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秦汉至隋唐的商业

  • 发布时间:2015-11-29 12:46 浏览:加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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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至唐,中国的商业经历了一个上升——下降——上升的马鞍型过程。

      西汉前期的商业经济是繁荣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这么一 段描述:“汉兴,海内之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这段话指出了汉初商业之所以有大发展,主要由几个因 素所致:1.自秦统一后,车轨一致,便利产品流通和物资交换;用圆形方孔钱替代了其他各国货币;统一度量衡,使计算方便,有利于进行经济和物资交流。汉承 秦制,商业活动有了固定的标准;2.不收关税,使商业在流通过程中的成本减低;3.开发山林湖泽,取消盐铁等重要物资的官方管制,使商人受官营专卖的影响 与限制减少;4.征税收取货币,提高了农产品的商业化程度。汉初商业的繁华地带在关中,关中面积仅有全国的1/3,人口也只有3/10,但财富却有3 /5。除此之外,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随着西域匈奴威胁的解除,河西走廊的商业极为繁荣,敦煌等地作为对外贸易的重镇开始兴起。从汉初的情况来 看,中国商业经济发达地区主要在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到汉武帝时,已经有了大批腰缠万贯的工商业主,在对工商业和市场的管理上,汉武帝任用了大商人出身 的桑弘羊,由他出任大司农(掌管全国财政的官员)。

      但从东汉开始,中国的商业经济有所衰落,究其原因,是出现了自给性很强的庄园经 济,豪强地主兼并大量土地,把原来国家控制的自耕农转化为他们所掌握的奴婢和徒附,并役使奴婢和徒附建立了一个个坞堡,生产农产品和手工业制品。这种生产 模式自给自足的特征非常明显,其结果直接削弱了商业的发展动力,商业流通的范围与程度大大减弱。与此同时,政府征收赋税以布帛等实物为标准,也打击了市场 发展的驱动力。因此,东汉之后,中国的商业经济进入一个相对平淡的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黄河流域屡遭战乱,人口丧亡,城邑丘 墟,生产废弛,市场萎缩,致使秦汉以来北方商品经济发达的势头严重受挫,商业的恢复与发展也因社会的激烈动荡而陷入到极度的困境之中。其间经历了“三起三 落”,即有过三次发展与高涨期,也出现过三次破坏与衰落期。

      在黄巾起义失败后到三国鼎立形成的这段时间里,黄河流域一直是豪强争斗的 主要战场,生产停顿,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商业的凋弊也是显而易见的。曹魏时的商业开始日见复苏,城市经济逐渐活跃起来。在国内商业日趋活跃的同时,曹 魏时的民族贸易与对外贸易也有较大的发展。到魏晋禅代,全国统一,商业也随之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首都洛阳再度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中心。

       但从晋惠帝永平元年(291年)开始,先是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倾轧,酿成了“八王之乱”;随后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割据势力相续入据中原, 建立了许多政权,北方又形成了分裂割据的混乱局面。这次动乱的时间比汉末豪强割据更长,因而对北方社会经济的破坏程度也更加惨烈。在八王之乱和十六国混战 中,黄河流域的大量人口在兵燹中被杀戮,许多地方被夷为平地,经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直到前秦统一北方,商业又呈现出兴旺繁荣的气象。从长安到各地的道路驿亭得到修复,商旅往来,络绎不绝,贩运贸易十分活跃。京师长安经重建后,逐渐恢复了往昔的繁荣。随着前秦政权的瓦解和继之而起的战乱,北方商业又陷入到不可避免的衰退之内。

       北魏重新统一北方,近百年的休养生息,已经有了明显发展,尤其是太和年间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整顿吏治,实行班禄,推行均田制与三长制,改革鲜卑旧俗, 迁都洛阳和进一步推行汉化等,把北魏的社会经济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商业也因此而出现了新的发展与繁荣。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这个几经波折的昔日名都,又 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户口殷盛,市场繁荣。据《洛阳伽蓝记》记载,北魏洛阳有二百多个里坊,居民十万九千户。城内建立了许多商业区,有洛阳大市、洛阳小市 和四通市,又有通商、达货、调音、乐律、退酤、治觞、慈孝、奉终、准财、金肆十里。不仅成为北方的商业中心,还是国际性的商业大都会。

       但是,如同前两次一样,北魏商业发展的势头也未能持续下去。自孝昌以后,北魏政治日益腐败,阶级矛盾不断激化,终于爆发了魏末各族人民大起义,使北魏王 朝迅速衰亡,从此北魏分裂为东、西魏两个对峙的政权。后来高洋废东魏建立北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北方又形成北齐、北周东西对峙的局面。在东魏、北齐 与西魏、北周相争的年代里,黄河流域又一次陷入动乱和破坏之中。经过战乱,刚刚恢复的北方经济又遭摧残,商业的发展亦形停滞和趋于衰落。

