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亚特征与崛起

  • 发布时间:2017-10-17 21:09 浏览:加载中
  • 东亚特征与崛起


      第一节 东亚概念与特征

      一、关于“东方”与“东亚”概念

      “东方”英文为Orient或East,与“西方”Occident或West相对应。但哪些地区和国家属于东方,其范围并不明确,有种种说法。

      1.古代中国的说法。“东方”专指中国东部的日本、朝鲜,把日本人称为“东洋人”。“西方”则专指位于中国西部、西南部的印度等地区和国家。唐代高僧玄类去印度取佛经叫去“西天取经”,描写唐僧西天取经的小说为《西游记》。明朝时中国的航海家郑和,则以“下西洋”著称。这里的“西洋”无疑指南洋、印度、阿拉伯、非洲东部等地区。由此观之,这种东西方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来界定的。

      2.地理学的说法。东方即所谓东半球。地理学将子午线以东的半个地球称为东方,其中包括欧、亚、非三洲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制图学上把西经20°以东至东经160。的半个地球称为东半球。

      3.西方人的习惯说法。他们把西亚、北非、东北亚(中国、日本、蒙古、朝鲜)、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称为东方。在西方,自16~17世纪有专门从事“东方学”的研究,其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日本、印度、埃及在内的东方国家的社会历史、语言学以及物质、精神文化诸学科。18世纪以来,东方学不断发展。他们的这种习惯说法也被世界各国学者所采用。如日本学者中村元先生把东方思想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印度、中国、日本和中国的西藏。

      4.共产国际、列宁斯大林等的说法。他们把东方与世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同起来,使东方具有浓厚的政治涵义。1921年在苏联专门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该大学共分30个班,学员一部分来自苏联东部的一些共和国,大部分来自躯非拉殖民地和附属国。1922年,共产国际专门通过了《东方间题》的决议,它所说的东方就是指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即战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1925年斯大林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发表长篇讲话,多次把东方与殖民地附属国并提,而且还将东方殖民地分为三种类型国家:①工业完全不发达的国家,如摩洛哥;②工业不大发达的国家,如中国和埃及;③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如印度。这种说法曾为我国学者所沿用。

      5.人们对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的说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形成了对立的两大阵管和对立的意识形态,人们往往称社会主义阵营为东方,帝国主义阵营为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东方的概念也相应地发生变化。现在的东方概念一般指前苏联及其东欧的一些盟国,而不包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指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第三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则独立于东西方之间,称为南方(与北部发达的欧洲、美国、日本相对而言的发展中国家)。

      从上述种种说法中看出,东方概念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其间差异颇大。本书主张按照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界定。广义上的东方指与西方相对应的,整个亚洲和部分非洲。从狭义上理解则专指亚洲东部地区,包括中国、日本、蒙古、朝鲜和整个东南亚地区。后者与所谓东概念相一致。

      “东亚”,英文East Asia,无疑比广义上的“东方”概念所属地域范围要小。顾名思义,在亚洲的东部,或东部洲。但它到底涵盖哪些国家和地区,并无精确说法或统一说法。

      一种说法是西方人的“远东”概念,与“东方”概念混同或相接近。这种说法一般是指除“中东”以外的亚洲地区,包括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几个地区。但“远东”是西方人过去惯用的说法,明显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现已逐渐被世人特别是东方人所抛弃。但“远东”所涵盖的地域仍被中外人士所沿用。如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教授在他的名著《现代化新论》中认为,“东躯泛指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这个地区以两大东方古典文明——儒教文明与佛教文明——印度教文明著称于世。”第二种说法,单指东北亚,如中国《辞海》中的解释:“东亚,指亚洲东部,通常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和蒙古”。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一些学术著作也相当一部分持这种说法。如戴逸等著《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中,“东巫”就界定为“亚洲东部通常包括日本、朝鲜、中国和蒙古”。

      第三种说法,指东北亚、东南亚两个区域的总和。持这种看法者似乎比较多。国外特别是西方学者也多持这种说法,他们把东亚地区称之为“新兴工业化国家”(NICs)。目前有关东亚模式的论著,如彼得·伯格编著的《东亚发展模式》(英文版1988年)就是如此。美国费正清、赖肖尔的名著《中国:传统与变革》第一章中还专门论证了“东亚”概念。也是这种看法,不过更加具体。书中写道:“东亚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界说:从地理上说是将亚洲一分为二的那片高山沙漠大屏障以东的地区;从人种上说是蒙古人种(作为蒙古人种分支的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除外)居住的地区;从文化上说是植根于古代中国的那种文明所分布的地区。最后一个界说最受限制,因为它除中国本身以外仅包括日本、朝鲜和越南。这不包括也在高山沙漠屏障以东、居民基本也属蒙古人种的其他两大地区,一个地区是亚洲腹地,尤其是蒙古、中国的新疆和西藏。这些地方的游牧民族在历史上通过商业、战争和征服与中国居民有着难以分开的联系。另一地区是东南亚,其较高的文化大部分来源于印度而非中国。可是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战略方面与东亚其他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根据这一界说,”东亚“无疑涵盖中国、日本、朝鲜半岛、越南、蒙古以及东南亚地区。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在《东亚现代化研究丛书》的序言中也持类似的看法。”他写道:东亚由中国与日本两个大国及若干东亚边缘的小国和地区所组成他所说的边缘的小国和地区包括“四小龙”、越南、东南厘诸国。

      本书同意或采纳第三种说法,特别是费正清和赖肖尔的理由是比较充分的。根据这种说法,东亚应涵盖东北亚和东南亚两个区域,它不包括南亚。这里说的东北亚,按一般惯例包括中国、日本、南北朝鲜、蒙古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东南亚包括东盟的10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寨、缅甸、印尼、菲律宾、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

      二、东亚基本特征

      (一)历史悠久、文化独具特色

      东亚各国历史千差万别,但其共同特点是历史悠久。东亚是世界上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从炎黄至今,5000年历史文化绵延不绝,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的10来个世纪里,中国一直处于世界文明发展的高峰,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古代的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而西方文明的起步则晚于东方。当中国的夏王朝出现在中原大地时,欧洲基本上还处于一派蛮荒状态。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是欧洲科学文化的中心。公元前1世纪建立的罗马帝国继承了希腊的文化财富,创造出辉煌的古典文明。但是,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欧洲便进入它的黑暗时代。从5世纪初~11世纪,西欧诸国几乎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值得称道的光辉成就。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远远落后于东方。

