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五代江南经济的发展(2)

  • 发布时间:2017-09-15 22:07 浏览:加载中


  •   从上面这些对比可以推测,唐前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必定快于全国平均速度。日本学者认为天宝年间江南人口的猛增,“应是农田水利工程建设、育种史上的技术革命以及交通的发达”等原因导致的。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观察,从江南人口在全国的比例和人口的增长率来看,同样也可以看出当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层次。

      天宝十四载的安史之乱,使唐朝的经济生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人口损失十分严重。安史之乱平息后的第二年(广德二年),唐政府掌握的户与口分别约为293万和1692万,比天宝末年的唐代高峰户口数大为下降,户降至32.9%,口降至32%。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十分精确,因为它只是全国部分地区的统计数字,河北诸藩镇及河陇地区的众多人口没有包括在内。建中元年行两税法,检括全国户口,也仅310多万户。按照李吉甫所记,南方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每州平均仍有户29387.75户,而全国平均数才10893.99户。不管怎么说,尽管存在着部分地区大量人口隐报或不报等情况,然唐代后期实际人口急剧下降却是一个事实。我们对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卷25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江南十六州总户数为507100,而其中台州的户数缺失没有记载,平均每州有户33806.67,高于南方四十九州的平均数。其中浙西道每州平均有户52462,浙东道为16773.33,宣歙道为30562.67。浙西道如果将地处山区的睦州不统计在内,共余五州的平均户数更是高达61143.6,为江南四十九州的2.08倍。

      其时江南户数也呈下降的趋势,这其中的原因有可能一部分人脱离了户籍,也有可能一部分人向江南纵深地区迁移了,但江南各地的下降幅度却是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数的。倘若我们以天宝元年全国户8973643作为基准,元和十五年户为2375400,全国户数下降了73.53%,而浙西下降了36.49%,浙东(除台州外)下降了72.51%,宣歙下降了42.53%,浙西的苏州不降反升,上涨了31.91%。由上,我们从人口数量可以看出,唐朝江南地区在天宝以前户口增速快于全国平均速度,天宝以后下降速度又远远低于全国平均速度。

      中唐以后,北方由于战乱而引起社会不稳定,人口减耗和逃亡十分严重,而另一方面,江南没有重大战乱,相反有不少北方人南迁,而且整个唐后期这种现象比较普遍。北方人民大量迁往江南,造成了江南户口数量的变动,影响到了江南人口分布的密度,是影响江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安史乱时,“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有许多学者对这一现象作过重要研究。吴松弟先生在《中国移民史》第3册中对唐五代时期北方人民的南迁过程、移民分布、移民影响等问题的研究比较详细而且最为全面。他的研究表明北方移民在江南的分布十分广泛,以长江南岸苏、常、润、昇诸州和越、杭等州较为密集,此外宣、歙、池三州也有不少移民。除此以外,尚有其它一些形式来到江南定居的。如北方乱后,祖籍江南而在北方活动的一些士大夫纷纷回到江南,也有在江南为官后乐不思蜀留在南方的,家人至江南为官后其子孙、族人纷纷前来投靠最后也不愿再回北方的。有的官员至江南为官后,碰上北方大乱,遂定居南方。还有一些北方士兵战后流落江南的。

      北方人民的南迁和江南区域内人口的流动,对江南经济的发展所起的作用甚大。北方移民不仅给南方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劳动力,同时也将北方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到了南方。北方移民在江南促使了人们进一步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并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江南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与北方技术的传进密切相关,南北技术的交融促使了南方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大量北人的南迁,使江南人口数量增加,出现了多个十万人以上的城市。北方南迁的士大夫们往往居住在城市中,使江南奢侈性消费和文化性消费大增,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居住在农村的移民,田地和庄宅的买卖十分普遍,直接促进了广大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了农村财产的不断转移。北人迁入苏、常、润、杭、越、金陵、宣等地,当地人口密度有所增高。北方移民向沿海和山区挺进,使这些地区的经济逐步得到开发。

      三 以水稻种植业为主的江南农业生产

      唐代是江南农业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承继了六朝以来的传统,以水稻种植为主的粮食生产在技术和管理上更为成熟,也更有特色。

      1.农田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荒田的开垦

      江南农业的发展在农田水利事业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

      唐朝在浙西地区的水利建设事业,主要在四个方面进行:一是对太湖的整治,二是对运河的整治,三是修筑海堤,四是农田基本水利建设。

      太湖地区地势四周高中间低,总体上向东南倾斜,为一碟形洼地。在多雨季节,太湖周围的很多地方,特别是东南部,易遭水患,因此唐朝特别注意在太湖东南边缘筑堤防溢,将太湖与湖东水乡间隔开来。如贞元年间曾先后在湖州、苏州任刺史的于頔,在荻塘的基础上缮完堤防,筑成自平望西至湖州南浔共五十三里的湖堤,并对沿途支流进行了疏浚,在堤岸两旁进行植树,堤岸上可以通车,堤岸若开口则可以溉田。除筑堤外,唐朝治理太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如元和四年(809)苏州刺吏李素开云和塘,可使太湖水直泄长江。太湖东南地区也建立起一些有效的排灌系统,如广德元年唐政府开浙西屯田,屯田军筑塘岸,开沟洫,自太湖至海曲折千余里,形成完整的排灌系统。吴越时期,松江等水道不能尽泄太湖洪水,而常熟、昆山地势低卑,又在苏州下游,于是对吴松江、浏河及常熟、昆山之间三十六浦通海河道进行疏导,使得太湖外泄的通道十分畅通。

