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现代化与发展模式的多样性

  • 发布时间:2017-10-17 21:05 浏览:加载中
  • 第一章 世界现代化进程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历史性跃迁过程。按照美国现代化问题专家布莱尔的说法,整个人类历史有三次最伟大的革命性变革:第一次是在大约100万年以前,原始生命经过几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是距今7000~4000年左右,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第三次则是近几个世纪来自西欧起步而波及全球人类的社会现代化进程。就是说,“现代化”像从非人的生命到人的生命,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一样,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不同的是,前两次巨变经历了上万年乃至上百万年的时间,而“现代化”自18世纪末伴随工业革命正式启动以来,仅仅花了200年的时间就已经使人类生活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而且,这次大变革是迄今人类三次生产力形态大转换中最重大的一次。因为它不单是生产力自身的运动,而且是现代生产力与现代生产关系社会各个领域相结合的巨大变革。

      国际上对世界现代化进程有多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两阶段说,如以色列S.N.艾森斯塔在所著《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一书,将现代化的变迁分为两个阶段模式。第一阶段模式从17~19世纪为西欧、美国及英国自治领的持续现代化的模式。第二阶段模式为20世纪现代化模式,其中包括拉美模式、苏联东欧、中国共产主义模式、其他殖民地现代化模式。另一种是三阶段之说,如帕森斯在其《社会系统》一书中,把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欧洲的西三角(英、法、荷)为主,其代表是英国的产业革命和法国的民主革命;第二阶段以欧洲东北角(德国)的急速工业化为主导,由于民主化不平衡的落后状态,产生了纳粹大动乱;第三个阶段的主导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这种分法几乎把日本和东方新兴国家完全排斥在外。我国国内最有代表性的划分法,则是罗荣渠教授的世界现代化三次浪潮说。这三次浪潮与世界三次工业革命是一致的。第一次浪潮(18世纪后期~19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向西欧扩散的早期工业化过程;第二次大浪潮(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是工业化向整个欧洲扩散并取得胜利的过程,同时在非西方世界产生强大的冲击,拉开了非西方世界也走向现代化的序幕。第三次大浪潮(20世纪下半叶)是发达工业世界向高工业化的升级与欠发达世界的大批国家卷入工业化的过程,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则率先进入这一过程。应该承认罗荣渠对世界现代化进程三次浪潮说比国外的几种划分法更为科学,因此越来越被国内外学者所接受。

    第二章 二、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


      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这是争论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老话题。争论的焦点无非是现代化是否等同于西化。一种意见是二者可以划等号,即“现代化=西化”,另一种是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这两种看法均有偏颇。以笔者之见,二者从哲学上分析实际是共性与个性或普遍性与特特殊性的关系。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各国家各民族的必由之路,只不过有早有晚而已。这种必由之路的根本动因力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但由于各国各民族存在历史发展、社会文化背景、政治经济结构等诸多因素的差异,因而不能不呈现出多元性,即特殊性。西方国家与东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种种的区别。西方国家现代化即所谓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二者即有等同部分,又有差异部分。同样,东方国家规代化也是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既有共性,也有异性。

      现代化除了上述一般共性意义的概念外,更多的是特指东方规代化。在这种情况下,上述二者关系就变成了东方国家现代化与西方国家现代化即西化的关系,人们讨论的焦点实际上主要在这里,而非前者。但人们往往将这两种关系混为一谈,因而往往越说越混乱。

      “东化”与“西化”关系,依笔者之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二者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多方面的,甚至往往等同。(1)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源头是西方,西方是原生型现代化,东方则是后发型现代化。即东方的现代化来自西方的现代化,没有西化的现代化,很难有今日东方现代化。离开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教育、市场经济、竞争意识等诸多因素,古老的东方国家也将难以突破前现代化的樊窝。(2)西方国家已实现的现代化目标,诸如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精神文明,恰恰是东方多数国家所追求的目标。(3)在如何实现现代化的某些具体措施、政策,甚至某些战略和体制等方面,西方现代化也往往是东方国家实行现代化进程中学习或借鉴的楷模。从上述这几种意义上说,“现代化二西化”之说未尝不可。但这种说法只能限制在这种有限制性的意义上,绝不可以超越这个界限。

      东方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即二者的区别。我们不同意所谓“现代化二西化”的说法,更不同意“现代化=全盘西化”的说法。原因有四个方面。