      东亚地区虽然存在多种文化,如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印度教文化、伊斯兰文化,有的国家和民族只信奉一种文化宗教,更多的国家和民族同时存在几种甚至数十种不同的文化和宗教,但其主体文化乃是儒家文化。大都植根于古代中国的文化。东南亚的文化大部分来源于印度而非中国。但“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这一地区在经济、文化和战略方面与东亚其他地区的联系不断增加因此,东亚包括东南亚在内已形成了一个”儒教文化圈“即中华传统文明(西方人称之为Semitic Civilization)在东亚影响所及的地区。这一传统文明除儒教文化因素外,还包括佛教、道教和其他思想因素。故有人把这一文化影响范围称之为”汉字文化圈模子文化圈“等。”这个大文化圈不论在人种、书面文字系统、家族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文化等方面,都有历史形成的共同性与相关性,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圈或西亚北非伊斯兰文化圈相比具有鲜明的独特性。东亚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丰富璀璨、博大精深,在许多方面诸如勤劳节俭、自强不息、艰苦奋斗、聪明智能、锲而不舍、舍生取义、见危授命、天下为公、天人和谐、天人不二、实事求是、人际和谐、尊师重道、重视教育、忠君爱国、社会为先等等均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但也存在许多不适应现代化甚至阻碍现代化的糟粕,如宗法等级制度和观念、封闭狭隘的手工业方式、绝对专制主义的特权和封建特权理念、封建帝王思想、家长统治、个人崇拜、因循守旧、固步自封、闭关锁国、抱残守缺、调和折中、不求进取、自卑自贱、自暴自弃、阿Q精神等等。东方文化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都有异于西方文化。

      (二)经济上在起飞前极端落后,起飞后变化迅猛异常,但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亚洲地区国家与欧洲各国不同,欧洲绝大部分国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基础雄厚,工农业一直比较发达。但亚洲大部分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多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受到世界各列强的残酷掠夺与瓜分,经济基础极为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人民生活极为贫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虽然从殖民主义枷锁下摆脱出来,获得了独立,但落后与贫困状态依然如故。据统计,40年前的亚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之一,当时亚洲惟一发达国家日本在战争结束时人均国民收入还不到20美元。经过几年的恢复,到1950年也不过100美元,印度150美元,中国75美元,台湾地区50美元,韩国直到1962年才87美元。东亚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没有希望的地区,日本战败后处于一种几乎“毫无希望”的境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60年代以后东亚是世界各地区变化最大的地区,其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也远远超过西方国家曾经创造过的纪录。在历史上,18~19世纪初,工业增长速度很小,当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1%已是历史性的创新,这种增长也只在英国某些地方出现。“到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在西方先进工业国中这一增长率达到1%~2%,即提高约一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增长率又翻了番,达到3%~5%,被称之为经济奇迹。但真正的经济奇迹出现在东躯地区。这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战后工业化进程中,把经济增长的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7%~8%,甚至更高,一般都高出西方发达国家年平均增长率一倍以上,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出现的全新势头。”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世界经济陷入了低增长,而东亚地区的经济一直保持着高增长。1980~1990年间,整个世界经济的增长率为3%,而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为7.9%。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整个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只有1.1%,而东亚经济的增长速度却高达8.3%。报据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萨蒂什·杰哈博士提供的数字:“在此期间,新加坡、韩国、台湾和香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5%,东南亚国家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8%,以中国、越南等为代表的正在由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渡性经济年均增长率达8.6%。”“东蓝地区在过去25年中,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3倍,这是经济史上无可比拟的纪录。按照目前的趋势,到21世纪初,它有可能开始超过大多数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东亚地区经济增长不是单一国家的现象,而是一个整体性的现象,即所谓“链条式”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扩散结构。20世纪60年代,日本利用美国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率先实现了高增长,20世纪70年代“四小龙”崛起实现了工业化,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三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起飞,20世纪90年代又有中国一条大龙的腾飞。这种链条还会进一步拉长。其经济增长和现代化扩散结构的层次是:美国、日本→“四小龙”→东盟、中国→印支(主要是越南)。还有人把这种“链条式”说成是“整体咬合联动的增长体制”,即日本、小龙、东盟和中国等像几个齿轮一样,互相咬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彼此牵动、互相补充的动态经济增长体制。

      东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又是极为不平衡的。其他各地区也存在比较发达和比较不发达的距离,但它们无论如何也没有並洲地区各国的差异巨大。我们可以把东亚国家按其经济发展(主要按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分为5个层次:(1)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GNP(国民生产总值)1990年达30405美元。(2)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主要是“四小龙”加上泰国和马来西亚。1995年GDP(国内生产总值)新加坡为25918美元,中国的香港为24(M3美元,中国的台湾为12411美元,韩国为10224美元,泰国为2742美元,马来西亚为3869美元。(3):向新兴工业国家迈进的国家,中国、东盟其他国家(主要指菲律宾、印尼等),1995年GDP菲律宾1091美元,印尼为920美元。(4)经济开始起飞的国家,其中包括越南等。(5)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最低的国家如老挺、束浦寨、朝鲜、尼泊尔等。这五个层次中最穷的国家人均收入不过300美元,最富的国家人均收入超过3万美元,波此相差100倍。

      (三)经济发展呈现整体性、工补性、自主性、均等性的特征整体性是指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不是只限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是具有时空的连续性,从而形成整个东亚地区全面繁荣发展,构成一块独特的“繁荣弧线”或“新月带”。据亚行统计,东亚“新月带”地区经济在过去20年中年均增长率为8%,远高于发达国家年均3%的增长水平和发展中国家年均4.3%的增长水平。日本在1%0~1970年的10年间GDP年均增长率高达10.9%;“四小龙”在1970~1980年的10年间GDP年均增长高达9.3%;东南亚国家中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在1986~1980年年均增长率也达7.6%。中国在1981年以来一直以9%以上速度发展。另据世行报告,1065年以后的30年里,8个东亚经济高增长国家和地区(HPAES;High Performing Asian Economies——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台湾、泰国)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是5.5%,是其他东亚国家的2倍,是拉丁美洲和南並国家的3倍,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5倍。如前所述,整个东亚(除日本)20世纪90代以及21世纪初仍将保持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弧形地带集中了一个人口稠密、幅员辽阔的繁荣地区,在几十年中一直保持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像东亚这样一个地区内密集着如此多的经济繁荣国家和地区的概率大约只有万分之一。所以,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角度来看,东亚经济的崛起与繁荣都堪称现代世界史上的一个奇迹。

      互补性是指东亚各经济体发展处于不同阶梯上,即呈现出阶梯性发展的特征。各阶梯经济体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东亚地区现已有序地聚集着按阶梯排列的四种经济体:

