竞选，但这些政党由于力量弱小而无法与人民行动党相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国会里没有反对的声音，以至执政党要刻意安排，让后座议员扮演反对角色。然而，在重大问题上，前座与后座议员仍保持立场一致。其次，新加坡政府妥善处理了劳资关系，倡导政府、企业主与劳工三方面进行合作，并把工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派众多干部到职工总会工作，从而使职工成了支持政府的强大力量。同时，新政府还妥善处理各民族和各宗教关系，并想方设法建立起了一个组织完善、体系庞大的社会控制体系，力图通过这个体系有效地将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及行动严格地控制在现行体系的范围之内。再次，新加坡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法制体系，其特点是法律完整、严密、具体、明确；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留情面。这种法制体系无疑对于良好有序的社会秩序的形成、文明环境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的香港虽然在性质上属于英国殖民地，但它确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经济发展维持了一个相当稳定的政治环境。说它相当稳定，不在于说它社会治安没有问题，恰恰相反，香港黑社会组织和活动颇为猖獗，其黑社会组织之多是世界各华人社会所少见的。而且近年来各类犯罪团伙和黑帮往往大展拳脚，使社会治安问题日趋严重，如持枪打劫直线上升，恶性重案频繁发生，青少年犯罪不断出现等等。但这些均不构成对政局稳定的严重威胁。这些社会治安问题是其他西方国家所共有的通病，它没有影响香港成为世界上的“购物天堂”和“自由经济的圭臬”。现在的香港是著名的国际金融、贸易、轻工业、航运、旅游、信息中心。没有相对的政治稳定，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另据香港学者闽建蜀的调查报告表明，香港的投资环境在1987～1990年间的亚洲“四小龙”中居于最佳地位。这种投资环境中首当其冲的是政治稳定。香港之所以能够长期保持这种稳定，除经济、地理、国际等因素外，从政治上说，直接与香港的政治统治特点有关。香港政治统治的最大特点在于：总督高度集权下的广泛咨询制度，即所谓“总督独裁加咨询民主”。香港学者金耀基又把这种特点概括为“行政吸纳政治”模式。港督总揽一切大权，其权力大得惊人，可以和中古的专制英国国工相比。但这种高度的集权却又辅之以一整套咨询机构，香港从上到下，由纵到横，多层次，多渠道，约有400多个附属行政机关的咨询委员会，成为一个网络。这一网络可以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明，化解和调解矛盾的作用，政治上则可以起到笼络民心的作用，有利于政治上的安全。 日本政治稳定同经济起飞一样，一般认为开始于1955年。战后10年，日本各种政治势力竞相登台表演，几个保守党同时井存，加上美国占领军从中操纵和多次“换马”，争斗不已，几经离散组合，未能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稳定的政治力量。但1955年确立了自民党的体制后，政治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自此以后日本政治一直处于相对稳定局面。“55体制”即自民党长期执政的局面，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罕见的，这种特点加上日本的天皇体制，日本在政治上无疑具有一定东方国家强制型稳定的特色。1993年8月自民党“55体制”虽然瓦解，政局似乎处于动荡不定状态，但从总体上说，日本政治仍保持基本稳定。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1）执政党和多数在野党在日本基本问题上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因而能够比较容易地找到共同点和妥协点。各党几乎都信奉日本现有的政治体制，都主张和拥护资本主义所有制。在野党虽然也提出种种政见，但只是对执政党作些牵制，使执政党不敢走得太偏、太远，难于在基本方面改变执政党的政策主张。1993年以后的几届联合内阁成立伊始、均声明在内外政策上“按原有方针不变”。自民党内外政策均被几届新内阁继承了下来，“于是出现了自民党政治被日本共产党之外的诸党派所共有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总体自民化”，成为日本政治的特色。比如日本评论认为“现在除日共外，各政党都已进入自民党政治的帐下。这些政党以利益抗争而不是以政策抗争追求政权，任何党与任何党联合组阁，都不必为之感到奇怪”。至于执政党内部的争吵，尽管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但它们之间却有着强劲的“向心力”，“每个派系，各种势力的基本信仰、观点、立场、政策都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争吵，实际上并不像他们自己和某些报道谊染的那么严重，那么势不两立。（2）战后日本逐步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以协调、合作为主要特征的劳资关系。战前和战时，日本工人阶级长期受到各种压抑，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要比其他西方国家恶劣，因此战后初期日本工人运动曾出现高涨局面。日本统治阶级为缓和矛盾，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关于劳资关系的制度、策略，它不仅直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有助于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稳定。这套制度包括所谓”家庭经营“劳资同是一家人，共命运，互相帮助，同舟共济）”、终身雇佣等等。统计材料表明，日本经济起飞以来，由于工人罢工或进行其他政治斗争而造成的物质损失，远远低于其他任何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年份几乎等于零。 中国的台湾是属于较典型的强制稳定政权，其稳定程度次于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日本，但强于韩国。从1949年国民党政权全面迁台至今，绝大部分时间政局是稳定的，但也曾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现过局部、短时间的动荡态势。主要表现为以台湾本省新生代为主力的反对派政治运动发展成为公开的较大规模的街头暴力冲突，即“中掘事件”和“高雄事件”。但这两个暴力事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政权的稳定，而且斗争的性质也仅局限在扩大台湾省籍的民主权力上。其规模也局限在地方上的个别城市的几万人，与韩国的民众运动相距甚远。台湾当局所以能够稳固其政权，保持相对政治稳定，其原因有三：（1）建立了一个半军事性质的威权政治体制并采取了一系列强化政策。根据台湾学者朱云汉在其《寡占经济与威权政治体制》一书中的分析，国民党权威统治的权力基础有五个要素构成：一是高度一致性的统治联盟，即国民党所维持的统治联盟的核心；二是严密的社会控制，可以有效防止任何社会部门出现自主性组织；三是灌输和塑造有利其统治地位及动员勘乱体制的意识形态；四是笼络与分化台湾本土精英；五是高度渗透的特务组织，遍布政府及社会每一角落，防止政治反对人士的形成。（2）实行经济第一主义。由于经济上的成功，因而强化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倘若无此而仅有前者是不可能实现政治稳定的。这“一方面增强台湾的生存机会，一方面使国民党被台湾人民所接受，这自然巩固了国民党威权统治。” （3）20世纪80年代以后，蒋经国政权开始放弃高压性政策，采取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的变革措施，从而从一元化政治体制向多元化政体过渡，有利于政治的稳定。 韩国是东亚地区政治稳定程度较差的国家，韩国学潮和工潮在东亚以至世界都是著名的。特别是韩国学生的民主化运动，其次数之多和程度之激烈，“在任何国家的现代史上，很难找到先例”。1960年韩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4.19革命”，大学生冲击总统府，占领国会，抢夺军火库，迫使李承晚下台；1989年5月之前的学潮中共发生近千起暴力事件，学生使用了30余万枚燃烧瓶，有62个警察署遭学生150次公开袭击。韩国要工浪潮也相当强烈，1987年6～8月发生劳资纠纷达2469起，平均每天发生20多起。1989年政府甚至动用海陆空三军力量对尉山罢工工人进行“主体作战”。那么应如何评估韩国的政治稳定总体局势呢？ （1）应肯定在朴正熙执政后至全斗焕执政的中前期的近30年中，韩国政治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朴、全统治虽然用高压方式实行集权统治，镇压了种种反抗势力，但却换来了政局的相对稳定，并集中精力搞社会生产。军事集团内部虽然也有权力之争，但它并不影响发展生产的一致目标。在他们统治期间也不时发生学潮和工潮，但均局限在有限范围之内，对立双方均较温和。表面上虽然轰轰烈烈，但却无根本上的分歧。（2）学潮和工潮对政局稳定起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本身意味着政治上的动荡并且直接或间接影响韩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据统计，仅1987年8月的工潮时韩国出口业每天的损失就达约2000万美元。同年7～9月，共损失5.39亿美元，1988年损失7.32亿美元，1989年1～3月中旬损失4.89亿美元。