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宋时期的对外贸易(4)

  • 发布时间:2017-09-15 22:00 浏览:加载中


  •   从维持整个海上贸易运行的贸易力量构成来说,西亚地区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一极。阿拉伯商人自唐代以来就是印度洋和南海贸易中最重要的力量。宋代阿拉伯商人仍然是最为重要的贸易力量,仅从广州和泉州的蕃坊中居住的外商主要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商人就可见其数量和重要性。希提在《阿拉伯简史》中描写这一时期巴格达的贸易情形道:“巴格达的码头长好几英里,经常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其中也有中国的大船……市场上除各省的货物外,还有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印度和马来群岛的香料。”而另一极则是中国。宋代中国在当时的南海贸易区域内,不论是商品的供给和消费,还是商人的数量,亦或造船技术,都处于无与伦比的主导地位。我们从下文所述商品结构和贸易力量可以看到。

      东南亚地区不仅是香药珠宝等商品的重要供给地,更是联系印度洋和南海商品流动和人员流动主要枢纽。其中三佛齐“扼诸番舟车往来之咽喉”,是印度洋和南海中转的最大中心。《岭外代答》称:“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东自阇婆,西自大食、故临诸国,无不由其境而入中国者。”各国的商品都云集在这里:“真珠、乳香、蔷薇水、栀子花、腽肭脐、没药、芦荟、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猫儿睛、琥珀、番布、番剑等,皆大食诸番所产,萃于本国。”由于三佛齐招徕商人的政策,“故国之舟辐辏焉”。大食国所产商品多集中到三佛齐转销:“本国(指大食国)所产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商贾转贩以至中国。”宋朝商人贩易大食商品也多到三佛齐:“番商兴贩系就三佛齐、佛啰安等国转易。”位于印度半岛西海岸的南毗国的商品也集中到三佛齐等东南亚地区:“其国最远,番舶罕到……土产之物本国运至吉罗达弄、三佛齐。用荷池、缬绢、瓷器、樟脑、大黄、黄连、丁香、脑子、檀香、豆蔻、沉香为货,商人就博易焉。”《陈氏香谱》卷1“金颜香”条也载:金颜香“出大食及真腊国,所谓三佛齐出者,盖自二国贩至三佛齐。三佛齐乃贩入中国焉。”东南亚其他国家要购买印度洋地区及大食等国商品也需到三佛齐,如祥符四年,占城向宋朝进贡金毛狮子就是购自三佛齐,该狮子产于天竺,从大食转贩至三佛齐。

      东南亚还是商船往来于印度洋和南海之间等候季风的中间站。位于苏门答腊岛之西北角的蓝里是商船理想的候风之地。自中国泉州前往印度半岛西海岸的故临国,“泉舶四十余日到蓝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岭外代答》卷2所记为“广舶四十日到蓝里,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从中国前往大食国的番舶更是“艰于直达。自泉发船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方至其国”。在东南亚最大的商品集散地三佛齐住冬候风应该也是理想的选择。《岭外代答》卷3载:“广州自中冬以后发船,乘北风去,约四十日到地名蓝里,博买苏木、白锡、长白藤,住至次冬,再乘东北风,六十日顺风方到此国。”看来住冬既是为了等候季风,也是一次贸易活动。

      印度半岛自唐代就是往来阿拉伯地区的中转站。在宋代它仍然是维持印度洋和南海贸易的重要环节。故临依然是重要的中转港。“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至之,然往返经二年矣。”从大食来中国贸易也如此:“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印度半岛诸国不仅故临是中国和大食商船往来必到之地,即使“其国最远,番舶罕到”的南毗国,也有商人罗巴智力干父子居住在“泉之城南”。

      当时与中国等国贸易联系最多的是印度南部的朱罗及注辇。R.塔帕尔《印度古代文明》说:“远洋贸易是朱罗人的实力所在,”为了保障朱罗与中国的贸易不受侵扰,朱罗远征三佛齐,确保“印度的船只和商业往来在通过室利佛逝境内的航道上是安全的”,“在这几个世纪(900~1030)中与中国的贸易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数量”,“十二世纪,随着宋朝的扩张,中国人在印度南部的一些贸易点中占有稳定的地位”。《宋史·注辇传》记载:北宋时注辇国曾四次赴宋朝朝贡,其国书说到“商人到本国,告称巨宋之有天下也”。其王罗茶罗乍闻商船言:“十年来海无风涛,古老传云如此则中国有圣人。”罗茶罗乍遣使朝贡事值宋真宗东封西祀之际,表书显然是迎合宋朝政治需要而作了修改,马端临已质疑其出自“中土操觚文士之笔”。商人至其国中招徕之事大概实有其事。