      (1)发达、成熟的工业经济体(日本);(2)第一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四小龙”);(3)第二代新兴工业化经济体(泰国、马来西亚、印尼);(4)迈向工业化发展中经济体(中国大陆、越南)。有人把这种奇特现象称为“东亚经济阶梯现象”或“东亚阶梯式爆布”,又称“雁行模式”,即如在天空飞行的人字形雁队的分工体系。这种分工体系表明,各国处于工业化不同层次上,但却互相制约,相互补充。东亚各国和地区在自然资源、劳动力、技术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各自均有自己的比较优势,通过相互贸易,可以使比较优势获得较好的发挥,并从中获得比较利益。实践已证明,东亚各国和地区正是在这种阶梯式的分工体系中各得其所,相得益彰。这是对传统的贸易理论和分工理论的一种挑战。根据传统理论,只有在不同产业之间才会发生贸易行为,而今却出现了产业内贸易的新现象与新理论。产业内贸易指各国在同一产业内产品之间的相互贸易,这种贸易不只局限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多地是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仅在不同层次之间,如日本与“四小龙”之间,“四小龙”与东盟之间,而旦也在同一层次之间,如“四小龙”之间,东盟国家之间。这种多层次的国际分工体系,有利于形成你追我赶的局面,増加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对整个东亚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自主性是指东亚经济发展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性不断减少,独立自主性增强。这体现在:(1)国际分工体系由过去的垂直分工发展成为水平分工,并朝多样化与高级化方向发展。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东亚地区的国际分工基本上呈垂直形态,即美国和日本生产工业制成品,其他国家和地区生产原料和初级产品。与此相适应,美、日与东亚的贸易也是垂直形态,即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之间的交换。这种垂直分工体系的旧格局从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重大改变,旧式的垂直分工正在被多样化水平分工所取代。目前日本与东亚各国的水平分工已深入到同一产业之间,打破了日本独家垄断成品生产的格局。这种水平分工,有利于缩小东亚各国及地区间的技术差距,更有益于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2)东亚区内贸易持续兴旺,对美、日市场依赖减弱。东亚区内贸易在其外贸总额中所占比重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31%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以上。东亚出口对美、日的依存率连年下降,1986~1992年韩国和中国台湾对美出口由占全部出口的1/2下降到1/3。1990年“四小龙”对整个东亚出口依存率上升为13%,超过对日本的11%。1992年“四小龙”对中国大陆的出口依存率达12%,超过对日本的9%,中国成为“四小龙”的重要市场。美国《商业日报》甚至惊呼:会不会有朝一日,亚洲一感冒,美国就打喷嚏呢?

      均等性,指东亚人均收入相对均等,贫富差别比较小。关于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根据经济学家库兹淫茨的经济学理论,在欠发达国家中,在较长时期里,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表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之间呈现为倒14形曲线,即经济增长往往扩大而不是缩小贫富差别。但东亚地区的情况却出现与库兹涅茨理论相左的状况:东亚地区经济高速增长,不仅在相当程度上消除了这一地区的贫困,而且减少了收入不均现象。东亚过去是众所周知的人口众多的贫困地区,但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高速增长了3倍以上,绝对贫困人数也下降了2/3。这种状况在世界其他地区是罕见的。世界银行专家认为,在现代经济发展史上,惟有东亚8个高增长经济体在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缩小而不是扩大贫富差距的可喜现象。东亚与西方在经济增长速度与收入分配方面对照,刚好成相反的状况。东亚增长速度比西方高得多,而收入分配却相对均等;与拉美国家相比,其收入分配也明显相对均等。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收入差别的程度:基尼系数在0.5~0.7之间为收入高度不平等,0.2~0.35之间为相对均等。20世纪50年代中期~60年代初,拉美与东亚“四小龙”较为相似,大都处于0.46~0.55之间:巴西0.5(1960年),墨西哥0.53(1863年),中国台湾0.55(1953年),韩国0.46(1958年)。从20世纪60~70年代中期,随着经济高速发展,东亚该系数明显下降:中国台湾0.27(1971年),韩国0.28(1971年);而拉美则居高不下甚至呈上升趋势:巴西0.57(1970年),墨西哥0.58(1969年)。从人文发展指数来看,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可以说极大地提高了该地区的生活水平。人文发展指数是联合国开发署计算的国际综合比较指针。它是将各国的人口预期寿命、识字率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三个指针综合排序打分,数值越接近1表明社会发展程度越高。1990年的人文发展指数是:日本0.993,中国香港0.934,韩国0.884,新加坡0.879,文莱0.881,马来西亚0.802,泰国0.713,中国0.614,菲律宾0.613,印尼0.499,越南0.498,相比之下南亚的印度为0.308,巴基斯坦0.311,孟加拉只有0.168。

      (四)从国际关系角度分析东亚形成了不同于欧洲的格局冷战时期东亚格局变化较大,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相反,与战后欧洲格局40余年基本未变的格局形成鲜明的对照。东亚地区在战后40年(1945~1990),大体上经历了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5~1949年,即从日本投降到中国革命胜利之前。这一阶段可以概括为美国独霸东亚的格局。日本一教授将其称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阶段”。根据雅尔塔协议,东亚地区除朝鲜半岛分为南北两半,分别由美、苏进驻外,并不存在欧洲那样东西方两大势力对峙的局面,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基本上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在东南亚地区,美国在日本投降后,取代英、法、荷等老殖民帝国。因此,这一时期苏联仅在东北亚局部地区即朝鲜外蒙以及中国东北、日本北方四小岛有一定的势力。这一时期美苏两极格局在东亚并不明显,故而又可将这一时期称为“一个半格局”时期。第二阶段:1949~1960年,即中国革命胜利到中苏对抗之前,被称之为“中美直接对抗格局”时期。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对美国独霸东亚的最为沉重的打击,改变了东亚和整个亚洲的面貌,它宣告了在东躯地区“美国统治下的和平”格局的终结。从此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印支争取独立的斗争和台湾等问题上展开了对抗。美国为对付中国和苏联,在整个东亚地区全面展开了所请“遏制”战略,建立了从南至北的遏制中国的半月形包围圈。中美之间围绕遏制与反遏制进行了20多年的斗争。其对抗剧烈程度比欧洲的冷战要强烈得多。第三阶段:1960~1972年,即从中苏关系恶化至中美关系缓和,被称为“中美苏三角格局形成”时期。此时,美苏两国在东亚地区的渗透与争夺加剧,但由于中国在东亚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明显作用,中国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奉行独立自主政策,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击,中国和其他亚非国家一起在东亚和全世界范围内展开了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第四阶段:1972~1980年,即从中美缓和到苏联入侵阿富汗,被称之为“中美苏三角关系发展”时期。其特征在于,中美苏三角关系由美苏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转变为中美从两个方面对苏施加压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表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也标志苏美中战略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五阶段:1980~1990年,被称为“中美苏日四角格局均衡发展”时期。1981年日本首相铃木善幸宣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继明治维新和战后复兴的第一、二次远航(指工业化道路和经济高速发展)之后开始了“第三次远航”,即通过增强其综合国力来寻求发展并确立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的地位。日本上升为东亚一极,其他三角关系已逐渐失去原来的战略关系,各自均在按自己的需要确立外交行动,联盟关系和战略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苏联处境更加被动和孤立,终于在1985年后从根本上调整对外政策,较大幅度裁减在亚洲的兵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从此形成四国六方关系(美苏、美日、苏日、中美、中苏、中日)并均衡发展。

