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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费尔巴哈那里，人还是抽象的人，无论自然界还是人都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也不可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和具体的东西，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物质性的个体，而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前提或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说：“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还说“这些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就为我们理解现实的个人提供了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现实的个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澄清了这个概念的内涵：“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这就是说，这种现实的个人从事物质生产，物质生产也可以被表述为物质实践。这种现实的个人根本上是通过物质实践及其相关理解来定义和确认的，这里的现实的个人便是指现实生活中从事具体的物质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个体，因此具体的物质实践规定着相关的现实的个人的本质属性，并且表征着这种现实的个人具体而真实的生存状态，与这种现实的个人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马克思、恩格斯说：“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没有物质实践，这种所谓现实的个人就会流于空洞化、抽象化，因此就落不到实处，而且会陷入传统中对人的存在和本性的抽象理解，从而也就没有什么真实的意义了。 物质实践作为人的基本的生存方式并不是仅仅关注于物质需要，也具有精神性的指向。如果物质实践的意义只在于满足现实的个人的物质需要、肉体欲望，而无关乎人的精神向度和感情世界，以此审视并规定现实的个人，那么他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就是片面的、抽象的、单向度的，他的生存与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这也恰恰背离了马克思对人全面理解的旨趣。在我们所经历的现实生活过程中，从物质实践所形成的实际效果看，物质实践固然为现实的个人提供了可供生命延续所需要的物质，解决了生存问题，但与此同时，那些现实中的物质实践却导致了人固有的特性与本质的丧失，并造成他的异化，使他不能成为人，丧失了人的本质，原本用以实现人的本质发展的手段却走向了人的对立面，并导致人的存在与自己的本质形成严重的分裂。在此，马克思看到了隐藏在物质实践活动中的矛盾的方面，同时发现了对物质实践的不合理理解和运用可能造成的危险，这种异化实际揭示了在这种异化了的实践中现实的个人本质丧失的残酷现实，人不仅会因此走向人的反面，而且物质实践的真实意义也被遮蔽了。 马克思的哲学首先表现为对生存发展的主体即现实的个人的深切人文关怀上，因此马克思的哲学也可被视为一种广泛的人类学。马克思站在当时社会中大多数穷苦人即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无产阶级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由此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异化的现实图景，“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 这种异化现象的形成，是与当时社会片面追求物质生产的风气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往往淡忘了其所关注的物质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人的世界，而这个人的世界才是更根本更重要的。因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对象化会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异化，“劳动的这种实现表现为工人的失去现实性，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马克思从异化理论出发，发现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的根源在于人的自我异化即类本质的丧失，在此基础上，指出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将是不可避免的，这也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的现实根基。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改变世界的使命，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回答这项使命的出发点是现实的个人，是对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的不合理性的揭示，因此马克思的讨论都是围绕现实的个人而展开的，现实的个人便是马克思哲学的逻辑起点。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确立了个人的感性活动与现实的个人之间的联系，最终表明现实的个人就是进行感性实践活动的个人，或者说，就是感性实践活动的具体的主体，从而使得个人从有生命的个人到具有类本质的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不断生成过程中得到了说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揭示了现实的个人的总体性的多重内涵：现实的个人是感性的个人，个人首先是一种肉体存在物和有生命的存在物，因此并不超离于自然之外，而是同其他自然物一样受制于自然规律；现实的个人是具体的个人，是在一定的感性活动中存在的个人，感性活动是一种具体的活动而有别于抽象的精神活动；现实的个人还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个人作为直接的具体的个体存在者，同时身处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个人，个人总是在一定的历史处境和历史时代中生存和发展，从地域性的个人到世界历史性的个人，同样是个人历史性的不断展开的过程。 所谓现实的个人，就是客观上实际生存着的人，这样的人，不能归结为不加区分的个体，也不是个体间的简单集合，而应该被看成个体、群体和类的有机统一。人的本质不是个人的自身孤立，即不是每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而是由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全部社会关系——在物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生产关系——的总和造成和决定的。人的本质在于它的社会性，在于人在社会中结成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现实的个人就生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人的本质的具体性和历史性，就在于它的社会性，因为社会生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现实的个人的社会关系也会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因此，一切社会关系总和决定人的本质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并随着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具有具体性和历史性，只有把人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中加以考察，才能揭示现实的人的真正的本质。