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方民族南下与中原文明的北浸

  • 发布时间:2015-10-19 10:09 浏览:加载中
  •   辽朝建立之前,中原文化对北方民族虽浸润不已,尤其是经灿烂的唐朝文化的向北疆的辐射,中原文化对北方民族的影响,更趋强势,但始终未能使中原文化在 北方地区形成又一繁荣和发展中心。契丹、女真、蒙古等北方民族相继入主中原,定都农牧文化交接地带后,为中原文化在北方地区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早在五代辽初之际,辽太宗耶律德光第二次攻下后晋都城开封时,俘掠了后晋“诸司僚吏、嫔御、宦侍、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 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这批价值连城的文化典籍和文物器仗,为辽朝礼乐制度的完备奠定了基础,有如史书所载:“辽起松漠,太祖以兵 经略方内,礼文之事固所未遑。及太宗入汴(开封),取晋图书、礼器而北,然后则制度渐以修举。”澶渊之盟后,尽管契丹贵族认为“国家大政,惟在南方”,但 也认识到对宋不能“妄动”,所以至辽亡的一百多年间,辽宋基本上保持了和平相处,友好往来,两国之间的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极为频繁,就在这个时期,许多宋 人的诗词、文集在本朝刊行后很快就流传到辽境。《渑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子瞻(苏轼)《老人行》于壁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 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如此”。通过辽朝的弘扬,中原文化内容甚至流入更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如开泰元年(1012年)八 月,居住和戍守在混同江——鸭子河(今松花江)中流以北的铁骊族首领那沙等送兀惹百余户至宾州,并“乞赐佛像、儒书”。圣宗“诏赐护国王佛像一、《易》 《书》《春秋》《礼记》各一部”。世居原离中原文化中心的黑龙江流域的铁骊人要求辽朝赐予佛像、儒书,说明铁骊族首领具有很高的汉文化水平。靖康之难后, 金军封宋府库,拘收文籍,据《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引《宣和录》载:“尚书省奉军前圣旨,令取玉辂副辂卤簿仪仗,皇后以下车辂卤簿仪仗,皇太后诸王以下车 辂卤簿仪仗,百官车辂仪仗,礼器、法物、礼经、礼图、大学、轩架、乐舞、乐器、舜、文王琴、女娲笙、孔子冠、图谶、竹简、古画、教坊乐器、乐书、乐章、祭 器、明堂布政图、润月体式、八宝九鼎、元圭郑圭、大器、合台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秘阁三馆书籍、监本印板、古圣贤图像、明堂辟雍图、四京图、大宋百司并 天下州府职贡令、宋人文集、阴阳医卜等书。诸科医工百七十人,教坊乐工四百人,金玉杂伎诸工、课命卜祝司天台官、六尚局、搭材修内司、广固诸司、诸军曹司 并许以家属行,日下津般赴南熏门、朝天门交割,不得住滞……。”席卷而去。蒙古人入南宋首都临安后,伯颜“遣郎中孟祺籍太庙四祖殿,景灵宫礼乐器、册宝暨 郊天仗,及秘书省、国子监、国史院、学士院、太常寺图书祭器乐器等物”,运往大都,仅史籍及各种注记,就有五千余册。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五月, “徙江南乐工八百家于京师”。

