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关于抗战时期在大后方的作家生活保障运动

  • 发布时间:2017-12-28 21:26 浏览:加载中

  •   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

      杉本达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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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经济遭到溃灭性的打击,人们的生活被彻底破坏了。就文艺界的人们来说,其活动领域在于离实业最远的地方,因此,经济崩溃带来的打击尤其严重,给他们带来了缓缓卡脖子的危险。暂且不提或跑到战场面临枪弹,或在城市遭到日军轰炸这种直接的危险,就不断威胁他们的另一种危机说,就是吃饭问题。本稿意图整理一下担任抗战文学运动的人们的经济环境,观察大后方作家的吃饭问题的一面。

      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之简称)在抗战时期发起的很多运动中,有保障作家生活的运动和救援贫病作家与遗属的运动。后者的运动继承到抗战胜利以后,文协改称的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同样简称文协)。

      没有粮食就不能打仗,只喝西北风就不好上阵。文艺阵线的战士也很难饿着肚子产生精神食粮。文艺战士的收入,首先应该是稿费和版税。如要顺利得到这种收入,那么须要实现书籍报刊顺利出版、顺利支付报酬的社会环境。可是,支持现代文化活动的大城市陆续沦陷的情况下,那当然只能是梦想。作家、出版家都因迁居不能安心从事业务,印刷厂也或迁移或被炸坏了。

      南京沦陷,中央政府西迁重庆以后,武汉一时成为文化运动的中心地,许多作家聚集过来,在1938年3月,成立了文协。可是武汉成为中心的时期极短,同年夏天,各家机关、企业、团体早就开始准备搬到下一个地方(主要是重庆)。国统区的作家比较能够稳定活动的,是中央政府搬到重庆来了以后的事。除了重庆以外,还有桂林、昆明、贵阳、成都、香港也搬来了好多知识人,在各地展开了可看的文化活动。最大最重要的中心地还是重庆。文协总会也一直设在重庆。重庆虽说是中心地,可是不断遭受日军轰炸,只在雾浓的季节才能安心活动。为了避免轰炸的危险,也因为市街炸坏以后生活不方便,作家们不能不搬到近郊,以致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

      抗战时期在国统区发行的文艺报刊很多。仅看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61年),至少有80几种,包括诗刊、戏剧刊的话,就有140余种。加上香港发行的,那么数目更大了。可是那报刊的一大半是夭折的。我们所谓的“三期刊物”占一半。(孤岛上海也发行了90余种,可是这里的报刊看来也一样短命)。如果考虑那些报刊每期印数极少、流通范围极小,那么发行报刊远远不是有利可图的事业。

      例如武汉时期的《大公报》,说是顾虑移住过来的作家生活,多付稿费来谋他们经济上的便宜(注1),但是这是特殊个别的例子,那样的厚遇总不可能广泛地施行于全体文艺界。相反,随着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出版经费也天天高腾。出版家方面为了削减成本,实行了抑制稿费和版税。部分出版家甚至以成本高腾为理由,一文也不付报酬。版权往往被忽视了。对文化的经济压迫,最后挤到作家来,使出版家竟敢闭眼不顾道义了。

      只靠写作维持生活,就是在平时也很困难,何况在非常时期呢。而且,要找别的生活之资,那更不容易的了。就收入途径说,如能在政府机关找到职位或在学校教书的话,那还算可以过比较稳定的生活。如果担任报纸文艺副刊或文艺刊物的编辑,那虽然地位不安定,工资也会不理想,可是到底是文艺领域里的工作,能够经过文艺参与抗战事业,也会感到相应的满足。可是,这种职位并不多,找不到比较安定的收入途径的话,吃饭问题就可严重。穷困很容易招病,许多作家被逼面对死亡的威胁。

      不论作家个体的活动还是集体的活动,妨碍他们文艺活动的因素当然很多。其中第一个因素是,制定各种法规来严厉制约出版事业、企图统制言论的政治,但是,攻击作家粮道的叫做“贫穷”的压力,并不亚于来自政治的压力。作为文艺界统一战线组织的文协,说起钱包,也轻得实在可怜,其前途暗得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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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战争的长期化,物价急剧地高涨了。这里有一些表示通货膨胀进行过程的统计数目。表一表示全国范围零售物价指数的变迁。