       隋唐时期,中国的商业才恢复生机。从唐代的文献来看,商业城市的数量增多,规模扩大。西汉时,全国概括而言是六大商业城市,首都长安是国内商业与通商西 域的中心,临淄是齐鲁地区的商业中心,此外,就是河南的洛阳,河北的邯郸、南阳,巴蜀的成都。到了唐朝,商业城市则除了长安、洛阳之外,随着江南人口增 加,加速了江南的开发,逐渐转变为全国的经济重心,一系列新兴城市兴起,随着南方社会商品经济及其运河交通的空前发达,沿运河一带的城镇便迅速繁荣起来, 沿岸的扬州、苏州、杭州、楚州(今江苏省淮安市)在当时并称谓四大都市;华州(华县)、陕州(陕县)、汴州(开封)、宋州(商丘)、泗州(盱眙)、润州 (镇江)、常州也发展成为较大的城市。以扬州的繁荣为例:农业、手工业、商贸都呈现出一派兴旺发达的景象,出现了“十里长街市井连”的繁华局面,扬州富庶 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扬州不仅是全国性商业都会,而且又是一个国际贸易港。当时从东南亚各国及波斯,大食等国都有商人来扬州经商,为此政府特在扬 州设管理对外贸易的市舶司。“街重千步柳,霞映两重城”这是杜牧咏扬州的诗句,反映了扬州的城市景观。

      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长江 及其支流赣江、汉水、湘江已成为了主要交通路线,建康(今江苏省南京市)为长江下游大港,城内市集众多,成为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业城市;与广陵(扬州)、京 口(镇江)、江陵、成都、南京并称长江流域六大都市;沿江浔阳(九江)、预章(南昌)和下游地区的吴郡(苏州)、毗陵(常州)、会稽(绍兴)、余杭(杭 州)以及沔水(汉水)、淮水两岸的襄阳和寿春,都发展成为当时繁盛的商业城市。在商品性农业、手工业迅速发展的条件下,经济走向鼎盛繁荣时期,从而有力地 推动了港口贸易城市与陆运交通城市的发达,就全国而言,南方主要有广州、泉州、潮州、福州、温州、明州(宁波)及上海松江等。其中广州执海港之牛耳,成为 世界著名贸易港口城市。作为制粮中心和茶叶市场的泉州,也成为当时与南洋、日本、南亚间往来的重要通商口岸城市。广州在唐代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中心。

       隋唐时期的商业通道也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大,商业贸易的范围扩大,比起以前来,也有大的改观,以长安为中心,商业通道四通八达:沿西到敦煌一直通向西域、 中亚地区;往北通达幽州进入东北地区;向东以洛阳为中接地,分别到达登州与扬州,并以登州与扬州为出海口,与日本等国进行海上贸易;向南则有三条通道,一 是跨江淮,经洪州而至广州,一是跨荆湖而至交趾或广州,一是经成都、益州进入西南的南诏,最后进入南亚各国。

      汉唐时期,城市商业活动 保持着严格的“市”制,即坊市制度,城市中,各区的功能分得非常清楚,坊就是住宅区,市就是商业区,二者互不混杂。市的四周有围墙,与住宅区是完全分开 的,市门有人看守,按时开闭,市里为了便于顾客购买,便于官府检查,店铺在市内按商品种类排列;在市内营业的商人要向官府登记,称为“市籍”,交纳“市 租”。官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市场法规:商品分三等定价,每旬估价一次;每年八月商人要到官府校准度量衡;手工业者制造的器物都要遵照官定规格,刻上姓名, 否则不能出售;禁止商人操纵物价,把持买卖。

      不过,坊市的严格管理制度并不利于商品的自由交易与流通,因此,发展到唐朝后期,在繁荣 商业的冲击下,坊市的规定逐渐被打破,沿河近桥或城门口内外,出现了许多新的经营日用商品的“行”或“市”。同时为适应社会需要的酒楼、茶坊也大为发展, 逐渐形成了以酒楼、茶坊为中心的街市。随着旧有集中“市”的瓦解,街市的兴起和发展,居民区和商业区开始交叉存在,逐渐连成一片。这样,大街小巷畅通的结 构代替了旧有的封闭式的街坊结构。城市中出现夜市,王建有诗为证:“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当然,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新陈代谢过程,唐后期只 是一个开端罢了。

      商业经济在晚唐的又一大变化就是草市的发展,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草市的设置也因地方商品经济的需要而迅速发展起 来,并且突破了州县以下不得置市的规定,在广大农村交通要道之地逐渐兴起了大批集市,从而发展成为农村的商品交换中心。不仅如此,有些草市由于其形成因素 的不同,又具有不同的职能,从而向专业市镇发展。较著名的如荆州沙头市(今沙市),因地处水上交通要冲,而成为“商贾辐辏,舟车骈集”的草市。四川盐亭县 雍江因产盐而成为盐市等等。

      农村商品交易的活跃主要在墟市,这种民间商品交易,在荆南、岭南称为“墟”,巴蜀称为“亥”市(每三日一 市),北方称为“会”或“场”。这种市场的主要功能是农民出售剩余的米柴果鱼禽,换回一些当地不能出产的物品,如盐等等,柳宗元贬官流放广西时,对当时的 民间墟市曾如此描述:“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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