      冷战后东亚多极化趋势进一步发展。冷战时期东蓝地区就不同于欧洲的单纯的两极格局。中国革命胜利最先突破了雅尔塔体制,连同一系列独立国家的出现,加上日本的崛起和亚洲各国联合一致的种种行动(诸如亚非会议的召开,不结盟会议与不结盟运动的兴起),成为两极格局中的新因素,在亚洲地区组成一支第三世界的中间力量,从而在该地区较早地出现了多元结构和多极格局,20世纪70~80年代就已逐渐形成美、苏、日、中四极格局。中国在东亚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革命胜利改变了东亚地区的面貌,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重大事件。中国自建国后就成为东亚各历史时期战略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中国成为反对两极体制、维护本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因素。此外,据一些国际问题专家分析,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还受惠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外交政策,也即受惠于美国侵朝战争和侵越战争及对中国的禁运。如果在战后美国不把扶植日本作为遏制中国政策的主要支柱,东亚地区的经济形势和格局很可能是另外一种情景。苏联解体后,东亚地区除上述四极格局外,东盟已发展成为十国的“大东盟”,作为一种集体国家的力量在东亚发挥其他大国所起不到的作用,其人口、面积、经济规模、政治安全作用等均可堪称东亚新的一极力量,东亚在冷战后已形成美、俄、中、日、东盟五极格局的态势。这与欧洲以及其他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

      军事上,亚洲地区冷战时期局部战争一直未断,冷战后则转战为和。在欧洲由于安全机制的建立,40年来这里没有爆发过战争。与“欧洲无战事”相比,在东亚地区,从日本投降之日起,直到1991年,不同性质和规模的战争一直未断。几乎每10年就有1~2场较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局部战争中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战争,也有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正义战争。二者相比,后者是主流。这其中包括:1945年11月印尼抗击英军的泗水保卫战,1946~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1946~1954年越南抗法救国战争,1950~1953年朝鲜抗美爱国战争,1964~1975年的越南抗美战争,1978-1989年柬埔寨抗越救国战争,1979~1989年阿富汗抗苏武装斗争等。冷战结束后,尽管亚洲地区尚未建立安全机制,但由于亚洲地区开始形成多元化的格局结构,从而出现了与欧洲战争不断相反的相对稳定的局面。一些原来由于美苏对抗而旷日持久的“热点”问题,如柬浦寨、朝鲜半岛或开始降温或走向政治解决。

      在欧洲,自冷战时期就有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北约与华约组织)和全区性安全机制(欧安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欧洲的安全。相比之下,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亚洲绝大部分国家长期遭受外来势力侵略和掠夺,其首要任务是防止外来干涉,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愿牺牲部分主权来建立安全机制。加上亚太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多样性以及大国之间的微妙复杂关系等原因,该地区不大可能形成类似欧洲那样的安全机制。建立安全机制的努力从冷战时期就受到各国的冷遇。冷战结束后,亚洲各国虽然对建立安全机制有了一定共识和愿望,但困难重重,难以在短时期内有什么奇迹出现,其最终建立的时间表难以断定,目前尚处草创和准备阶段。在亚洲地区占据重要位置的是双边关系,包括双边对话、防务联合等等。太形势往往受主要国家的双边关系变化的影响,这在战后的国际关系史上是很突出的。

      (五)形成了特殊的运动与特殊的意识这个特殊的运动,即民族独立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绝大部分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战后各国人民争取独立的胜利开辟了道路。战后初期,亚洲地区成为民族独立运动最高涨的地区,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中国、东南亚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标志着亚洲新兴力量的崛起。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势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特殊的意识,即指亚洲独立自主的“亚洲价值观”或“亚洲意识”。这种新的意识在冷战结束后,日趋明显。其表现有:(1)亚洲发展中国家强烈抵制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借人权、民主等问题,要把西方的一套政治和经济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强加给其他国家。如在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上,洲发展中国家站在抵制西方一些国家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前列。同年4月亚洲国家通过的《曼谷宣言》,9月在东盟各国议会组织通过的《吉隆坡人权宣言》,以及1994年12月在吉隆坡举行的“人权问题再思考”国际讨论会,显示了亚洲发展中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立立场。此外在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亚洲发展中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施压行径也给予强烈反对。东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APEC会议上,在东南亚国家论坛会议上,在亚欣会议上等许多场合均表现了其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霸权行径强烈抵制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恰恰是亚太意识或更确切地说是“东亚意识”或“东亚地区主义”的出现和形成。亚洲国家正越来越多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对美国影响亚太地区的政策提出挑战,影响全球秩序的更多的决定将由亚洲国家来做出。(2)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独树一峡,形成了与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都与西方有显著区别。法国《世界报》评述说:另一种现代模式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趋势正在“巨变的亚洲”出现,亚洲国家以不同的形式拒绝西方模式的霸权。美国《新闻周刊》也载文说:“亚洲人对西方所坚持的价值观发起挑战”。亚洲新兴力量的厕起,促进了世界上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模式和不同文化的多样化竞争。

      当然,东亚地区不应忽略的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差异与对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在亚洲地区形成三足鼎立局面。世界上几乎很少有像东亚地区在这方面的突出的差异与对立。这也是亚洲地区在政治上特殊性的重要方面。

      从上述分析中看出:东亚地区共性与异性共存。既有“大同”也有“大异”。对于这“大异”应进行全面具体分析,既有弊又有利,利弊兼而有之。差异存在的最大好处在于:东亚地区各国之间有着极大的互补性,各国间可以互通有无,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也有利地区各国人民的合作与交往。不仅有利于经济贸易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也有利于各国在文化、思想方面的交融与相互学习。从日常的社会生活、行为规范和思想内容中,便很容易看出多种文化交融的痕迹,诸如传统和西式摩登时装同在,中式、日式餐馆和西式餐厅并存,佛教、基督教和日本神道长期共处等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这种差异性所出现的文化、思想等方面的交融还会产生“杂交优势”。这种所谓“杂交”有时自然也会生成劣种,但更多的情况下还是可能产生更好的品种。

      东亚国家间差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带来了诸多弊端和难题,尽管这些弊端和难题还没有从根本上阻止东亚地区的腾飞,却也着实给该地区的发展带来了不少的障碍。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在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歧、历史上或种族方面的隔同,使得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肯定要比欧美地区慢得多。同时,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的发展不平衡,造成了该地区“太快的变化和太多的变量。”与西欧或北美相比,又造成,该地区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或多或少降低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亚洲区域的力量和在世界事务中的发言权,从而为东亚成长发育的前景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节 东亚现代化的延误

      众所周知,16~17世纪西方开始进入现代化大潮之时,东方文明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仍居世界领先地位。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东亚的传统农耕的高生产效能和技术水平是举世无双的。处于“欠发达”或“不发达”状态的不是东方而恰恰是西方。但仅隔几个世纪,西方大多国家就远远将东方国家落在了后面(除日本),东亚由中心发达状态而转“欠发达”或“不发达”状态。导致东亚在现代化大潮中落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外因,也有内因,而且相互交融,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就外因而言是西方列强的入侵导致东亚国家的边缘化或半边缘化(Peripherization or semiperipherization),即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殖民主义带给东亚的双重历史使命,一方面是大大加速了这里的资本主义发展,成为东亚现代化启动的重要客观因素。据估计,从1912~1936年中国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9.4%,朝鲜1910~1945年间工业增长率达15%,到1949年日本投降前,朝鲜的整体生产能力比日本已相差不是很远。东南亚一些国家的为出口服务的资本主义生产部分特别是种植园、采矿业均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如印尼1913年种植园产品输出为3.01亿荷盾,到1925年增加到9.25亿荷盾,12年内增加2倍多。

