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咏史诗在唐代走向繁盛的原因

  • 发布时间:2017-09-23 17:21 浏览:加载中
  •   唐代是中国文学史上诗歌最为辉煌的时代,作为唐代诗歌总体有机的组成部分,咏史诗也进入了其创作的繁盛期,一改它在先唐时期诗歌创作中的从属地位,与山水、田园、边塞等诗歌类型平分秋色,异象纷呈,数量众多,展现了新的时代气象与面貌,在古代文学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据初步统计,唐代咏史诗约有3000余首,远远超越了此前的106位作家创作的240多首咏史诗,无论是数量还是艺术成就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都表明,在唐代咏史诗真正实现了这一题材的空前繁盛,出现这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有着诗歌自身、外在环境以及文化内蕴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节 诗歌全面成熟背景下的文化氛围是咏史诗生长的土壤

      一、唐诗艺术的成熟促进了咏史诗的繁盛

      咏史诗的繁荣既是唐诗全面繁荣的一个结果,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表现,它是唐代诗歌总体艺术成就的受益者,也是唐诗总体艺术成就的贡献者,具体看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唐诗自身发展的因素

      咏史诗在唐代的发展与繁荣,有着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风骨、辞采、声律、意境等各种诗歌质素依次展开、竞相发展,为唐诗的辉煌准备了充分的艺术条件。唐人在此基础上将诗歌的艺术发挥到极致,创造了“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李白《古风》其一)的诗歌盛世。《御制全唐诗序》中说:“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如射之就彀率,治世之器就规矩焉。”

      (二)唐诗在前人基础上的纯熟激发了咏史诗的创作

      唐人对前人的艺术积累极为重视,又能“扬弃”地继承,不仅善于以古人为师,而且超越前人的意图也非常明显。论及继承,必须提及萧统的《文选》对于唐诗的影响。唐人对《文选》的研究极为重视,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就如此教子:“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段成式《酉阳杂俎》载“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辄焚之”。可以说,《文选》是唐人最主要的文学教材,它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念,为唐人所普遍接受;《文选》所体现的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为唐人所吸收并充分发展;《文选》选诗的题材与体式,也是唐诗借鉴和发展的重要方面。《文选》对诗歌的分类虽不十分科学,但基本是按题材分的,所选诗分为23类,将《文选》之前的题材类型囊括殆尽。唐人在此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进展,许多传统题材都是在唐人笔下成熟或者焕发出新的活力。如山水、田园、边塞、羁旅、行役、送别、咏物、爱情等古典诗歌的基本类型,唐人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题材虽不同,但在艺术手段上却有共同的因素,唐人一旦掌握这些艺术手段,在处理历史题材之时,同样也会发挥出来,咏史诗与其他类型的诗歌一样,都是唐代诗歌艺术发展的重要成果。

      (三)意境、表达方式的成熟对于咏史诗创作有明显影响意境的发展成熟是唐诗艺术成就的一个重要方面。意境的成熟早

      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完成,这对于咏史诗在中晚唐的迅猛发展无疑提供了重要的艺术支撑。尤其是咏史诗中涉及的形象、气韵,大大得益于情景交融的方法,这也是唐代对前代咏史诗的重要发展。

      表达方式的完善是唐诗成熟的又一表现,无论叙述、抒情、议论,唐人运用起来都已得心应手,尤其是能在有限的篇幅内将它们结合起来。这些对咏史诗是十分重要的。唐代咏史诗已渐趋摆脱叙事、议论、抒情脱离或拼合的倾向,而向着事、理、情、景紧密结合的路子发展,诗歌的艺术性更强。

      诗歌体式的完备和各种体式的全面发展是唐诗的又一艺术成就,尤其是近体诗的发展。唐代咏史诗即体现一种由古体向律绝发展的趋势,至晚唐几个专职咏史诗人几乎全部采用绝句进行写作。近体诗因其篇幅有限,使作者不得不注重史实剪裁的恰当,叙述的凝练和议论的精辟。加之其格律的精严,无疑促使咏史诗不断地提高艺术质量,而且格律诗由于易记易诵,也加速了咏史诗的传播。

