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是谁促成了起义者?

  • 发布时间:2016-04-01 15:16 浏览:加载中

  •   不管对农民起义军如何评价,有一个事实谁也不能否认:农民不是因为刁钻、因为好战斗狠才起义的。我们中国,低眉垂首的人特别多,农民尤其如此。试看历史上那些成功与未成功的起义者,无不是一忍再忍,实在忍无可忍了才扯起大旗,最初原因根本不是想弄个皇帝当当。

       例如陈胜、吴广起义,是由于去渔阳戍边的路上遇雨误期,而按秦朝的法律,误期要被砍头,于是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严酷现实的问题——耽误日期必死,逃跑同 样必死,起义可能死也可能活,于是陈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造反了。至于后来一些豪杰趁势而上,那是另一回事,不宜与此混淆。

      天 下统治者常犯的毛病是,喜欢把老百姓想象成特别愚鲁蠢笨的人,以为老百姓识不破他们的任何花招;老百姓一旦活不下去了,说几句不满的话,便又由愚鲁变成刁 恶。换句话说,他们往往过高估计自己,过低估计老百姓,总以为自己的智力超乎常人远矣,小民根本不在他们眼里。于是为所欲为,视百姓为无物,以为草民不过 尔尔,可以任意宰割、任意驱使、任意欺瞒。元朝后期出现一个布衣皇帝朱元璋,不能不说是统治者自己把他推向皇椅的。

      元朝末年,皇室奢 侈腐败,贪得无厌,内部倾轧争权。二三十年的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更换了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天顺帝、文宗、明宗、宁宗、元顺帝共九个皇帝。到了后来, 吏治更加腐败,财政入不敷出。蒙古贵族中书右丞相伯颜独秉国政,任命的官员多是靠行贿而来,台宪也都议价卖官。伯颜前后共受赐田多达两万顷。这些皇亲勋臣 并不以得到赏赐为满足,而是在地方上更加贪残。那时高层的靡费也相当惊人,“皇后日用所需钞十万锭,币五万匹,绵五千斤。”高层如此,地方官员更是变本加 厉。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贿、圈地、抢夺等方式大肆吞并土地。后来官吏贪赃之风愈演愈烈,发展到贪官污吏竟“问人讨钱,各有名目”。

      从泰定元年(1324 年)起,有关天灾的记载史不绝书。如天历二年(1329 年)发生大灾荒,“陕西诸路饥民百二十三万四千余口,诸县流民又数十万”,“河南府路以兵、旱民饥,食人肉事觉者五十一人,饿死者千九百五十人,饥者二万七千四百余人”,江浙诸州,饥

       民六十七万六千余户,遭受水、旱、蝗灾的饥民,南方北方总数不下六七百万。为了防止民众起义,元朝强化了国家专政机器,比如禁止百姓“起集买卖”,以防 止“妨农滋盗”、“生事不便”。为了防止汉族人的武力反抗,元朝统治者禁止汉人、南人拿弓箭及军器。如至元二十年(1283 年)规定,“除弓人外,别个 汉儿人每弓箭军器不交执把”。至大三年(1310 年)七月,御史台又奏称:“但有姓的汉儿、蛮子,弓箭、军器禁了者,拏的人依在前体例,要罪过者。”延 祐三年(1316 年)的规定更加严厉“汉儿人不得悬带弓箭围猎”,违者办罪。在严密的箝束和酷烈的朘剥之下,百姓苦不堪言,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的惨状愈 演愈烈,人食人的现象时有发生。刘伯温长达五百言的《北上感怀》中有这样几句:

      逾淮入大河,凄凉更难视。

      黄沙渺茫茫,白骨积荒藟。

      哀哉耕食场,尽作狐兔垒。

      ……

      去年人食人,不识弟与姊。

      元代的土地基本集中在诸王、贵族、官僚、寺院、私家地主手中,他们人数虽然不多,却占有全国绝大部分的耕地。富户有权有势,作威作福;穷人受尽欺凌,流离失所。

      更让人不能释怀的是,尽管当时社会已经沦落到了人食人的可悲境地,贪官腐吏却仍然勒索不止,小民无衣无食。老百姓的生存权利完全被剥夺了,剩下的只有起义造反一条路了。朱元璋就是在这个时候参加起义军的。

      表面看,元朝金融改革失败与治理黄河工程是引发起义的重大因

       素,但从根本处来讲,起义实是元朝一百多年暴虐专制统治带来的必然结果,元末的金融改革和治水工程不过是一个契机,即使没有它们,也一样会有这样那样的 起义。《南村辍耕录》记载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一首《醉太平小令》:“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 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元史·河渠志》认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 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度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 论也。”真是有力的一问。

      忽必烈灭掉南宋以后,发动了频繁的对外战争,人民遭受元廷及其各级官吏的压迫相当沉重。据元朝政府的官方统 计,仅至元二十年(1283 年)这一年,江南的大小起义“凡二百余所”,到了至元二十六年(1289 年),陡增为“四百余处”。对那时平民百姓的生 活,《明太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可成为注脚。《明太祖实录》云,朱元璋的父亲是“勤俭忠实”之人,靠佃种地主的几十亩地为生,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 辛辛苦苦,但打下的粮食,除去交租,剩下的往往不够一家人糊口。遇到灾荒年月,粮食歉收,生活就越发困苦。怪不得朱皇帝忆起早年往事,常常眼含泪花,心潮 澎湃。

      人生苦况如此,社会怎么能稳定?

      对于百姓而言,高层的政策和方针是重要的,因为这从政治方面规定了他们的权利,关乎他们的存亡;然而只有政策远远不够,因为但凡政策、法规之类,只有到达基层才算有了生命,如果基层官员对它秘而不宣,或者任意缩小或扩大,任意曲解,高层的政策再好也无济于事。

      基层官员的品质虽然不高,作用却很大。一般来说,基层政权是与老百姓密切接触的官方代表,具有强化和削弱王朝政策的功能,百姓可以凭

       借身边官僚的行为,亲近或者分离他们对高层政策的亲和程度。事实上,老百姓接触最多的就是地方府衙里的官员乃至那里的吏卒。相对而言,皇帝、朝廷虽与百 姓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直接接触的机会则要少得多。朱元璋曾说:“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台宪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 富。”真是明智之语。朱元璋做了皇帝后特别重视基层官员的操守,与他早年的生活大有关系,严厉惩罚贪墨者,也可以从元末地方官员的贪鄙行为的泛滥中找到原 因。

      吃尽人间穷苦味道的朱元璋,在元朝立国之初并没有搞起义,因为那时还能忍还想忍,实在忍不下去了又想活着,才参加了义军。有人把 朱元璋与逼上梁山的那些好汉相比,细想想,到梁山去的那些好汉,根本不存在忍受饥寒的问题,而是更高层次的“被逼”,朱元璋们却连最低的生存条件都没有, 似乎很难与他们同日而语。朱元璋举义旗,首先追求的是生存权,而梁山好汉追求的是政治权利。

      欲使朝政稳固,社会安定,当政者必须睁大两只眼睛:既要看清朝廷大臣的所作所为,也要关注下层百姓的所思所想,否则国强民富的愿望不止仅仅停留在纸面上,还可能引起惶恐和不安,引出朱元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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