      但是,东亚国家的工业化增长是属于“依附性的发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是处在被扭曲的状态,即在半边缘化或边缘化的环境中。有关现代发展的一切政治、经济、文化改革,都不可能像在独立的主权社会中那样正常进行,殖民主义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带来了许多阻碍性因素。(1)东亚各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边缘地位,东亚经济发展“按西方工业——东亚农业”格局进行,东亚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占其总出口额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1936年中国农产品出口占总出口额的48.3%。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长期以来大量种植供出口的经济作物,而其他部门则处于萎缩状态。(2)外国资本与技术同东亚廉价劳力相结合,形成受外国控制的或中外合资的依附性经济。外国资本在东亚经济部门中占据绝对支配地位。1894年中国本国资本占39.3%,外资占60.1%;1936年两者分别是21.6%和78.4%。在与外国人建立的所有关系中,中国资产阶级都处于经济上完全依赖外国的状况中。菲律宾到1853年时,15家外国公司就已控制着全部经济命脉,并沦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在朝鲜,日本资本占居统治地位。1938年日本在制造业的投资占87.9%,朝鲜人仅占12.3%。1945年矿业中日在朝投资占94.8%以上。(3)东亚国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整个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例微不足道,远不能与欧美国家相比。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4.9%,加上工场手工业所占比重不过才10.8%,1936年抗日战争前夕,现代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到10,加上手工业所占比重为20.5%。(4)东巫国家和地区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极为缓慢,传统农业在东各国占据主要部分。南朝鲜和台湾两个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农业仍占45%和36%,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60%以上,工业产值约占10%和20%。农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也十分缓慢,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农业增长率每年不到1%(工业增长在6%以上),小农激烈分化和贫困化并未改变旧中国的经济结构,农村资本主义化困难重重。这是因为西方列强为了达到掠夺、奴役目的,竭力扶植封建地主势力,以作为他们统治殖民地国家的社会基础。如英国殖民者为获得马来西亚封建势力的支持,于1933年和1930年先后颁布“马来人保留地法”和“土著土地保留法”,让苏丹、贵族继续占有大片土地,从法律上确保封建势力对农民的前资本主义剥削。这种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的农业,既是东亚国家独立前社会结构的一大特点,也是阻碍这些国家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笔者以为,东亚特别是中国、朝鲜等国家现代化迟缓和延误不能过分强调与夸大外部因素。一个明显无误的事实是:日本作为东亚的重要成员,却能成功地克服边缘化或殖民地危机并能“脱亚入欧”,成为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业国,较早地实现了现代化。因此,探寻这些被延误的现代化(the delayed modernization)的原因,无疑还应着重从它们自身内部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思想体系等诸多方面来寻找。美国吉尔伯特·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说:“国际环境不能说是中国在现代化起步时期蒙受曲折的主要原因。西方的冲击毕竟有限。它没有深入到中国的内陆,也未对经济,尤其是国内贸易产生强大的影响。不管国际压力是多么重大,在这一时期导致中国政府削弱的主要因素,还是国内事务。”罗兹曼这里虽然讲的是中国,但对整个东亚国家,特别是朝鲜、新加坡、台湾、香港等邻近国家和地区也是大体适用的。

      一、寡头集权的官僚政治结构

      东亚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高度一元化或金字塔结构,塔的顶端是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或权力寡头。在中国,君权至上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基本特征之一。君主拥有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人身统属权。在行政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一切政务的最高决定权都集中在皇帝手中,全国上下一切事务,原则均听命他。“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每断大事,决大疑,臣下惟面奏取旨”;在军事上,君主拥有最高军事统辖权,君主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君之所以尊卑,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在经济上,君主享有全国最大的财富,君主是全国土地和财富的最高所有者,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事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在司法上,皇帝的意志就是法律。一切法律、制度均由皇帝制定,他有权订立任何法律,也有权撤销任何法令,法律对最高皇权无任何约束力。“明王之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王之所操也”。在朝鲜半岛,国王也是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表面看来,国家权力集国王于一身,但实际上则集中在中央权力寡头。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在汉城,以国王为核心在不断的权力斗争中形成相互限制的权力制衡。文武功臣、太后、贵妃、大院君等中央一级的贵族、官僚在不断的权力争夺中形成复杂的互相制约、互相限制、共和共存的中央权力制衡机制或寡头政治。在这种体制中,国王权力或者被削弱或者被盗用,甚至国王有可能成为傀儡。李朝27个国王中没有一个是政治强人。有人把朝鲜的这种权力结构称之为“寡头集权官僚制”。构成东方传统政治结构金字塔的中层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文治官僚系统,它是对皇权或寡头权势负责的多层级办事机构。这个官僚系统由科举制选拔的儒学知识分子所组成。在朝鲜李朝两班(文武)的统治,主要是文班的统治。他们既缺乏专业和技术知识,又缺乏独立负责与首创精神。他们享受国王赐给的俸禄,享受种种特权,纯属李生的利益集团。他们一边拼命保住官帽,一边搜刮民脂民膏。争官于朝,争利于市,得则飞扬跋扈,失则如丧考她。构成金字塔的下层是一个无比宽厚的底盘,是由地主乡绅操纵的、家庭本位的、高度分散的半自然经济社会。这个社会如一盘散沙,皇权官僚系统的权力行使很难达到这个底盘,这个社会底盘构成中央集权的垫脚石。这种金字塔的政治结构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板结性”,缺乏“容纳社会变革的能力与功能”,严重阻碍了东方传统文化中许多接近现代性因素的发挥和资本主义萌芽的自发成长。“政治结构与追求现代化目标的行动太不相称。政治结构的衰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主要原因”。

      二、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体制及对商业活动的抑制

      东方传统的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在于:所有制以封建地主所有制为主,而非西方式领主土地所有制;小农与手工业牢固紧密的结合,社会分工水平低下,消费量小,多数家庭只是一种糊口的经济(Subsistence economy);国内商业虽有一定发展,但几乎完全依附于农业地主经济,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地主经济,地主兼营商业,商人兼为地主,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地主和国家权力,官吏两位一体,专制集权机构保障了地主有效地控制他的土地和有利于他们的租個关系,而皇权国亲实质上是最大的地主。因此,一切商业活功均处在封建官府的卵翼与控制之下,课以重税,而不像西方那样有保护商人的法制,有以自治城市为据点的独立经营,并产生了与封建统治者分庭抗礼的市民阶级。正是在这样一种“以小农生产方式为核心的大陆型自足经济系统”的框架下,农业生产率提高极为有限,农业和商业的经济剩余大部分只能停留在农业范围。在中国地主阶级占有了这经济剩余的绝大部分,地租一般占主要作物的50%。他们视土地为惟一财富,他们宁肯购买土地、放高利贷,也不愿意投资于有风险的工商业。他们没有经济发展意识,“中国现代化启动的缓慢就在于传统经济结构严重胆碍了这种转移。尽管世界市场的需求加速了小农经济的商品化与专业化,但从自给农业转变为商品性农业的这种仍局限于原来的结构之中。”这不能不从根本上束缚了工业化的启动。代表地主阶级的国家和政府同样没有将农业经济剩余转移到工商业的意识。它惟一能做的便是对商业活动的控制和抑制。“自战国、秦汉以来,轻商、抑商、贱商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士农工商,成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基本格局。”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朝鲜,矿业、手工业和商业以及外贸均是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下。在近代才有实行所谓“官督商办”,中国官办的垄断军工企业经管方式和技术设备极其落后,而且官僚习气、成本极高、浪费也极大。在朝鲜半岛到李朝后期,私营手工业有一定发展,纺织、制陶等手工工厂或作坊的数目增多,但它们均为政府产密控制,由政府强迫劳动纪律、规定低工资、规定统一的物价,并且多是向官府出售产品而非面向市场,企业没有经营自由。18世纪末汉城出现一些商会如“贡人”、“都中”、“负商厅”等,也多为官方插手或利用。这种官营或官督商办企业,不按经济规律,往往以长官意志办事,而且“缺乏现代管理人员,效益差而无竞争能力”。马克思认为“官僚监护制度对工业来说无疑是死路一条”。