      二、唐代文人的经世致用思想孕育了咏史诗的兴盛

      积极入世是以儒家为主导的中国文化的一种基本倾向,基于“三不朽”的人生追求,中国文人对于治理之道颇为用心,“经世致用”是“伦理——政治”型中国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因而中国文人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参政热情和关心国运民情的淑世精神,即使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人也始终不能真正忘情于世事。尽管因思想境界的不同,士人入仕参政之动机与行径各有高下,但其思想根源却皆出于经世致用之传统。

      《大学》中首先开宗明义,从理论上将文人的经世路线设计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千百年来它一直是摆在中国文人面前重大的人生课题,而完成这一课题最重要的途径就是“学而优则仕”,即必然依靠政权的承认。从咏史的角度来看,文人更是不可能在内心放弃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用世情怀和使命。中国文人对历史的关切常常出于政治之用心。对历史的深刻信仰与对现实的深切关怀,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里面,从来就是无法截然分开的,“经世”与“垂鉴”本来就是传统历史思想的精义所在。

      从唐代的政治情势来看,唐朝是建立在六朝纷乱和隋代的短暂统一之后。面对新王朝的建立,众多的诗人都满怀热情,希望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一方面他们继承了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深厚的儒家思想,希望建功立业,积极向上;另一方面,他们也对殷鉴不远的六朝的灭亡和隋代的短暂寻求借鉴,探寻六朝及隋代灭亡的规律和教训,以此来寻求长治久安的大计,希望以关心时政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经世致用的思想。基于这种意识形态之下产生的文学,也始终以探讨兴亡盛衰之迹、治乱成败之因作为一个基本主题,咏史诗即是如此。诗人通过丰富的想象与种种艺术技巧对历史进行深加工,以多方发掘史实本身所表露或者隐含的道德意义和社会意义。传统文人对现实的关怀与参政意识,是咏史诗产生和发展的一种内在推动力量,唐代文人的政治热情空前高涨,对现实的关怀又促使他们去时时反观历史以寻求指导,咏史诗在唐代的全面繁荣不能不说与此有关,事实上,咏史诗中所贯注着的那种浓厚的政治意识和现实忧患感,已经明白地表明了这一点。

      三、唐代自上而下对于历史的看重为咏史诗创作打下了基础

      自唐高祖起,唐代的帝王都很重视对于历史的编撰,这种自上而下重视修史的风气对于咏史诗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

      唐高祖以宏大的气魄,下诏修梁、陈、魏、齐、周、隋六代史,虽历数年而未修成,但却为唐代史学的发展奠定了格局。唐太宗时期的贞观重臣中史臣很多,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复下诏重修五朝史(梁、陈、齐、周、隋),由魏征总其成。贞观十年(636),五代史修成。贞观二十年(646),唐太宗又下诏重修晋史,并亲自为其中相关的传记写后论,如《晋书・王羲之传》就有“御篡”之名。可见初唐修史,乃政治权威与学术权威通力合作的结果。唐宰相监修,皇帝亲自参与,其隆重程度可以说前所未有。唐人在史学上的贡献,也是他们重史精神的反映。唐太宗曾表示:秦始皇“焚书坑儒”、隋炀帝“尤疾学者”,皆不足取,而他本人“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还提出了“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的著名见解,可以说明确地道出了修史的初衷。唐高宗显庆四年,李延寿又撰成《南史》纪传80卷、《北史》纪传100卷,这是通叙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两部著作。以上是唐初年所撰八史,占据了古代“正史”(二十四史)的三分之一。盛唐前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几于唐中宗景龙四年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史学批评著作《史通》,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到一个更高的自觉时代。唐代还开了在朝廷设馆修史的传统,使史馆的设置正规化、规范化。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

