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汉前期的商业经济是繁荣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么一 段描述：“汉兴，海内之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段话指出了汉初商业之所以有大发展，主要由几个因 素所致：1.自秦统一后，车轨一致，便利产品流通和物资交换；用圆形方孔钱替代了其他各国货币；统一度量衡，使计算方便，有利于进行经济和物资交流。汉承 秦制，商业活动有了固定的标准；2.不收关税，使商业在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减低；3.开发山林湖泽，取消盐铁等重要物资的官方管制，使商人受官营专卖的影响 与限制减少；4.征税收取货币，提高了农产品的商业化程度。汉初商业的繁华地带在关中，关中面积仅有全国的1/3，人口也只有3/10，但财富却有3 /5。除此之外，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随着西域匈奴威胁的解除，河西走廊的商业极为繁荣，敦煌等地作为对外贸易的重镇开始兴起。从汉初的情况来 看，中国商业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到汉武帝时，已经有了大批腰缠万贯的工商业主，在对工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上，汉武帝任用了大商人出身 的桑弘羊，由他出任大司农（掌管全国财政的官员）。 但从东汉开始，中国的商业经济有所衰落，究其原因，是出现了自给性很强的庄园经 济，豪强地主兼并大量土地，把原来国家控制的自耕农转化为他们所掌握的奴婢和徒附，并役使奴婢和徒附建立了一个个坞堡，生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这种生产 模式自给自足的特征非常明显，其结果直接削弱了商业的发展动力，商业流通的范围与程度大大减弱。与此同时，政府征收赋税以布帛等实物为标准，也打击了市场 发展的驱动力。因此，东汉之后，中国的商业经济进入一个相对平淡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流域屡遭战乱，人口丧亡，城邑丘 墟，生产废弛，市场萎缩，致使秦汉以来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势头严重受挫，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因社会的激烈动荡而陷入到极度的困境之中。其间经历了“三起三 落”，即有过三次发展与高涨期，也出现过三次破坏与衰落期。 在黄巾起义失败后到三国鼎立形成的这段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豪强争斗的 主要战场，生产停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商业的凋弊也是显而易见的。曹魏时的商业开始日见复苏，城市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在国内商业日趋活跃的同时，曹 魏时的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到魏晋禅代，全国统一，商业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都洛阳再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 但从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开始，先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酿成了“八王之乱”；随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割据势力相续入据中原， 建立了许多政权，北方又形成了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这次动乱的时间比汉末豪强割据更长，因而对北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也更加惨烈。在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混战 中，黄河流域的大量人口在兵燹中被杀戮，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直到前秦统一北方，商业又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气象。从长安到各地的道路驿亭得到修复，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贩运贸易十分活跃。京师长安经重建后，逐渐恢复了往昔的繁荣。随着前秦政权的瓦解和继之而起的战乱，北方商业又陷入到不可避免的衰退之内。 北魏重新统一北方，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有了明显发展，尤其是太和年间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整顿吏治，实行班禄，推行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鲜卑旧俗， 迁都洛阳和进一步推行汉化等，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而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个几经波折的昔日名都，又 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户口殷盛，市场繁荣。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有二百多个里坊，居民十万九千户。城内建立了许多商业区，有洛阳大市、洛阳小市 和四通市，又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十里。不仅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还是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但是，如同前两次一样，北魏商业发展的势头也未能持续下去。自孝昌以后，北魏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使北魏王 朝迅速衰亡，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后来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北方又形成北齐、北周东西对峙的局面。在东魏、北齐 与西魏、北周相争的年代里，黄河流域又一次陷入动乱和破坏之中。经过战乱，刚刚恢复的北方经济又遭摧残，商业的发展亦形停滞和趋于衰落。 