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竹露滴清响”:“清”美诗人孟浩然_荆楚文化

  • 发布时间:2017-11-02 14:34 浏览:加载中

  •   唐代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孟浩然以其“清”的品貌、“清”的人格、“清”的诗歌赢得了自古至今无数人的赞佩。因其为襄阳人,故称其为“孟襄阳”。

      “清”本以形容水之澄澈的状貌,如许慎《说文解字》云:“清,朗也,澄水之貌。”由此又产生了与“清”相搭配以形容各种自然现象的众多词汇,后来人们将其引申到对社会现象与人的形象、品格、文艺审美特征的品评,赋予了这一概念独特而丰富的内涵,而“清”美在孟浩然其人其诗中体现得特别突出,故而称之。如:

      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骨貌淑清,风神散朗。”这形容其容貌;

      李白《赠孟浩然》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这是赞赏其品格;

      杜甫《解闷十二首》之六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这是赞美其诗歌。

      孟浩然以其“骨貌淑清”的形象、耿介不俗的个性、清亮高尚的情操及其“清诗”的审美品格,深为同时和后世的人们所倾慕、赞赏。当然人们更多的是因其独特的诗歌风格与他享誉后世的诗歌成就,而在诗坛传为佳话。王士源《孟浩然集序》说:“孟浩然……五言诗,天下称其尽美矣。间游秘省,秋月新霁,诸英华赋诗作会,浩然句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举坐嗟其清绝,咸搁笔,不复为继。”

      施补华《岘佣说诗》评杜甫诗时说:“《奉先寺》诗,‘阴壑生虚籁,月森散清影。’清幽何减孟公‘松月生凉夜,风泉满清听’之句?”

      竹露闲夜滳,松风清昼吹。(《齿坐呈山南诸隐》)

      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夏日南京怀辛大》)

      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

      诸如此类的诗句都是极好的例证。不过,也有人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中流见匡阜,势压九江雄”之类诗句说明他“冲澹中有壮逸之气”,事实上,这类诗作毕竟甚少;也有人因为《新唐书》孟浩然本传有他“少好节义,喜振人患难”的记载,而认为他有“豪侠性格”,但那也并非就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侠之举。就盛唐诗人而言,赠人之诗说几句赞赏游侠之士的话,以表达对朋友的一片豪情,本在情理之中,由此而视孟浩然有豪侠性格,与诗人“骨貌淑清,风神散朗”形象相去甚远。

      孟浩然追求明净、雅洁、澄清、透亮人生之境与诗歌之境,故人们用“清”美形容之,“清”的形象、“清”的人品与“清”的诗歌在孟浩然身上得到了完美统一。自王士源、李白、杜甫等开其端,后来对孟浩然表示崇拜和敬仰之情者甚多。他们以一“清”字对孟浩然及其作品的整体评价颇为中肯。

      孟浩然诗如其人,人如其诗。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得到了“诗的孟浩然”便可以忘掉“孟浩然的诗”了。孟浩然以一种极其乐观、诗意妙觉的态度应物、处事、待己,故其诗“清”而高妙。

      诗品体现人品,人品之最高处莫过于持有一颗赤子之心以待人应物。袁枚在《随园诗话》卷三中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浩然坦诚待人,始终持有一颗赤子真心,深得人眷爱,因而拥有众多的朋友。在孟浩然的朋友圈中,既有众多的社会名流、诗坛才子,如张说、张九龄、韩朝宗、王维、李白、杜甫、王昌龄、郑倩之、独孤策、张子容、王迥、崔国辅、阎防、张愿等,皆与浩然为忘年之交,也有一些不知名姓的僧道、隐士、村夫等交情至深的朋友,且不论他与朋友赠别酬答的众多诗作中见出他对朋友的款款深情,只举《过故人庄》一首,即可见他与处于社会下层的村居朋友的深情交往: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清人黄生《唐诗摘抄》说:“全诗俱以信口道出,笔尖几不着点墨,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绩俱化矣。”如果没有与朋友交往中那种真诚与坦荡,就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意的清纯至极而品位至高的诗作。