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可以说是一种巨大进步，他指出构成人的本质的基础既不是人的自然属性，也不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抽象结合，而是人的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在一定生产关系基础上的交互作用，在个人身上产生的一种客观结果，并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论人的自然性是怎样的，它最终都由人的社会性所支配。这种现实的人是“处在一定的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 在马克思以前，尤其在宗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中，不乏有关于人的本质的各种表述：宗教神学把人的本质推向神，认为上帝创造了人并因此最终地赋予和决定了人的本质是神的副本；黑格尔推崇理性，认为人不过是绝对精神认识自身的工具和手段，人的本质在于自我意识的不断实现，因此绝对理性就构成了人的本质和目的。无论是宗教神学还是黑格尔哲学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将人的本质外在化，在上帝和绝对理性中去寻求人的本质。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的本质究竟是内在于人的，还是由某种外部精神实体赋予的？ 这也是费尔巴哈所面临的诘难，可以说是费尔巴哈直接把马克思带入了这样思考人的本质的切入口。费尔巴哈作为人本学唯物主义者，在人的本质问题上，他无需求助于神，也不会求助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是强调人的本体地位，提出了“人的本质是人自身”。在费尔巴哈看来，人是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因此对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便在对象中显现出来了，而对象就是他真正客观的“我”，所以，“我”即人本身，就成了人的本质的显示。费尔巴哈说：“人所认为绝对的本质，就是人自己。”由此，费尔巴哈与宗教神学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划清了界限，迈出了在人本身中探求人的本质的关键性的一步。费尔巴哈的这个思想和他的“宗教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论断完全一致，他既把神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人本身，指出了宗教就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费尔巴哈在宗教批判中抛却对于超验事物的幻想，给人的本质注入现实性，强调人的本质就是人本身。这就道明对宗教的批判不过是对尘世的批判，对天国的批判不过是对现实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不过是对政治的批判。 费尔巴哈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的类本质思想，也就是把人的本质定位于“类”，其所说的类本质也就是指人之为人而与动物相区别的共同特性。那么，到哪里去寻找这种共同性呢？其实本来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第一条道路是从人的进化和发展的历史中去寻找，马克思后来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费尔巴哈不理解生产和实践对世界和人的生成的决定意义，于是，他选取了另一条相对简单的道路，这就是把类理解为单个人的简单相加，在孤立的个体中找出既能把所有人自然地联系起来又能与动物相区别的普遍性。这时费尔巴哈想到了人的意识的普遍性，“究竟什么是人跟动物的本质区别呢？对这个问题的最简单、最一般、最通俗的回答是意识”。不过他还对意识附加了一个条件，因为他认为，如果意识只是指感性的能力或对外界事物的知觉和判断，那么动物也具备这样的意识。费尔巴哈说：“只有将自己的类、自己的本质性当作对象的那种生物才具有最严格意义上的意识。”根据这个标准，“动物固然将个体当作对象，因此它有自我感，但是它不能将类当作对象，因此它没有那种由知识得名的意识……科学就是对类的意识。在生活中我们跟个体打交道，而在科学中，我们是跟类打交道。”人就是通过科学意识而把“类”当作对象，从而与动物产生了根本区别。费尔巴哈最终把人的类本质归结为科学意识，而且他还进一步将科学意识扩展到人的存在中最高的完善性，“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完善性，这就是最高的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的绝对本质，就是人生存的目的”。 费尔巴哈关于人的类本质的理论也是有其合理之处的，比如他把类本质定位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正确的，人的本质自然需要在与动物的区别中才能显现出来。但是，他把意识、理性、意志和爱当作类本质，却缺乏严格的根据和论证，因为意识和理性本身并不具有初始性和第一性，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可以发现产生意识与理性的更根本的源头，费尔巴哈没有去探求这个源头，这也是他的类本质学说的不彻底之处。 马克思不同意费尔巴哈对人的类本质所作的抽象的理解，但为了把人的本质推向人与动物根本区别的境界，他认为仍可借助费尔巴哈的类概念。不过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没有直接开始探讨人的类本质，而是通过“人是类存在物”的命题渐次说明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类本质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而人之所以是类存在物，主要源于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两个方面：其一，人不仅把外部世界当作自己认识和活动的对象，而且把自身及其“类”也当作同样的对象，这一点是人所独有，而动物不可能具有的，动物不仅不把自身当作对象，也没有从外部世界中分离出来，而是与之融合在一起，根本谈不到对象化；其二，“人把自身当作现有的、有生命的类来对待……当作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人作为一个类和其他物的类的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生命，这就是人与无机界的区别。虽然动物也有生命，而且人和动物都依靠无机界生活，但人赖以生活的无机界的范围要比动物广阔得多。从思想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和阳光等既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又是艺术塑造的对象，因此“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同时，人又把它们当作对象化活动中的资料和工具，因此自然界变成了人的无机的身体，人在自然界面前所表现出的这种普遍性表明，人虽然靠自然界生活，但不像动物那样只是依附于自然界，而是处处以自然界作为自己的无机的身体，作为自己本质活动的参与者。因此，人和动物不同，人在自然界面前为自己争得了自由，这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人把自身当作普遍的也是自由的存在物来对待”。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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