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五代江南经济的发展(5)

  • 发布时间:2017-09-15 22:07 浏览:加载中


  •   3.瓷器制造业

      江南的瓷器制造处于全国的领先水平,其制造技术对北方甚至是一些海外地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陆羽《茶经》卷中说:“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越瓷的特点是“类玉”、“类冰”,呈青色,光泽较好,极为精致。

      瓷器制造是江南地区的重要手工业,从已挖掘到的窑址分布来看,在江南16州中,至今尚未见有窑址的仅苏州、杭州、润州、睦州、池州。当时的瓷器制造主要集中在明、越地区,窑址遍布整个今天的宁绍平原,包括上虞、余姚、绍兴、宁波、鄞县、象山一带,从曹娥江、甬江流域直至东海之滨,甚至在五代时还传到了定海。余姚上林湖、上岙湖、白洋湖一带及上虞的龙浦湾头、联江凌湖窑山、黄蛇山等地有上百个唐五代的窑址,是这一时期瓷器制造的核心地区,尤以上林湖西岸的勤子山和沈家门前山分布最为密集。地处金衢盆地的婺州和衢州也有大量窑场,今金华、兰溪、义乌、东阳、永康、武义均有窑址发现。唐中期直至五代,传统的越瓷生产得到加强,瓷窑分布更为密集,同时又出现了温州、台州等新兴的瓷器制造中心,处、歙等州也出现了部分瓷窑。

      江南的瓷器主要以青瓷为主,青瓷生产在中唐以后特别兴盛,且以明、越地区的为最高水平,学术界已普遍将这一地区的产品称为越窑。中唐以后的产品大都胎体细腻,造型规范工整,釉面匀净莹润,器形多种多样。如1973年在宁波市遵义路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瓷器,其中不但有盘、碗、罐、壶、罂、盆、盂、洗、碟、盒、杯、灯盏等生活用瓷,而且还有脉枕、瓷塑等医疗用具和陈设瓷。婺、衢地区的产品风格自成一体,学术界称之为婺窑。婺窑产品以青釉为主,普遍饰以褐斑。由于在地域上比较接近,婺窑青瓷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越窑的影响,器形、装饰有许多相同之处。温州的瓯窑大多素面,釉色为粉青色,胎色浅白。在烧制上采用了匣钵技术,避免了因坯件叠烧而留下泥点痕迹。

      江南自唐朝后期开始上贡瓷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秘色瓷。秘色瓷见诸于文字,当从陆龟蒙始。《甫里集》卷12《秘色越器》云:“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这种瓷器的产地在余姚上林湖一带。越瓷用作进贡,始于唐穆宗时期。《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载越州土贡中就有了瓷器。五代吴越时,钱氏长期向中原王朝进贡瓷器,其中有相当部分是秘色瓷。

      4.造船业

      江南地区外濒大海,内有江湖横亘其间,河流港汊纵横交错,独特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江南人民很早以前就重视造船,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地使用船只。唐五代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活动的频繁,江南地区对舟船的依赖性加强,需求量增大,社会要求造船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唐太宗时,新罗和高丽不和,“新罗数请援,乃下吴船四百柁输粮”。贞观十九年征伐高丽,唐太宗命张亮率“江、吴、京、洛募兵凡四万,吴艘五百,泛海趋平壤”。吴船、吴艘,应是以太湖流域的苏州及其附近州县制造的。《资治通鉴》卷198谈到贞观二十一年()八月,唐太宗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欲以征高丽”。胡三省注中,将647 12州一一列出,即宣、润、常、苏、湖、杭、越、台、婺、括、江、洪。除江、洪2个传统造船州外,10州在江南范围内。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江南造船业也在继续发展。到了唐末五代,吴越和吴、南唐在江南地区的争夺白炽化,吴越到中原的运输线路被切断,反而刺激了造船业的发展。同时,新的造船中心也脱颖而出,对江南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

      润州、杭州等地制造了大量的战船、漕运船和民用船。如建中年间,韩滉镇润州,“造楼船战舰三十余艘,以舟师五千人由海门扬威武,至申浦而返”。韩滉赶造出来的楼船主要是为了显示水师实力,威慑叛乱的李希烈,因而所造楼船比较庞大。杭州造船业兴起于中唐后期。大历十年(775)七月,杭州大风,“海水翻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尽管被海水掀翻的千余艘船不可能全是杭州制造的,但至少说明了杭州商业运输的繁荣,使用船只的频繁,杭州出现较大规模的造船业是十分可能的。大中间,崔涓任杭州刺史,杭人习俗于端午节在钱塘湖竞渡,于是“于湖沜排列舟舸,结络彩槛,东西延袤,皆高数丈,为湖亭之轩饰”。但由于夜里起风,将竞渡船吹到了对岸,众人无计可施。崔涓“令每一彩舫系以三五只船,齐力一时鼓棹,倏忽而至,殊不为难”。看来除竞渡船外,钱塘湖中聚集的各色船只实在不少。