      孟浩然想做官,也本可以去做官。想做官的证据是他青年时代,一度隐居鹿门山,未尝不是为了走“终南捷径”的方式,证之于那篇著名的《临洞湖赠张丞相》,认为自己“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渴望这位张丞相能推荐他,但没有结果。

      孟浩然本可以去做官的极好机会至少有三次。一次是在秘书省赋诗:“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因其“清绝”,令举座惊叹而纷纷搁笔,在“以诗赋取士”的唐代,这位名动京师的诗人及第入仕应该不成问题,结果因浩然诗人气太重而没有找到门径;第二次是在王维处见到唐玄宗,却因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种因拘谨而过分的自谦,加上唐玄宗的误读,而导致机会的再度失去;第三次是因为饮酒失约。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说,当时名闻天下的韩朝宗曾与孟浩然约好日期,准备为他做举荐工作。可是到了约好的日期,孟浩然却因与朋友饮酒赋诗正欢,而不听朋友之劝,将韩朝宗这样的社会名流相约之事置之不顾。

      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对孟浩然有一个非常精准的描绘:

      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浩然作诗作文,是为了求“真”,而不因为求“仕”,他不愿受“名”的束缚,也不愿为“利”所牵扯,哪怕是经常处于贫困的生活之中,仍然保持一种放诞不拘,泰然自若的心态,这也是孟浩然作为诗人之所以为“清品”诗人之处。

      深知孟浩然个性的挚友王维曾在《送孟六归襄阳》一诗中有言:

      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

      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

      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

      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

      老朋友的意思是说他归隐田园,饮酒赋诗,有时读点古人书就行了,不必如司马相如那样表现自己有创作《子虚赋》的艺术才华了,浩然为着一个诗意的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不愿心为形役,有人不解孟浩然的这种心意,认为他晚年想“摆脱经济困窘,便入了张九龄幕府”,这实在是误解了诗人,他出于友情,晚年确从张九龄在荆州做过幕僚,但从他《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说自己是“狂歌客”的情形来看,与李白以“楚狂”自许,乃同一个性表白。楚狂者,清高之士也,肆意直言,张扬个性,也就是《孟子·尽心下》所谓“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这也是他们两人在个性品格上产生共鸣之处而相互欣赏的原因。

      孟浩然的行为与诗说明,他追寻的是心灵上、精神上的自在、充实与愉悦,这在根本上将归结为一个人内心的心灵感受和精神状态,而与是否能做官,与财富、名望、地位无关。孟浩然有《韩大侯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诗说:“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诗缘真情而作,以真情感人,这也应该是孟浩然诗“清”的最根本的原因。

      孟浩然对“清”诗的追求颇具宗教精神,因为宗教的精髓在于修炼到“明心见性”、“中道无为”的境地。这种境地妙观庄严、静穆、平和、安详。佛教认为“烦恼即菩提”,禅宗也有“心斋”、“静悟”、“坐忘”之说,人生在不断经历体悟烦恼、超越烦恼的修炼中亲证菩提,通过“心斋”、“静悟”、“坐忘”而渐通玄妙之理,达到无我之境。孟浩然说:“渐通玄妙理,深得坐忘心。”诗人深知,人能否将一切烦恼与不幸转化为一种诗意的体悟,提升到用诗意的审美的心态去应对一切人生的遭遇和经历,这正是诗性精神所倡导的核心价值和意义所在。他好游寺观,寻幽访胜,又常与僧道交往,也是他向往诗性“清”境的一种体现。虽然孟浩然有时也有心底不平与矛盾的时候,但从他的整个人生历程来看,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乐观、充实而和谐宁静的心态,这是他的诗明心见性、清空自在的重要原因。

      当然,说到孟浩然之“清”,也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不无关系。他的《登楚望山最高顶》诗说,“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表明了他对襄阳深深的眷爱,张祜《题孟浩然宅》诗亦云:“孟简虽持节,襄阳属浩然。”认为襄阳是属于孟浩然的,可见襄阳优美的地理环境对孟浩然是多么重要。

