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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北魏初期的北方社会 西晋灭亡后，“五胡乱华”，北方社会经过了历史上最为频繁的战乱。各政权或如流星，转瞬即逝，或致力于争霸，皆未沿着西晋的尝试，着手解决汉代以来的社会经济问题。相反，旧有的问题不断严峻，而新的问题却又从内部突显。 所谓旧有的问题，战乱的环境更加剧聚族而居，借以自保的趋势，或兴起以豪族为中心的地方势力。新的问题则是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必须要解决的民族融合，以及收拾人口离散、土地荒芜的残破局面。 《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说：“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慕容德派人巡查郡县，检括出荫户58000余户。但是这样普遍的现象不是一次检括能够解决的。所以到北魏初期，依然是“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魏书》卷110《食货六》）。这些人“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大量被豪强荫占，国家不能直接支配。这些豪强称为宗主，是地方的实际领袖。如以“豪侠知名”的李显甫，“集诸李数千家于殷州西山，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居之。显甫为其宗主”，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社会。 《颜氏家训》描写了大族的经济生活：“生民之本，要当稼穑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埘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殖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这样的庄园经济魏晋以来的格局，北方社会与南方社会皆然，甚至在均田制实行以后也并未消失。 这些局势下，有的“强宗大族礼义足以齐其家，而好尚足以率其俗”，能够有效地维持社会秩序和社会风化，有的“民间豪杰各推坞主以寇抄为事”，则形成地方武装集团。这些地方势力的普遍存在就是当时北朝国家面临的社会现实。北魏初期采取的是任命这些豪族为宗主督护，承认其对地方社会的统治权。 十六国时期，北方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在战乱的环境中，各族之间，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民族壁垒更加森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汉族是这样看，少数民族也是这样看的。到北魏统一北方，其他各族的势力基本消散，但是作为统治民族的鲜卑族和北方社会经济文化最先进的汉族之间，依然存在着很大差异。 鲜卑族是分化于东胡族系中的游牧民族，到其建立北魏政权，其本族内部的结构依然是部族体系和国家官僚并存的状态。鲜卑分为没鹿回部、白部、贺兰部、宇文部、慕容部、独孤部、库狄部和拓跋部。各部首领称诸部大人，自北魏始祖拓跋力微取得部落联盟首领地位后，拓跋部开始走上建国的道路。398年，北魏道武帝迁都平城，定国号，立社稷，设置百官，建立国家。但各部依然由领民酋长统领部落。如尔朱荣的祖先，“常领部落，世为酋帅”，入魏后仍为领民酋长。《洛阳伽蓝记》称尔朱荣家族“世为第一领民酋长”，“部落八千余家”。生活于秀容川中的尔朱荣家族俨然是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另如独孤信的祖先也为部落大人，其父为领民酋长。领民酋长又分为第一、第二、第三等，这与酋长本人在国家的官职有关。他们既是部落的酋长，又是国家的官员。酋长统领下的鲜卑部落人民亦兵亦牧，是北魏统治的基础。部落的内部还存在氏族公社制的成分。 北魏在征战过程中，获得大量的由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和土地，这是北魏社会经济中有利于国家的因素。降服和俘虏了的大量其他民族人口，称为“新民”，数量巨大。部分新民会成为奴隶、部曲，大部分由国家“计口授田”，从事农业和牧业，成为国家直接控制的人口。或成为国家屯田民，也是直接隶属于国家的依附民。 北魏征服北方各族和诸多政权中，获得大量土地，如漠南千里之地都成为北魏国家所有的牧地。而国家占有的耕地比牧地还要广大。经过战乱，“中原萧条，千里无烟”，大量无主、户绝土地成为国家公田。这些土地或“计口授田”，给新民或迁徙来的各族百姓耕种，或以佃兵和屯民实行屯田。同时，也存在大土地所有制和小土地私有制，以及部落氏族公社制的土地占有形式。 五胡十六国战火不断，北魏统一以后，重头收拾，既要解决汉晋以来豪族与国家的矛盾，也要融合民族关系。北魏孝文帝在这一背景下实行了全面的改革。 二 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的改革在经济上继续沿着师丹名田制、王莽王田制和西晋占田制的限田方向，推行比上述三种制度都更加严密和系统的均田制。在民族融合和社会整合的改革上，采取了完全汉化的政策。 1.均田制 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建议，颁布均田令，“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还受以生死为断”。北魏均田制的基本内容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需要还受的露田。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 二是不还受的桑田。男子给桑田二十亩，不种桑之地给麻田十亩。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桑田可为世业，身终不还。桑田可以卖有余而买不足，但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 三是奴婢和耕牛可以受田。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还受之制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 均田制实行的目的是改变土地占有不均，和土地人口的兼并问题，即“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时人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使“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这一目的其实也就是改变民多荫附，皆由豪强征敛而无官役，不承担国家赋役的状况。 