      1.现代化既然是全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规律的体现,那么它就不只是西化国家的专利品。著名社会学家维利称现代化是“普遍性的社会溶解剂”,意即西方国家可以实现现代化,东方国家同样也可以实现现代化,仅仅是早晚的不同,而非能与不能的问题。

      2-西方现代化与东方国家现代化是双向互相学习与融合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东方国家现代化在表现上或从时间顺序上是源于西方现代化,但西方国家现代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东方。没有指南针的发明,怎么可能有新大陆的发现,又怎么会有西方国家航海的迅猛发展;没有印刷术和造纸术的发明,怎么会有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高科技和教育的发展;没有火药的发明,又怎么会有今天的火箭、卫星和宇宙飞船。

      3.东方国家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标准尽管与西方现代化在总体上有一致之处,但由于时代的变迁与价值观等方面的差异也有许多不同之处。例如,污染问题、能源利用问题等过去在西方现代化并不是什么问题,但现今却成为人们普遍重视的问题。就是在经济、民主、文化三个大的目标上也会因国因地而有不同特色,不可能千篇一律。在现代化具体标准上,如人均收入、城市标准、各种工业产品产量等均与过去有一定差别。

      4.东方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模式,即具体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道路、体制、政策等,与西方现代化有着重要的差别,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本质上的区别。如东亚国家的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政治上的威权主义政体,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与价值观等,均有惊于西方。在实践上,凡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模式,其害无穷。拉美国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现代化起步最早的国家,但由于原封不动抄袭西方现代化经验,尽管走了近一个世纪的路程,结果成效甚微,甚至落后于起步比它晚2/3世纪的东亚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这种不按国情照搬的例子,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在解体后的俄罗斯比比皆是。这一点应该说是“西化”不等同于“东化”的主要原因。

    第三章 三、现代化无统一模式


      在英文字典中有几个词均可表达“模式”之意,如Pattern、Model、Mould、Paragon,但有关论述模式的英文书籍中用Pattern和Model居多,这两个词可互换用,意思是一样的。如1934年美国本尼迪克特所著《文化模式》(Pattern of Culture)用的是Pat-tern。1970年V.B.辛格所著《经济发展模式:英、美、苏、中经济发展的研究》用的也是“Patterns”一词(Pattern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1988年他得,伯格与萧新煌主编的《探索东亚发展模式》一书用的则是Model(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又如1969年C.K.韦伯所撰《苏联模式与不发达国家》用的也是Model(The Soviet Model and Undeveloped Countries)。“模式”一词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慨念最早何时被提出来,尚无人考证。但广泛使用这一概念则是在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在似乎越来越多的人使用这一概念。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大体有三:(1)战后出现两大阵营,新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走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是这些国家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就出现社会主义道路与模式的问题。据有人考证,西方学者恰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苏联、东欧问题时率先提出政治经济模式概念。(2)广大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面临经济发展的道路、体制及战略问题,是按原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前进,还是按苏联现代化道路前进,或按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于是就产生发展模式的重大课题。(3)自20世纪70年代崛起东亚国家地区特别是“四小龙”独创了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途径,引起世界各方的瞩目,人们纷纷研究它们的经验,即东亚模式问题开始出现。

      对于新出现的东亚奇迹或东躯模式至今仍有一些西方学者抱否定态度,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与西方模式并存的东亚模式或亚洲模式。但这种论点已是陈旧过时的传统看法。包括西方的多数学者认为世界正在出现或形成一种与西方模式并列的新型模式。这种新型模式一般通称为“东亚模式”、“亚洲模式”,还有的学者称它为“追赶(catching-up)模式”。

      东亚的迅速崛起和东亚模式的出现,掠志着东亚现代化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这种成功绝非是西化的结果,这已为世界众多学者与舆论所公认。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其新作《亚洲大趋势》中对亚洲特别是东亚的崛起给予全面高度的赞颂。尽管这部著作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近于粗植,但它的基本观点却是可取的。该书明确指出:“亚洲的现代化绝非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现在,亚洲踏上了富强发展之路,经济复苏使东方人有机会重新审视传统文明的价值。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引进,亚洲向世界展现了现代化的新型模式,这是一种将东、西方价值观完善结合的模式,是一种包容自由、有序、社会关注和个人主义等信念的模式,东方顺起的最大意义是孕育了世界现代化的新模式。亚洲正以亚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现代化,它要引导西方一起迈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21世纪。”东亚的崛起与东模式的出现对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模式和西方中心说以猛烈的冲击。正如法国《世界报》所说,另一种现代化模式取代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趋势正在“巨变的亚洲”出现,亚洲国家以不同的形式拒绝西方模式的霸权。美国另一著名学者霍夫亨兹等的著作《东亚之锋》一书便是揭示这种冲击的代表作品。该书目的在于揭示东亚的优势,并在承认东亚对西方构成了挑战的基础上,试图寻找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整体响应策略。美国著名政治社会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不是也以同祥动机大谈东西方“文明冲突论”吗?