      这里提示的数字都是由政府机关调查整理的统计。在战时混乱的时代,统计怎样正确地反映生活的实际,当然有怀疑的余地。而且,应该考虑政府的统计往往会脱离民众的生活实感。可是现在不必问这统计怎样正确,要紧的是这些数字表明的通货膨胀的事实。物价从1939年开始急剧上涨,42年以后只能说涨得疯狂。

      那么,就着表三,试试看物价急剧上涨时期的每个月的物价动态。

      这里提示的不过是极少一部分的物品。人要在城市里维持生活,总得交房租,吃药,看病,用肥皂,有时还得去理发。带家属的话,生活费不会微小。本来缺乏实利才智的作家们,在这种经济情况下面过活,他们的穷困穷到再不能置之不理的地步了。要为寻找一天之粮而奔跑,那当然制约写作活动,很难产生好作品。

      这不只是个别作家的问题,情况对文协也很严重。文协根本没有钱,缺乏必要的活动费,组织的专任干事只有梅林一个人。组织里头虽然嘴多,手却极少,加之缺乏活动资金,因此,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活动计划,能够实现的还是少少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为前线的战士和后方的民众供给又多又好的文艺作品,供给各种服务才能成立的文艺阵线,不但不能打定地基,相反,却面临丧失自己存立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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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界带着深刻的危机意识面对这种现实,以文协为主,开始防卫作家生活的运动。发起运动的动机之一,是作家叶紫之死。叶紫(1910-39)是中共党员,本来是左联的成员。过去在上海,耐着极端的贫穷和病苦(肺结核)从事创作活动,抗战开始以后,回到湖南省益阳县的家乡,在农村,在人所不能想象的困境中继续写作,而在1939年夏天,病情更重,10月5日结束了29年的生涯。其后不久,叶紫夫人汤味兰寄给住在桂林的叶紫之友邝达芳的信,在桂林的《救亡日报》上公开发表,引起了文艺界同仁们的泪。汤味兰在信里说:

      “先生,他还未绝气之前心事很明白的,知道他自己不能有希望了,拿住我的手伤心痛哭地对我说:一个人死是不要紧的,我虽死了我精神不死,不过有许多心事未了,儿女又太小不能放心。我死后你和孩子都要饿死的!长篇小说还未写出来啊!并且朋友们都一个个在望我快好啊!先生,叶紫说了这几句后,他更痛心地叫着‘朋友们!朋友们快来救救我吧!快快救济我的孤儿女吧!’要我写信通知各朋友与他作主想办法来救济我们的生活,在阴司里都感谢永记不忘!唉!先生,我的心如快刀在割呢!你看伤心不伤心啊!孩子们每天不住叫爸爸要爸爸呀!我几次要自杀的,眼看孩子太小太可怜了,想了又想我如果杀死了那他们又去依靠何人呢?那我的罪过不是更重吗?而且又无人处理叶紫丧事,我也不得主张,钱又没有,衣服棺木一切用费一百二十余元,这钱都是向左右贷用的,现在又要吃用,没有办法,先生,你接到这信后,请你在报纸上登个启事说叶紫死了,不过孤儿女请朋友们来救济我们吧!”

      据夏明〈叶紫之死〉(《文艺阵地》第4卷第3起。1939年12月1日号)所说,叶紫在病卧时,连1分钱1个的鸡蛋也买不起。因为连1分钱都找不到。在那样的窘况中而又没有可靠的亲属,妻子抱着幼儿女孤单留下来,他的心情多么凄惨呢。10月11日深夜写的这封信,10月23日寄到桂林,大约即刻登在《救亡日报》上。接着就转载在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1940年1月20日刊)的〈文艺简报〉栏上。众所周知,《救亡日报》先在上海发刊后,迁到广州,再迁到桂林来复刊的报。由郭沫若任名义上的社长,夏衍任总主编,林林担任主任编辑,以地下党员为核心力量,实际上带有共产党机关报的性格。