      沿海的明州是制造海船的基地。《太平寰宇记》卷98《江南东道十》云及明州贡中有“舶船”,说明五代时明州的船舶制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因为整个江南地区贡船舶的仅明州一地。唐代曾在今舟山设立翁山县,后来虽废除了,但从大陆到翁山的交通只有使用船只才能解决。翁山县产盐,设有盐监、盐场,盐的运输必须依靠船只。唐后期明州海外贸易十分发达,海船的使用十分普遍,这些海运商业用船肯定是在明州附近建造的。润州也制造过海船。咸通间,“南蛮攻安南府,连岁用兵,馈挽不集”,润州人陈磻石诣阙上书,主张改变从江西到湖广的运粮路线,认为从海路运淮南、浙西米到安南比较方便,当时已有“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可知唐代末期润州也造海船,载运量很大,可达千石以上。

      唐末动乱,军阀们制造的战船不计其数。僖宗中和二年(882)浙东刘汉宏率兵攻打杭州,“遣弟汉容与辛约、巴立、李万敌等会温、处等州兵,洎白丁十万余众,从萧山西陵大出战船,以谋宵济”。汉宏战败,浙西兵缴获战舰五百余艘。中和四年,刘汉宏“密征水师于温州,刺史朱褒出战船习于望海,以史惠、施坚实、韩公玟领之,复图水陆并进”。《说郛》卷5引僧赞宁《传赞》说:“差温牧朱褒排海舰于赭山海口。”可知朱褒温州水军装备的战船是能适应于海上作战的巨型舰只,这是温州造船业发达的成果。

      5.制盐业

      安史之乱以后,政府财政紧张,于是大开收入之源,对食盐行业实行官榷,使食盐制造和销售的收入大增。在唐代后期及吴越的财政总收入中,江南海盐生产和销售收入已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江南共有6州靠海,从北向南依次是苏州(五代时析出嘉兴)、杭州、越州、明州、台州、温州,均有食盐生产。如《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谈到苏州嘉兴有盐官。《全唐文》卷529顾况《嘉兴监记》云:“淮海闽骆,其监十焉,嘉兴为首。”其他如苏州的华亭,杭州的盐官和钱塘,越州的会稽和余姚,明州的鄮县,温州的永嘉,台州的黄岩、临海、宁海等县都大量产盐。江南沿海各州只要有生产条件的,都将制盐作为重要的产业。不管当时政府实行怎样的食盐政策,食盐制造行业的发展都将推动当时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开发,浙东沿海州县的经济发展速度在唐后期往往快于其他各州县,食盐制造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大历间,刘晏变革盐法,实行官制商销的政策,“以盐吏多则州县扰,出盐乡因旧监置吏,亭户粜商人,纵其所之。江、岭去盐远者,有常平盐,每商人不至,则减价以粜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刘晏盐法内容很多,对整个唐后期的食盐产销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推进了江南食盐生产。根据《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描述,刘晏设立了4场和10监作为江淮地区食盐生产和销售的管理机构,即涟水、湖州、越州、杭州4场,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兰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10监,这其中4场有3场、10监有6监在江南地区。

      江南各州盐产量很大。《册府元龟》卷494《邦计部·山泽二》云盐铁使奏得苏州刺史卢商状,“分盐场三所,隶属本州,元粜盐七万石,加至十三万石”。苏州当时的产盐产量约45万石,而现今3场仅能产盐13万石,推知苏州食盐生产总场数可能达到10个左右。《元和郡县图志》阙卷逸文卷2云:“(海陵县)盐监,煮盐六十万石,而楚州盐城、浙西嘉兴、临平两监所出次焉,计每岁天下盐利,当租赋三分之一。”意谓盐城、嘉兴、临平三监的生产量是相近的。盐城县“州上有盐亭百二十三所,每岁煮盐四十五万石。”如此推算,嘉兴和临平两监每年生产食盐亦约为90万石。

      盐产量很大,盐利收入也多。《全唐文》卷736沈亚之《杭州场壁记》云杭州一场,“每岁官入三十六万千计”,江南3场,则政府全年可收入盐利达100万贯左右。《全唐文》卷529顾况《嘉兴监记》作于贞元十七年(801),其时盐价最高时达每斗370文,他说:“十年六监,兴课特优。至是末期,从百万至三百万,盐人贾人,各得其所。”可知盐利的收入在各州的经济中举足轻重。

