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五代江南经济的发展(7)

  • 发布时间:2017-09-15 22:07 浏览:加载中


  •   唐代江南各县都先后设有县市,专门为商人们提供经营贸易的场所。如富阳县县市,“旧在县西一里二百步,其地湫隘,唐万岁登封元年县令李浚徙于西北隅一百步,周回二里五十步”。江南地区常有一县两市的情况出现,这些县的商业繁荣超过了一般县。如常州义兴县有两市,诗人李郢《阳羡春歌》云:“长桥新晴好天气,两市儿郎擢船戏。”杭州临安县、歙州婺源县和苏州昆山县也设有两市。江南县市与州市一样,一般设立在河道旁和桥梁边的交通便利之处。常州无锡县县东二百步跨运河有大市桥,隋大业八年建。无锡县南一里有南市桥,唐武德中建,横跨运河。可知无锡有两市:一为县东的大市,一为南市。两市均建在县城的主要河道边,有桥梁与对岸相通,水陆交通运输十分方便。池州祁门县市,据明人说:“(唐)置县时街分田字,历(五代宋元)及(国朝)因之,时加修治,平坦如旧。”说明县市的设立历代一脉相承,都不断加以修缮。县市中心是一个十字街,商品店铺沿街而立。睦州分水县的天目溪南可通浙江,唐宋时“可胜百斛舟,若于潜,若昌化,旧航粟浙江胥此焉入,故客艘辐辏于县后”,一旦航道不通,“县市亦萧条矣”。县市比起各地的草市,在建制上更稳定,时间上有连贯,它吸引了本县的大宗物品及特色产品进入交换领域,影响波及县城周围及更远的广大农村,担当起了农村基层商品市场集散中心的功能。常州江阴县市上交换的物品,以水产品为多,早在唐朝前期就已“海鱼朝满市,江鸟夜喧城”。因江阴北靠长江,东北便是大海,渔业经济特别发达,大量的水产品进入到流通领域。江南县市商业交换日见繁荣,成为农村经济作物和手工业品的主要交换市场,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江南大量设置新县,实际上表明了农村基层商业中心的县市分布和发展呈现出一个渐进的过程。县治析置主要集中在四个时期,即高宗武则天、睿宗玄宗、肃宗代宗、五代时期。高宗武则天是江南析置新县最多的时期,共有27个,也就是说,这一时期县市起码也增加了27个,说明江南商业的布局和发展进入了一个飞跃时期。虽然,大量析置新县也与这一时期政事相关,但对江南商业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睿玄时期,江南析置的新县12个;肃代时期,析置新县6个(包含唐德宗时新析1个);五代吴越和南唐,析置新县8个。从总体来看,唐代前期新析39个,占了绝大多数。新县的析置,往往是地区经济发展的结果。透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江南的商业布局在唐代前期有一个全面推进的过程,这些县市的建立使江南广大农村与商品经济接上了关系,使农村集市交换网络得以渐渐建成。

      除政府规定的县市外,江南还有为数不少其它各种形式的集市。这些集市均不是政府公开批准设立的,但却是江南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一个个集中了大量商品的贸易市场,设置在县城以外的人口稠密区。这种大多是自发产生的集市在当时一般称为草市、村市等,甚至一些在特殊商品出产地出现的市就直接以商品命名,如鱼市、桔市等。白居易曾有诗描绘南方的草市:“水市通阛阓,烟村混舳舻。吏征渔户税,人纳火田租。亥日饶虾蟹,寅年足虎貙。”从中可见江南水乡农村市场上的交易是非常活跃的。江南草市数量以太湖周围的润、常、苏、湖及浙东的越州地区最多,说明这些地区农村商品经济最为活跃。如苏州嘉兴有语儿市,《全唐诗》卷474徐凝《语儿见新月》云:“几处天边见新月,经过草市忆西施。娟娟水宿初三夜,曾伴愁蛾到语儿。”语儿市在徐凝诗中被称为草市。长兴县进入茶山的交通要道口有水口草市。杜牧为湖州刺史时,亲自到茶山监督贡茶生产,并有《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云:“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草市在山脚下,旁有河流可通,便于茶叶运输,市中还有酒楼,各色人员众多。这个草市因茶叶生产兴旺而设立,出现的时间当在中唐前后。