1989年5月1日仅某大学的一次学潮事件就有7000万元的高校财产遭到破坏。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政治稳定的加速器，没有强大的学潮和群众运动就没有朴正熙的执政，也就没有韩国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轰轰烈烈的学运换来了韩国大地的宁静。（3）韩国的有头脑的政治家们善于处理他们写群众运动的关系。他们不仅善于借助学生运动为自己服务，而且他们也往往能因势利导，化险为夷，渡过一次又一次危机，并逐步实现韩国的民主化进程。 这里应当补充说明，用强力控制取得的稳定有一定局限性。东亚威权政治下的强制型政治稳定，无疑是以损害以至牺牲某些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为代价的，有的还带有较浓烈的血腥暴力性质。 专制力量并非万能，威权主义的高压虽然能在一段时间内稳住政局，但专制本身也是社会不满的一个源泉。旧的不满和新的不满加在一起，如果没有经济发展，就会形成更大的动乱，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但全面衡量，威权政治下强制型政治稳定的积极意义或正面功能是第一位的，负面影响是第二位的。在自由与秩序二者不可得兼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宁可选择有秩序而无自由，而不选择无秩序而有自由。东亚和发展中国家的大量实践已充分说明了这点。 （二）推进经济发展的功能 东亚经济现代化发展的显著特色是威权政治充当经济现代化重要推动力，形成了所谓一种特殊的“政治推动经济的机制”。东亚经济现代化取得震惊世界的超常规现代化成就，很大程度上依靠政治层面的强大推动。倘若无这种“强政府”，落后的东亚各威权国家和地区很难设想会有日后的奇迹。东亚各威权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主导作用的角色，但在本质上却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单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是实行将政府千预与市场经济二者巧妙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统称为“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有如下两大功能： 1.经济计划化功能。 东亚威权政治推动或干预经济发展的突出功能是经济计划化功能。这是因为东亚发展中国家是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其经济基础极端落后。要想实现现代化，并赶上西方先进国家，不可能像西方内源型现代化国家，完全靠市场经济的运作和自下而上市民社会的推动，而是需要强政府自上而下的干预与推动。这种强政府的干预具体体现在很多方面，但最主要是在制定经济发展战略上。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两种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进口替代战略是以国产的必需消费品代替进口货，以求既节约外汇，又增强经济的独立性。出口导向战略，则是以发展出口加工业为主导，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被称为内向型工业化发展战略。它的基本特征是：通过一定的保护政策，发展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制造业，以本国生产的工业制成品取代进口货，为最终实现工业化奠定基础。到20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在发展中国家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发展战略。其中，拉美地区一些国家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就处在进口替代的早期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进入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升级阶段。而亚洲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东亚“四小龙”在20世纪50年代初工业化起步时，才开始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但由于它们国内和地区市场狭小，资源贫乏，到20世纪60年代初就放弃了这种发展战略，而转向出口替代或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发展中国家在实施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的实践中，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建立了一批进口替代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得到了较快发展，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结构的单一化，使产业结构逐步多样化；重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减少了对外国产品的依赖，增强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扩大了国内市场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等等。但是，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局限性，它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后果。这是因为进口替代战略为保护民族工业而对外资实行了严格的限制政策，不利于对外部资金和资源的利用，造成资金短缺，国内市场狭小，缺乏来自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能得到很快提高，因而经济效益较差。 东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四小龙”，鉴于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存在的主要弊端，从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与进口替代相比，出口导向是典型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其重点是发展出口产业，产品面向国际市场，以工业制成品来替代农矿初级产品的出口，推动本国实现工业化。在20世纪60～70年代中期，主要是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开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优点在于：有利于发展中国家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参加国际分工和交换，在国际竞争中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使工业生产持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得到不断升级，人均国民收入成倍增加。世界银行在1987年发展报告中，曾就出口导向型经济和进口替代经济进行过比较，并得出结论：外向型经济优于内向型经济，认为外向型经济不仅有利于就业的扩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有利于工业化水平的提高。 对发展战略选择的不同，便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内向型和外向型两种发展模式。前者是以拉美为代表实施以进口替代为主要内容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后者以东亚“四小龙”为代表，是以出口导向为主要内容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东亚与拉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两种模式实施的效果看，一般认为，东亚模式是“成功”的，而拉美模式被认为是“失败”的。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比较分析之后认为：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根据本地情况和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及世界产业结构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直接向出口导向初级阶段过渡，将那些原来供给本地市场的非耐用消费品用于出口。而拉美则从进口替代初级阶段向进口替代的第二阶段发展，即从一般消费品的进口替代转向耐用消费品的进口替代，从轻工业品的进口替代转向部分重工业的进口替代，在这一阶段仍对民族工业实施保护政策。东亚是通过出口导向来实现工业化的，而拉美则是通过进口替代来实现工业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方面由于较早地实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战略，吸引和利用外资效益较好；另一方面，本地的高储蓄率形成了高资金积累，从而保证了高投资率。东亚在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率都在30%以上。