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五代江南经济的发展(3)

  • 发布时间:2017-09-15 22:07 浏览:加载中


  •   江南地区曲辕犁的推广,使得南方地区的耕作环境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大面积水稻的种植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这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除曲辕犁外,其他农具也得到了改进,如耙(爬),“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坺去芟者焉”。耙的主要作用是对犁起的土地进行压碎和平整,以及清除草根等田中杂物。耙一般是木制的,下部呈方齿状,用耕畜牵拉。还有一种叫耖的工具,也是使土壤更加细碎和平整,便利水稻的莳插。碌碡、礰礋也是整地的工具,礰礋是在爬后使用的一种有齿的农具,一般是木质的,“坚而重者良”。碌碡外无列齿,主要用于水田。此外,铁搭、耘荡等工具也已出现,为江南地区的精耕细作提供了一套较完整的工具,对发展生产力和提高水稻单位产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3.水稻、麦子等主粮的轮换种植

      江南主要的农作物是水稻,生产的地理分布十分广泛,在整个江南地区大面积种植,其中,浙西北起润州、南达杭州、西止江宁的太湖流域是唐五代水稻生产基地之一;浙东的水稻生产不及浙西昌盛,主要生产区在越州附近,但其它如温、台、处、衢诸州的河流盆地一带也有大量种植;宣歙地区的稻米生产主要集中在山谷平原上。

      浙西的水稻声名远扬,杜甫曾有“云帆出辽海,粳稻来东吴”的诗句,说明东吴的水稻大量输向北方。润州城外大量种植水稻,站在城楼上,只见“水接海门铺远色,稻连京口发秋香”,全是水稻丰收喜气洋洋的景象。唐诗中,谈到苏州水稻种植的资料特别多,如李颀诗有“青枫半村户,香稻盈田畴”句,罗隐有“水蓼花红稻穗黄,使君兰棹泛回塘”句,杜牧更有“罢亚百顷稻,西风吹半黄”的感叹。浙西水稻种植遍及全境。

      浙东的越州地区大量种植水稻,白居易说越州的强大,“越国强仍大,稽城高且孤”,就是因为“绿科秧早稻”;诗人章孝标在越州,一眼望去,“万顷湖田又斩新”,至于镜湖周围更是呈现出“野气稻花风”的景观。《全唐文》卷985《对盗稻桔判》说:“会稽杨真种稻二十亩,县人张辨盗,将令访知,收辨科罪。”一户农民种植了二十亩的水稻。浙东其它地区也是大面积种植水稻,如明州中唐以后,种植水稻普遍,与越州水稻区连成一片。衢州、台州的水稻种植虽比明越二州要少,不过仍可见不少记载。即使连山地最多的处州也有水稻种植,《葆光录》卷2云唐末武义县有人收得秫百斛。《明一统志》卷44《处州府》青田县南一百五十里南田山“上有稻田,岁旱则大熟,唐袁晁之乱,邑人多于此避难”。看来,江南自南至北,水稻种植十分广泛,但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各地种植数量多少不一。

      宣歙地区大多是山地,水稻种植主要集中在一些河谷平原地带。宣州是种植水稻最多的地区,如有人在泾县看到的是“霜粳野碓舂”。唐末的歙州也是“村南村北稻花明”,大量种植水稻。

      唐代江南水稻种植还培育出了大量的优质品种,如《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常州、苏州有大小香粳,湖州有糯米,婺州赤松涧米、香粳,这些都是特殊的品种,得到朝廷的青睐。江南水稻中比较出名的是一种红稻,时人有“沃野收红稻”的说法。红稻是粳稻的一种,唐中期孟诜《食疗本草》卷下说这种米颜色为赤,米粒较大,而且发出浓烈的香味。唐末陆龟蒙诗中的“近炊香稻识红莲”,大概说的也是这种稻。当时的水稻还能按时间来划分,有早、中、晚的区别。韦庄曾说:“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稏肥。”这里的稏专家认为是一种适应性较广、高产但米质较差的晚籼品种。从水稻的黏性上来区分,有粳、糯之别。苏州生产的糯米可以酿酒,《乾隆元和县志》卷16《物产》说:“金钗糯,粒长,酿酒最佳。”

      江南的水稻种植是普遍采用了插秧技术。僧人契此有诗云:“手捏青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稻,退步原来是向前。”说的是明州僧人必须亲自耕种寺庙里的福田,当时种植的是水稻,而僧人是由前向后退并且手拿秧苗在莳插。李濒在泾县看到“绕郭看秧插,寻街听茧缫”,显然移栽插技术在各地已经推广。