      聚集在《救亡日报》的同仁们,收到汤味兰的信后,立即呼吁广泛的友人们都向叶紫遗属捐款救援。以夏衍、艾芜、新波、周立波、廖沫沙、吴奚如、邝达芳、芦荻、叶灵凤、郁风、林林、黄苗子、杨刚、戴望舒、楼适夷等共15名为发起人的〈为援助叶紫先生遗族募捐启事〉,登在《文艺阵地》(第4卷第3期)、香港《大公报》副刊〈文艺〉(第343期)、上海《文艺新闻》(第6号)。募捐的收款处是《救亡日报》社。捐款都经该社转到叶紫家属手里了。另外,据说,还有江西上饶《前线日报》的副刊〈战地〉、福建永安的《联合周报》,也呼吁过为了葬送叶紫和养育儿女的捐款(注5)

      叶紫之死,对于文艺界的作家们,并不是别人的事,他的命运可能是自己明天的命运。文艺界的同仁们惋惜叶紫这位富有才华的作家的夭折,同时,把他的死认为是殉于民族解放事业的死,是中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所带来的必然的命运。重庆的文协总会,掀起作家生活保障运动来唤起了社会舆论。具体方策首先是高喊要求提高稿费和保障版税。在《抗战文艺》上,由姚篷子、孔罗荪领先发言展开辩论,也在《新蜀报》副刊〈蜀道〉上,开了有26名作家参加的座谈会。在重庆《大公报》的〈星期论文〉上,老舍出面发表〈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向社会申诉了作家在怎样悲惨的条件下产生精神食粮,并提出(1)提高稿费,(2)恢复版税与确定版税,(3)修正出版法,(4)文艺贷金,(5)救济金这5项的意见(注6)。文协的地方分会也呼应总会开始运动。例如在昆明,以雷石榆所编的《云南日报》副刊为基地,积极呼吁支持(注7)。姚篷子是文协总会的理事、出版部主任,即是《抗战文艺》的负责人。孔罗荪这时身为新办的杂志《文学月报》(1940年1月15日创刊。读书出版社)的编辑,同时是《抗战文艺》的武汉时期以来的编辑部员。他们在《抗战文艺》上的主张,形式上是以个人名义发言的,可是实质上可以说是代表全体会员的声音。

      姚篷子在〈争取作家的生活保障―纪念叶紫先生和季希达先生―〉(《抗战文艺》第5卷第4?5期)里,先谈起他们感到的苦恼:穷困不是作家的罪过,然而客观上造成了罪过,就是文艺战士一个个落荒逃走了,文艺界的战斗效力减少了。接着他说:

      “可是责难却纷纷地来了: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千篇一律的抗战八股!艺术的水准比战前更加低落!明明暗暗向作家暗射着讽嘲的冷箭,仿佛趁火打劫发着国难财的没有良心的糊涂蛋倒是作家了。同时,另外还有一种更毒辣的手段,把作家的责任捧得天一样高,把作品的效力捧得比炮火还要大,仿佛抗战的成败全系于作家的笔,而最后胜利今天尚未到来也就是作家没有尽责的证明。”

      这种声音不管从社会的那个角落来,既然向作家提出这么大的要求,那么应该向作家供应相应的物质条件才算公平吧。即使这种声音是极小一部分的、不负责任的信口开河,可是对于在恶劣环境里刻苦奋斗的作家来说,还是沉重的打击,以致促使感到更大的焦躁。姚篷子接着说:

      “然而作家却要反问一句了:一个三等兵也还有七元五角的国难饷,今天的精神战士的生活保障在哪里呢?即使拿作品作为一种战争所需要的商品吧,我们来计算它的物质的成本已经贵到怎样可怕的程度?墨水涨到七八块钱一瓶,原稿纸卖到四五块钱一百张,一支钢笔更不是一二十元所能买到。今天重庆印刷所里的排字价格:每千字从三元五角到五元。排字果然也是一种专门的技能,可是比较从脑汁里面一个字一个字的绞出文章来,究竟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现在文章本身的价格竟赶不了排字的价格!”