而拉美国家则侧重于向国外借款，以致形成远远超出偿还能力的巨额外债，加上对外债使用管理不当，偿债能力急剧下降，造成债务危机。东亚在实行进口替代时仍能够重视农业，而拉美则重工轻农。东亚对民族工业的保护程度也低于拉美。东亚国家和地区注重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而拉美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化较为缓慢。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各个不同时期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产业发展动向，不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2.0世纪60年代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转向开发资本密集型产业，到80年代进一步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发展。而拉美国家在战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其产业结构没有明显的逐步升级现象，拉美的大部分国家仍属于资源开发型的产业结构。过去历史上形成的一两种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为主的产业结构尚未根本改变。东亚国家和地区在高增长的同时，注意将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较低水平。拉美国家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措施不力，形成了恶性通货膨胀，破坏了市场机制的正常发挥。 2.培植、完善市场的功能。 东亚“四小龙”在启动现代化之时，面临着与西方发达国家当初相比大不相同的历史条件：生产力水平低，自然资源匮乏；市场主体不发育，市场力量弱小，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结构残缺，资金缺少，信息不灵，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等种种因素制约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实现。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自发的行为和作用，显然无法有效地推进工业化和实现经济迅速增长。正因为如此，威权政府发挥着培植市场经济功能的作用。视经济发展为首要任务且坚持市场经济导向的东亚各威权国家政府，不约而同地把培植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作为政府发挥经济功能的关键着力点，而威权政治所赋予的强大国家能力为政府充分发挥这一作用提供了条件。在理论层次上表现为一种“市场理性”（Market rationalism），即政府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的干预，扮演市场的“培植者”和“引导者”角色。中国台湾经济学家李国鼎先生形象地说：“牢固、强大的官僚政治和中央集权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目的就是“帮助经济的各部分首先站起来，然后学会走路，再放手让他们自己走。” 东亚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在于，私营企业力量薄弱，市场尤其是生产要素市场发育程度低，交易活动欠缺规范，从而使市场机制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政府必须在担负培育市场主体——企业成长职能的同时，大力培育生产要素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以便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条件。其中重要的有两项。 （1）为市场发育、形成完善的市场体系创造良好的条件。由于历史原因，东亚地区市场化的进程十分缓慢。因此东亚各威权国家政府把培育市场作为政府发挥能动主导作用的重要内容，采取多种措施力促市场的发育和发展。其中包括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通过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推动本国市场的发展；有步骤地消除价格扭曲现象，逐步建立起由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大力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促进有关改善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市场的制度和设施的发展，为市场活动提供良好的服务。由于政府以强有力的手段来加强市场的运转；东亚各威权国家（地区）的市场发育和发展，超越了西方发达国家市场演进中的许多阶段，在较短的时间内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基本构架。 （2）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配置资源的职能，以国家的力量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在市场机制尚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的替代活动，主要表现为政府选择和确定某些具有动态比较优势和示范效应的现代产业部门，运用政权力量影响其要素投入和配置状况，以促其发展。并且通过各种措施，促进农业等部门的发展。其措施包括：兴办国营企业并使其有效地运转；干预生产要素的价格以刺激现代产业部门和农业的发展；通过财政补贴、信贷分配、税制优惠、进口限制等办法，引导私人部门投资于经济发展急需和潜在收益率较高的项目，或通过经营许可、价格限制等办法，防止私人部门中的过度竞争。政府替代配置资源和规制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向，弥补了工业化之初市场不发达的缺陷，对于东亚经济发展特别是现代产业部门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东亚威权政治的局限性 威权政治在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起飞阶段功效显赫，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然而，威权政治却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一些局限性。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威权政治的积极作用大于负面效应的话，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威权政治的内在危害和负面影响则日趋明显。其中，最突出表现在下述两个大的方面： （一）危害市场经济的运行 如前所述，东亚现代化是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政府主导行为乃是理解东亚经济现代化成功的关键。然而，东亚经济发展中过多的政府干预行为，也产生了负面的消极影响和危害。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种危害也就暴露得愈益突出。 1.政府过多扶持和保护企业，严重削弱了企业自身竞争和生存能力。 为扶持弱小的民族经济，东亚各国政府总是采取大力扶植和保护政策，否则企业无法在短时期内成长为发达的市场主体，更无法在与外国资本的国际市场竞争中立足。但是，随着市场的发育和经济的成长，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保护性助力已逐渐成为制约其发展的障碍，无疑应当逐步收回其行政功能，让企业成为真正自由的市场主体。然而，政府却很难及时地收回。因为在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与企业之间已达成了一种互惠性的制度安排的特殊关系。由于利益上的相互交织，政府很难从业已形成的关系中抽身。贾都强博士认为，政府长期以来对企业采取的过多的扶植和保护，使企业在市场制度中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蒙受侵害，企业像一个被宠惯了的孩子，习惯于呆在政府的羽翼下，竞争意识和危机意识不足，缺乏解决自身问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而政府则变得有点像企业的“人质”。这样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打了折扣，在世界市场上抵御风险的能力下降了。韩国是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证。韩国大企业大部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银行贷款，排名前30位的大财团自身资本比率仅为18.2%。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在政府的保护下，习惯于政府的优惠和照顾，从而导致了政府保护和企业依赖的恶性循环。在他们看来，拖欠的银行贷款越多市场占有率越大，企业的经营扩张速度也就越快，其生存和发展也就越有保障，因为政府必须为其生存和发展进行担保。正是由于这种情况，造成韩国大企业虚假的泡沫繁荣，实际上却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公开竞争，特别是在金融危机风暴来临时，这一缺陷便会暴露无疑。 2.损害市场制度原则，危及市场作用。 