      江南有很多地方继承了六朝的种植传统,大面积种植麦子,“竹外麦烟愁漠漠”。太湖流域的润州、苏州、湖州、越州等是主要种植区,而睦州、台州及其以南地区,麦子分布已是非常稀疏。唐末五代的金陵由于地理位置独特,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其周围地区也大量种植麦子。宣歙地区百姓的粮食一半是麦子,一半是水稻。靠近长江边的芜湖是重要的种麦区,刘秩《过芜湖》云:“近海鱼盐富,濒淮粟麦饶。”池州种植的麦子数量应当不少,如诗人云“分开野色收新麦,惊断莺声摘嫩桑”;“无衣织女桑犹小,缺食农夫麦未黄”。

      由于大面积种植麦子,而历来江南粮食生产以水稻为主,因此唐代的江南各地有可能普遍实行了一年稻麦两熟轮作复种制。白居易《答白太守行》云:“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时,稻花白霏霏。”白居易在敬宗宝历元年五月初五来到苏州出任刺史,当时正是麦黄抢收的季节。第二年九月他离郡时,看到的是水稻在抽穗扬花。虽然我们无法肯定这是在同一块土地里的作物种植情况,但从他这种普遍性的描述来看,两种粮食作物应是先后交替种植的,一年两季的稻麦轮作最起码是在一些地区已经实行了。

      4.经济作物的增多

      江南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大量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其时江南农村中种植麻、茶叶、甘蔗、蔬菜、果树和桑树的现象十分普遍。

      江南种植桑树十分普遍,尤其是中唐以后,在越州、润州、苏州、杭州等丝织业发展迅速的地区,农民种植桑树的规模越来越大。代宗大历年间,耿谈到越州:“回首望知音,逶迤桑柘林。”越州显然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成片桑园。陆龟蒙诗中有不少反映苏州农村种桑的诗句,如“四邻多是老农家,百树维桑半顷麻”;“沟塍堕微溜,桑柘含疏烟”。诗人见到的苏州农村,几乎家家田里都是桑树。这样大规模的种桑,对农户们来说,养蚕织丝可能已不仅仅是为了应付政府的庸调和土贡,更重要的是进入市场获取收益。

      江南的果树种植利用了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快速地发展起来。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从农户宅前宅后庭院中的普遍种植,到规模较大的果园出现,果树种植中的商品化程度越来越高。橘柚的规模种植成为一种比较常见的情况,在唐代的诗文中经常可见“橘林”、“橘园”之类的描述。如岑参诗中谈到长江边上的江宁橘树成林:“枫树隐茅屋,橘林系渔舟。”润州也是这种景色:“客路随枫岸,人家扫橘林。”无论是橘林还是橘园,成片种植柑橘后,所产橘子不可能全部被橘农消费掉,必然有相当部分产品是要流入市场的。

      其他水果的种植虽然没有像柑橘这样普遍,但规模种植的情况不少。《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上》说到唐末天复二年田頵攻杭州,在北郊的半道红迎接杨行密派过来的使者。半道红“旧植桃花之所,凡数里”,显然是一个超大规模的桃园。段公路《北户录》卷2谈到的浙东成家梨,闻名岭南。《清异录》卷上说:“建业野人种梨者诧其味曰蜜父,种枇杷者恃其色曰蜡兄。”梨以其味甜、枇杷以其颜色黄而向人夸耀,水果可能在不断进行着品种的改良。

      茶叶是江南重要的经济作物,绝大部分的州都有茶叶生产。浙西道质量最高的茶叶生产地在常州和湖州、睦州,湖、常的紫笋茶和睦州的细茶、研膏茶闻名遐迩。江南大量的茶叶作为商品在销售,茶农自己的消费是十分有限的,茶叶生产主要是商品生产。江南茶叶种植最普遍的宣歙山区,每年春天产茶时节吸引了大量商人入山收购茶叶。会昌间,杜牧为池州刺史,谈到:“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如歙州祁门、婺源县,茶叶是其经济的主要支撑。《文苑英华》卷81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云:“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有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

      农民追求经济利益而改变的种植中,药材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岑参有诗云:“种药疏故畦,钓鱼垂旧钩。”在自己的田园里种植药材是当时人的一种普遍做法。《吴郡志》卷30《土物下》说到苏州出产名药白芷,“世传吴白芷以吴中所出者为贵”。苏州的白芷野生的可能性很小,一般是以农民种植以主。