      不仅如此,国家对外贸活动尤为严格控制。在朝鲜李朝政府早期,私人外贸是绝对禁止的,只有官方同明朝王室的朝贡和同日本使馆的贸易。李朝后期,同中国的贸易增多,但都是官方贸易。私人参加外贸都是间接的。商人把中国官员要的物品先卖给官方,再由官方赏给中国官员。到晚期,朝鲜商人向中国贩卖人参、制革和火纸,用人参换日本的白银,再把白银贩到中国。但这种贸易并非为官方认可,多是私下或买通腐败官员进行的。即使这种非法有限的外贸在大院君改革后也被严格禁止了。追其因由,无非是东亚国家一贯重农抑商的顽固政策及其故有的经济体制。“在世界发展从大陆转向海洋的关键时刻,中国对发展机会选择的严重失误,固然是由于对世界大势的盲目无知,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中国式的小农经济自足发展体系的稳固性,王朝财政制度的单一性,以及在政治上以重农抑商作为稳定社会秩序、防止民间权势增长的传统政策”。

      三、儒教伦理的束缚

      儒教是东亚传统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在东亚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教等级社会基础之上产生的,它适应了东亚国家基本未曾变动的农业自然经济和宗法官僚等级的社会实践的需要。儒教既然能使中国两千年社会持久稳定而不衰,自有它许多积极成分。然而就其总体而论,主流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则是消极因素。正如陈独秀所言“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这种负面的“缺点”有些永远是糟拍。“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这些负面的传统儒术对东亚现代化的启动无疑起到阻碍作用。著名法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由于儒家文化中缺少催生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那样的宗教观,也由于儒家社会中宗法关系的过于强大限制了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地主经济的盛行对社会分工的限制,儒家文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政治现代化极其不利。韦伯的这一结论对儒家文化未转型为新儒教之前导致东亚社会落后或停滞不前是有根据的。美国雅可布斯教授在探讨韩国现代化时也做出了与韦伯相类似的结论。他详细地概括了儒教伦理对东亚社会发展的阻碍。其中包括:儒教冷漠甚至敌视生产性的商业和工业的经济;提倡对无能的上级的绝对的忠诚;崇拜过去;爱好社会和谐而不管这种和谐对社会创造力的影响,它宣扬通过节俭而不是通过生产来摆脱贫困;它拒绝实际解决问题而是在理想上解决;它的灵散的小智能火花而不是深刻的思辨体系;它的精英阶级意识;它研究道德哲学而不是社会科学知识,等等。总之,儒学追求个人道德而不是社会功利效果。这种儒学在近两世纪未受到挑战。

      儒教文化阻碍、束缚东亚社会发展,固然是由于它本身在思维方式上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但更为重要的是,儒教与东亚政治结构高度相结合,意识形成与政治中心几乎合二为一。皇帝相当于宗教中的最高祭祀长,皇权也拥有意识形态的最高解释权和裁判权。这在中东、印度和西方则是不可想象的。由于这种惟我独尊的、排他的意识形态同集权官僚政治的密切结合,便产生了或蒙养了一个寄生的、保守的、不容许社会变迁的国家官條阶级从而狙碍了东蓝社会的发展。这正是“儒学或儒家伦理在东亚早期现代化启动中失利的原因之所在。韦伯在对儒教伦现的研究,正是首先从制度层面入手,而不是从思想层面入手的。这正是儒学研究中的薄弱之所在”。日本明治维新启蒙运动思想家福泽愉吉在《文明论概略》中也正确地指出:儒学“一半是属于有关政治的学问”,“是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

      第三节 东亚崛起及其意义

      一、东亚经济的发展

      东亚经济发展体现在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规模的不断增大、引进外资规模和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金融实力的增强以及区域经济合作的加深等诸多方面。

      (一)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据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东亚在1980~1989年10年间经济以年均7.9%的高速度增长,比其他发展中地区都要高。1991~1994年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东亚基本上保持了7.7%以上的高速发展。另据亚行预测报告,东亚发展中地区经济增长率1996年和1997年将分别达7.4%和7.1%,全球增长率为3%,东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仍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从发展趋势看,在21世纪的前25年中,东亚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将有所减缓。经济学家研究表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后持续高增长期一般为25年左右。可以预见,除日本和“四小龙”外,大部分东亚国家和地区在21世纪最初10~15年仍将处于持续增长时期,可保持6%左右的发展速度。亚洲金融危机无疑对其发展速度产生的负面影响,特别在1997~1999年,除中国外东亚各国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但经过调整后,东亚经济将会逐渐恢复其原有的发展势头,即会呈现所谓V形发展模式。据报道,“东亚经济回升迅速出人意料”。新加坡由1998年的1.5%增长到1999年的5.6%,越南由4.4%增长到4.8%,韩国由—5.8%增长到10.2%,泰国由—9.4%增长到4%,中国香港由—5.2%增长到1.8%。除日本外整个亚洲由2.2%增长到5.7%。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顶测,亚太地区整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2000年将达到5.7%,与上一年持平。亚洲开发银行认为,亚洲经济将继续顺利恢复。从地区来看,印度等南亚国家由于没有直接受到货币危机的影响,因此其经济将继续顺利发展,平均增长率将达到6.1%。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经济区平均増长率估计为5.2%,东南亚国家为4.5%,中亚为3.8%。经济恢复最为明显的是韩国,韩国1999年的经济增长率超过9%。据估计,在2000年,韩国仍将保持6%左右的经济增长率。韩国经济恢复的背景之一是投资家的信用得到恢复。海外的投资重新返回,民间消费也开始增加。泰国在2000年将实现5%的增长率,出口也会稳步恢复。受亚洲货币危机影响最大的印尼,2000年经济增长率将达到4%。“在21世纪,亚太地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可以确信,亚洲地区的经济将从货币危机的混乱中恢复平静,并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比以往更加繁荣。因为过去的历史已经证明:亚洲具有灵活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并能够巧妙地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二)经济规模不扩大,人均收入不断增加