与西方发达国家健全的市场机制不同，东亚威权政府是在市场体系发育残缺不全的情况下发挥作用的。政府一方面积极培育市场，同时也往往替代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这种政府替代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固然可以发挥其积极作用，然而，“内在的悖论是在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的政府替代本身也构成对自由市场因素的压制。尤其是当市场机制已经接近发育成熟之时，政府替代还不能适时‘功成身退’的话，那么危害就大了。”其具体危害在于：行政配置资源，造成市场需求信息、价格等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自主性；行政机构掌控银行信贷和外国贷款的分配，过多的政府性贷款和奖励等政策措施，固然保证了国家实施经济战略和计划的能力，但也破坏了资本自由化、市场平等交换、自由竞争等项市场原则。这种负面影响如不能抑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势必与政府当初干预经济的初衷相违背，有损于市场经济机制正常发挥作用。东亚的实践证明：政府理性作用的结果增加了社会福利的总和。然而，政府的理性毕竟是有限度的。政府由官员组成，政府决策由官员来决定，而政府官员实际决策时受到自身理性能力、复杂的、不确定的环境影响以及自身利益的种种制约，致使政府的干预并不能做到完全体现“社会福利”和“全民利益”。因此，政府的干预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有着失当的可能性。从东亚威权国家的情况来看，危害主要来自于政府行政权力对经济生活的过分介入和干预。 政府过分干预经济运行而产生的种种弊端，正是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带有决定性的原因之一。由于东亚发展“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长期以来存在着政府行政权力过分介入市场和企业经营活动的弊端。市场受到扭曲，企业为此承受的代价是企业竞争能力和自主抵御风险能力的下降，从而在金融风波袭来之时，企业无力迎接挑战，迅速败下阵来。即使一些声名赫赫的企业也陷入危机的泥潭中不能自拔，纷纷倒闭。 （二）务滋生腐败流弊 腐败按亨廷顿下的定义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败在经济上又可称作为“寻租活动”即个人或企业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贿赂政府和政府官员，以扩大产品或服务价格与真实成本之间的差额，增大自己的利润收入。腐败无疑是金钱与权力联姻的结果。当权力被滥用于为个人谋取私利时，腐败就发生了。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戈里·贝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因政府介入了经济，才衍生了腐败，介入越多，贪污贿赂就越严重，哪个国家都如此。但现实中，东亚发展中国家寻租活动要比西方发达国家猖獗得多。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介入经济生活的强度较小，多注重从事宏观经济运行的调节，对微观市场运作的干预不多，寻租活动发生的机会相对较少。同时发达国家是民主政体，法律又比较完善，形成了健全的监督机制和强大社会的外在约束力量，从而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政府腐败行为的泛滥。而在东亚实行威权政治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则不同。 1.威权政治是以高度的集权为特征，政治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或少数人手中，缺乏对权力的强有力的外在监督制约机制，加上法制既不全又不严，以及政府官员素质和职业道德一般比较低下，经不起金钱的诱惑，导致腐败丛生。国家最高层领导人往往是腐败的集中代表。在菲律宾，马科斯凭恃绝对权力，在长达10年多的军事独裁统治过程中，聚财敛富高达300亿美元之巨，号称菲律宾最大腐败者。在印尼，苏哈托执掌印尼权柄长达33年，在执政后期，把权力当作自家敛富聚财的“聚宝盆”。苏哈托已成为东政治领导人腐败之最。美国中情局的秘密调査材料认为，早在10年前，该家族的资产总值就已达300亿美元，苏哈托下台前，其数目应增长到400亿美元。在韩国，全斗焕和卢泰愚两届总统大权独揽，收受企业界巨额贿赂，发生了震惊韩国的“政治黑金”丑闻。卢泰愚执政5年期间，从30多家国内财阀那里收取了多达5000亿韩元（约合6.25亿美元）“政治资金”。 2.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既过广又过深，既从宏观上进行指导，也介入微观的市场和企业的经营活动，政府经济职能的扩大化在客观上为寻租活动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条件。再加上集中而强大的权力，因而比一般政治体制更容易滋生腐败现象。在泰国、印尼、菲律宾、韩国等国，寻租现象也十分普遍。几乎每位政治家都同银行和企业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乎每家银行，每个投资项目后都有政治家的支持。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生活，企业家不得不依赖政府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在政府掌握税收、金融等所有政策手段的情况下，企业的生存战略只能是顺从政治权力。企业如果不能参与政府给予优惠政策发展的项目，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被淘汰。韩国在20世纪60、70年代，企业之间围绕取得政府贷款而展开的竞争十分激烈。当时，韩国银行的利率高达25%～30%，而贷款利息只有5%～6%，如果能够获得政府贷款，对企业的发展自然十分有利，因此，企业为获得优惠贷款的利益即“租金”，便向政府官员行贿。政府和官员则利用手中的行政决策权和资源分配权与寻租企业分享“利润”，接受“酬谢”，这在当时已成惯例。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名声很响的韩国三星集团到20世纪60、70年代发展速度减慢，在韩国十大企业中的排名也一度降到第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与政界的关系相对比较疏远。联系到亚洲金融危机，其危害更加清楚。“从表面上看，金融危机是由金融机关的坏账导致的，其实腐败的官僚体制是其内在的动因。” 第四节 东亚威权主义政治的转型 这里所说的“政治转型”是指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飞跃过程。这种过程一般也称为“民主化进程”。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中国的台湾、韩国、泰国等许多东亚威权政治体制均先后步入了转型期，各威权主义国家和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形成了一股民主化潮流。这一浪潮成为世界民主化第三次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亨廷顿的分析，世界民主化有三次大浪潮：第一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828～1026年，从美国扩大选举权开始，约29个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第二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943～1962年，从盟军在二战中的胜利开始，约36个国家开始了民主化；第三次民主浪潮出现于1974年开始的20世纪末期，从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等南欧国家推翻独裁政权开始，民主化再次席卷全球。威权体制向民主政治体制转型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上的重大发展和转折，这一新的重大发展趋势，已引起了全世界广泛瞩目。东亚“新兴民主国家”（New democracies）已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第三世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模式。 一、东亚民主政治转化的杨志 （一）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 东亚的多数威权政治国家的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化的一个突出方面，表现在军人相继退出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由新的文人政府取代，并大都进行了军队职业化的改革，使军队成为为文官政府控制下的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韩国，1993年，金泳三作为第一个民选的文人总统上台，结束了军人长期主导韩国政治的历史，实现了从军人政府到文人政府的转变，结束了长期军人统治的历史，开创了文人执政的新时代。在金泳三任总统的新内阁总共25位立内阁成员中，除国防部长是军人出身外，其他成员均是民间人士，这与历届内阁由军人把持的局面大相径庭。在这些新内阁成员中有5名教授、学者，2名律师，以及一些有改革倾向的议员、公务员，基本上排除了那些职业官僚、政客。