      宋代印度洋和南海贸易空间上新的扩展就是东非和东南亚的海岛地区,特别是菲律宾群岛,都成为了这个贸易区域十分活跃的组成部分。7世纪末到975年,大批阿拉伯人迁徙到东非,在东非建立很多居民点,逐渐发展为城市。从975年到1498年,阿拉伯人的城市获得独立发展。这些城市以基尔瓦为霸主,统称为“僧祗帝国”。这里的阿拉伯人“都以出海经商作为营生”,推动了东非与印度和中国等地的贸易联系,“中国的绸缎、印度的棉布、中国的大黄、宝石、胡椒、肉豆蔻、生姜、丁香都由海路运到这里”。巴兹尔·戴维逊《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也写道:在中世纪,“越来越多的满载货物的船只从中国来到非洲,重又回去,从一个港口走到另一个港口,船上货物从一批买卖人手中传到另一批买卖人手中,直到整个广阔的海洋都被一种错综复杂的运输和交换的体系联系起来”。1888年英国人在桑西巴岛发掘到宋代铜钱,1898年德国人在索马里发掘到宋代铜钱,以实物说明宋朝商人曾到东非贸易。

      唐代与中国交往的东南亚岛屿国家主要是苏门答腊岛之室利佛逝和爪哇岛之诃陵,即宋代的三佛齐和阇婆。到宋代,海岛地区兴起一批积极参与贸易的国家和地区。渤泥是与宋朝又比较密切贸易关系的重要国家。渤泥早见唐樊绰《蛮书》卷6,称其与婆罗门、波斯、阇婆等为“交易之处,多诸珍宝,以黄金麝香为贵货”。宋朝见其于太平兴国二年和元丰五年两次朝贡。在太平兴国二年朝贡中,请求宋朝告诫占城不要留难渤泥到宋朝贸易的船只。中国也有商人至其国贸易。麻逸是菲律宾群岛上最大的国家,“三屿、白蒲延、蒲里噜、里银、东流、新里汉等皆其属也”,贸易繁荣,“商舶入港,驻于官场前。官场者,其国阛阓之所也。登舟与之杂处”。三屿是加麻延、巴姥酉、巴吉弄等诸岛的总称,中国等商人常往贸易,“舶舟至则出而贸易”。

      《萍洲可谈》卷2载:“高丽人泛海而至明州,则由二浙溯汴至都下,谓之南路。或至密州,则由京东陆行至京师,谓之东路。二路亭传一新,常由南路,未有由东路者,高丽人便于舟楫,多赍辎重故尔。”明州是与高丽最重要的港口,“商舶之往来于日本、高丽,蕃舟之出没于山东、淮北,撑表拓里,此(明州)为重镇”。台州也有往高丽的航线。嘉定《赤城志》卷19、卷20载:“(高丽头山)自此山下分路入高丽国,其峰突立,宛如人首,故名。”“(东镇山)山上望海中,突出一石,舟之往高丽者必视以为准焉。”泉州和福州与高丽也有贸易往来。《云麓漫抄》卷5还记载了输送到福建的高丽商品:“高丽国则有人参、铜、银、水银、绫布等。大抵诸国产香略同以上,舶船候南风则回,惟高丽北风方回。”日本与宋朝也有贸易,至南宋更为频繁。《开庆四明续志》卷8记载,当时“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不少日本商人为本国富豪来明州,主要贩运木板和硫黄,随身也交易小额黄金。通过中国与高丽、日本的贸易,在商品流动上将东北亚和南海及印度洋的贸易连接起来。如高丽显宗十三年“广南商人陈文遂来献香药”。高丽文宗三十年宋朝赐给高丽的百余品药物中有来自广州的沉香、木香、丁香、血竭、安息香、肉豆蔻、没药、余甘子、荜发、蓬莪茂、藿香、龙脑、麝香。这些药材都是来自南海和印度洋地区的进口品。

      2.商品结构与市场关系

      宋朝是当时海上贸易市场中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和出口国,我们可以以宋朝贸易为基础考察当时南海贸易区域中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