      对江南运河的整治主要是调节运河水位。唐朝主要在江南运河上设置堰埭,以节水济运,维持运道水深。自北至南有堰闸四处,即京口埭(在镇江江口)、亭埭(在丹阳县东四十七里)、望亭堰及闸(无锡市望亭镇)、长安闸(在浙江崇德县长安镇),保证运河有足够的水深来维持航行。运河水源主要靠长江和太湖之水,丹阳以上靠江潮灌注,丹阳以下靠太湖济运,杭州段的水源靠钱塘江潮来维持。丹阳至镇江段运河地势高昂,河谷浅狭,这一段主要靠丹阳附近的练湖水来补充水源。永泰间(765-766),韦损为润州刺史,恢复了练湖,作斗门,湖面扩大为周长八十余里,给运河补充了丰富的水源。常州段运河,刺史李栖筠“浚河渠,引大江,漕有余之波,溉不足之川,沟延申浦,至于城下,废二埭之隘,促数州之程,海夷浮舶,弦发望至”,沟通了长江和运河的航运。

      浙西地区的海塘共分两段,从杭州钱塘口到金山卫一段称浙西海塘,金山卫到常熟东沙称江南海塘。浙西海塘始筑于汉代,唐代曾大规模地修筑。《新唐书》载盐官“有捍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说明唐代所修捍海塘已有相当规模,并向北延伸了一百五十里。唐代也曾对钱塘江口海堤进行了加固修筑。会昌末年,朝廷拨款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善”。海塘的修筑和加固,阻止了海水的倒灌,有利于太湖东部地区的农业生产,减轻了土地的盐碱化,而且为大规模的沿海滩涂围垦创造了基础条件。后梁开平四年(910),吴越王钱鏐又兴修了捍海塘,在塘边置铁幢,并用铁丝维系,铁幢内侧是石头,里面填土,海塘十分牢固。

      浙西地区农田水利的建设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展开。润、常二州修治了练塘、绛岩湖、孟渎,苏州的荻塘、常熟塘(云和塘),湖州的吴城湖、陵波塘、蒲帆塘,杭州的西湖、阳陂湖、上下湖等,文献记载的水利工程有三十项左右。这些工程中,个别大工程的兴修能解决数千顷农田的灌溉,数县或数乡都能得利,小的也可以达到数百亩,如润州的南北谢塘都可以溉田千余顷,杭州于潜县的紫溪可溉田四千余顷。杭州西湖治理后,可以放水溉田,千余顷农田得到保障,因此主持治理西河的刺史白居易有诗说:“税重多贫户,农饥足旱田,惟留一湖水,与汝救凶年。”

      浙东地区水利工程最集中的是在宁绍平原。如越州的鉴湖在唐代又进行了多次整修,改建了不少配套工程,使得越州这个最大的水利工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此外越州还有上虞县的任屿湖、黎湖、夏盖湖,诸暨县的永丰陂、湖塘等都是当时修建的水利工程。明州虽是中唐时才建立的新州,但随着人口不断增多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前后修建了约20项水利工程,西湖(东钱湖)、广德湖、仲夏堰、它山堰、越河、朱家塘、普济湖、花墅湖、白洋湖、健阳塘等在唐代反复修治。鄮县的西湖保证了明州东七乡的农业和生活用水,广德湖供给了明州西七乡的用水。水利工程中最有成就的是鄮县的它山堰,这是一项在鄞江上游出山处的四明山与它山之间修成的伟大工程,用条石砌筑一座上下各36级的拦河溢流坝。坝顶数十丈,用80块条石板砌筑而成,“冶铁灌之”,坝体中空,用大木梁为支架。这座坝可以截断从下游前来的海潮,积蓄溪水,供鄞西平原七乡万余顷农田灌溉,并通过南塘河供明州城使用。浙东其他地区亦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如婺州东阳县的都督堰、武义县的长安堰、金华县的高堰等三堰,处州有南溪、绿苗堰、好溪堰,衢州有神塘等。沿海的温、台两州也兴修不少,如台州宁海县曾修健阳塘,温州有会昌湖、乐城堤、横阳堤等。这些工程与浙西平原上的修塘挖湖不同,大多是山谷丘陵间或湍急的溪流上的筑堰修堤,说明水利工程的修筑渐渐由平原向山地丘陵挺进,意味着农业的发展在向纵深推进。