      那么,作家的稿费有多少钱呢。据后述的孔罗荪〈提高稿费运动〉所提及,当时,虽有部分刊物以成本上涨为理由,根本不付稿费,可是一般的稿费是千字2~3元,罕见的稿酬超过了千字5元。老舍说自七七事变以后,他自己的“稿费由八元落至五元,甚至于二元,一千字。”开战以前,稿费水平高的《申报》《文学》等支付了千字4~5元。所以,这个时期的稿费标准,可以说跟开战以前差不多没有变动,或稍微低下。开战前一般的排字工钱是千字6角。开战以后经过两年半之间,排字工钱涨到七八倍,稿费却不变或减少了。

      要求提高稿费的话,那么运动的主要对象是支付稿费的出版家方面。孔罗荪也发表〈提高稿费运动〉(《抗战文艺》第5期第4?5期)主张提高稿费运动的必要性,同时,他进一步要求改善环境,使作家能够扩大活动领域和生活范围,并能够得到休息、研究、学习的机会。他呼吁把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文艺界以外的写作家来共同行动。他提倡下面的三条。

      (一)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提高稿费运动,发表宣言,进行全体作家(包括一切作家)的签字运动。

      (二)规定文字稿酬的最低数字,要求出版家必须履行。

      (三)要求政府当局及宣传文化机关予这一运动以实际上的帮助。

      他的主张补充姚篷子的主张,提示了具体的运动方法。他企图把运动的范围扩大到所有的写作家,来使运动带有更大的社会性,并促使行政当局参与,多少给运动带来一点实际效果。可是孔罗荪另外还写〈保障作家与宪政运动〉(《抗战文艺》第5卷第2?3期)、〈再论保障作家生活〉(《抗战文艺》第6卷第1期),提起这运动的另一个观点。他说作家生活保障问题中,最重要的是公民权的保障问题。他说,五五宪章和抗战建国纲领上明明写着“人民有言论著作及出版之自由,非依法不得限制之”,“在抗战期间,于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言论自由正是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权利,也是国家发扬民族文化的最低的原则。因此,“今天提出保障作家生活的最基本的意义,必然是与保障文化的民主有着密切关联的。因为一个作家之成为人类精神领域的领导者,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创造者,是必须在保证文化运动的民主性的基础上,在言论出版发行的合理的原则上,才能得到发展,才能得到进步,才能使作家成为真正的民族精神的技师。也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的完成保障作家生活的意义”。

      他说作家希求的不只是收入增多,作家更深切希求自由,希求在民主环境中参加民族文化的创造。这种主张,不必说,无非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向政府严厉限制言论出版的政策提出抗议的。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日益加强,经过对《新华日报》的严重警告(39年7月)、《异党活动防止办法》等等反共法规的制定(39年2月)、第一次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竟发展到皖南事件(41年1月)。根据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发行的《取缔书刊一览》,从38年1月到41年6月的3年半之间,受过禁止发行处分的图书杂志有961种(注8)。许多作家在这样的言论出版限制下面,过着沉闷窒息的生活,孔罗荪的发言代表着许多作家们的心情。孔罗荪是站在共产党方面的人。

      可是,自由的要求不管怎样迫切,还是不直接结合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保卫。这种主张为团结写作家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的号召力还是可疑。而且,直接迫使改变政策的要求,一提起来,运动就带上明显的政治色彩,不但难以得到政府的支持,相反,可能引起加强干涉的结果,以至使文协本身可能失去存立的基础。文协是各种立场不同、党派不同的作家聚在一起,同甘共苦的组织,而况在理事会里包含着张道藩和其他的国民党高级干部在内,而且,文协经费的一大半是依靠党政机关的补助金(注9)。国民党方面因为掌握不了文协的领导权而一直感到不愉快,所以,如要得到运动的具体成果,就应该尽量避开刺激党政机关。公民权的保障、民主的保证这种要求,看来,文协到底没有做为全体的要求来强调。后述的42年文协发表的意见书,也没有提起这方面的要求。