      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要统治好境内的大量汉人,他们必须大量网罗和擢用汉族文人。同时还必须重视汉文 化。其带来的客观结果是推进了中原文化在北疆地区的发展。如辽朝建国之初,契丹贵族对儒学就十分重视。耶律阿保机“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 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耶律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祭奠。” 辽承唐制,设置以孔子门派的儒家学说为中心内容的国子监和国子学,作为朝廷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耶律阿保机时就在北疆地区设置了辽朝最早的国子学 官署和最高学府上京国子监。以后陆续在辽阳和黄龙府设置朝廷国子监下属机构东京学和黄龙府学。明显地表现出高层次文化教育制度的儒化。辽初大量儒家经典的 北传,充实了这些高等学府,尤其是使上京这个草原城市中的国子监知名度仅次于历史悠久的南京(今北京)太学,而在北疆首屈一指。圣宗时诏令诸州修孔子庙, 辽境内的儒学进一步发展和普及起来。女真人向辽朝“借才异代”,在典章制度上继承辽制,在文化上进一步向北弘传中原。尤其是随着“靖康之难”,北宋的覆 灭,大量中原文物如典籍、仪仗、礼器、鼓乐等等,尽入女真铁骑的囊蠹,无论是属于显性文化范畴的礼乐、仪卫、文学经典之类,还是属于隐形文化范畴的封建等 级关系、儒家正统观念等等,都受到了女真贵族贪婪的吸收。金朝统治者继辽朝奉行尊孔崇儒政策,金朝时期北方儒学几乎与南宋同步发展。

       魏晋以来,虽有不少汉人流入北疆,但移居量还是不大。至唐末五代,藩镇相互吞并,战患连绵,燕人军士及幽、涿地区的汉族人民自愿或随同投奔契丹的汉族将领 进入契丹境内的逐渐增多。尤其是在契丹兴起,频频南侵的战争中被虏掠而去的汉人很多。如唐末中原战乱之际,“阿保机承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以 长绳连头系之于木上”,驱使而去。直至宋初,河北地区还不断有大批汉人在契丹南侵战争中被虏掠而去。致使五代以来幽、蓟一带,“荆榛满目,寂无人烟”。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后周广顺二年(952年)十月,“契丹瀛、莫、幽州大水,流民入塞,散居河北者数十万口。契丹州县亦不之禁。诏所在赈给存处之。中 国民被掠后归者十五六。”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县;莫州治今河北任丘北;幽州今北京,均为当时契丹虏掠人口最多的地区。一次逃归的有数十万,若据《契丹国志》 卷五《穆宗纪》载此事作“四十万”,占被虏去的十分之五、六,由此推测被掠去的人约略有七、八十万以上。耶律阿保机把这些自愿或被虏去的大量汉人主要是设 汉城予以安置。

      辽朝境内居住着许多民族。当时,由于契丹的南下和大批汉人、渤海人的北移,其结果就造成交错杂居的局面,为各族的融合 创造了条件。10世纪中叶陷入契丹七年的胡峤,后周广顺三年(953年)“亡归”时,在其《陷虏记》中描述当时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有邑屋市 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角氐、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中原)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描绘出上京汉 人居住之多。中京道原为奚族聚居区,建置中京后实以汉户,形成“数州千里之地”,“汉民杂居者半”的局面。东北辽海地区,在圣宗时期就已经出现了“编民数 万户,耕垦千余里”的繁荣景象。据《辽史》所记和已发现的许多辽代碑刻证明,在上京、中京、东京三道中,有汉人所居和杂居的州、县就有五十多个。其分布范 围,西北到鄂尔浑河流域,东北到嫩江下游。这些足以证明,在辽代汉人在东北和东北民族广泛杂处的情况。而汉族代表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因而汉语就成为 各族相互交往中通行的语言。入许亢宗在宣和六年(1124年)使金,行至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一带,他说:这里原是“契丹东塞。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 则迁徙散居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铁骊)、吐浑,东南有高丽,东有女真、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 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证,方能辩之。”汉语为各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辽代时由于大批北方民族融入汉族之中,给汉族带来了许多 新的血液,汉族内容更趋丰富,继辽崛起的金朝也继承了这一历史传统,所以辽金时期东北地区与中原连成不可分割的血肉一体,史称东北地区,“辽、金崛起,遂 为内地”,洞中肯綮。由于大批北方民族为汉族所吸收,到金、元时期,“汉人”一词的内涵发生很大变化。清人赵翼指出:“金、元取中原后,俱有汉人、南人之 别。金则以先取辽地人为汉人,继取宋河南、山东为南人。元则以先取金地人为汉人,继取南宋人为南人。”由此可见,辽金时期是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为中华 民族形成史上之极其重要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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