      江南草市地域分布极为广泛,往往设立在江河边和交通要道旁,特别有利于货物的水陆运输。当时绝大部分的草市中都有桥梁和周围地区相通,有交通路线与四周农村相连,十分有利于草市的成长和发展。《樊川文集》卷11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江贼)水劫不便,逢遇草市,泊舟津口,便行陆劫……凡江淮草市,尽近水际。”草市的设立地其实也是一县之内除县城以外的最重要政治或经济中心,所以常设立于乡治的所在地。随着草市的日益发展,前来经商的人不断增多,草市对周边经济的影响渐渐扩大,部分草市发展到后来升格为镇、县,成为一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但这个过程还是比较漫长的。唐代末期至五代,相当部分新析置的镇、县,其实就是从草市逐渐发展而来的。江南一些草市中已经聚集起了部分常住商人和居民,“富室大户,多居其间”,出现了部分固定店铺,草市经营渐渐固定下来,成为稳定的商品市场。《张司业诗集》卷1《江南曲》云:“江村亥日长为市,落帆度桥来浦里。清莎覆城竹为屋,无井家家饮潮水。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娼楼两岸悬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草市中建起了饮食商店,还有妓院吸引四远商人。这样的草市不断增多,影响扩大,对促进江南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作用十分巨大。

      唐五代时期,江南还出现了不少镇,但这些镇设立的主要缘由是军事方面的,并没有纯粹经济方面的镇。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设立在交通要道旁具有浓厚军事意义的镇有一部分渐渐显现出了经济方面的内容,使得镇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如湖州乌镇,在乌程县东南90里,镇内就有商业活动。《浙江通志》卷35《关梁三》引《崇祯乌程县志》云:“五代时,尝有异人过酒肆,饮醉,辄喷酒沫……”镇内不但一般人都可以随意活动,而且有酒店设立,可以想象其它商业活动同样也会在镇内进行。

      店是江南农村最基层的商业交换场所。江南的店大多位于交通大道和水路要冲。《稽神录》卷6云:“司马正彝者,始为小吏,行溧水道中,去前店尚远,而饥渴甚,意颇忧之。俄而遇一新草店数间,独一妇人迎客。为设饮食,甚丰洁。”从金陵至溧水的交通大道旁,每隔一段路程就设有店,而这样的店就很容易发展成村落间小型的商业交换中心。《全唐诗》卷384张籍《宿江店》云:“野店临西浦,门前有桔花。停灯待贾客,卖酒与渔家。”野店的位置我们估计在钱塘江沿岸,位处水路要冲,既有商人经过,又有渔家前来买卖。店的发展,依赖于江南交通的发达,反映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处于水陆要道旁的店,日后一部分很有可能发展成为农村集市,成为商业交换的一个中心。

      县市的广泛设立,草市的大量出现,商业性镇的萌芽和店的商业功能的增强,说明了江南农村基层地区商品经济在唐五代的历史演进中渐渐活跃起来。这种商品经济的活跃,反映了自唐至宋南方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局面在逐渐形成,农村商品交换网络基本建立。

      六 唐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地位

      唐朝是江南经济发展较快的时代,随着这一地区的日渐开发,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江南在唐王朝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出来。

      先看江南的赋税在唐王朝财政中的地位。唐朝前期,政府的财赋收入主要是通过租庸调来获得的。租庸调以“以丁身为本”,每丁租粟二石,调二丈,每丁岁役二旬。如不服役,每月收庸三尺。倘按平均计算,江南在国家财政中所占的比例就很高了。前已谈及,贞观十三年江南地区的总户数为226921,占全国7.46%;口为12351681,占全国9.67%。天宝元年江南总户数为1042278,占全国11.61%;口为6483386,占全国12.72%。在以丁身为本的时期,丁的数量变动基本上与户口数呈上下平衡移动,户口的多寡和赋税的多少是一致的。因此,贞观时期,江南上缴的赋税基本上在中央财政中的比例约为7.5%~9.5%,以后随着人口的增加,江南财赋在全国所占比例加重,天宝时期为12%~13%之间。

      中唐以后,江南的粮食对唐王朝的支撑作用十分明显。江南粮食北运从初唐时即已开始,不过这时期数量不是很多。在洛阳含嘉仓曾经出土了八块武则天时期的仓铭砖,内中有一块是苏州的,记有“苏州租糙米”一万余石,说明当时苏州的粮食已作为租米运到洛阳。《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谈到唐初政府“用物有节”,因而南方的水陆漕运一年不过二十万石。但开元以后,随着中原地区粮食缺口的增大,江南粮食开始成为漕粮的主要来源被一批又一批地运向北方。至宣州刺史裴耀卿改革漕运后,三年从江南运粮七百万石。以后崔希逸为转运使,每年转运一百八十万石。裴耀卿的上疏中谈到江南人民送的粮食,“以岁二月至扬州”,从扬州入运河到中原,说明这些粮食要么是宣歙地区从长江运到扬州,要么是两浙地区通过江南运河到润州后再过江的。他说:“且江南租船所在候水,始敢进发,吴人不便河漕,由是所在停留……臣请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令江南船回。”这里裴耀卿将江南、江东、吴三个概念混用,足以说明这些粮食主要产自江南的核心水稻生产区。