      东亚现代化初步成功的理论价值在于: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或欧化,现代化道路并非只有一条。现代化的模式也并非只有欧洲或美国的经典模式,人类的社会发展具有多样性,现代化的模式同样也具有多祥性。如果人类将现代化作为一个追求目标的话,“那么就应该允许东西方,或南北方等不同人群的各种各样的试验和追求,当然,所得到的结果也只能是原则上大体一致,具体构造因地因时因国而异。试想,一旦那些非洲黑人兄弟有一天实现了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之后,那肯定也不是西欧经典模式的辜本,而必然带有浓厚的非洲特色”。美国现代化专家C.E.布莱克在其名著《现代化动力》一书中对多种现代化模式也有精辟的论述:现代化特征对于所有社会都是共同的,考察这些特征有助于揭示现代化过程的一般性质。然而,各个社会的差异非常之大,这些一般通则对于特殊社会问题的帮助是有限的。“没有两个社会以同一种方式实现现代化——没有两个社会拥有相同的资源和技术、相同的传统制度遗产、处在发展的相同阶段以及具有同样的领导体制模式或同样的现代化政策。”

    第四章 四、现代化模式的划分


      现代化模式到底分几类,由于划分标准不一,说法也不一。这里仅举下列两类划分法。

      第一类按现代化模式的动力渊源(来自内部或来自外部)划分为两大类型:一种为内发型(内源型),另一种为外发型(外源型)。前者动力渊源来自该社会本身,后者动力渊源来自外力和干扰或冲击的结果。人们称这类分法为双元主义。这种双元主义划分似乎广为流传并被接受。台湾的一些学者也采取这类双元主义的分法。如台湾蔡明哲教授主编的《迈向现代化》一书中对此作了进一步发挥。其图式如下:

      第二类按社会形态或制度将现代化模式划分为三类。中国研究现代化的著名专家罗荣渠教授则把现代化模式归纳为三大发展类型。第一种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类型,其发展格局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由市场+分权型或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这一类型完全是自发形成的,经过长时间的演变,逐步趋于成熟形式。第二种为苏联式社会主义现代化类型。其基本发展格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结合+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这种模式是自上而下的定向发展,至今只具雏型。20世纪50年代以来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基本上是仿效苏联模式,然后才转入创新的探索。波兰学者W.布鲁斯把社会主义划分为两大模式: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和南斯拉夫的自治模式。80年代以来中国早已摆脱苏联模式转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模式。第三种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混合式现代化模式。其基本格局是:“混合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现代国家机构”。这种模式是前两种发展模式的结合,也可以称之为正在实验中的替换模式,尚处在形成之中。其特征是:“就市场体制而言,接近于资本主义模式,而旦具有明显的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向型特征;就传统体制仍继续起重要作用而言,接近社会主义模式;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在经济上则受西方强大吸引力或仍然不能摆脱依赖性,从而在有的地区形成一种边缘资本主义发展模式。”

      上述按社会制度的分法,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有其合理性,即使今天也有重要参考价值。但随着国际政治的重大变化和东亚的崛起,这种模式的分类方法显得有些过时,需要加以补充。笔者以为,衡量或划分不同模式的标准,可以突破意识形态和政治经济制度的界限,主要是考虑各个类型的共同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四个考量变项:(1)现代化启动来源:内源型还是外源型;(2)经济的运行方式: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3)政治主要运行机制:议会民主政治还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或混合体制;(4)文化主体:基督教文明还是儒家文明或印度教文明。