但是北魏的均田制并非对全国土地实行彻底的国有制和重新分配，而是承认土地占有现状基础上的限田政策，国家实行还受的土地主要是掌握在国家手中的公田。 马端临曾评论北魏均田制道：“观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意桑田必是人户世业。”也就是说，他认为桑田是对原有占田的承认，即承认既有的土地占有。这还只是指小土地占有的情况。 而还受的露田，马端临认为，“皆荒闲无主之田，必诸远流配谪、无子孙及户绝者墟宅桑榆，尽为公田，以供授受，则固非尽夺富者之田以予贫人也”。并不是收回富人之田，平均分配，而是对国家所有的公田进行分配。 在还受的具体办法上，马端临认为，是“令有盈者无受不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是令其从便买卖以合均给之数，则又非强夺之以为公田而授无田之人，与王莽所行异矣”。也就是说，承认了土地占有现状，即使是大土地占有也不强制。这比王莽的王田制更为灵活。 丘濬在《大学衍义补》卷14也讨论了均田制的特点和实行的意义。他认为，作为限田之议的均田制行之不能久，是因为有“拂人情而不宜于土俗”。他提出限制兼并的办法应该是“因其已然之俗，而立为未然之限。不追究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将来”。他的方案是一丁许占田一顷，令行之前，虽多至百顷，官府亦不之问，之后可以卖有余而买不足。差役之法丁田相当，富人出钱，贫人出力，调节土地的占有。实际上，他的方案正是他所指责的均田制的特点。 均田制实行以后，直到北齐豪族广占土地的情况依然十分严重，如《通典》卷3《食货三》：“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近将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也说明均田制的实行并非直接改变大土地占有的现状。 均田制没有重蹈师丹、王莽和西晋占田制的覆辙，得以成功推行，首先要归功于它符合北魏初期社会经济现实的灵活的制度设计，此外还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北魏初期，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公田，并直接管理着大量的人口，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大量浮户，是这一制度得以实行的重要前提。 二如韩国磐先生指出的，鲜卑族内部存在的公社公有制，土地私有还不发达，也是均田制得以普遍实行的重要原因。 三是均田与三长制度和新的赋役制度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制度体系。 2.三长制和租调力役制 北魏初期，立豪族为宗主督护，国家不能直接管理基层社会。太和十年李冲建议行三长制。即“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催督赋税，劝课农桑。所以三长制是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是保障均田制实行的基层管理组织。 三长制就是针对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人口为宗主督护所隐占的情况提出来的，所以，三长制与均田制一样，本身也具有抑制豪强的意义。孝文帝设三长诏也说：“自昔以来，诸州户口籍贯不实，包藏隐漏，废公罔私。富强者并兼有余，贫弱者糊口不足。赋税齐等，无轻重之殊。力役同科，无众寡之别”，人口隐占导致户口不实，户口不实导致赋税难征，负担不公，所以要“改旧从新，为里党之法”。 三长制提出来后，文明太后交由大臣讨论，曾引起激烈的争论。中书令郑羲、秘书令高佑认为“言似可用，事实难行”，并且认定“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著作郎傅思益也担心：“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扰乱”。太尉元丕称“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但主张缓行。文明太后坚持认为：“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于是三长制得以推行。 北魏前期实行的赋役制度是九品混通法，即“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按户、按资征收，资的品级是集乡邑三老议定的。这也是魏晋时期的基本制度。 这一制度首先使三十五十家方为一户，甚至更大规模隐占人口的豪族逃避了赋税，国家不能保障赋税的征收，其次品级的议定国家也难以掌控。这与均田制的实行是不相符合的。 均田制颁布后，实行了新的赋役制度，即： 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一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 新的赋役制度首先以一夫一妇为征税单位，也就是以丁男丁女为征税标准。这样就从制度上防止了豪族一户人口多而赋税少的情况。同时因授田单位为丁男丁女，即一夫一妇，征税不再以资，而以床，也防止了以前定品级使可能诈富为贫的现象。另外，单丁、奴婢、耕牛都承担赋税，也一定程度上调节了贫富。 这一征收额度，对小农家庭而言，当然是减轻了负担。对于豪族之家则增加了征收数量。 3.汉化政策及其影响 鲜卑政权要在北方建立稳定的统治，乃至向南实现统一，必须面临与经济文化更为先进的汉族融合的问题。孝文帝改革采取了全面汉化的政策：一是迁都洛阳，494年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至中原的洛阳；二说汉话，禁胡语，穿汉服，禁胡服；三是鼓励宗室与汉人士族通婚。 孝文帝的汉化政策遭到了一些恪守鲜卑旧俗的贵族的反对。如宗室元丕雅爱本风，不愿改变旧俗，穿汉服讲汉话，因而不随迁洛阳，而留居于代并地区。 更严重的是汉化政策导致了鲜卑族统治集团自身的分裂。新都洛阳成为北魏政权的政治中心，也因其处于汉族文化的腹地，而成为社会中心和文化中心。迁都后的北魏政权上层显贵日趋汉化，与迁到洛阳的下层鲜卑国人及云、代、并及六镇的“国人”距离不断扩大。北方的国人无缘再与皇族结为婚姻，在日益重文轻武的选官制度下，在仕途上也逐渐与清流之选无缘。 而在平城时代，六镇拱卫都城，与都城唇齿相依，常获皇帝巡幸，戍守六镇的国人地位荣耀，被称为国之肺腑，国之爪牙。孝文帝迁往洛阳前也多曾多次巡幸洛阳。迁都以后，这些人少不能从师，长不得仕宦，为国驱使，被称为“府户”，终不过升一军主。再看看洛阳的本宗旧族，各自显荣，两相比较，视若天渊。这些不汉化，或汉化不深的鲜卑族对洛阳朝廷的怨恨日深，至524年，沃野镇人破六韩拔陵暴动一起，六镇响应。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