      除了历史著述上的这些成就外,唐代史学的新气象还表现在:史学自我反省的开始和史家自我意识的增强;史学走向经世致用,增强了史学的社会参与意识;在天人之际、治乱兴衰、历史进程等重大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认识等。这些新气象恰恰与唐代文学发展中的某些新气象产生合流,如初唐陈子昂等人提倡的“风雅兴寄”、杜甫的“诗史”、韩柳“古文运动”等都和历史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为咏史创作打下了深厚的史学和文学基础。如后来的文学对“经世致用”的重视,以及杜牧对治史家风的继承等,都表现了史学与文学紧密联系的一面。

      第二节 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促进了咏史诗的创作

      一、唐代重史崇经的学术风气与咏史创作

      唐代统治者特别注重借鉴历史经验,重视修史。初唐武德五年(622),朝廷曾命史臣着手编撰前代梁、陈、北齐史书,但没有成书。其后,贞观三年(629),太宗命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高宗显庆元年(656),李延寿撰《南史》、《北史》,表上之,高宗为之制序。武后时,刘知几“著《史通》内外49篇,讥评今古”,受到以徐坚为代表的高层人士的褒奖。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重视修史,和他们“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鉴前代成败事,以为元龟”的史鉴意识是分不开的。这种重史风气影响了唐代士人。唐刘鲸《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摧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处于宰相之尊的薛元超尚以不得修国史为平生憾事,由此可见唐代士子重史的学风。

      二、科举取士制度对“史”的看重

      重史崇经学风的形成、延续,和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有很大的关系。《新唐书》卷44《选举志》载:“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在唐代的科举制度中,“史”单独作为一科,又由于“六经皆史”,经、传等科目在古代实际上也是“史”。这样看来“史”性科目在科举中所占的分量是相当重的。纵使是备受文人关注的进士一科,也需要加试史学。《新唐书》卷44《选举志》载:“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又《唐会要》卷76《贡举中・进士》载:“乾元初,……试进士文章,于中庭设《五经》及各史,及《切韵》本于床。”由此可见,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特别重视考察文人所掌握的历史知识。文人如果要想应试取仕必须掌握好历史。可以说,在重视史学方面,前代没有哪一朝代能够和唐代相比肩,无论这种重视是出于自觉的为学,还是外在的求取功名的压力。这就为咏史诗的繁盛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创作条件。

      特别是,进士科的选拔多以诗赋取士,有时候可能直接以咏史来命题。《全唐诗》卷466载中唐诗人叶季良《省试吴宫教美人战》,卷706载晚唐诗人黄滔《广州试越台怀古》。又《文苑英华》卷186《诗・省试》部分载孟简、裴元次、何儒亮《亚父碎玉斗》诗,卷188《诗・省试》部分载王质、张公义《金谷园花发怀古》诗,卷189《诗・省试》部分载吴秘、林藻《吴公教战》诗等。上述作品均为咏史诗,大部分为省试即在尚书省举行的考试作品,有的为地方考试作品,如黄滔的《广州试越台怀古》。这都表明在唐代,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的科举考试中,咏史怀古均是常见的题目。这种情况之下,唐代文人重视咏史创作,便可能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很大关系。这样看来,咏史诗创作的繁盛和唐代的重史之风以及科举考试制度的确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初盛唐与中晚唐的文化环境还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在初盛唐时期,整个社会形成了以文为事的氛围,崇尚文采声韵,缺乏对中国古代以经史为主导的典籍与文化的真正阅读与思考,即所谓“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而安史之乱之后,统治者首先改变了以文为事的科场文化建设的策略,更多地走向了历史,探究经史知识,在历史资源中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以史为鉴,走向了以经史为事,注重实际的文化道路。这种转变对于咏史诗创作在中晚唐的繁盛是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三节 文人登临漫游、参与咏史创作