      《新蜀报》的〈蜀道〉是姚篷子编辑的文艺副刊。〈蜀道〉在1940年1月27日举办了座谈会,出席了老舍、阳翰笙、孔罗荪、王亚平、陈纪滢、胡风等等26名文协会员,讨论了提高稿费、保障版税和其他的问题。座谈会的纪录在《新蜀报》上报道以后,重庆的各家报纸都表示同情,《新华日报》《大公报》《新民报》《中央日报》等都登了评论来响应(注10)。据《抗战文艺》第5卷第6期的〈文艺简报〉,老舍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的〈怎样维持写家们的生活〉“更引起各方面的注意,闻政府文化当局对于这一运动甚为关怀,目前正在商讨具体办法,至作家方面之共同意见,消极方面希望能做到提高稿费,保障版权和版税,设立作家贷金和作家救济金,积极方面,希望能在出版法上附加保障作家权益部分”。

      保障版权和版税专依靠出版家的道义。早在1928年,制定了著作权法,版权版税虽然在法律上应当被保护,但是实际上一直被忽视了,所以才有这次的保障运动。要使出版家遵守法律上的义务,到底还是需要行政机关的干预(只要行政机关认真尽职)。在当时的环境里,贷款和救济金的基金,也没有政府的补助金就不能成立。所以,影响作家经济生活的运动,总不能缺少政府的支援,尤其是修正出版法(1930年制定,37年修正一次),完全是政府的事。那么,政府文化当局商讨怎样的具体办法呢。至少没有考虑保障公民权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走向更恶劣化。

      文协的申诉得到了广泛社会的同情,可是怎样具体进行运动,怎样得到实效,这才是难题。文协理事会选出王平陵、姚篷子、阳翰笙、孙师毅、老舍这5名,让他们担任实际工作。他们怎样活动,笔者还未了解。可是肯定还是老舍最出力,对官方,对民间,对八方作工作了。运动的成果,大约是他们工作的第一个成果,是到40年5月之前,由国民政府社会部和有关机关合作,成立了“文艺作家奖助金保管委员会”(委员是郭沫若、张道藩、老舍、华林、姚篷子、王平陵、胡风、李抱忱、程沧波、王云生、林风眠,共11名。由吴云峰担任秘书)(注11)。文协的机关杂志《抗战文艺》,一向是没有稿费的,会员写稿都是义务行为,可是成立了这个委员会以后,《抗战文艺》自第6卷第3期(总第51期)起,得到该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因而能够对所有的撰稿人,普遍付每千字6元至12元的稿费了。《抗战文艺》每期得到多少钱的帮助,是不详的。

      除了帮助稿费以外,政府当局还做过什么支援呢。当局如果要做有实效的支援,那应该叫机关直辖的或官民合营的报刊,提高稿费领先示范。处处有优越条件的那些公司不答应的话,作家们的运动只能落空。国民党设立中央图书审查委员会,将过去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政府内政部实行的检阅更加强,是38年10月。接着,41年制定了〈战时图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到皖南事件以后,陆续制定〈杂志送审须知〉(41年)、〈图书送审须知〉(42年)等等法规。42年,还设立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并公布了〈书店印刷店管理规则〉。这一连串法规的主旨在于监视言论活动和出版事业,远远不是为了保障作家权益或推进出版事业的措施。这意味着行政方面宁可帮助作家的生活保卫运动,还更热心于加强统制。

      42年10月底,文协理事会通过了〈保障作家稿费版权版税意见书〉(注12),向出版家建议协商,并向各家报刊请求合作。从运动开始以来将近3年,在这3年间,排字工钱涨到千字40~60元,而稿费还没到千字30元。〈意见书〉共有3节,第1节〈缘起〉里说“同人等深知今日之经营出版事业者,其艰难并不减于作家,故保障作家合法权益问题之提出,并非与出版家处对立之地位,而系以妥适之原则,及出版家之协助,以期获得合理之结果而已”,表示对出版家苦境的理解,并建议做为从事同一文化事业的同仁,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第2节〈办法〉包括,甲:关于稿费之项,乙:关于版税之项的两项,除了具体提示稿费金额、版税比率和支付日期以外,还加进了稿费按照生活指数递增的措施和版权保护的措施。可是文协的意见到底有多少出版家接受了,这还很可疑。因为,比如43年3月召开的文协成立五周年纪念大会通过了决议,要求取缔擅自编作品集并不得作家同意而出版(注13),所以可以推想,忽视作家权益的出版仍旧常见。

