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民族南下与中原文化中心的南移

  • 发布时间:2015-10-19 10:10 浏览:加载中
  •   中国北方民族在本身社会、历史向前发展以及受中原文化长期影响这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不断兴起并入主中原,有其历史必然性。但北方民族的每次南下,并 不是田园牧歌式的推进,而是伴随着对中原人民的血腥屠杀。中原人民生产受破坏,家园被摧毁,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面对北来的一股股汹涌浪潮,中原人民除 了一部分人被迫恭顺于游牧民族政权,受其统治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只好背井离乡,向较平静的长江流域迁徙。其带来的一个客观结果是又把中原文化辐射面扩及至 长江和珠江流域。

      西晋末年发生的“永嘉之乱”中,入主中原的匈奴人刘聪和羯人石勒等率部大肆屠杀,给黄河流域的广大汉族人民带来了巨 大的灾难。史称“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或“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随之而来的诸“胡”争 夺,更是“骚动苍生,疲弊中国”,黄河流域遭受重创。在这场残酷、血腥的民族残杀面前,中原汉族人民无法忍受,只好大量迁徙他处避难。其中以由中原向江南 的流徙规模最大。“永嘉之乱,……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淮北流人,相率过江淮”;“胡寇南侵,淮南百姓皆渡江”;“洛阳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 十六、七”;“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关西“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十余万口”,等等,不一而足。这些记载都表明南渡人数很多。永嘉 之乱后南渡者究竟有多少,不详于记录,但据《晋书》的粗略统计,仅在东晋初年的几十年中,从雍、并、粱、益、宁等州迁出的汉族民户合计约30余万户。西晋 时这些州合计有68万户,可见南迁的户口已占其半。若和西晋全国户口比较,则全国245万户中有八分之一南迁;若户以5口计,则南迁者约有150余万人, 占西晋全国1600余万人口的十分之一。永嘉之乱后,到隋唐王朝建立之前的五胡十六国北朝的三百年间,黄河流域基本上是为北方民族所统治,统治集团对汉族 人民的民族压迫是异常严重的。面对残酷的灵与肉的双重折磨,广大中原人民“南向而泣,日夜以觊”,一有机会便“北顾而辞”,像潮水似地越淮渡江,涌向江南 地区。据王仲火火牢先生统计,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河流域汉人迁移江南主要分七个时期。

      中原汉民族第二次大规模向长江以南地区迁徙,是在 女真人入主中原时期。女真人南下中原建立政权过程中,北方地区又一次遭受长期战乱,北方士人也再一次大规模移居江南,史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中原 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几千万人”。说“百倍常时”,有夸大之虞,但北方流民大量聚集于两浙应是事实。宋室南渡之前,两浙路人口数为3767441人;南渡 后,到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两浙路人口激增到4327322人。六十年间,两浙路的人口增加了559881人。北方民族屡次南下中原,把大量的中 原士民和传统汉族王朝的政治中心推移到长江以南地区,这同时把中原文化的中心移向那里,从而扩大了中原文化向江南地区的辐射范围。永嘉之乱后,随着晋室南 渡,大量的北方汉人带来了中原先进的科学文化,东晋、南朝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由黄河中下游南移到江南地区,江南曾一度成为当时中原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说:“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指南朝发展了魏、晋学风,而北朝保持着东汉学风。南朝以玄理、佛理解释 儒经,是我国经学史上由汉学向宋学转变的开端。佛教在东晋、南朝有新的发展。释慧远宣扬因果报应论,为世间贫贱富贵区别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依据。竺道生提 出涅般木佛性学说和顿悟佛学说,为后来的禅宗所继承。梁武帝萧衍创三教同源之说,使佛教带上更浓厚的传统思想色彩。东晋道士葛洪依附儒学发展道教,把原始 道教改造成为世家大族服务的道教。六朝时期史学地位提高,许多人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致力于治史。从史书体裁上,“起居注”与“实录”有所发展。《华阳国 志》被后世誉为“中国方志的初祖”,《高僧传》为现存的第一部完整的佛教人物传记,后世一再续用。纪传体史书中,宋范晔的《后汉书》纪传,与司马彪所撰八 志,合成《后汉书》。《后汉书》的《文苑列传》,为以后的“正史”所效法。裴松之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四个方面为陈寿《三国志》撰注。东晋、南朝人撰 晋史多种,唐人凭借这些资料,修成《晋书》。现列入“正史”的《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都是在南朝时撰成。六朝是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时 期。陶渊明是田园诗人之宗,谢灵运为山水诗人之祖,鲍照诗是唐人七言歌行的先驱。东晋、南朝士族注重书法。王羲之博采众长,创为新体,被称为“书圣”。子 献之,书法与父齐名,称“小圣”。父子合称“二王”。后经唐太宗的大力提倡,二王书体成为全国字体的正宗。东晋、南朝绘画与文学、书法并进,山水画形成独 立的画科。顾恺之的人物、山水画被称为“苍生以来未之有也”。东晋、南朝时的中国科学技术也有长足发展,在天文历法、数学、医药学、化学、地图绘制、冶金 技术矿物学、水利工程、养蚕纺织、造纸、制瓷、造船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使中国科学技术走向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中。东晋、南朝的文化发达,使南方士人往往以 中原文化的正统自居,对此,北方士人也是首肯的。如北齐神武帝高欢就说过:“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出于对南方文化的仰慕,北朝政权经常扣留南方文人学士,史载“时(南朝)陈氏与(北朝)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并许还其旧国。陈氏乃请王褒及(庾)信等十 数人。周武帝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并惜而不遣。”由于北方士人南迁后大部分聚集在江浙地区,加之本区又是东晋南朝的经济中心,因而这一地区成为江南 地区的文化重心。史称“晋迁江左,中原衣冠之盛,咸萃于越,而越为六朝文物之薮,高人文士,云合景从。风俗遂为江左之冠。”