对军队的成分金泳三政权也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金泳三相继撤换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各集团军司令，更换了73.3%的中将和68.3%的少将，以此清除全斗焕、卢泰愚安插在军内的“一心会”成员（“一心会”是指全斗焕以岭南出生，陆军士官学校学员为核心成立的军内秘密组织）。通过改革使军队写国家的政治活动实现了分离。因而，金泳三的上台被认为“是韩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权和平过渡”。此后，泰国、中国的台湾、印尼也相继实现了类似的转变。 （二）多觉政治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一党独大的政党政治开始呈现出向真正竞争性的多党政治发展的趋势。反对派政治运动开始复苏，并日益在公职选举和议会政坛上显示着自己的力量。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在政治转型期政党政治发生的变化比较典型。 中国的台湾长期实行一党专制，一直禁绝反对党的存在。但在1987年，国民党开放党禁后，民进党等反对党的力量和影响不断扩大。国民党在新的形势下，开始由过去的“支配性、垄断性”政党向“竞争性”政党转变。台湾社会已从一党独大走向多觉制衡，形成了一党（国民党）优势、两党（国民党和民进党）抗争、多党（70多个政党）角逐的政党斗争格局。1986年9月台湾成立民进党，1989年1月，台湾通过“人民团体组织法”，民进党由此正式取得合法地位。该党成为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其力量与日俱增。该党成立后几个月即1986年12月，参与中央民代选举，获得22%选票，且在数个选区获票最多。1992年底的立委选举中得票率达到30%以上，1993年秋天的县、市长选举得票率达到41%。1994年在台北市长选举中又一举获胜，得票率43.67%。1995年12月台湾第三届立委选举中民进党获选票33.17%，新党获12.95%。在1996年3月第九届总统大选中国民党得票率占53%，民进党占21%，新党获14.8%。1997年县市长选举中，民进党获大胜，在23个县市中，民进党在12个县市取得胜利（国民党仅占8个县市，其余3个为无党籍县市）。这标志、着台湾长期的国民党一党执政的局面已发生动摇。舆论界认为：台湾“已迎来了正式的政党政治时代”，台湾政治已逐渐走向多元政党的阶段。 新加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加强，反对党政治的社会基础在增加。在1984年大选中，反对派首次在国会中夺得了两个席位，打破了多年来人民行动党一统天下的局面。此次选举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也从1080年大选时的75.6%，下降到62.9%。在1988年9月的第六次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再次下降到61.8%。在1990年提前举行的第七次大选中，反对党在不利的条件下参选仍获得四个议席，比1988年增加了两席。反对党获得议席的增加和人民行动党赢得的支持率的下降，对于长期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来说，已形成严峻的挑战。在新形势下，新加坡领导人只好决定允许各小反对党的合法存在（除新加坡共产党），并鼓励小党候选人在有限范围内当选，提倡所谓“一个主要政党和几个小党井存”的模式。现在反对党有20个左右，其中社会党、工人党和民主党力量较强。新加坡领导人认为“这种政治哲学最能符合新加坡人的利益。”为了确保反对党的少数议席，1984年新加坡选举法修正案规定，如果反对党在大选中不能赢得至少3个席位，可以增加3个非选区议员，而非选区议员必须是来自于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最多的几个反对党。当选的非选区议员在大选中获得的选票不得少于总票数的15%。这一规定明示，执政的新加坡领导人希望在保持一党优势制的大前提下，在议员中听到不同的声音。新加坡反对党一民主行动党领导人詹时中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批评李光耀“不了解当今的新加坡”，抨击人民行动党及其继承人“总是利用我们是小国，我们易受攻击，我们是多元民族和多种语言，我们是脆弱的等借口，来证明我们不能在新加坡传播任何西方的民主。”他认为，也许20年前或25年前的新加坡的情况是如此，但现在的情况则不然，“我们已经进步到能够建立民主机构和在议会中有一个制度化的反对派的阶段。”这种情况表明，新加坡已出现了向真正竞争性的政党政治过渡的趋势。 （三）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 东亚各国家和地区大都在一定程度上通过修改宪法、加强立法机构权力等措施，加强立法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从而出现了由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的趋势。韩国在1987年的新宪法中加强了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对韩国总统权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规定总统任期只能一届，总统无权解散国会。只有经过司法认可，总统才可采取紧急措施。如果国会多数议员同意并提出要求，总统有义务解除紧急措施等等。1992年金泳三执政后又深化行政改革，政府向民间、中央向地方转移权限，实行所谓“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经过改革，韩国威权政治时期的高度集权体制发生了重要变化，行政力量得到了削弱，立法力量得到了发展，较大幅度强化了国会的权力。如恢复了国家监查权和调查权，国会的各专门委员会均设置了听证会制度，定期听取政府有关部门的工作报告，并对其进行监查；国会根据1/3以上在籍议员的要求，有权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就特殊的国家事务进行调查。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如大法官由院长提名，总统任命，法官则经法官会议同意，由院长任命，大法官和法官的任期为6年和10年等。“内阁不再能通过操纵立法院来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经济官员必须准备与立法建议的内容和推行的时间表相妥协，这样才能贯彻自己的主张。”新加坡经过四年多的研究，于1988年提出了《宪法修正白皮书》，增加了对政府制衡的条款。1990年吴作栋向国会提出了新的新加坡共和国宪法法规，其重要内容是增加民选总统的权力，实行总理与总统分权制度。新加坡还加强了国会机构的地位，从1978年起建立了政府议员制，以影响政府决策和对政府进行监督。 （四）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空前活跃 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活跃起来，较广泛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这表明国家控制社会的强度在减弱，也表明东亚威权主义国家在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韩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也达到空前的水平，韩国大财团的政治参与在东亚国家中是比较少见的。大财团采取与政府合作的方式（或是贿赂，或是游说，或是人员参与）来影响政府的决策。此外，学生的暴力示威在韩国不断发生，工会的参与也日趋活跃。1987年有1400个工会建立起来，工会会员到1988年9月达到150万，罢工和示威明显增多。20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各主要利益集团的参与则越来越规范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反对党政治和舆论监督来实现的。在台湾地区，1987年7月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体制，解禁后利益社团组织如雨后春笑般地建立起来，活动日趋频繁，“使台湾朝向回复宪政，迈前了大步”。除出现了许多反对党外，退伍军人组织了自助协会，农场主们组建了农场主协会，一些甚至向亲政府的工会“中国劳动同盟”发起挑战，组织了兄弟工会和劳动者工会等组织。在民间社团力量活跃的同时，普通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进发出来，纷纷提出各种要求和主张，具有多种不同倾向的新报刊大量问世，各种政治力量加紧争夺舆论空间。 （五）总统主幼让权或由选民直选 新加坡1991年国会正式通过民选总统法令，即总统由全体合法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6年。1993年8月，新加坡举行首次总统直选，结果前副总理57岁的王鼎昌当选为新加坡第一位民选总统，这“标志着新加坡在政府机构的民主化道路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可贵的是李光耀总理主动让贤。李光耀曾打算65岁以前离职，后经功阻，延迟到67岁。1990年11月，吴作栋正式宣誓就任新加坡第二任总理。至此，新加坡实现了建国以来两代领导人政权平稳正常的移交。李光耀早在他任总理后不久就主张尽早交班，他认识到“在还能高度机警和充分掌权的时候转交权力，我们才能确保接班人具备可以赋予权力的基本品德。紧握权力不放，直到体衰力弱才让人强行把权力夺走是无济于事的。”但李光耀坚决反对由领袖个人指派接班人的愚意做法，他认为候选人必须接受选民的审查和评判，必须履行既定的程序。经过选拔出来的未来官员和领袖人物都必须参加竞选，发表他们的政见，宣传他们的业绩，展示他们的才干，接受选民的审查和评判。只有他们在各自选区获得多数选票方能进入议会。只有进入议会的人才有资格成为高级官员。如果仅有领导人的欣赏和推荐，而无选民的认可，那是不可能担任高级领导人的。