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蒙古文化与西域文明

  • 发布时间:2015-10-18 10:23 浏览:加载中
  •   13世纪初蒙古族在文化上域外撷英的历程(这里的“域外”指文化区域意义),又进一步加大了他们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距离。

      如前所 述,蒙古族文化的发展历程,不同于拓跋鲜卑、契丹和女真族。由于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拓跋鲜卑人、契丹人、女真人在民族文化发展的道路上,均没有超越 我国北方民族直接吸收中原文化的这一传统渠道。但是,蒙古族的文化发展道路却远比这些民族宽阔。首先,他们自额尔古纳·昆走出来后所接触的第一个异质文化 并不是中原文化,而是较发达的突厥游牧文化,此后蒙古人无论是在血缘关系上还是在文化内涵上一直受到突厥诸族的强烈影响。迨至成吉思汗兴起,随着乃蛮、汪 古等突厥部落加入新兴的蒙古族的行列,这种影响达到了顶峰(同时突厥人完成了政治上的蒙古化)。而且,当时的突厥诸部的文化,并不是古代传统突厥游牧文化 的简单延续,而是吸收了草原突厥诸部以外的许多民族的文化要素,如当时很多突厥部落信奉西方基督教的一支聂斯脱里教(景教);乃蛮部采用畏兀儿文字,已大 量吸收畏兀儿文化。因此这些突厥部落加入蒙古族,也把这些域外文化携入了蒙古族传统文化中,增强了蒙古族文化的个性。蒙古汗国时期,在蒙古统治者宗亲显贵 及其亲信中,有不少人是景教徒,如克烈部出身的拖雷正妻、蒙哥和忽必烈的生母唆罗禾帖尼和著名大臣镇海等人都是景教徒。贵由汗“由于自幼就是基督教徒的合 答黑曾在身边担任阿答毕(王傅)一职,这就使(他的)性格受到深刻影响。在此之后,镇海显然又加强了这种影响。以此之故,(贵由汗)始终容许神甫和基督教 徒传教”;“他的性格受到他们的影响,‘象刻在石头上的图像’般地在他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影响”。蒙哥汗政治上趋于保守,是否与其母亲的独特文化影响有关 (作为蒙哥汗的胞弟,忽必烈也应受到其母的影响,但由于长期经营汉地的经历,以及统治中原的需要,忽必烈在思想上自然不同于蒙哥汗),也未可知;忽必烈时 期发动叛乱的东道诸王乃颜也是景教徒,他反对行汉法的忽必烈,也很难说与他个人的文化背景丝毫无关。

      域外文化对蒙古文化影响之大,莫过于畏兀儿文化。

       如前所述,回纥西迁后的近四个世纪中,社会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在天山南北地区创造出了中国著名的“别失巴里——哈剌和卓文明”,并对周围地区产生了 很大影响。其中像塔塔统阿和镇海这样的回纥人早在成吉思汗建国前就在文化上对北方草原发挥了作用。1209年畏兀儿(13世纪时回纥以畏兀儿名称出现于史 籍)高昌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臣服成吉思汗,为把这一文明更广泛地输入到蒙古文化中创造出了条件。元人赵孟兆页说:“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诸国。自是 有一材一艺者毕效于朝”。当时有大批具有很高文化素养的畏兀儿人以官员、笔赤的身份供事于蒙古汗廷,同时也以文化导师的面目出现在蒙古人面前。成吉思汗曾 令“诸皇子受学”于哈剌亦哈赤北鲁,岳王帖穆尔作为质子留在蒙古汗廷,成吉思汗令他“训导皇弟斡真诸王子”;撒吉思“初为太祖弟斡真必赤,领王傅”。此 外,曾担任八合赤(教授之意),教授过蒙古贵族子弟的畏兀儿人还有昔班、孟速思、库尔吉思等。鼎鼎大名的阔儿古思“以口才和文笔之擅长而知名,所以被派去 教授蒙古儿童”,看来也曾担任过八合赤。以上所举的只是卓卓有名,见诸史册者,其余不见诸记载者,更不知凡几。在蒙古汗国时期,皇室汗廷、诸王位下及千户 所普遍设有“畏兀儿人八合赤”职务,俨然成为体例制度。这些任职的畏兀儿知识分子“各罄所蕴,播种待获”,为蒙古民族培养出第一代“文化人”,他们的启蒙 工作,在蒙古文化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蒙古汗国时期,蒙古人学习畏兀儿文化为时尚,“他们把畏兀儿语言和文书当作知识及学问的顶峰”,热心地汲取吸 收。散布各处的畏兀儿八合赤以本民族文化熏育了一大批蒙古族青年,使他们的文化素养有了明显的提高。屠寄认为:“由是观之,虽谓蒙兀最初文化由畏兀儿输 入,可也。”言不过实。日本学者矢崎正见说:“从根本上说,以元朝历代皇帝为首的各部落首领和贵族,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文化修养都十分低下,不懂汉字和汉文 学。正因为如此,元朝便以回纥文化作为中介,而推行了对他们来说较为容易的西域民族文化。”就是说元朝时期蒙古人继续推崇、吸收畏兀儿文化。元人自己也承 认此点,说:“然今高昌之人,内侍近禁,外布行列,语言文字之用尤荣于他族,而其人亦多贵且贤。”元朝时期畏兀儿人及其文化的显贵,显然与历史上蒙古文化 对畏兀儿文化的大量承继有关,对此清朝遗老柯劭文心讲的很中肯:“蒙古灭乃蛮,得畏兀儿文字用之,故畏兀儿人多显者”。

