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代兵法的形成与兵书的产生

  • 发布时间:2016-06-21 11:38 浏览:加载中
  •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我国历史上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于兵法问题开始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大约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 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夏、商、周三代,随着私有制和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经常的社会现象。此 期发生的著名战争,有夏启讨有扈氏、商汤灭夏、武王伐纣、周公东征等,作战形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商代,青铜兵器逐惭应用于军 事;周代,军队组织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作为观念形态的兵法思想,通过许多战争实践,在此期已经产生,这些思想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 史料中都有反映。

      西周时期,随着长期战争经验的积累和我国典籍制作条件的具备,最早的兵书应运而生。《军志》《军政》两书是见于记载 最早的兵书,这两部兵书今已不存,但是在《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宣公十二年、昭公二十一年都记录了这两部兵书的书名,并保存了一些佚文。此外,在《孙子· 军争篇》及唐代杜佑《通典·兵典》中,也保留有这两书的零星佚文。从现存的佚文内容上看,《军志》《军政》二书已不是战争活动的简单记录,而是对战争经验 的总结和概括,其中“有德不可敌”,揭示了政治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地利为宝”,是对作战条件的分析;“欠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有 夺人之声,后人有待其衰”,“攻不足而守有余”,“穷寇勿迫,归众勿追”等,则都是可贵的战争谋略思想。

      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大 动荡、大变革和大发展,为兵书的逐渐成熟提供了有利条件。春秋以降,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争霸兼并。战争日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用兵数量 逐渐增多,铁兵器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步、骑、车多种形式地配合作战,使战争更趋复杂,对将帅的要求更高。此期的大小战争以数百计,其中春秋时齐国等国与 楚国的“召陵之战”,晋楚的“城濮之战”;战国时魏齐的“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秦赵的“长平之战”,皆以规模巨大、变化复杂而著称。战争的客观要求, 强烈刺激着兵法思想的发展。诸侯列国或为生存,或为争雄,广揽军事人才,鼓励新说,为兵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一批新兴地主阶级的兵家人物应运而生,曹 刿、子鱼、伍员、魏舒、子元、孙叔敖、孙武吴起等都是当时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战争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在百家争鸣、互相辩难、学术气氛活跃的社会环境中, 撰著了大量理论性较强而又富有理性色彩的兵学著作。此期以《孙子》为代表的一批兵书,奠定了古代兵学的基础,标志着兵书的成熟。汉初张良韩信整理兵法, 共得182家,“删取要用”,定著35家,流传至今的仍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六部。《孙子兵法》共13篇,约 6000字,孙武撰。孙武字长卿,齐国人,括动于春秋末期,是先秦兵家的始祖。《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它是中国古代 最著名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兵书,被称为“兵经”,已译成多国文字流传国外,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反映了孙武的战争观,“兵者,国 之大事也”,直观地看到了战争的重要性。他注意到战争与政治关系,把“道”列为战略内容首要因素。《孙子兵法》有大量关于战略战术的分析。它把战略上的胜 负判断归结为“道、天、地、将、法”五大因素,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因敌而制胜”“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有效使用兵力的原则,以及 “兵以诈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出奇制胜的方法;它十分重视战争的客观条件,“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就是从战争对人力、物力、财力的依赖关系 出发的;它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主张及“治乱”“勇怯”“强弱”“劳逸”等对立转化的观点,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还提出 了一些治军理论。它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揭示了战争的重要规律,成为历代兵家的座右铭。

      《吴子》是战国时重要兵书,作者吴起, 战国时卫国人。今本《吴子》共六篇,约五千字。《吴子》的内容可归纳为几点:一是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它把战争起因总结为“争名”“争利”“积恶”“内 乱”“因饥”五方面,分析了战争的性质,注意了战争的两重性及其发展变化;二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三是随机应变的战术方法,总结了在作战 中“击之无疑”或“避之无疑”等各种情况,提出新出现的骑兵兵种与车、步兵配合作战的各种战术;四是“以治为胜”“教戒为先”“进有重赏,退有重刑”等一 系列治兵原则。《吴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兵法》,反映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和兵法的特点。

      《司马法》,旧题司马穰苴撰,穰苴为春秋末 期齐国人。据《史记·司马穰苴传》记载,《司马法》是战国齐威王时群臣汇集古兵法与穰苴兵法而成,故此书内容不独为穰苴所撰。《司马法》在流传过程中已有 散佚,今本仅五篇,清人又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此书的主要内容为:“仁本第一”,论述战争观;“天子之义第二”,记君臣之礼,治国、治军的方法及古代 一些军事制度;“定爵第三”,讲战争准备、布阵原则和战时法规等;“严位第四”和“用众第五”,主要讲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

      《孙膑兵 法》,孙膑撰。孙膑为战国时齐国人,孙武的后世子孙。《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曾广泛流传于战国末和秦汉时期,《汉书·艺文志》曾著录“《齐孙子》 89篇,图四卷”,其后失传。1972年4月,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一批孙膑论兵的竹简,经专家整理为《孙膑兵法》,由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分 上下编,各15篇,11000余字。其后又对1975年版《孙膑兵法》作了重大调整,移出原尚难肯定为孙膑或其弟子作品的下编,修正了上编,补入《五教 法》一篇,定为16篇,近5000字,编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今本《孙膑兵法》虽远非《齐孙子》原貌,但仍有丰富内容,如 “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以寡击众,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及“必攻不守”的战术等。书中还有对桂陵、马陵之战的一些记载,可补史书不足。

       《尉缭子》,作者尉缭,《隋书·经籍志》著录为“梁惠王时人”。存世最早刊本为南宋《武经七书》本,5卷,24篇。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尉缭子》 竹简六篇为最早版本,虽然残缺严重,但解决了长期以来认为《尉缭子》是后人伪造的问题。《尉缭子》继承发展了《孙子》、《吴子》等军事思想,它反对用天命 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主张“王者伐暴乱”要以“仁义”为本;“兵者凶器也”,“故 不得已而用之”。它对于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有精辟的论述。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提出“正兵”与“奇兵”灵活运用的作战方法。此 外还有许多治军的言论。《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

      《六韬》,旧题周吕尚撰。吕尚为西周军事家 姜子牙,所题显系托名,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详考。《六韬》成书于战国末期,以前人们对此有种种怀疑,但1972年在银雀山汉墓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 公》,证实了此书确是先秦兵书。《六韬》现存最早刊本为南宋《武经七书》本,共6卷,60篇,23000字。《六韬》总结了先秦兵家和诸子论兵的精华,通 过对周文王、周武王与姜太公对话的形式,探讨、阐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及方法。前二卷“文韬”、“武韬”主要阐述战略问题,后四卷“龙韬”、 “虎韬”、“豹韬”、“犬韬”重在阐述治军和作战指导方法。《六韬》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 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具有重要理论和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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