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古代选官流弊与微调之力

  • 发布时间:2016-01-01 23:04 浏览:加载中
  •   我国选拔官员的措施,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多有变化。如夏、商、周实行世卿世禄制(又称世官制)。“世卿世禄制”的卿,是古代高级官吏的称呼,世卿就 是天子或诸侯国国君之下的贵族;禄,是官吏所得的财物。世卿世禄制是按血缘关系分封诸侯、卿、大夫等官职的,这些职位是世袭的,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世 袭其职,世受其禄。从周武王到周成王,先后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国,其中较大者有七十一国。

      春秋战国时期是政治制度大变革的时代,陈旧的世卿世禄制,已经不合时宜,“任人唯贤,因功受禄”的选举制度便取而代之,“军功”和

      “养士”成为这一时期选官的重要途径。秦统一中国后实行十二级爵制,应该说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选官制度有承继关系。

      历史进入到两汉以后,察举制大行其道。所谓察举制,即刺史、郡守等地方官或中央的三公、九卿、列侯推荐人选,供朝廷遴选。因此,察举制又称为“荐举”。这一制度与征辟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汉代选官制度的主体。

       察举制的确选拔了不少有用之才。但这一制度到东汉后期,便日益腐败。《后汉书》卷六十六曰:“民有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 孝,州郡数礼请之。郡内以荐蕃,蕃与相见,问其妻子,而宣五子皆服中所生。”此处的“蕃”即陈蕃,也就是传说中那个扫天下而不扫一屋的人。此时陈蕃为乐安 太守,接见了这个大孝子。

      可细加询问,赵某竟在这二十年中在墓道内生了五个儿子。按礼法,服孝期间必须禁欲不亲女色。可见,当时的选官政策下,士人矫饰、虚伪到了什么程度。时人谓:“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两汉实行的选拔人才制度,相对于世卿世禄制而言是一种进步。察举制使商周以来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世卿世禄制被逐渐打破,不少出身低微、幽处乡间的才俊步入仕途,成为国家的栋梁。但到了东汉后期,朝政越来越黑暗,察举制也一步一步走向没落的境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察举制的不足已经显露无遗,为使其发挥优长之处,统治者还以九品中正制与其配合。九品中正制就是在州、郡、县设置大、小中正官,由中央 选派原籍德才兼备、有识鉴的官员担任。这些中正官负责察举本地区的士人,把他们分为九品,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中正 官将九品人选上报朝廷,由吏部依据所定品第高下及家世、行状,授予官职,原则上说,名列上品的可以做大官,下品的只能做小官。

      和两汉 时期的察举制一样,九品中正制到了后来,尤其是西晋之后,门阀世族掌握大权,门第高下成为评定品第的主要依据,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世胄蹑 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局面,九品中正制蜕变为门阀世族维持其特权的工具。就中正来说,选举只重家世,不重才能,徇私舞弊,以权谋私,趋炎附势,定品失实, 贪赃受贿,请托公行,公报私怨,随意降品等劣行,使中正定品失去了公正与平允,日益成为门阀士族势力的代表,日益熏染国家政治和社会风气。

      终于,隋朝以后,科举制成了国家的选官正途。然而,自清朝嘉庆道光之后,科举考试制度的腐朽表现得越来越突出,从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吏,对外界事物毫无所知。1905 年 9 月 2 日,清廷明确谕令停止科举,废除了这种已经实行一千多年的选官制度。

       面对选官制度的诸种改变,有一个现象不能不提,那就是变化较大的选官制度,总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产生,总是随着政权的更迭而出台,在平稳的社会环境下, 往往没有“改良”的冲动。说往往没有,就意味着不是根本没有,只是微调力度太弱,不能弥补制度出现的漏洞,或者说堵塞漏洞的速度,远远不能与漏洞出现的速 度相抵。事实上,历代都有人指出当时政策的弊病,也有当政者加以修补,可惜力度太小。

      社会进步,有的是因为革命导致的改朝换代,有的 是因为社会的微调机制有效堵塞漏洞,使民众看见曙光。利用暴力改朝换代,不可能不流血,不可能不给民众带来损害。如果社会进步必须用暴力革命去交换,代价 就远远大于改良换来的一切。但是,革命发生之前社会往往是平静的,如果当政者缺乏忧患意识,缺乏对社会切实的了解,一味享受这种平静,不思对制度进行微 调,甚至拖延改良,阻碍改革,制度的漏洞就会显现,动荡就难以避免。清政府虽然主动停止了科举,但与浩浩荡荡的世界潮流相比,太迟了。所以,如果一个社会 能够培育灵敏的微调机制,的确是民众之福,也是主政者的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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