      《南齐书·州郡志》说:“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据《舆地广记》记载:“襄阳府……其民尚文,田土肥良,北据汉沔,西接梁盖,外带江汉,北接宛许,南包临沮,独雄江上,岘山亘其南,挟大江以为池。”不仅有“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的隆中,更有濒临汉江,云遮雾绕,如仙女忽隐忽现,令人心驰神往的鹿门山,还有风景如画的岘山与万山等等,均说明襄阳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由此不难理解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对孟浩然之“清”的心性养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襄阳地灵人杰,自汉魏以降,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隐逸文化。襄阳不仅风景优美,水陆交通便利,而且距离洛阳、长安又不算远,由此引来许多隐士高人,将襄阳作为隐逸的最好去处。据《舆地广记》记载,东汉末的庞德公曾隐于鹿门山,《襄阳耆旧记》说他隐于岘山。至于诸葛亮曾隐于隆中,那是名闻天下之事。孟浩然青年时代,曾一度隐居鹿门山,除了想走“终南捷径”的用意外,未尝不与受庞德公、诸葛亮这些先辈的影响有关。闻一多先生说:“历史的庞德公给了他启示,地理的鹿门山给了他方便……实在,鹿门山的家园早已使隐居成为既成的事实,只要念头一转,承认自己是庞德公的继承人,此身俨然是《高士传》中人物了。总之,襄阳的历史地理环境促成孟浩然一生老于布衣。孟浩然毕竟是襄阳的孟浩然。”(闻一多《孟浩然》,《闻一多全集》第6册)他的许多诗歌便是隐逸文化影响下的“清”响之作,他反复表白“予意在山水”、“归赏故园间”的意思,虽与他仕途追求的人生挫折有关,亦与受襄阳的隐逸文化影响有关。

      但孟浩然毕竟与李白、杜甫有着较大的差距。陈师道《后村诗话》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耳。”严羽《沧浪诗话》亦有云:“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孟浩然一生的生活经历非常简单,也正因此对社会生活深入了解不够,与李白、杜甫相比较而言,其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均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孟浩然基本生活在盛唐繁荣上升时期,与经过了安史之乱的李、杜时代有着截然的不同是其客观原因,但未尝不与他的生活经历简单有着直接的关系。当开元元年王维已进士及第,孟浩然还在襄阳隐居,之后数年,才开始长江中下游流域的漫游活动;开元十二年入京求仕未果又转道蜀地、吴越漫游;开元十六年冬赴京应举落第,后回到襄阳,其间除了于张九龄被贬荆州时作了一年多的幕僚外,大部分时间隐居襄阳。孟浩然的人生经历大体就是或隐居,或漫游,或求官。由于大部分时间远离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他的诗中几乎没有关于当时各种重大政治事件、边塞战争之类的思想内容。从王士源将其所存260多首诗分为游览、赠答、旅行、送别、宴乐、怀思等即可知其基本内容,不外乎漫游中的欢欣、隐居时的乐趣、交往赠答时的感怀、寻幽访胜的兴致,再就是求官途中遭遇挫折后的不平,只要看他应举落第后的诗作,大抵发发牢骚而已。思想内容的逼窄,实乃源于生活视野的不够开阔所致。

      就艺术形式而言也比较单调,其创作形式主要是五言诗,而五言诗中其突出成就在五律、五绝。因此,就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而论,都证明苏东坡之语不虚。

      指出孟浩然诗歌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的不足,并非是否定其诗性意义与审美价值之所在,正好相反,孟浩然诗歌之“清”是人们走向时间与空间深处的一把钥匙,他“文不为仕,伫兴而作”,“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游不为利,期以放性”,“虽屡空不给而自若”的诗人品格,捍卫着人的生存中最可宝贵的诗性精神。人类不能缺少“清”的人品与诗品,不能缺少对心灵上、精神上的自在、充实与愉悦的追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潜藏着诗情、诗意、诗心、诗性。因此,“诗人何为”并非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定,而是一种强烈的内在诉求,不同的时代都有为世俗者趋之若鹜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不能成为诗人恒久质量与“清”美诗性彰显的障碍物。作为一种人格精神与审美品格的存在,孟浩然貌“清”、品“清”、诗“清”,已超越于时代之外。

      (孟修祥)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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