      作为一种全新的产业,江南的农民还种植花卉提供给市场。在唐代一些城市内,花卉交换十分繁荣,出现了花市,而在市郊农村,出现了专业的花农。花卉业的发展为农民带来了新的经济收入,“开辟了农业发展的新渠道”。在江南地区,花卉业的发展也十分繁盛。苏州城外出现了专业花农,从事花卉的种植和买卖。陆龟蒙有诗云:“故城边有卖花翁,水曲舟轻去尽通。十亩芳菲为旧业,一家烟雨是元功。闲添药品年年别,笑指生涯处处红。”按陆龟蒙所说,苏州城外的这个老翁在交通便利处种了十亩花卉,全家依靠从这些花上赚来的钱维持生计。

      江南蔬菜种植普遍,“移蔬通远水”,“十亩春蔬一藜杖”。蔬菜种类较多,如白菜类的叶菜有牛肚菘、紫菘、白菘等。此外尚有芋头、蒜、韭、姜、竹笋等。

      5.养殖业和渔业生产的兴旺

      唐五代的江南农村,农民家庭养殖业有较大的发展,不但养殖业有一定的规模,而且养殖动物品种繁多,鸡、鸭、鹅、牛、羊、猪、蜂都是十分常见的。

      小家禽养殖在江南十分普遍。方干《陪王大夫泛湖》诗云:“白波潭上鱼龙气,红树林中鸡犬声。”家禽中鸡的豢养最为常见。江南湖泊密布,为养殖家鸭提供了有利条件。《吴兴备志》卷16载湖州唐时每年要进贡朝廷单黄杬子1350颗,重黄杬子1300颗。杬子即用杬木汁浸过的鸭蛋,可知湖州养鸭之盛。

      不少江南农民养殖马、牛、羊、猪等大动物。马、牛可以耕地,也可以食用,所以农民养马和牛比较多见。一些农民还喂养家猪。《太平广记》卷439引《搜神记》中说西晋曲阿有人在“猪栏中见母猪”,说明江南猪历来是圈养的。唐末有人说:“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既然觉得猪肉很香,说明养猪就是为了吃肉,农民养猪便有经济上的动力了。江南农民还养羊。孟诜《食疗本草》卷中说:“河西羊最佳,河东羊亦好。纵驱至南方,筋力自劳损,安能补益人?”他说南方羊“都不与盐食之,多在山中吃野草,或食毒草。若北羊,一二年间也不可食,食必病生尔。为其来南地食毒草故也”。

      江南山区众多,花草繁茂,是养蜂的好地方,养蜂赚钱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径。在宣歙地区,养蜂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副业:“宣歙人脱蜂子法:大蜂结房于山林间,大如巨钟,其中数百层。土人采时,须以草覆蔽体,以捍其毒螫。复以烟火熏散蜂母,乃敢攀缘崖木断其蒂。一房中蜂子,或五六斗至一石,以盐炒曝干,寄入京洛,以为方物。”可见,宣歙地区在养蜂技术上有独特的长处。

      唐五代时期的渔业生产特别发达,渔具渔法的改良、淡水鱼养殖技术的进步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江南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沿海地区、长江流域、太湖流域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产鱼区。早在圣历三年(700),崔融就说:“江南诸州,乃以鱼为命。”景龙时李乂上疏说:“江南水乡,采捕为业,鱼鳖之利,黎元所资。”江南出现了专门以捕鱼为业的渔民,“挂罾垂钓是生涯”。《原化记》记载苏州太湖入松江口,唐贞元中,“有渔人载小网数船,共十余人,下网取鱼”。至吴越国时,在西湖捕鱼的渔民还要交渔业税,“必日纳数斤,谓之使宅鱼。有终日不及其数者,必市为供之”。陆龟蒙诗中谈到的唐代的渔具和渔法,全部是江南地区渔民的发明和创造。鱼类产品更是大量地运进市场。一般渔民都是将自己捕得的水产品直接送进附近的市场出售,因而杭州“鱼盐聚为市”,越州是“沙边贾客喧鱼市”,宣州则“鱼盐满市井”,常州武进也是“津市半渔商”。水产品的交换地点往往是人们都很熟悉的水边渡口。由于江南水产品十分丰裕,常常会吸引各地商贩前来贩运,苏州沿海地区就有很多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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