      提高了咏史诗的成就

      一、历史古迹与文人的入幕漫游、仕任贬谪等活动带动了文人的咏史

      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人文精神,不能不说与历史知识的陶养有着深刻的联系。“志于道”的古代士人对道的认识与发明也必须藉知古而实现。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欧阳修就曾经倡导:“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

      古代遗迹是文人了解历史的一种方式。中国地域广阔,古代文明高度发达,到处都留下了重重叠叠的历史印迹。这些印迹作为人类以往活动的创造物和见证物蕴涵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意味,古城、古宫、古庙宇、古墓以及其他的古建筑,无不静静地昭示着“过去”的存在。甚至一处自然的山水,自然的草木,也由于曾经见证过一段历史,而由自然景物变成了人文景物,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这些古迹既是地理环境,也是一种人文环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涵养着诗人的性情。它们对于没有相关知识储备的人来说,就如史书之于文盲,是读不出其中含义的,而对于那些熟识风物掌故的文人来说,无疑会勾起无限的怀古幽思,因而这些地方便成了文人诗兴的集散地。久而久之,在名胜古迹上题辞,评论古迹的风物掌故,品评曾经的历史人物、以及寄托讽喻感慨便成为一种文化习俗,或者说是文人标举风雅的一个习尚。

      相对于唐代文人所处的时代来说,曾经发生的各种历史活动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都已成为历史,活动发生的地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衍化就成为载负历史文化的古迹,成为人们在现实空间中见证昔日历史的重要载体,可以让人在苍凉的现实场景中得到历史的重温与回忆。无论是苍茫雄盛的秦汉,还是风流蕴藉的六朝,无论是吴宫楚苑,还是燕台赵阁,都会在吉光片羽的历史古迹中得以生发和浮现。而“唐世士人初登科或未仕者,多以从诸藩府辟置为重”,比较重视进入藩镇、幕府以获得仕宦之资。同时漫游、观览之风也相当盛行。更为重要的是,唐代文人的仕任特别是贬谪更把他们遣流到四方,使他们在一种孤愤凄怨的心态下长期处于奔窜羁旅之中。这几种情况使得文士能够有充足的机会接触、游览载负着沉重历史的古迹。而他们自身的遭遇孤愤、志不获伸等心际情怀,更促使他们走向咏史和怀古。《新唐书》卷107《陈子昂传》载:“会武攸宜讨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参谋。次渔阳,前军败,举军震恐,攸宜轻易无将略,子昂谏曰:‘隆下发天下兵以属大王,安危成败在此举,安可忽哉?今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儿戏。愿审智愚,量勇怯,度众寡,以长攻短,此刷耻之道也。’攸宜以其儒者,谢不纳。居数日,复进计,攸宜怒,徙署军曹。子昂知不合,不复言。”这一段记载了武攸宜不听陈子昂之劝而导致失败,陈子昂在其《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序》中云:“丁酉岁,吾北征。出自蓟门,历观燕之旧都,其城池霸业,迹已芜没矣。乃慨然仰叹,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新唐书》卷201《杜甫传》载:“(杜甫)尝从(李)白及高适过泞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丘丹《经湛长史草堂序》云:“无锡县西郊七里,有慧山寺,即宋司徒右长史湛茂之别墅也。……余登兹山,以睹三篇,列于石壁,仰览遗韵,若穆清风。……余披《宋史》,略不见其人,心每侧叹。悲夫!斯人也,而史阙书,然有其一篇,则为不朽矣。因复追缉六韵,以次三贤之未。”郎士元《送韩司直路出延陵》(按:一作刘长卿诗)云:“季子留遗庙,停舟试一过。”皇甫冉《同樊润州游郡东山》云:“北固多陈迹,东山复盛游。”刘长卿贬谪期间,过长沙作《长沙过贾谊宅》追吊贾谊云:“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秋草独寻人去后,寒林空见日斜时。汉文有道恩犹薄,湘水无情吊岂知?寂寂江山摇落处,怜君何事到天涯。”诗中对贾谊的无限深沉的悼念,实际是倾诉自己多年的贬谪遭遇。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咏史诗的兴盛与入仕藩幕、漫游赏览、仕任贬谪等唐代文人的生活、遭遇的确有很大的关系。