“在新加坡，受人民行动党推荐，获得领导人欣赏的候选人未通过选民这一关的不乏其人”，“这突出了人民群众对选择领导人和接班人的决定作用，避免了领袖个人由于眼界的局限而出现判断上的失误。” 韩国权力结构也发生较大变化：总统由间接选举改为直接选举，缩小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如取消了总统的非常措施权和对国会的解散权，只赋予总统以紧急财政权和紧急经济权，并明确规定了使用此权的前提条件。 在台湾地区1992年国民大会通过宪法八条修正案，把“总统”由国民大会选举改为全体人民选举，任期由6年改为4年，连选得连任一次。1996年3月23日，台湾岛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总统”直选。 二、东亚政治民主化转型的原因 对于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动因，当代许多西方政治学者倾向于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生的这场政治转型看成是政治精英们战略互动的产物，或者是政党、选民主观有意选择的结果。这种观点可以筒单概括为“主观选择论”。如朱斯蒂·帕尔马在《培育民主》一书中则宣称：“人类的愿望和行动最终将保证民主化的成功。”阿瑞德·李帕特则宣称：“民主政治不仅仅是生长于社会经济和文化土壤上的一朵鲜花，它还另有自己独立的生命。”但像亨廷顿这样的学者则从更宽阔的领域客观和全面分析。他在新作《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民主化的原因归结为下列各方面：国家政权政治合法性的衰败和政绩困局；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外部势力的影响，如美国、苏联政策的变化；先行走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对后来者的示范效应等。亨廷顿的分析虽然是针对全球民主化的动因而言，但对于解释东亚威权国家政治转型的原因无疑有重要启发意义。特别是前两个方面乃是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诸多动因中的两大关键要素。 （一）关于“国家政权政治合法性的衰败和政绩困局”问题 一个政权是否拥有合法性，是决定这一政权存亡和是否拥有权威的关键。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分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不同的合法性基础：理性基础、传统基础和超凡魅力（Charismatic，音译为“卡里斯玛”）。威权政治的集权统治主要是建立在后两种合法性基础上的，东亚威权政权的权威主要体现为传统性权威和“卡里斯玛”权威的统一。而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合法性一般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是一种法理性的权威。东亚威权主义政权的合法性，如前所述，是建筑在推翻原本遭到民众唾弃的民主政体基础之上，这种民主政权由于无力实现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经济发展，很快退出当时历史舞台。因而，威权主义政权应运而生，借此迎合民众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获得合法性。威权主义政权能够合法存在几十年，主要取决于其将民族主义和经济发展作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以允诺民族振兴、国家现代化、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来换取公众对威权政治统治的认可。这种合法性无疑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并不具备长期性，更不具备永久性。亨廷顿把这种合法性称作“负面合法性”（Negative Legitimacy）。其实，按笔者的理解应称作“有限度合法性”。然而，这种负面或有限“合法性”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不可避免地逐渐褪色，而最终失去合法性。因此，决不能把集权政治永久化、“合法化”。 其原因在于：（1）人民之所以能容忍甚至要求建立集权政府，自的无非是指望这样的强有力政府去发展经济，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此，人民宁肯暂时出让民主权利，实行威权制。然而，“一旦那个目标达到，人民便理所当然地要收回他们暂时转让出去的民主权利，而且，随着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的提高，这种政治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永久垄断和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同时，政府要充分认识这种集权制的暂时性、不可靠性和危险性，必须在爆炸之前疏通排气阀”。一位韩国学者曾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韩国的状况：“尽管它（威权主义）作为一个曾适合于韩国的行得通，的政治制度，或许也曾对韩国社会发展做出过一些贡献，现在却显然已被韩国民众拒绝接受了。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是如此迫切和强烈，以致于那些威权主义统治的支持者也开始承认民主化是不可逆转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的威权主义政权除非转向民主政治，以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其政治统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有被民众推翻的危险。（2）威权政府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缺少监督的权力很容易走向腐败或出现重大的决策错误。“国家利益型集权”一旦脱变为“个人利益型集权”或出现重大失误，其危害将超过一切社会动乱。即使有的国家如新加坡，有一个贤明的权威领袖正确地行使集权，但也不能保证这种政权的永久合法性。“这种贤明权威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历史偶然性。如果没有形成选择贤明权威领袖的民主机制，谁能保证他的继任者们永远贤明，而不会出现昏庸的暴君呢？”东亚国家和地区威权主义政权的发展事实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上面的论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东亚经济现代化的进展，民众的政治意识觉醒，加之政治腐败泛滥并日益引起公愤，民众遂要求加强法制和对权力实行监督，要求获得被威权政治长期压抑的民主政治权利，要求将人格化的权威变成现代法理性的权威，威权政治的合法性便陷入了危机。但值得庆幸的是，东亚的一部分威权主义政权的领导者如新加坡、中国的台湾、韩国等主动地开启政治民主化的改革，采取较为自觉的行动。这种主动行动与民众政治参与的压力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从而使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从而实现了从威权主义到民主化的“软着陆”。新加坡新领导人吴作栋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我们的国会制度本身运作得这么好，应归功于当政者的素质及良好的品格，而不是制度本身的优点。“我们应慎重地为政治制度引入制衡的制度，不应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恋我们，在未来的30年仍会有又英明又正直的政府出现。”新加坡也逐渐走上民主化的进程。台湾蒋经国在1986年指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在变，因应这种变迁，执政党必须以新的观念、新的做法，在民主宪政体制的基础上，推进新措施。惟有如此，才能与时代潮流相结合，才能与民众永远在一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蒋经国解除了在台湾实行了30多年的军事戒严，将台湾威权政治导入了转型期。然而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一小部分威权政权，如菲律宾、泰国、印尼虽然最终也走上了政治民主化之路，但付出了较高的代价。总之，东亚威权政治的转型存在着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 （二）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坚实基础 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现代化发展已取得相当成就，改变了东亚的社会阶级结构，形成了市民社会及其相应的政治参与意识，为威权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经济现代化的推动力主要来自政治层面，那么，这之后发生的政治转型的动力则主要来自经济层面。东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后，经济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市民社会基本形成，从而为实观从威权政治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这突出体现在中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上。