      〈意见书〉的〈缘起〉还说“同人等并愿竭尽微薄,向政府机关恳请,尽量减少出版物审查与寄递之困难,以利图书杂志之出版与远销;同舟共济之谊,谅亦为出版界之所乐许”,来呼吁出版界,为了排除共同的障碍一起行动。出版物不问思想内容如何,单单为了事务性手续,须要走过以检阅为首的各种各样的关,致使浪费好大的时间和劳力,好多作品白白逝去了。这是作家和出版家的共同的灾难,正是应该携手努力排斥的目标。当然,这种恳请也只能请求缓和手续。时代环境根本不许正面要求其撤销或扩大思想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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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当推进保障作家权益运动时,文协自己内藏着有点自我矛盾的因素,就是,文协有很多会员一身兼任作家和出版家。不论被雇工作还是自己办出版社,在出版方面的立场来说,出版成本总得努力节约,不能不按着世上通例控制稿费。在作家的立场来说,当然愿意得到与劳苦相应的稿酬。稿酬低了,那么生活费自然得从出版家的工作拿来,为拿出版家的工资,稿酬却要维持低低的水平。在物价高涨的时期,如果优先出版事业的继续存在,那只能贯彻出版家的立场。如不解决这种矛盾,文协运动的脚底下等于开着个大窟窿。所以文协开始运动的时候,“至于提高稿费,我们主张在会员所主编刊物内首先实行”(注14)。运动开始将近3年以后通过的〈意见书〉,可以推想是经过好多个别谈判和各种尝试以后,好容易统一为一个共同意见,但是这〈意见书〉表明运动的成果很不理想。如果上面所说的情况拉了运动的后腿,会员自己不能实行,那当然对于会员以外的出版家缺乏说服力。

      那么,文协的《抗战文艺》付了多少稿费呢。该杂志在武汉时期,每期印了7~8千部,转重庆以后,每期印了5千部(注15),从38年5月创刊以来到第6卷第2期(40年5月15日刊)之间,没有稿费,只对完全依靠写作过活的作家,才送微小的纸墨费。第6卷第3期以后,由文艺奖助金保管委员会帮助三分之二的稿费,这样才决定向所有的撰稿者付千字6-12元的稿费。(在该杂志第6卷第4期,登了鲁迅夫人许景宋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以后,文协理事会决定给她千字200元的稿费。从这个标准看来,明显看得出来给她怎样破格的优待)。这稿费水平维持到第7卷第6期(42年6月15日刊),从第8卷第1期起提高到千字20-35元,可是物价的急剧上涨,使该杂志不能预示搞费标准,跨进第9卷,杂志的投稿规定里也只能写“照文协规定稿费致酬”。44年11月的规定是千字300元。

      这里顺便看看《抗战文艺》每期价钱的变迁。

      这样看,原稿一千字的报酬能买几本《抗战文艺》呢。何况跟表一~表四比较的时候,听得到作家痛苦的呻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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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提高稿费、保障权益的运动以外,文协还竭尽全力进行了救助贫病作家的运动。这是文协在抗战后期的特别要紧的运动。文协早在43年3月的五周年纪念大会上,决议救援贫病作家,到了44年7月~12月之间才高声呼吁社会,展开了大规模的“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发起运动的动机,是“由于看到了若干作家病不能医,贫无所告,死不能葬的悲惨事实”(〈为宣布结束募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运动公启〉(注16))。正式发起这次运动的时候,文协“认为这个运动是为了测量而且加强文艺工作和社会人士的联系”(同)。对运动,社会各处的广泛人们,经过广泛的方法,提供了远远超过预测的支援和合作。运动得到了极大的成果,证明了文协意图之正确。

      这一年,随着日军大陆打通作战的进展,桂林、柳州也沦陷了。尤其是桂林,本来离战火比较远,一直过了平稳的时间,便形成为抗战时期文化运动的一大基地,许多作家聚集过来从事文艺活动,文协分会也充满生机极其活跃的。因此,突然的沦陷,迫使许多作家放弃生活基地,开始流亡生活。他们需要紧急救援。文协这时因为有了对运动的捐款,所以能够及时救援那些流亡的作家。