      二、参与咏史创作的文人数量推进了咏史的成就

      发展至唐代,咏史诗也进入了创作的繁盛期,异象纷呈。一改它在先唐时期诗歌创作类型中的从属地位,而与山水、田园、边塞等题材类型平分秋色,成为空前繁盛的一大类型。据清人彭定求等编《全唐诗》、今人陈尚君先生辑校《全唐诗补编》等典籍统计,有唐一代,咏史作家有500多人,而咏史诗约有3000首。而唐以前的所有存名作家共计106人,作品240多首。这一时期咏史诗创作的繁盛,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作家阵容强大,各个社会阶层、群体的作者均有,创作主体的范围非常广泛。在创作阵容中,既有封建最高统治者,也有社会地位微贱的女性创作,既有一般的文士,如李白、杜甫、杜牧、李商隐、温庭筠,也有达官宰辅、佛教释氏之徒,唐代咏史作家的阵容的强大,推动了咏史诗的创作。

      (一)取材特别广泛

      唐代咏史诗的繁盛,主要体现在题材广泛、创作主题的全面深刻上。就咏史诗所咏写的历史范围而言,从上古史直到唐代当代史,无不是诗人所关注的领域。就歌咏和描写的对象而言,举凡君王将相、豪侠隐逸、才子美媛、名儒高僧等,无不可以摄诸笔端,感咏而书。这种取材特点,导致了此时期咏史创作题材的广泛性。

      (二)诗体形式的丰富

      唐代咏史诗在形式上也大大突破前人,诗体主要有五古、五绝、五律、五言排律、七古、七绝、七律、七言排律等,显示了咏史诗体的丰富和多元。除此之外,还有杂言、四言、八言古体等体式。正因为有这些丰富的诗体形式,使得唐代咏史诗的风貌、特色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三)艺术成就很高

      到了唐代,一些作家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使咏史诗在整体上呈现出绚丽多姿的风貌,在咏史诗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此时期的咏史名家非常之多,如陈子昂、吴融、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李贺、张、杜牧、李商隐、温庭筠、陆龟蒙、胡曾、罗隐、许浑、周昙、孙元晏等。这些作家个性独特,风格鲜明,自成特色,为唐代咏史诗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四节 文人的创作意识和品格激发了咏史诗的创作

      一、文人自觉的创作意识对于咏史诗的繁盛有积极作用

      咏史创作的繁盛和文人们自觉的咏史创作意识也有较大关系。诗题是展现作家此种自觉意识的最好标志。整个唐代以“咏史”“怀古”“览古”等直接标志作家自觉咏史意识的诗题特别多,如卢照邻的《咏史》4首、李华的《咏史》11首、吴筠《览古》14首、马戴《楚江怀古》3首等。这些作品都标有“咏史”“览古”“怀古”等诗题,实际上是作家鲜明咏史意识的流露。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作家还直接把咏史作为自己的主要创作活动。如宋郑樵《通志二十略・艺文略》第八《别集》五载:“胡曾《咏史》,三卷”,“周昙《咏史》,八卷”。创作如此大规模的咏史诗,没有作家强烈的自觉意识是不可能成功的。陈尚君先生《全唐诗续拾》卷34,引光绪癸未年贺廷寿《六合县志》卷四《官师志》云:“郏谤,光化中为六合令。惧文献无征,作《怀古诗》五十首,各系以小叙,今其诗存者三十二首,惜政迹不传。”可知郏谤创作咏史组诗的自觉意识,并且目的还比较独特,体现了咏史诗的存史功能。此外,作家的此种意识还表现在与其相关的文学创作活动上。宋・尤袤《全唐诗话》载:“长庆中,元微之、梦得、韦楚客同会乐天舍,论南朝兴废,各赋《金陵怀古诗》。刘满引一杯,饮已,即成曰:‘王楼船下益州、……’白公览诗曰:‘四人探驯龙,子先获珠,所馀鳞爪何用邪?’于是罢唱。”又,元和十一年(816),张弘靖充太原节度使,在任职期间创作《山亭怀古》一诗,同时和者有韩察、崔恭、陆、胡证、张贾、高铢等人。这说明这是一次以怀古创作为主要内容的游览文会活动。上述两次文会活动充分反映了当时文人自觉的咏史创作意识。