      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记载的绍兴三年(1133年)和十一年(1141)所定起发行在及就地出卖进口品的名录及《宝庆四明志》、《云麓漫抄》等可对宋代进口品作出基本统计。以绍兴三年进口品224种为基数,补以其他记载可以略见宋朝进口商品的构成。绍兴十一年公布的就地发卖商品共约330种。《宝庆四明志》卷6载高丽、日本和南海进口品共170种。绍兴三年的223种商品中象牙、犀角、琉璃、琥珀、川芎、川椒、石钟乳、指环脑、扶律膏、潮脑及镔铁、牛皮、筋角等堪造军器之物至少十余种未收入绍兴十一年商品名录。而绍兴十一年的商品中又有150余种是绍兴三年所列商品名录中没有的。绍兴三年和十一年所列商品合计已超过380种。且《宝庆四明志》所列170种商品中有山西香、鞋面香、黄芦、琼菜、京皮、石兰皮、驴鞭、蚜螺、葫芦瓢、红花、卢甘石、茶木、紫菜、翎毛、虎皮、青器、双瞰刀、蓆、合蕈、栗等20种左右不见于《宋会要》职官四四,而宋代史籍常见的进贡品猛火油、水晶、鍮、猫儿睛、千年枣、山得鸡、犀牛、狮子、驯象及乘象用具等,以及《云麓漫抄》所列脑版也不见于《宋会要》职官四四及《宝庆四明志》商品名录。所以,宋朝的进口品总计远超过400种。这400种以上的进口品来自日本和高丽的商品有数十种,绝大部分来自“南海”,即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和阿拉伯地区。

      《诸蕃志》卷上列举了15处(涉及占城、三佛齐、单马令、凌牙斯国、佛罗安国、蓝无里、阇婆、南毗、真腊、渤泥、西龙宫、什庙、日丽、胡芦、蔓头、苏勿里、马胆逾、马喏、麻逸、三屿、层拔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中国商人前往贸易时所贩售商品,瓷器所有十五处皆有销售,丝织品为十二处,仅居其后,其次是金、酒、银、铁、米、糖、漆器香药商品除檀香为三处外都为一至二处。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出口商品和转贩商品的构成。此外,还有铜钱、书籍、纸笔、荔枝、铜器等。其中最大宗、最重要的商品是瓷器。《萍洲可谈》卷2称,商人出海“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诸蕃志》卷上还说到三屿人不善交易却喜欢中国瓷器“或三五为群,跧伏榛莽,以暗箭射,人多罹其害”,商人知道“投以瓷碗,则俯拾忻然跳呼而去”。三上次男《陶瓷之路》论及了宋代陶瓷在东南亚、锡兰、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东非和北非等地的发现情况。佐尹·马什等《东非史简编》引用一位考古学家的话说:“中世纪的东非史可以说是用中国的瓷器写成的。”环中国海宋元沉船的发掘都说明瓷器是最主要的出口品。

      中国进口商品显然是以珍宝、香药和其它资源性商品为主,手工业品占少数,以《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绍兴三年进口品来看,珍宝、香药和其它资源性商品共209种,手工业品14种,分别占总数的93.7%和6.3%。中国出口品则主要是以瓷器为主的手工业品。总体而言,这是手工业商品与自然资源性商品相互交换的贸易。史籍记载也反映了这两类商品的交换关系。《宋史》卷186《食货下八》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樠、苏木等物。”

      《诸蕃志》卷上所记载的土产物和商人兴贩所用商品也反映了这一结构,如三佛齐:“土地所产玳瑁、脑子、沉速暂香、粗熟香、降真香、丁香、檀香、豆蔻……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缬绢、糖、铁、酒、米、干良姜、大黄、樟脑等物博易”;阇婆国:“出象牙、犀角、真珠、龙脑、玳瑁、檀香、茴香、丁香、豆蔲、荜澄茄、降真香、花簟、番剑、胡椒、槟榔、硫黄、红花、苏木、白鹦鹉,亦务蚕织,有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番商兴贩用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五色缬绢、皂绫、川芎、白芷、朱砂、绿矾、白矾、鹏砂、砒霜、漆器、铁鼎、青白瓷器交易”;麻逸国“土产黄蜡、吉贝、真珠、玳瑁、药槟榔、于达布。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三屿当地商人“持吉贝、黄蜡、番布、椰心簟等至与之(宋商)贸易”,宋商在此“博易用瓷器、皂绫、缬绢、五色烧珠、铅网坠、白锡为货”,用来馈送当地贾豪的是绢伞、瓷器、藤笼;真腊“土产象牙、暂速细香、粗熟香、黄蜡、翠毛、笃耨脑、笃耨瓢、番油、姜皮、金颜香、苏木、生丝、棉布等物。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醯醢之属博易”。其他如单马令国、凌牙斯国、佛啰安国、蓝无里国、层拔国等国都是如此。

      中国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不能大量出产东南亚和印度洋沿岸地区提供的珍宝和香药,而其他地区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无法大量生产中国出口的瓷器、丝绸等手工业品,因而这也是技术差异和自然环境差异所决定的有着明显互补性的贸易,构成依赖的稳定的市场关系。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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