      安史之乱后,江南稻米愈显重要,是唐王朝主要的粮食依靠,时人认识到:“江东诸州,赋出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韩愈在《送陆歙州诗序》中更是强调:“当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江南在经济上的作用就愈发突出了。德宗上台时,浙江东西道每年运米七十五万石。贞元初,又以岁饥,更令两税折纳成米一百万石,诏浙江东西节度使运送至东、西渭桥仓库。文宗时,北方发生水旱灾害,粮食奇缺,而南方一些官员不准米商经营,所以文宗颁敕让南方各州刺史必须准许米商将粮食运到北方,显然一旦商路不通,北方吃饭也成了问题,差不多真是成了“辇越而衣,漕吴而食”。

      唐代后期,中央财政收入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来自各地的盐、酒、茶税钱。宣宗大中七年时度支奏:“自河、湟平,每岁天下所纳钱九百二十五万余缗,内五百五十余缗租税,八十二万余缗榷酒酤,二百七十八万余盐利。”倘按这个比例计算,大中七年间赋税收入约占60%,盐酒茶收入约占40%。江南几乎每个州都产茶,湖州、常州、睦州因茶叶质量较佳上贡朝廷,宣、歙、苏、越、明、婺、润、池等州都大量产茶;苏州、杭州、越州、明州、台州都有盐场,设有盐监;湖州、润州、苏州、越州等都产名酒,所以江南地区的茶盐酒收入数量是很大的。史载杭州盐场收入,每年达三十六万,而刘晏在管理国家盐务时,盐利每年才四十万斛。倘按杭州盐利与大中年间二百七十八万作一比较,杭州一地的盐利收入约点全国的13%,江南数州的盐利收入可能超过全国的一半。据陆广微《吴地记》卷1载,晚唐时苏州七县,两税茶盐酒等钱六十九万二千八百八十五贯七十六,倘以其中六分为两税,四分为茶盐酒税钱,那么苏州的茶盐酒税钱约在二十七万七千贯左右,如再与宣宗大中年间的财政总收入作一比较,苏州一地的财收占唐政府总收入的13.3%。当然,上述两个比较并不准确,因为我们已无法查证苏州的这个收入是哪一年的,但可以借来说明苏州、杭州等江南经济发达的州在唐代整个财政收入中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杜牧“三吴者,国用半在焉”的说法的确不是虚言,江南地区的经济在唐朝越来越重要的特征已显露无遗。不可否认,承继了六朝以来经济的发展趋势,唐五代时期江南的开发在广度和深度上继续在向更高层次推进,江南经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与同时期的北方相比,唐朝南北方经济的发展轨迹并不一致。唐朝前期,当北方经济蒸蒸日上的时候,南方经济也在发展,只是发展的程度有所不同,南方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破坏较大,两河地区藩镇割据,截留赋税,站在唐政府的角度而言,北方的经济的确日见衰落,相反南方在稍稍动荡后,继续向前发展。既然江南经济在唐朝财赋收入上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能否得出唐朝经济重心已经转移的结论来?

      在对江南经济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江南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唐代后期的确已达到全国最先进的程度,如太湖周围地区各州和越州的水稻生产技术和亩数量,江南农村经济作物的种植,越州、润州的纺织业,越州瓷器业,润州金银器加工,苏州、杭州的城市商业等。不过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主要集中在浙西沿运河两岸和浙东的越州,此外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对外贸易也有较快的发展,但就江南整体来说这种发展还很有限,在全国居于先进地位的产业类型尚不是很多。粮食在中唐以后渐占唐朝中央财赋重要地位,与北方许多地区为藩镇割据有关,因为藩镇是不向唐朝申报户口数,也不向中央政府交纳财赋税收的。有一些学者在研究江南经济时常常会以点带面,用江南个别地区最发达的经济部门来和北方相比,用南方财赋在唐后期对中央政府的支撑作为论据,结果很容易得出南方发展优于北方的结论,其实这是不科学的,因为这样的比较往往忽略了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有机统一。学术界有许多人很喜欢谈经济重心转移的问题,我们以为谈这个问题之前,先得统一一下“经济重心”的解释。我们比较同意郑学檬先生的说法:“经济中心地区,按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在全国是最先进的。表现为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与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农业产值最高,商品经济繁荣并达到一定深度,反映在财政收入方面,该地区也是财政收入的倚重地区,即主要财源所在。”一个地方,或者几个州县的发展和繁荣,对整体经济有带动意义,但并不是说整个地区经济都已十分发展。用郑先生的解说来对照,通过前面对江南经济的研究,我们认为江南经济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都还有待于继续。我们既要注意江南北部的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和在全国居先进地位的经济部门,又要看到有许多地区还刚处于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开发阶段。因此,说江南经济超过北方,或者说经济重心已移到了南方,我们认为至少在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比较勉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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