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五代江南经济的发展(6)

  • 发布时间:2017-09-15 22:07 浏览:加载中


  •   江南制醋业也相当发达。孟诜《食疗本草》云:“醋,多食损人胃……服诸药,不可多食。不可与蛤肉同食,相反。又,江外人多为米醋,北人多为糟醋……用米醋佳,小麦醋不及。糟多妨忌。大麦醋,微寒。余如小麦也。”由于种植的粮食作物有别于北方,江南醋大多是米醋,而北方多是用小、大麦制成的糟醋。陶谷《清异录》谈到金陵士大夫家家都对饮食很有讲究,有七妙齑,“可穿结带醋”,证实时人饮食中已大量使用醋作为调味品,同时也反映了江南手工业中,作坊型的制醋业在一些城市和农村家庭中肯定已经出现了。食品加工业有了较大地发展,《清异录》卷上云:“时戢为青阳丞,洁己勤民,肉味不给,日市豆腐数个,邑人呼豆腐为小宰羊。”豆腐的制作由来已久,唐五代时广大农村制作豆腐应该已经十分普遍,成为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太平广记》卷338“朱自勉”条云:“吴县朱自勉以宝应元年亡,大历三年其女寺尼某令婢往市买胡饼,充斋馔物……”再如《嘉定赤城志》卷31《祠庙门》云天台慈感庙是为了纪念唐初二烈女而建。二女生于隋大业末,“家鬻汤饼”。这些都可说明苏州、越州等地已有不少食品加工业,吸引了一部分农村和城市的劳动力。

      五 繁荣的商业经济

      商品经济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志。自从江南运河开凿后,太湖地区与浙东地区、钱塘江流域紧密地联系到一起,商品经济迅速繁荣起来。

      1.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

      六朝以来,江南城市经济实力渐渐明显,至唐五代时期,城市经济作用更加突出,个别城市的经济色彩盖过了政治色彩,城市的经济意义超过了政治意义,江南城市的发展演进到了一个较为特别的变化时期。

      唐五代,江南出现了颇具规模的城市群,而且分布较为密集。除了继承前代的城市外,还新出现了一部分城市,促使城市的密度有所增高,布局渐趋合理。江南新增州一级的大城市有台州(武德四年)、温州(上元元年)、衢州(垂拱二年)、明州(开元二十六年)、池州(永泰元年)、秀州(天福五年)等六个城市。上述六个城市,江南东部沿海地区有台、温、明、秀四个,表明江南东部地区的开发已达到一定深度,城市的设立是当地经济日趋发展的结果,同时城市设立后反过来对当地经济会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衢州的设立,是衢江流域经济地位上升的结果。

      中晚唐江南城市的经济实力是前朝所不能比拟的,城市对地区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昇州北濒长江,可以“西引蜀、汉,南下交、广,东会沧海,北达淮、泗”,水路交通十分方便。沿长江前来的商人熙熙攘攘,所谓“暮潮声落草光沉,贾客来帆宿岸阴”。唐末五代,昇州地位上升,至南唐时,金陵的商业活动十分繁盛,成了江南西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润州与扬州隔江对峙,是江浙地区粮食和各类物资北运的重要集散地。它处于运河的入江口,既是军事重镇,又是漕运的关键部位,“东口要枢,丹徒望邑,昔时江外,徒号神州,今日寰中,独称列岳”,它是“三吴之会,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常州位于“三吴襟带之帮,百越舟车之会”的交通便利处,早在武则天长安间就被称为“毗陵大藩”,城市经济作用比较突出,“当全吴之中,据名城沃土……吴中州府,此焉称大”,“江东之州,常州为大”,商业十分繁荣。苏州的商业经济是江南城市中最为活跃的,“浙右列郡,吴郡为大,地广人庶”。苏州处于江南运河的中段,面临太湖,北可出海,沿长江可到内地,之所以被称为“雄郡”,是因为“东吴繁剧,首冠江淮”。苏州城内商业经营十分繁盛,白居易赞为:“复叠江山壮,平铺井邑宽。人稠过扬府,坊闹半长安。”杭州位处江南运河和钱塘江、浙东运河的交汇处,“当舟辐辏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杭州的商业相当繁荣,所谓“杭州东南名郡……咽喉吴越,势雄江海,国家阜成兆人,户口日益增……水牵卉服,陆控山夷,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室”,行商坐贾,热闹繁盛。