一个“庞大的都市中产阶级才是在1987年迫使政治步入民主的最重要因素。”“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脱颖而出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快速成长中长大成人。”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消蚀着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量。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思维观念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 中国的台湾中产阶级的组成包括政府和官营企事业部门的中上级公职人员、中小型企业主及企管人员和科技、教育、文化事业领域的知识分子群体。台湾经济高涨的六、七十年代是台湾中产阶级的兴盛期。到1972年，中小企业由1945年的12.7万家猛增至60多万家，占企业总数的95%以上，所属员工占就业人口的75%，产值占国民总产值的60%以上。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大大扩充了中产阶级的队伍。根据1985年的台湾劳动力统计资料，中产阶级约合计228.7万人，占就业总人口756.5万人的27%，连同家属683万多人，占全社会总人口的36%。韩国近年来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分化，中间阶级日趋扩大。据统计，韩国的中产阶级已占全国人口的近60%，成为韩国社会变革运动的重要力量。 在中产阶级发展的同时，东亚社会人口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教育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公众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能力。中国台湾在20世纪40年代，人口的识字率不到30%。国民党政权迁台后，1968年以前，实行六年义务教育，1968年以后，实行九年义务教育。1981年，台湾的各级各类学校总数达到5036所，比1952年增长了1.8倍，在校学生数也增至450多万。20世纪50年代，台湾6岁以上的文盲率为36%，到1985年降为8.4%；1952年，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口比率仅为10.2%，到1980年，已上升到44%。韩国从1981年到1991年，全国高等院校在校生人数由602万人增加到1340万人。韩国适龄青年的大学入学率已经超过50%，仅次于美国和日本而居世界第3位，进入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时代”。现代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无疑也有利于促进公众民主权利的形成，激发和强化着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国家前途和良族的昌盛积极地参与竞争，力图对政治施加自己的影响，参与型民主政治的文化也就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孕育和成长起来。” 三、东亚民主化进程的特点 相对第三世界各国政治转型的艰难曲折复杂过程，东亚转型比较顺利，没有发生重大的转折。当然目前不能说东亚政治转形已经完成。实际上，有些国家的政治转型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但到目前为止，东亚政治转型的雏形已见端倪，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已初步或大体上确立。这是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志。东亚民主化进程的特点如下： （一）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政治转型，大多数通过威权政治精英发幼政治改革而实现 由于这一改革过程由威权政府较主动地发起，改革的过程处在威权政府的控制之下和平与平稳进行。虽然个别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过激烈甚至是军事上的流血事件，如菲律宾出现过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活动和军事政变，泰国发生了军人政府镇压示威者的流血事件，但这只是少数特殊个案，而且，暴力层级不高，时间也很短暂。就总体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其政治转型是按正常的选举渠道逐步实现的。这种和平性往往又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结合。从民主化整个演进过程来看，“最初的动力首先来自民间、来自社会结构的改变，利益的多元东里几个国家和地区除新加坡外，大都经过相当规模的群众的街头运动，甚至较大的冲突和部分暴力事件。在群众运动和反对党的推动下，领导人逐渐由被动而转为主动，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变革维新举措，这样经过上下结合，导致政治转型的效应。亨廷顿把第三波民主化的特征归纳为”妥协、选举和非暴力。 （二）东亚民主化具体进程存在着差异，存在不均衡的特点 从转型的力度和变化的幅度来看，中国台湾、韩国、菲律宾、泰国较大，新加坡、马来西亚居中，印尼最小。从转型期的政治运作情况来看，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相对要好一些。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东亚威权各国和地区现代化水平存在重大差距。台、韩、新已经跨入“新兴工业化”的行列，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东盟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写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国家越是富裕，坚持民主的可能性相对越大。”因此，台（中国）、韩、新等转型的过程和转型期政治运作的情况相对较为良好。另外，东亚民主转型的不平衡性也与政治转型前威权国家的政治状况相关。韩国、泰国等国军人政府转型前对社会的控制程度高，一旦进入转型期，短时期内会发生显著的变化。相反新加坡和马来西业等文人集权国家，原先就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政治参与的机制，对民主化的压力起到某种缓冲作用，政治转型的步伐反而不如军人集权国家快。印尼的情况较为特殊，苏哈托长期把持政权，直至1999年苏哈托迫于民众压力被迫辞职和哈比比出任新总统后，印尼政治才发生了变化。 （三）渐进性与初级性 所谓“渐进性”指政治转型并非一步到位，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般都是经历了几任领导人有步骤的、连续的、稳妥的改革，逐渐使政治体制转向民主政治。表面上其变迁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实际上始自战后起至今已近半个世纪，而且以后还有长远的路要走。这种过程“没有人预先设计，更不是按照某种规律有计划地进行，而是一个随机的过程。”所以往往超出常规和人们的想象。而且由于各国和地区情况的不同，变迁的程度、方式均不同。 所谓“初级性”是指东亚转型后的民主政体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当不成熟，也就是说，存在着诸多反民主的现象和弊端。这里仅以中国的台湾为例。台湾民主化进程被西方称之为“楷模”，但它民主化虽然表面上轰轰烈烈，却弊端甚多。例如：台湾最高领导人李登辉大权独揽。台湾“宪政改革”后“总统”权力过度膨胀，违背五权宪法中的权力制衡原则，成为所谓“巨无霸总统”。在国民党党内，“只要与高层意见不合，就会受到冷落与排斥，以至被清除出党”。李登辉的所谓“戒急用忍”大陆政策尽管遭到民间工商界和民众的反对，但他却仍然拒不更改，一意孤行。这种准独裁式的统治作风，无疑是传统集权社会的后遗症。东海大学教授王业立在台《联合报》上著文说“如果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真的如同台北的政治人物所沾沾自喜的，已经进入所谓的‘民主巩固’时期，那么，今年的基层公职人员选举，恐怕只能证明，台湾的草根民主，可能仍然处于‘低开发度’的阶段”。 （四）“黑金政治”严重污染民主政治 所谓黑金政治，广义上是指官商勾结、黑金勾结、黑白勾结与政治腐败等种种政治黑暗现象。狭义而言，黑金政治是指黑道通过漂白，进入权力机构，或与权力结合形成的一种黑白共治的政治现象。中国的台湾是黑金政治东亚最为典型的地方，1997年5月，100多个社会团体组织在台北发布的示威宣言中写到，我们要在这里呼喊，是要警告现今以及未来的当权者以及争权的政客，政治不是你们的游戏，而是我们的鲜血与眼泪！我们要控诉当权以及争权的政客：你们所带领的拜金主义、“钱多就好”主义，已经成功地建立起黑、金、政的挂钩，已经破坏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要郑重地宣告：当一个政府辜负了人民的托付，它就必须交出人民所托付的职务！东海大学教授王业立1998年初在台《联合报》上著文揭露说，1998年的基层选举“可以说是集所有过去恶质化选举之大成。买票、绑樁、黑金、暴力恐吓、勒索无一而缺，再加上幽灵人口、黑道参选之踊跃，再度创下台湾选举史上之新高”。黑金问题在2000年3月的大选中，再度成为选战中的热门话题，向来标榜反黑金的民进党，该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被人揭发涉嫌敲诈、索贿，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元。 