      宣歙地处山区,兴修的水利非常有特点,以陂塘为主,主要分布在宣城、南陵、溧水一带,如德政陂、大农陂、薛公堰、永丰陂、肖陂等,其中大农陂是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为石堰三百步,水所及者六十里”,能“溉田千顷”。

      随着水利工程大量建设,江南众多荒芜土地得到开垦,低洼地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地。中唐以前,太湖东部的苏州嘉兴县一带仍有大量的低洼荒地。广德初,政府命“择封内闲田荒壤,人所不耕者为其屯”。在大理评事朱自勉的主持下,嘉兴设立了二十七屯,其规模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经过有效的农业管理,“经地域,制地事,辨土宜,均土法,简穑器,修稼政,陈三省之种而敬其始,考九农之要而成其终”,荒田最终变成了良田。苏州其它县内也有荒地开垦,如崔翰为浙西观察巡官,“凿浍沟,斩茭茅”,开出陆田一千二百顷,水田五百顷。这些土地的开垦和水利工程的兴修,说明了太湖东部地区的塘浦圩田系统在加速形成的过程中。随着湖堤海塘的先后修建,原来的沙岗海滩和太湖下游的低地都逐渐成了圩田。吴越时曾设立了治水治田的屯田和营田机构,进一步重视对这些荒地的开垦,使太湖地区的塘浦圩田发展为较完整的系统,五至七里一纵浦,七至十里一横塘。

      中唐以后其它地区的土地也大量得到开垦。丹阳湖地区的圩田在唐以前就已出现,隋唐时丹阳湖已被逐渐围垦分割,至五代时圩田的开发达到高潮。宣城北面有许多土地在唐中期得到开垦,张路斯景隆中为宣城令,“在官垦土田,通水利,至今城北有张路斯田”。沿长江各地开垦了许多沙渚地,元和间卢坦为宣州刺史,“渚田尽辟,藉佣以活者数千人”,按人均十亩计,约开辟渚田数万亩;江阴县北的江边,沙涨了数十里,“悉成桑田”;丹徒县遗山一侧南朝陈永定间,“因涛水永生沙涨,周旋千余顷”,到唐代“并膏腴堪垦植”。钱塘江口也有大量沙田开垦,景龙四年,沙岸北涨,地渐平坦,于是种植桑麻。州司马李珣开通沙河,使水陆成路。在一些大湖泊周围,决湖为田的情况大量出现。如润州练湖幅员四十里,豪强大族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钟”。越州也有“万顷湖田又斩新”的现象出现。明人谈到浙东湖田时说:“夫湖以溉田,而浙东尤资其利,但沧桑变易而涨沙葑泥日渐增长,民遂因以为田,自是争讼日繁,而宁绍为甚。”沿海地区的岛屿也渐渐得到开垦,并设立了行政机构,如今舟山唐中期曾设翁山县,南田岛为宁海县的依仁乡。山区丘陵土地开垦不少。顾非熊在九华山区看到“山田引烧开”的情景。

      2.生产工具的进步

      农业产量的提高与农具的改进是分不开的。唐朝江南人民在经过长期的实践后,开始运用和推广曲辕犁。这种犁较贾思勰《齐民要术》中所述的辽东“辕犁”和齐人“蔚犁”有了巨大进步。它有11个部分组成,“冶金而为之者,曰犁镵,曰犁壁。斫木而为之者,曰犁底,曰压镵,曰策额,曰犁箭,曰犁辕,曰犁梢,曰犁评,曰犁建,曰犁槃”。11个部件的位置、形状、大小都有一定的要求和比例。曲辕犁结构复杂,但使用很方便。首先,唐以前使用直辕犁,犁架庞大而笨重,牛需要费很大的拉力,而且转弯、调头都不太方便,但唐代使用曲辕犁后,犁辕变得较短,犁架变成小而轻,操作时灵巧省力,转弯、调头都比较随意,十分方便。其次,唐以前的犁一般是没有单独的犁底,但曲辕犁的犁底是单独的,底长四尺,宽四寸,落地平稳,不再左右摆动。曲辕犁的犁镵呈等腰三角形,尖而锋利,十分易于深耕。第三,曲辕犁的耕地深浅是利用犁评和犁箭来调节的,使用时推进犁评,则犁箭向下而入土深,拉退犁评,犁箭向上而入土浅,所以深耕、浅耕可以按要求来调节。第四,犁壁的设置十分独特,它置于犁镵之上,当耕地时它能使翻起来的土倒覆,而且还能起到碎土除草的作用。陆龟蒙《耕耜经》说:“耕之土曰坺,坺犹块也,起其坺者,镵也;覆其坺者,壁也。草之生布于坺,不覆之则无以绝其本根,故镵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镵表上利,壁形下圆。”第五,使用犁槃、曲轭代替犁衡,改变了传统耕牛的挽拉方式,使得犁辕大大缩短,犁架变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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