      浙东的越州“西界浙河,东奄左海,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是浙东七州的经济中心。唐后期崔元翰说:“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绾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包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明州城虽设立于开元年间,但由于海路交通的发达,适应了中唐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使得经济实力大增,是唐五代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唐代宗时就有人说:“浙右巨镇,甬东孤城。”宣州北临长江,从州城到长江有水道相通,“鱼盐满市井,布帛如云烟”。元稹曾谈及宣州说:“宣城重地,较缗之数,岁不下百余万。管干剧职,灵盐近戎,分务简僚,不易宜称。”此外,湖州、歙州、婺州、温州、台州、池州、睦州、处州、衢州等城市,在原有基础上继续发展,城市的商业作用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强。如湖州是“十万户州,天下根本之地”,“土控吴兼越,州连歙与池,山河地襟带,军镇国藩维”,城中商业发达,交贸旺盛。

      在唐五代三百多年中,江南城市的发展速度并不一致,城市地位不断发生着升降变化。唐前期,江南的中心城市实际有三个,即润、宣、越。如景云时置都督府,四大都督府中江南一个也没有,但江南有两个中都督府,即润州和越州。开元八年置十道按察使,江南东道按察使设在润州,江南西道按察使设在宣州。中唐以后,不少城市经济实力日渐增强,苏、杭的发展快于一般城市。《吴郡志》卷50云:“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范成大认为苏州城市经济的水平在江南应放在第一位,白居易在《苏州刺史谢上表》中说:“当今国用,多出江南,江南诸州,苏最为大。兵数不少,税额至多。土虽沃而尚劳,人徒庶而未富。”苏州与杭州相比,苏州的发展更快,所以杜牧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按杜牧的意思,苏州第一,杭州第二。至唐末钱鏐击败董昌,越州的经济中心地位完全让给了杭州,杭州由于地处两浙中心,成了吴越的都城,发展力度更大,成了浙东与浙西交汇处的一个经济中心。其次就润州来说,在经济上发挥出的作用更多地表现在交通货运上,而润州城市商业发展比不上苏州,经济上的影响力也不够。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和交通的便利,润州在唐后期表现出的政治和军事作用超过了经济上的作用,太湖北部经济中心地位逐渐让位给苏州。

      2.江南城市经济功能的增强

      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人口的增多,江南城市的经济功能日益增强。江南城市的市场商业普遍繁荣,市场交易开始发生重要变化。市制也推行到江南的大城市中,苏州、润州、金陵、越州等都有专门的商业市场。五代时,卢文进为润州节度使,“润州市大火,文进使马步使救之,益炽,文进怒,自出府门斩马步使,传声而火止”。润州市看来就在子城附近。在京城长安以社会治安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坊市制及只能白天经商的规定,在江南显示出了比其它地区更高的灵活度。一方面主要商业活动在市中进行,另一方面市制的规定并不严格,一些城市中新的小规模商业市场在涌现,加上对居民夜间活动较少限制,在城内随处可见夜间商业交换现象。湖州贞元时刺史李词开拓东郭门置阊门,“以门内空闲招辑浮客,人多依之”。门前的运河上,元和时刺史辛秘建了一座人依桥,之后随着水陆交通的方便,这儿遂“集商为市”,成了一个自发的商品经营场所,而这一切都是与官员的个人作为有关。其次,夜间商业活动的出现,表明了江南城市商业交换的活跃,标志城市作为政治军事中心实行严格的时间管理制度,到这时由于城市经济因素的上升而渐渐松懈。显然,在江南部分经济发达城市,单单凭商业市的存在已跟不上城市发展对商业的需要,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遂成了合理合法的。这种变化,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后的必然趋势。