      按照这种分类方法世界现代化则可以有诸多类别,比如西欧模式、东欧模式、北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西亚模式、南亚模式、拉美模式、非洲模式等等。然而至今从现代化成功的概率而言最大莫过于西方和东业两大模式。这两类模式可以在上述四大特征上形成鲜明对照:现代化启动来源西方是内源型,东亚是外源型;经济上西方模式是自由市场经济,东亚模式则是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相结合;政治上西方模式是议会民主制,东亚模式则是权威主义政治体制;文化上西方模式是基督教文化,东亚模式则是儒家文化。西方类型国家中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东亚类型国家和地区中包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马来西蓝、泰国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日本和中国大陆。每个大类型中又有诸多3E类模式或国(区)别模式。东亚模式下有韩国模式、新加坡模式、中国的台湾模式……等等。洲类型模式虽然各异,但它们均属于上述四大基本特征。而且,这些基本特征要远远超过或高于诸多各自的千差万别。不能因此而否定总体类别的一致性。正如同不能因为美、英、法、德各自的差异而否定西方共同模式一样。

      日本既可以作为西方模式,又可作为东亚模式,具有二重性,但主要是东亚模式。而且,日本是东亚模式的源头,它在现代化发展程度上(包括议会民主政治)无疑与西方一致,而且成为西方七大国之一,并引以为荣。但在外源型的现代化来源、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儒家文化基础等方面又无疑是东亚模式,即使是政治体制也带有东方的特色。把它归结为东亚模式理所当然。而且在20世纪50~80年代末,日本模式无疑是东亚模式中的成功楷模,它的诸多经验已为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可以说它起到了“领头大雁”的作用。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走向衰落,甚至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出现经济危机,这种情况显示:日本模式已失去光彩。可以认为日本模式正处在从旧日本模式向新型的日本模式的转型时期,它的转型能否成功将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但愿它能再度辉煌,继续成为东亚第二代新型模式的“领头大雁”。

      同样,中国也具有二重性。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上述经济、政治与文化诸多方面又有基本上一致的地方,因此,无疑可将中国划入东亚模式。而且中国与东亚模式有许多可比之处,这有助于探讨亚圳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共同规律和共同经验。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并非是一般的东亚模式。从社会主义制度衡量,中国无疑是属于社会主义特色的东亚模式,具有社会主义的深深痕迹和象征。因此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闻家模式,也不同于其他东亚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其不同点在于:

      (1)从市场经济角度而言,不是东亚一般政府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是在中国共产党政府指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2)从政治体制而言,中国无疑有较多集权成分,但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中国是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政治体制;(3)从文化上说,中国无疑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有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基。但中国的意识形态其主流或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正在形成一种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既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改头换面,也不是中西文化的筒单拼凑或西方文化的变相移植,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充分吸收和继承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造出的新文化。这种文化形态既具备了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又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特色,并以马克思主义贯穿民族文化的内核,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印度作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大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和发展模式上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且,具有典型性,可以说是第三世界混合型发展模式的代表。它与东亚模式在外源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等方面基本一致。因此,有人把印度模式归入东亚模式之中,但东亚模式与印度模式毕竟有重要区别。在政治体制与文化方面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明显的差异性。在政洽上印度是西方类型的议会民主政治体制,但也有某种威权主义特征;在文化上,则是以印度教文化为主体,与儒家文化有诸多的不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也有很不同的特点。即使在经济上,印度与东亚也有明显不同之处。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虽然也有相当的市场经济成分,但国家干预过多,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占有优势地位,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只是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逐步走上市场经济的轨道。因此,印度模式可以单列出来,作为亚洲另一种模式,与东亚模式并列。

      当然印度的现代化步伐比较迟缓,或者说是刚刚起步,但它具有巨大潜能。可以想象,21世纪现代化进程步伐最快的地区很有可能就在中国、印度和整个亚洲。其前景令世人瞩目。将它的现代化进程及其经验与教训与东亚现代化进行周详的比较,不仅在学术上、理论上具有开拓性,而且在实践上也具有重要价值。这种比较无论对东亚、对印度,还是对中国,甚至对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将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然而,对这两种模式进行全面、深透的比较研究,其工程之巨大,难度之大是不言自明的。这是本书难以做到的。本书所能做到的仅是对东亚模式与印度模式描绘出一个大致轮廊,提供一些最基本的素材,进行最简单的对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这些看法自然仅是一家之言,甚至是近于浅陋之见。真正意义上的深入、全面採讨只能留给年轻有为的后来之士。本书的最终目的也无非在于抛砖引玉,仅此而已。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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