      响应文协,伸出合作之手的,是“有尽忠民族解放斗争的耆宿,有盟国的友人,有热情的儿童,有勤苦的教师,有先进的工人,有舆论灵魂的新闻记者,有将赴战场的忠勇将士,空军人员,有清贫的公务员,从业员,有广大的年青的文艺爱好者,有与作家同声同气的美术家,音乐家,科学家,戏剧工作者”(同)。合作的方法是“有的写专论,有得出壁报,有的出特刊,有的举行讲演会,座谈会,音乐会,展览会,义卖,戏剧公演,”(同)。捐来的款“有的是从节约得来的,有的是从变卖用品得来的,有的是从减食得来的,甚至有的是从绝食得来的,”(同)。

      有名的和无名的无数人们的捐款凑在一起,扩大了基金。这次的捐款,据赵景深,一共达到5~6百万元(注17)。其中规模大的,可以从下面的例子看其一端。

      孙夫人(宋庆龄)开了两夜救援贫病作家的舞会,捐了70多万元(注18)。

      文协成都分会举行女画家展,音乐会,戏剧公演,义卖绘画得到100万元(注19)。

      小提琴家马思聪在昆明举行了3天演奏会,把所有的收入捐给了文协(注20)。

      赵景深所说的款额,是整个抗战时期的款额呢,还是44年后半的款额呢,是总额呢,还是为了救援支出的直接款项呢,这还不明白。可是,就是考虑由于通货膨胀的价值减少,也还是庞大的款额。凑集的捐款,不问文协总会领受的,还是分会领受的,都一律委托于基金管理委员会的管理。关于基金的分配和运用,先由文协理事会决定,然后管理会执行了。管理委员,先选出老舍、孙伏园、华林这3名,接着加上茅盾、胡风、姚篷子、梅林、叶以群、王平林这6名,后来再加上冯乃超(注21)。

      44年12月底,运动告了一段落的时候,已经为了救援,支出了基金总额的三分之一。救援的对象是从桂林、柳州只身逃出,走到重庆一无所有的作家,没有旅费还在贵阳、遵义一带流浪的作家和剧团,苦于贫病的作家,去世的作家的遗属,等等。剩余的基金,除了继续用于救援以外,都留下来做文协文艺事业的基金。运动结束后,总会和分会肯定分别在报刊上报告收支结算、受援作家的名单和金额,可惜笔者还没有看过。得到广泛人们的强有力的支援,文协和一个一个的作家“所感到的应该不仅仅是安慰和鼓舞,而且更是沉重的鞭策和深刻的警惕”(同),就是说,深深感到了更大的责任。

      战争的被害者是数不尽的。拒绝被占领而流浪在异乡的人,失家失父母而流浪街头的人,饥饿犯病而死去的人,那无数的被害者没有能够得到救援,没有力量申诉自己的苦境。作家因为拥有自己的组织文协,而且是拿笔为武器的战士,所以能够申诉苦境而得到支援。这次捐款支援作家的,一半是处在同样的苦境而没有申诉手段的人。穷困人们的捐款,或许不过是捐款总额的小小一部分,可是重要的不是款额的多少,而是救援运动能扩大到那么广泛,能得到穷苦人们的支援这事实。如果把那支援认为单单是对作家穷困生活的同情,那是很大的错误。应该理解为,人们除了同情以外,还对文艺界给以热烈评价的,是文艺界的活动抓住人们的心的。

      投身抗日战争的文艺界,在这时期,自己饿着肚子,或发起几次出钱劳军运动,或为前线士兵编制通俗读物,或为民众举办文艺讲座,来进行了具体的服务活动。产生好多作品好多戏剧,不断供应精神食粮,来安慰人们饥渴的心。文艺界对抗战事业的贡献极大。人们是以响应运动参加救援,来表现对于文艺界的信赖和衷心的支持的。

      (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第7期。1981年12月。日文。2008年11月稍微修改。中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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