台湾地区黑金政治的一大特色是黑道猖獗。台湾前“法务部长”廖正豪在1996年一次“立法院”质询中首度公开表示，有黑道背景的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约占其民意代表总数的1/3，省市级黑道民意代表超过其总数的1/4，“中央级”黑道民意代表则占其总数的1/10～1/20。他进一步表示，500位“中央民代”中，约有50位具有黑道背景；175位省市民意代表中，有近40位具有黑道背景；850多位县市及乡镇市民意代表中，有286人有黑底。台湾黑道与政治结盟最为普遍的方式是，黑道通过身份“漂白”直接参加选举，进入政坛。按黑道漂白说法即：“先当兄弟，再当议员”。“兄弟”就是台湾黑社会分子的通常称呼。“漂白”就是通过选举进入权力体系，即用合法的政治身份掩盖其不法的黑道身份。这些道上兄弟采取的办法就是运用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掌握的地方票源帮助国民党进行选举，以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国民党则报之以李，提名或支持“选举有功”的黑道兄弟竞选民意代表或地方行政首长。黑道漂白的策略是步步为营：先参选最基层的村里长，以此建立群众基础；然后参选乡镇市民代表；下一步便是争取参选有相当影响力的县市议员，进入权力机构；实力再雄厚者便可争取当选“省议员”与“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如前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前高雄县议会”议长“吴鹤松、台中县议会现任”议长“颜清标、高雄市议会现任”副议长“蔡松雄与”立法院“的罗福助、陈明文、施台生等，均是各级议会颇具影响力的黑道老大。议会是最重要的监督机构，但在台湾，议会却成为黑道人物积极争取的目标。黑道人物纷纷进入各级民主机构，大有所谓”黑道遮断议会半壁江山“之势。1999年9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公开表示，目前五成民意代表与黑道有关。台湾不仅地方民意机构日益黑化，而且”中央级“民意机构也成为黑道角逐的目标。据媒体报道，全面直选后的各届”立法院“一般均有10位左右的黑道”立法委员“其中有几位黑道”立法委员“竟连选连中。在第三届”立法委员“选举中，黑道老大罗福助在台北县竟然击败众多国民党与民进党知名政治人物，当选新科”立法委员“在台湾引起极大的震撼，标志着黑道进入”中央级“议会”立法院“连任三届”立法委员的林明义，也被认为是黑道老大。 林明义，1954年出生在云林县，曾是黑道兄弟，道上绰号为“小林”，有多项犯罪前科，曾被警方通缉。国民党与黑社会势力结合，在历史上就一直存在，在大陆战败退居台湾后，同黑道关系一度有所减弱。但国民党又重操旧业，特别在李登辉上台后，则变本加厉。由于他的纵容与包庇，黑道势力在岛内日益坐大，成为政权体系的一部分，实行“黑道治国”。有学者指出，在蒋氏统治时代，虽然也收买所谓的地方派系势力（其实这就是地方的黑白两道势力），以加强统治的正当性，但至少这些地方势力还在政权控制范围内，不敢与当权者称兄道弟，左搂右抱。可是到了李登辉时代，他结合本地土豪劣绅，引进黑道势力，扫除了蒋家权贵势力，使中国国民党变成了本土化的台湾国民党，那些土豪劣绅、黑道大哥纷纷摇身变成正当的统治者之一。李登辉无疑是台湾黑金政治的始作俑者，也是黑金政治的大后台，有“黑金总统”之称。李登辉供认不讳说，“黑道古今中外都有，不独台湾才有，社会自由化了，各种力量都可以出来。”李登辉甚至公然与黑道老大密切公开交往，一些身兼黑白两道的老大经常将与李登辉的合影挂在自己家的客厅中。李登辉的一位亲信、前“监察院院长”曾公开说：当政者应容忍某种程度的金权黑权存在，金权黑权是巨大的社会力，对政权的取得与维持有帮助。他还进一步表示，站在民主政治立场，黑社会分子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宪法所赋予之一切基本人权，包括选举与被选举权及参加政党从事政治活动之权利。既是如此，黑社会分子只要没有被法律制裁剥夺公权，而同时又拥有足够的民众基础，则其被提名与被选为各级民意代表，乃是民主政治之当然现象。总之，黑金政治已成为台湾民主社会发展的一个毒瘤，要根治黑金政治并非容易，要走的路无疑还很漫长。 （五）民主化进程将经历长期过程 原因在于：（1）现代民主在西方发展、演变和成熟经历了一百多年的长期历程。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并不是在西欧现代化一开始时就定了型的。英国用了近一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中期几次议会改革之后，才确立了基本的民主宪政制度。实际上，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到20世纪上半期才最终完成。美国民主制的最终完善也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1965年黑人的民主权利才全面被确认）。“在这一漫长过程中，民主制逐步修改、补充和完善；人们也在这一漫长过程中逐渐学习、适应和实践。当人们自觉地把这一制度当成天经地义的政治规则和传统时，这种制度才不大可能造成动乱。可以想象，在东亚这些前殖民地刚刚独立之后，还不知道民主为何物的时候，要实施极完善的民主制，其结果只能是动荡和混乱。正如不懂足球规则的人踢足球一样，他们也仿照人家画了场地，请来裁判，组成两个球队，但开赛之后便乱作一团。由此看来，东亚人，不论是政治家和老百姓，要实行民主，则需要时间来学习、适应、掌握”。当然，东亚民主化进程由于有成熟的西方民主制为棺模可以缩短其进程，但要走出一条适合国情的民主化模式并非短期所能完成的。（2）东亚威权国家政治转型的任务远未完成，这些国家虽都正处在实现由威权体制向议会民主政治体制的转变之中，即使转型较快的韩、台（中国）、菲、泰等的现行政治体制也还存在不少问题，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政治还有很大距离。旧威权政治的残余还将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影响政治转型的进展。长期的行政集权体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东亚国家政府领导人和行政机构的权力仍然很大。如新加坡政治体制中，内阁仍然是人民行动党成员的天下，反对党力量极为有限，人民行动党仍然是新加坡无可动摇的执政党。此外，现在实行的多党议会民主政治尚不够规范和成熟。东亚民主政体刚刚建立10多年时间，还有许多问题要不断补充、完善，非几朝几夕能够完成。这些情况表明，不仅摆脱原威权政治有一段路要走，而且创建新民主体制更需要较长路程。 （六）东亚将创造出有别西方民主的“亚洲民主”模式 目前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政治体制均是以西方议会多党民主制为蓝本的，但这不能得出未来这些东国家的政治体制模式和西方完全一样的结论。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是一种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形式，但并非惟一的形式。任何一种政治体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须与一定的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有机契合，才会有鲜活的生命力。民主可以被人为移植，但它必须适合自己的土壤，否则必将会枯萎、死亡。李光耀说：“亚洲人所重视的东西未必就是美国人或欧洲人所重视的。”“没有人可以忽祝一个社会历史、文化和背景，几千年来，各社会都各自以不同的速度和不同的方式发展。他们的理想与标准也各不相同。20世纪末期的欧美标准并不是放之因海而皆准的标准。”韩国总统金大中提出了“探究亚洲社会的传统力量如何为更好的民主政体制造条件”的问题。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则强调马来西亚的民族特性，提出“在国民团结和社会凝聚力方面，在经济方面，在社会正义、政治稳定、政府制度、生活质量、社会和精神价值、民族自豪感和信心”等各个方面，都“应当成为自己模式的发达国家。” 关于亚洲民主问题近年来已成为亚洲学者和其他国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新加坡驻美大使陈庆珠教授曾专门撰文论证“亚洲民主模式”。她在分析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民主制建立和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得到结论，认为亚洲“确实存在一种新型民主，即亚洲的民主”。亚洲模式的民主不同于英美式的民主。这种民主是“包含了一系列在亚洲各民主制度中常见的特点的民主”。这些特点包括：（1）“集体意识”（Communitarian Sense），即认为个人是团体或社会的一分子，而非说“个人是民主和社会的中心部分”。它强调共同的利益而非个人权力。（2）接受和服从权威和等级制。“虽然对于政权和当权者的反对也并非不存在，但它显然不是一个常见现象”。（3）实行“统治政党制度”（Dominant Party system），即指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政党可掌权20～30年甚至更长。 （4）存在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和一个强大的干预的国家政府。陈教授的说法当然主要指的是新加坡的政治模式。它是否成为亚洲新型政治民主模式，有待研究和深入探讨。但考虑到东亚历史传统文化因素以及其他政治经济发展特点等因素的作用，可以预计东亚未来的政治模式，不可能是完全的“西方模式的翻版”，而更有可能是一种新型政治模式，或是融合东西方政治文明的一种综合政治模式。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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