      据世界银行报告,1992年东地区10个国家和地区(日本、中国、“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国内生产总值合计51550亿美元,美国为5.9万亿美元,西欧为6.1万亿美元。东亚已接近美国和西欧经济规模的90%。东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将会不断增加。据世界银行估计,1960年东亚10个国家和地区,仅占世界市场经济国家总额的9.4%,同期,欧洲所占的比重为28.7%,美国为45.3%。但到1“5,年时,情况发生巨大变化,东亚比重上升到25.9%,欧洲的比重为31.6%,美国下降至27.6%。根据香港《亚洲周刊》2000年初的估计,到2025年,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而整个亚洲的财富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则将增至55%~60%之间,欧美减至20%~30%。”尽管亚洲平均个人所得仍只有西方的1/3左右,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亚洲无疑已远离贫穷,超越小康。

      (三)外贸规模迅速扩大

      从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看,1960年,东亚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总额为5085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仅占4.3%;到1995年,其出口总额已增至7.2万亿美元,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到14.4%。如果把日本和中国大陆同期内的出口额也计算在内,那么,出口额则由11.7万亿美元增至13.1.万亿美元,在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也相应地由9.9%提高到26.2%;而同期内,美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占的比重由17.4%降至11.7%;西欧国家的这一比重变化不大,由42.8%降至42.1%。东亚8个国家和地区进口额的变化也很突出,即由1960年的5646亿美元增至1995年的7767.58亿美元。在世界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由4.6%提高至15.3%。如果把日本和中国大陆计算在这一比例则由10.3%提高到24.4%,增加了14.1个百分点。同期内,美国在世界进口总额中占的比重由13.2%增至15.1%,仅增加了1.9个百分点;西欧国家则由44.5%降至39.9%,减少了4.6个百分点。另据世界银行资料,东亚8个高增长经济体(日、韩、台、港、新、印尼、马、泰)的出口额的比重占世界出口额在1965年为7.9%,1980年增长到13.1%,到1990年已上升到18.21%。其中制成品出口增长最快,1965年占世界出口总额的9.4%,1980年为17.3%,1990年上升到21.3%。这表明东亚商品生产结构的重大变化,即逐渐由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开发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上。20世纪70年代东盟的出口中,农矿产品比重均在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初已下降至40%以下,制成品升至60%以上。东亚贸易额在今后10年也将继续保持高度增长速度。

      (四)吸收外资数额增加

      近20年来,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但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却仍在不断扩大。发达国家在东亚的投资份额占其全部对外投资的比重已由20世纪70年代的23%上升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60%左右。美国在1989~1992年间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增长幅度近60%。它对东亚的直接投资占其对外投资中近1/3的份额。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亚洲是全世界吸收外资最多的地区,1993年亚洲吸收的外资占世界总额的40%,是1991年的两倍。另据美国商务部的研究报告,1989~1991年间,美国企业在亚洲的平均投资收益率为23.3%,远远高于在24个发达工业国的平均收益率(12%),也高于全世界平均投资收益率(17%)。日本的东亚投资在其对外投资中占据重要地位。1995年日本在东亚的投资占其海外投资的37.5%。争相到东亚投资的外国投资商的资金数额猛增,目前占全世界直接投资总额的13%,约占全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额的60%。外资的大量引入,促进了东亚地区生产的发展,使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出口不断扩大。东亚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三个特点:(1)投资对象由初期主要投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转向东盟和中国,在上述454亿美元中,中国占60.6%,东盟占33.9%,亚洲“四小龙”占5.5%;(2)投资领域由最初主要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商业,逐渐转向先进技术工业部门及基础设施和服务业;(3)投资来源除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日、美、欧洲)外,东亚内部新兴工业化国家直接投资数额也迅速增加。1993年对中国直接投资中,有62.8%是从香港流入的,台湾流入大陆的占11.4%,日本流入占4.8%,美国流入占7.5%。

      (五)金融实力大大增加

      据统计,1969年底,世界100家大银行中,东亚地区占20家,资产额为10200亿美元,占100家大银行资产总额的17.2%,少于美国资产额(17.7%)。但到1992年底,世界100家大银行中,东亚地区增加到31家,资产总额为66390亿美元,为100家大银行资产总额的43.8%,比美国多。东亚黄金外汇储备也大幅度上升,1970~1990年,黄金外汇储备额由87亿美元上升到2330亿美元,占世界黄金外汇储备总量的比重由9.4%上升到20.26%。目前,中国、新加坡等亚洲10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已增加到接近日美欧7个发达国家水平,1996年6月已高达4500亿美元,是7个发达国家总额的85%。外汇储备年增章200亿美元以上。从储蓄率看,欧美储蓄率近10多年中大幅度下降,1970~1980年,六大工业国的平均储蓄率(储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为13%,但到1990年已下降至8.1%以下。与此相反,东亚地区(不包括日本)的储蓄率却中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16%,上升到1993年的36%。目前全球银行储备金的41%来自东亚7个主要国家(1980年时只占17%)。与发展中国家比较,东亚地区国家储蓄率和投资率均较高,而且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1975~1982年东亚储蓄率和投资率分别是24.9%和26.3%,到1990~1994年时两项指标分别是30.9%和31.4%。

      二、东亚崛起的意义

      在从15世纪开始至20世纪中期的近现代的长达500年的历史中,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大都发生在大西洋东岸的欧洲,有时也发生在中西岸的北美洲。根据世界现代化问题专家罗荣渠教授的说法,最突出的有四件大事:第一件是18世纪后期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它使欧美或西方优于亚洲或东方;第二件大事是18世纪末在法国爆发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它使资产阶级成为近代历史上世界舞台的领导阶级或中心;第三件大事是19世纪后期在北美大陆崛起的头号金融帝国,它向全世界显示了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威力;第四件大事是俄国十月革命并在二战后成为新的超级大国,开创了通向工业化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这四件大事改变并影响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古老的东方文明正是在这四大浪潮的冲击波之下,发生了解体并改变了旧传统的历史方向,从而卷入了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大西洋两岸的西欧和北美成为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和实体。当然,东亚地区对西方的冲击并非仅仅是被动响应,该地区也曾一次又一次主动创造性地出击,其中包括日本明治维新及其参与西方列强的争夺,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东亚各国人民掀起的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最终瓦解了帝国主义的旧殖民体系。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并走上了独立富强的新道路。这几被在东亚地区发生的事件无疑对世界近现代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它们的影响更多是地区性的。

      真正产生全球性影响或带来根本性历史变革的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崛起。东亚崛起对整个世界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均产生不可估量的重大影响,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世界传统的五大中心学说:西方经济增长和主要动力中心说、现代化西化说、欧洲战略中心说、发达国家中心说、西方文明中心说。这五个中心说看起来很相似,而且互相重叠、互相关联。但这五者有一定区别,内涵与外延均有不同。第一个中心说是指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在欧洲和西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也主要靠西方;第二个中心说是指世界现代化不仅源于西方,而且世界各国只能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现代化就是西化或欧化,西化是现代化的惟一可行的模式;第三个中心说是指当代世界政治、军事战略重点而言,相对于亚非拉大洋洲等地方,欧洲一直是世界战略中心;第四个中心说谈的是世界中发达国家永远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轴心,其他发展中国家则只能是外围,并且永远处于依附状态;第五个中心说谈的西方文明是先进的文明,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而东方文明则是落后、愚昧的文明,东方文明将永远落后于西方文明。这五个中心说可以说在世界近现代历史上一直占绝对统治地位。