隋唐时期，中国的商业才恢复生机。从唐代的文献来看，商业城市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西汉时，全国概括而言是六大商业城市，首都长安是国内商业与通商西 域的中心，临淄是齐鲁地区的商业中心，此外，就是河南的洛阳，河北的邯郸、南阳，巴蜀的成都。到了唐朝，商业城市则除了长安、洛阳之外，随着江南人口增 加，加速了江南的开发，逐渐转变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一系列新兴城市兴起，随着南方社会商品经济及其运河交通的空前发达，沿运河一带的城镇便迅速繁荣起来， 沿岸的扬州、苏州、杭州、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在当时并称谓四大都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 （镇江）、常州也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以扬州的繁荣为例：农业、手工业、商贸都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局面，扬州富庶 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州不仅是全国性商业都会，而且又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当时从东南亚各国及波斯，大食等国都有商人来扬州经商，为此政府特在扬 州设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街重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这是杜牧咏扬州的诗句，反映了扬州的城市景观。 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长江 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已成为了主要交通路线，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长江下游大港，城内市集众多，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与广陵（扬州）、京 口（镇江）、江陵、成都、南京并称长江流域六大都市；沿江浔阳（九江）、预章（南昌）和下游地区的吴郡（苏州）、毗陵（常州）、会稽（绍兴）、余杭（杭 州）以及沔水（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和寿春，都发展成为当时繁盛的商业城市。在商品性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走向鼎盛繁荣时期，从而有力地 推动了港口贸易城市与陆运交通城市的发达，就全国而言，南方主要有广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明州（宁波）及上海松江等。其中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成为 世界著名贸易港口城市。作为制粮中心和茶叶市场的泉州，也成为当时与南洋、日本、南亚间往来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广州在唐代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 隋唐时期的商业通道也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商业贸易的范围扩大，比起以前来，也有大的改观，以长安为中心，商业通道四通八达：沿西到敦煌一直通向西域、 中亚地区；往北通达幽州进入东北地区；向东以洛阳为中接地，分别到达登州与扬州，并以登州与扬州为出海口，与日本等国进行海上贸易；向南则有三条通道，一 是跨江淮，经洪州而至广州，一是跨荆湖而至交趾或广州，一是经成都、益州进入西南的南诏，最后进入南亚各国。 汉唐时期，城市商业活动 保持着严格的“市”制，即坊市制度，城市中，各区的功能分得非常清楚，坊就是住宅区，市就是商业区，二者互不混杂。市的四周有围墙，与住宅区是完全分开 的，市门有人看守，按时开闭，市里为了便于顾客购买，便于官府检查，店铺在市内按商品种类排列；在市内营业的商人要向官府登记，称为“市籍”，交纳“市 租”。官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市场法规：商品分三等定价，每旬估价一次；每年八月商人要到官府校准度量衡；手工业者制造的器物都要遵照官定规格，刻上姓名， 否则不能出售；禁止商人操纵物价，把持买卖。 不过，坊市的严格管理制度并不利于商品的自由交易与流通，因此，发展到唐朝后期，在繁荣 商业的冲击下，坊市的规定逐渐被打破，沿河近桥或城门口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同时为适应社会需要的酒楼、茶坊也大为发展， 逐渐形成了以酒楼、茶坊为中心的街市。随着旧有集中“市”的瓦解，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和商业区开始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这样，大街小巷畅通的结 构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的街坊结构。城市中出现夜市，王建有诗为证：“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当然，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新陈代谢过程，唐后期只 是一个开端罢了。 商业经济在晚唐的又一大变化就是草市的发展，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商品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 来，并且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置市的规定，在广大农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 的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较著名的如荆州沙头市（今沙市），因地处水上交通要冲，而成为“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草市。四川盐亭县 雍江因产盐而成为盐市等等。 农村商品交易的活跃主要在墟市，这种民间商品交易，在荆南、岭南称为“墟”，巴蜀称为“亥”市（每三日一 市），北方称为“会”或“场”。这种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农民出售剩余的米柴果鱼禽，换回一些当地不能出产的物品，如盐等等，柳宗元贬官流放广西时，对当时的 民间墟市曾如此描述：“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