      江南城市服务性行业蓬勃兴起。由于城市人口增多,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需要大量各个行业的手工业工人来为他们服务,所以城区内生活着大量的手工业工人。如城市建筑需要木工,日常生活家具要有人来制造,于是大量的木匠便出现在城市各坊中。大城市内已有专门的清洁工,如《金华子杂编》卷下谈到咸通中金陵秦淮河中有人专门划着小船以淘河为业。南唐周则,年轻时专以制造雨伞为业;皮日休谈到苏州城内有大量制造金银器的工人。城市还需要大量的简单劳动力,于是就出现了劳动力市场。服务性商业的兴盛是城市经济功能增强的重要标志。江南城市中,服务性商业主要有饮食业、服装业、房产业等。大城市中酒店特别多,如杜牧谈到润州“绿水桥边多酒楼”。金陵地处南北冲要,酒楼最为多见,苏州、杭州、明州、宣州城内均有不少酒肆。各种饮食摊店遍布江南城市,由于靠近江湖,水产品制成的熟食成了当地的特产。湖州仪凤桥南有鱼脯楼,吴越国时专门曝鱼脯上贡。江南各城市中,出现了许多著名食品。吴越杭州有一种玲珑牡丹鲊,以鱼叶做成牡丹花状,“既熟,出盎中,微红,如初开牡丹”。湖州有“吴兴连带鲊”,“不发缸”,被收进韦巨源《家食帐》。城市中服装鞋帽的制造和销售,也是一个重要行业。在金陵、杭州、越州、宣州有各种各样的裁衣肆,专门为城市居民制造衣服和鞋帽,同时在大城市中也出现了销售衣帽的商行。城市内有大量公私逆旅、馆舍供外地人住宿,但如果要长久住在江南,许多人想到了购置、求租房产,因此江南大城市中房产出租、买卖比较盛行。

      中唐以后,一些江南大城市中还出现了特殊的消费阶层。古代一般城市中,城市居民主要是官员及其家属、军队、为政府机构服务的各色徭役以及一部分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等,但唐五代时期,江南城市中还逐渐聚集起了一大批富豪、停职官员、北方士大夫、文人、妓女之类的人物,他们逗留在江南地区,在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中过着奢侈生活。这批人数量相当多,财力雄厚,对江南城市经济的影响较大,他们的消费对城市经济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并影响到了城市的风俗习惯,可以说他们对江南城市经济的繁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富豪主要集中于金陵、润州、苏州等地。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大量北方移民来到江南,“避地衣冠尽向南”,其中的富人有许多寄居在城市,使得城市富豪大增,成了消费的生力军。苏州是北方士大夫特别喜爱的一个地方,“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官员外出任职,但他们常将家眷安置在大城市居住。文人也大量寓居江南各城市,如刘邺父刘三复尝为李德裕浙西从事,宣宗大中间李德裕被贬,本依附在刘德裕门下的刘邺“无所依,以文章客游江浙”。富人贵族官僚集中在城市中,他们需要以声色犬马为主的娱乐活动,江南城市内遂出现了许多卖艺人和妓女。元稹在浙东为观察使时,“乃有俳优周季南、季崇及妻刘采春自淮甸而来,善弄《陆参军》,歌声彻云”。江南城市中妓女之多,最能反映当时城市的奢侈消费之风,对社会风气会产生较大影响。富人子弟、文人士子喜欢饮酒作乐,以游玩山水为风雅,而江南优美玲珑的自然景色适合了他们的欣赏视角。杭州刺史李播曾说:“吴越古今多文士来吾郡游,登楼倚轩,莫不飘然。”

      城市商业经济对农村经济的辐射增强,给城市周围的农村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农民与城市的关系日益密切,农民进入城市的人数增多。农民进入城市,一方面为城市提供手工业劳动,另一方面也可为城市提供商品,为城市大量提供副食品。其时,肉食主要有猪、鸡、鸭、鹅、牛等。其它如鱼类、蔬菜、粮食等,也都是四周农民供应入城的。可见,城市对农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它吸引了相当一部分的农民渐渐离开土地而依赖于城市经济。城市经济对农业发展也有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变了农作物的种植结构。《大清一统志》卷82《池州府》云:“卖花楼,在建德县南半里许,相传唐及五代时有花楼二十四间,土人善剪绣作花簇,丹阳、浔阳、鄱阳诸郡置酒会,多至此市花。”在江南离城市不远的地区,商业性经济作物的种植渐渐增加,这和南方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关联,如茶叶、蚕桑、水果、湖荡水产品等,种植的面积越来越大。

      3.地方市场的活跃

      在商品交换中发挥着承上启下作用的是县市及农村各类集市。县市以下,村市、草市等各类固定和不固定的集市遍布于江南农村交通便利处,这些市场与农村的关系最为密切。农村集市的广泛出现,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信号,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表明了江南商品经济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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