      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的崛起却对这五大传统的权威理论提出了挑战,而且将以新的学说取而代之,这是学术领域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大变革。

      第一,东亚的崛起打破了大西洋是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和主要推动力的传统说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经济与西方或大西洋经济几乎是划等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虽然由于苏联的崛起,单独构成了新的世界经济体系,但与西方相比,这一新体系仍有相当大的距离,世界经济核心仍在西方,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仍是西方世界。从严格意义上讲,苏联的主体部分也是西方范畴(相对亚太或东亚而言)。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却突飞猛进,以每年7%~9%的惊人速度持续不断发展,从而构成了新世界经济增长中心,而与此相对照西方世界增长呈放慢趋势。西方国家年增长率至多为3.5%,这主要是因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增长缓慢,某种程度上已失去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能力。恰逢此时,东亚地区出现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世界经济增长中心,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今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将越来越有赖于东亚地区的带动。自前,发达国家内部市场扩大的余地已经非常有限,它们越来越依赖于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特别是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亚洲地区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巨大,而且正处于迅速的扩展之中,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美国商务部认定的10个新兴市场中,有4个(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便在东亚地区。东亚地区将会对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的发展和世界范围内商品及资本的自由流动做出自己的贡献,进而对经济的全球化起重要作用。

      东亚经济虽然遭受到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但它仍有巨大的潜力和许多有利条件,人们有理由期待东亚的再度辉煌。法国《回声报》评论说:“在今后若干年内,亚洲将发挥美国几年来曾发挥过的作用:充当世界经济的火车头。”英国报刊也说“经济重心在新的千年将向亚洲转移”,到21世纪中叶,“世界的三分之二的国家,至少50亿人口将享有目前只有先进经济国家才拥有的生活水准,其中约30亿人生活在亚洲。亚洲国家的总体经济规模将超过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在一起的经济规模。”

      第二,东亚的幅起打破了世界现代化“西化说”。

      传统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看法是现代化等于西化,或称“欧化”或“美化”,现代化惟一成功的模式就是西方英、美、法的模式。原来还有个苏联模式与之对抗,而苏联解体后,“西化”模式似乎更是无可辩驳的真理。但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现代化的成功却又让世人重新考虑西方模式是否是惟一现代化模式。东亚现代化的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那样惟一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祥性,现代化的模式同祥也具有多样性。如果人类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追求目标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东西方,或南北方等不同人群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追求,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原则上大体一致,具体构造因地因时因人而异。”实际上,亚太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成功经验将对发展中国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已为联合国贸发会议所认可。它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应当效法亚洲发展模式,其年度(1996年)报告已对此明确作了肯定。东亚虽然经历了严重金融危机,使东亚模式受到挑战,但东亚模式基本特征仍在,经过整合后,东亚模式将会更加健康地发展。

      第三,东亚的崛起向传统的欧洲是世界政治、军事战略中心说提出了挑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几百年间,世界政治乃至军事舞台的重心均在欧洲,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舞台均以西欧为中心展开;二战后至苏联解体之前,世界格局虽因第三世界和不结盟运动的兴起,而与战前不大一致,但世界政治军事的重心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争霸的主要阵地和战略重心也一直在欧洲,尽管美国因越南战争而一度乱了阵脚,但尼克松上台后很快作了调整。然而,随着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加上苏联解体,世界政治战略重心虽然仍以欧洲为中心,但越来越重视亚洲地区。种种迹象表明,美国战略已从以欧洲为重点逐渐转变为欧亚两大战略中心同时并重。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曾强调,美国政府今后将把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放在其对外政策的首位,在其长期安全和经济计划中,美国对东亚的重视将高于欧洲。洛德说,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中,克林顿政府把太地区看作是最有前途和最有活力的地区。德国《时代》周刊评论说,“美国的主要注意力不再放在俄国或者从前与美国关系十分密切的伙伴欧洲身上,而是放在本国和亚洲。美国对欧洲的战略兴趣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无力与美国在欧洲争夺,又由于目前的困境需要西方国家的大量援助,因此俄罗斯的战略重心也不会马上向亚太转移。但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正力图将其外交重心转向亚洲。1992年7月叶利钦总统强调俄罗斯“要坚决走向东方”,其外交政策应是“全方位的”。叶利钦提出的建立一个亚洲多国安全协商机构的建议被看成是俄罗斯外交重心转移的重要标志。日本的战略总目标是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为此目的,日本将以亚太地区为其外交中心,即立足亚太。正如日本前情报调查局局长、驻泰国大使崎久彦所说:“今后世界是亚洲的时代,日本应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中心发展国力,应综合地调整亚洲政策和战略,以争取亚洲超级圈。”总之,世界各国均把注意力投向了东地区,“欧洲战略中心说”将有可能从根本上发生动摇。

      第东亚的崛起打破西方发达国家中心说。

      根据“依附论”的理论,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其他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外围”,外围国家只能受中心控制并服务于中心,这些外围国家不可能独立地发展成为欧美式资本主义国家,即永远要屈服于发达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这种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初曾盛极一时,后来遭到许多国家学者的批判,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南北关系差距的拉大,这种“中心一外围”的依附论学说似乎又有了依据,因而又有抬头之势。然而东亚经济的飞速发展却证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是可以走上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的。“四小龙”已摆脱了过去那种贫穷落后的状况,经济水平日益接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中,东亚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与发达国家仅是垂直关系,而是一种横向发展关系。它们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越来越弱,而且已日益转变为相互依赖、相互竞争的关系。既然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可以如此,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也有可能。

      第五,东亚崛起对西方文明中心说提出了挑战。

      根据西方文明中心说,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由于工业革命改变了东西方发展进程,东方文明一直被认为是停滞和落后的文明,而西方文明则被看作是先进的文明,西方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并将其文明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在西方文明中心论者看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东亚的现代化运动就是西化或欧化运动。西方文明中心论均以马克斯·韦伯的理论为基础。他关于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的比较研究,探索了东方文化是东方落后的重要原因这一课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几乎都是全盘西化理论。这一思潮长期以来一直支配着思想界和理论界。但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东亚经济的超高速的增长,洗刷了东亚文明停滞不前的耻辱的历史记录,西方学术界对东亚的看法也发生了重大转折。他们开始用“龙的腾飞”、“东亚的优势”、“日本第一”、“新亚洲”等字眼来称道东亚的新变化与新形势,并引起了建立在西方实证学说基础上的社会科学的突破与发展,现代化和发展研究的主流已从西方转向了东方。东方文明从此又重见天日,统治几百年的“西方文明中心说”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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