      畏兀儿人在文化上对蒙古人的影响,为蒙古族文化又增添了许多畏兀儿文化内容,但同时也使蒙古族在传统文化中增加了一重新的负荷,增强了蒙古族文化的个性。尤其是对畏兀儿文字的采用,使蒙古族传统文化结构更趋于完善,为以后元代蒙古族文化的强势存在,发挥了重大作用。

       蒙古族兴起于朔漠,“俗无文籍,或约之以言,或刻木为契”,“凡发命令,遣使往来,止是刻指以记之。”即是他们早期文化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如前所述, 到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人很可能从克烈人那里输入了畏兀儿文字,尤其在统一蒙古草原过程中的1204年,成吉思汗攻灭西方强部乃蛮,俘获乃蛮王傅兼掌印官塔 塔统阿后,蒙古族便开始广泛学习畏兀儿文字,广泛用其记录蒙古语言。这些事在成吉思汗的煌煌生涯中,本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情节,然而在蒙古族文化发展史上却 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蒙古人学习这种文字,蔚然成风,成吉思汗“命(塔塔统阿)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蒙古汗国时期,畏兀儿体蒙古文以官方文字的身份畅 通无阻地使用于汗国疆域内的各个地方,发挥出很大作用。即使当蒙古汗国分裂为元朝和四大汗国以后,畏兀儿体蒙古文字仍然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威的文字。13至 15世纪期间,畏兀儿体蒙古文一直用作金帐汗国与察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13世纪时钦察汗国的外交书信是蒙古语写成的。在一系列阿拉伯史料中指 出,1283年一批使者带着金帐汗脱脱蒙哥的信件到埃及觐见算端,这封信用蒙古语写成,再用阿拉伯语译出。这里说的蒙古语显然是指畏兀儿体蒙古文。此外, 现存金帐汗国时代的《铁木耳库特鲁扎令》、《托赫塔迷失扎令》也等都是用畏兀儿体蒙古文写成的。阿拉伯史学家依本·阿拉伯沙(约生活在1388 年~1450年)曾说:察哈台人有另一种文字,叫畏兀尔文。它作为蒙古人的文字而大家所知……用它写有委任状、命令、书函、诗歌、历史、故事以及成吉思汗 的敕令”这里应特别强调的是,蒙古族就是用这种文字撰写了自己第一部伟大的历史、文学著作《蒙古秘史》,为中华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璀灿的明珠。元朝建立 后,忽必烈出于统治全国的需要,曾有意改变“施用文字,因用汉楷及畏兀字,以达本朝之言”的局面,特命国师八思巴创蒙古新字。这种“蒙古新字”元代称“国 字”现学术界称为八思巴文)创制出来后,元朝政府曾强制推行,但终未在蒙古人中推广开而被淘汰废弃。然而,已使用六十余年之久的畏兀儿体蒙古文尽管在有元 一代屡遭禁用,却久用不衰,元成宗大德年间,畏兀儿学者搠思吉斡吉儿对之加以改进,制定了规范的正字法和正音法,使它成为更便于推广的文字,一直沿用至 今,清朝时期在此基础上又创制了满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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