      二、寒士参与创作的现实丰厚了咏史诗的内涵

      (一)唐之前寒士的创作

      “寒士”是一个富有弹性的概念,“大致上指地主阶级里面居于中下层的文士,却可以包容不同门第和出身的人”。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以士族(南朝的皇族因政治地位、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可视作士族)为主,而像西晋时期的“三张”“二陆”“两潘”,东晋以后的颜、谢、萧、徐、庆等诸氏。这些士族大家因“门户已成,令、仆、三司,可安流平进,不屑竭智尽心,以邀恩宠;且风流相尚,罕以物务关怀”。这种政治生命状况和思想生活方式,导致了六朝文学与汉魏时期相比,现实性、批判性严重不足。进一步而言,导致咏史这一现实性很强的诗体,与玄言、山水田园、宫体等诗歌类型相比,发展相对滞后,以及从总体上看咏史诗的现实性、批判性较为微弱,以至于走向了为声色娱乐服务的创作道路。而庶族文人像左思、陶渊明、鲍照等寥若晨星。因为门阀问题,他们不得进入上流,在政治、文化地位上备受冷落。

      (二)唐代寒士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咏史创作

      至唐代这种状况发生改变,由于封建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发生了局部性的蜕变,以寒士为主体的文人群成为文学创作的主导力量。统治者逐渐打碎两晋时期的门阀统治,实行了科举取士制度,使得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寒士可以通过科举、征辟、入幕等途径走入仕途,甚至可以高居庙堂。这样的政治机遇大大激发了寒士的从政、参政热情,促成了他们以功业自期、积极入世的心理。“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

      赵翼的这句话虽是就“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而言,但实际却指出了寒士的此种品格、心态特征。又由于唐代在思想上虽三教并存,但以宗儒为主导。而儒学又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哲学,这就决定了唐代寒士关心时务、经邦济世、注重现实的思想品格。同时,儒家思想在历史观上尊古、鉴古,重视历史,较为正统,前文所论述的唐代重史学风实际上就是这种宗儒思想的体现。而在文艺观上,则注重文艺的社会功能,主张“兴寄”。但唐代的儒家文艺思想有其自身的特质:“唐人谈‘兴寄’,不重在教化,重在批评政治,针砭时俗;谈‘明道’,不光讲古圣先王之道,更其强调‘以辅时及物为道’(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发挥文辞的‘褒贬’‘讽喻’作用。”在上述几种因素下,一旦文人有建功立业的渴求、志向不遂、或者看到封建制度黑暗腐朽的一面时,便可能在“入世”“重史”“兴寄”的意识下主动进行咏史创作,以达到展示己怀、讽喻时政的目的,这就导致了唐代咏史诗现实性、批判性的明显增强。如陈子昂首先提出“兴寄”说,并在此种文学观的指导下,创作了《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登幽州台歌》等。特别是他的《感遇诗》其三十五就明确道出了这一点,“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西驰丁零塞,北上单于台。登山见千里,怀古心优哉。谁言未忘祸?磨灭成尘埃。”元和时期,以元稹、白居易为主的作家乐府咏史创作非常丰富,其主要原因也在于此。由上可知,唐代以寒士为创作主体的文人意识、品格使他们在咏史中更注重以历史反映、讽喻以及批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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