      五代时期的吴国、南唐,制盐主要依靠淮南地区,国内销售的食盐都是淮南盐。唐代江南的主要产盐区进入五代,全部为吴越钱氏接管,人称“三千里锦绣江山,十三郡鱼盐世界”。其时盐产量可能要低于唐朝,因为食盐的销售区域缩小了,以供应本国为主。但沿海地区私煮私贩现象十分严重,加上官方也将部分食盐销往南唐及北方一些地区,所以生产仍属正常,产量可能略低于旧时,但不至于太多。制盐业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江南经济实力的强盛。史称中唐时的浙西“有盐井铜山,有豪门大贾,利之所聚”,浙东为“机杼耕稼,提封七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虽然两道经济各有侧重,并不完全一致,但制盐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促进作用是绝对相同的。

      6.制酒等其他手工业

      唐五代江南制酒业比较发达,酿酒技术不断得以改进,一些带有浓厚地方酿造工艺特色的酒得到了人们的喜爱。江南产酒地分布广泛,各州几乎都有酿酒。一些地区继承了传统技术生产出若干名酒,使江南酒的名声向四方远播。

      江宁县原是六朝古都,制酒技术源自前朝,至唐仍大量制酒。李白《玩月》云:“朝沽金陵酒,歌吹孙楚楼。”孙楚酒楼在金陵城西,李白曾与数位酒客“达曙歌吹”。唐代许多酒楼都是自己制酒来出售的,孙楚酒家之所以这样有名,完全是因酒而来的。唐朝的丹阳县出好酒。《嘉定镇江志》卷6云:“曲阿出名酒者,皆云后湖水所酿,故醇烈也。”后湖即练湖,好水出好酒,曲阿新丰酒从南朝就已十分出名。唐代的润州城内酿酒业十分兴盛,《全唐诗》卷492殷尧藩《还京口》云:“北府市楼闻旧酒,南桥官柳识归桡。”苏州制酒从中唐以后出现了高潮,城内家家户户都能酿酒。白居易回忆起在苏州做刺史的日子,十分怀念“每家皆有酒”的情景。《吴郡志》卷29云:“五酘酒,白居易守洛时,有《谢李苏州寄五酘酒》诗。今里人酿酒,曲米与浆水已入瓮。翌日,又以米投之,有至一再投者,谓之酘。其酒则清冽异常,今谓之五酘,是米五投之耶?李苏州,疑是李绅。”江南酒最有名的恐怕就是湖州制造的箬下酒,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箬下……”李肇共列13种全国名酒,江南仅湖州箬下酒一种,足证其地位特殊,历史悠久。宣州的酿酒天宝时就受到李白的称赞。李白《哭宣城善酿纪叟》云:“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纪叟就是一个专业的酿酒工人,所酿春酒最佳。

      总之,江南制酒业以苏、湖、杭、润、宣、越等州最为发达,名酒大多出在这些地区。这些州的酿酒业大多在南朝就发展起来了,是传统的手工业发达地区,至唐前期就已经有一定规模,一些名酒的品牌已经创出。产酒州均是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水稻种植量较大,为酿酒业提供了良好的原料。

      江南有较发达的制糖业。糖的制作方法是先在阳光下将甘蔗汁晒干制成糖,然后加进牛乳、米粉等其它调制品做成块状,当时称为石蜜。江南地区种植甘蔗已有相当长一段历史了。南齐人陶弘景说:“蔗出江东为胜。”孟诜《食疗本草》谈到石蜜时说:“波斯者为良”,“蜀川者为次。今东吴亦有,并不如波斯。此皆是煎甘蔗汁及牛乳汁,煎则细白耳”。说明至迟到唐初,经过对西域的石蜜制作方法进行改进,江南地区已制作成砂糖了。《新唐书》卷41越州长庆贡有石蜜,说明越州制造的糖质量较高。江南的越州、温州、苏州等都产甘蔗,都有可能是制糖的地区。《说郛》卷61引陶谷《清异录》云:“甘蔗盛于吴中,亦有精粗,如昆仑蔗、夹苗蔗、青灰蔗,皆可炼糖。桄榔蔗、白岩蔗乃次品。糖坊中人盗取未煎蔗液盈碗啜之,功德浆即此物也。”可证五代末年苏州有专门的制糖作坊,广大农村种植了大量的甘蔗向糖坊提供制糖原料,根据出糖率已能分出品种上的优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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