      自唐朝灭 亡,迄南宋,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频频南下建立政权,是我国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空前活跃时期,正因如此,也是北方民族前所未有地对中原汉民族产生影响 的时期。刘师培先生在《中国民族志》中指出:“辽金南下以来,其影响及汉族者有三:一曰汉族之北徙也。自契丹南征,朔方沦陷,汉民陷虏,实繁有徙。或归于 虏廷,或见俘于异域,而契丹民族遂向华风。及金人南伐,汉民罹祸尤深,此实汉族迁徙之一大关键也。加以汉族不振,浸染夷风,祖国山河,弃之如遗。甚至偷息 苟生,右虏下汉。影响汉族者,此其一;二曰异族之杂处也。金皇统五年,创屯田军,凡女真、契丹之民,皆自本部徙中土,计户受田,与民杂处,号明安穆昆,凡 数万人。驱游牧之蛮民,适中华之乐土,是直以中国为牧场矣。《金史》天会六年,禁民汉服,令民削发,汉族之礼俗,无一不变于夷矣。影响及汉族者,此其 二。……”刘师培先生的华夷之防思想是很严重的,应给予批判,但却道中了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对汉人影响之大。

      辽朝时期,除了在辽朝 境内开始形成中原文化第二发展中心以外,原来以黄河流域为活动地域的中原文化中心亦明显呈南趋之势。“二程”在洛阳讲学,弟子却以南人居多。故程颢送他的 大弟子杨时南归时,就有“吾道南矣”之叹。词为宋代文学的主体,就地域性而论,其风格、题材、情调均具有“南方文学”品性。北宋的词家前期如晏珠、欧阳 修、张先、柳永等,全都是南人,后期苏轼、黄庭坚、秦观、周帮彦、李清照等,也多生长于江南或其周边。北宋时期中原文化中心出现趋南之势,是与北宋之前南 方地区的不断得以开发密切相关,而爆发于1126年的“靖康之难”,“天旋地转,闽浙反居天下之中”,而文化上也一改原先开封——洛阳东西向文化轴心,形 成杭州——苏州南北向文化轴心,终于把中原文化中心再一次从黄河流域推向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

      南宋时期的苏杭二州“衣冠所居,士风笃 厚”。尤其是杭州城“大驾初跸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经以后的发展,杭州城可谓街市纵横,闾里辐辏,亭馆窈窕,丽若图画,商贾往来,物阜民丰, 织染革绣,奇葩纷呈,梵宇经舍,钟磬相续,东序西胶,弦歌不辍,名家辈出,文人荟萃,是名副其实的华贵“天城”,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汉唐注疏之学到北宋时已发展成以讲明义理的宋学。北宋时期宋学在江南地区已开始传播,如北宋仁宗时期被称为“闽中四先生”(亦称“古灵四先生”)的陈 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在福建地区“孜孜讲道”,用力于孔孟治天尽性之说,开一代新学风。但是当时宋学的主流二程之理学,仍以洛阳为中心。到南宋以后,随 着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南移,宋学中心也移至江南的福建地区。朱熹虽籍贯为安徽,但实际生于福建,居于福建,死于福建,一生讲学著书亦主要在福建。因此他 创立的学派叫“闽学”。道学中的重要人物如胡安国、罗从彦、李侗、蔡元定等人也都是福建人。明人黄仲昭、章潢高度评价福建学术中心地位,将闽视为邹、鲁, 如黄仲昭在《八闽通志·序》中言:“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章潢更明 确指出:“邹鲁多儒,古所同也。至于宋朝,则移在闽浙之间,而洙泗寂然矣。”从南宋至近代,南方学术文化始终领导中国学术文化潮流所向,成为学术中心之所 在。

      北方民族南下中原,促进了北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同时,同时也由于迫使大批中原汉人向长江以南地区迁徙,引起了江南地区的开 发和民族融合如火如荼,汉族内容在江南地区也得到了巨大的丰富。岭南地区历史上属于百越地区,那里散居着瑶、畲、壮、侗等民族的祖先,属于南方土著文化范 畴。虽然早在秦始皇统一全国后,秦朝发兵五十万进驻南越,奠定了中原文化在岭南地区传播的基础,永嘉之乱后又有一批中原流民移居这里,推进了这里的发展。 但由于岭南孤悬南疆,与中原远隔千山万水,长期以来,中原移民进入岭南还是较少,当地文化落后,从两汉一直到宋代,岭南一直被视为蛮荒瘴疠区域。这种局面 直到金朝逼迫宋政权南渡,有大批内地汉人移居岭南后才得以改变。尤其是蒙古南下灭掉南宋后,每天避居岭南腹地的人数,都多达万人次。由于这一时期移民人数 众多、范围广泛,文化层次也高,所以对岭南地区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直接影响最为深远。明末清初满族人入主中原时,再一次迫使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居民大 批南迁,与南宋末年颇为相似。总之,从两晋南北朝到清朝建立期间,由于北方民族的相继南下所引起的黄河、长江流域汉人南移岭南,对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发展所 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岭南地区实现了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以致最终与中原内地同步发展,为今天南中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由来已久,但从现存文献记载看,大陆人迁居台湾是从宋朝开始的。尤其是南宋时有大批福建人越洋过海定居台湾,是与当时福建人口过剩的因素密切相关。从此开始逐渐改变了由马来人种占据台湾的局面,并为以后元明清时期福建人继续移民台岛,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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