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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推行以技术改革为中心的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方针，即人们通常说的“绿色革命”。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1）扩大灌溉面积。它是新方针的核心和关键。印度灌概事业早在英国统治时就比较发达，当时印度西北部的旁遮普有“世界灌溉中心”之称。独立以后，特别是实行绿色革命以来，印度政府对灌溉的投资和面积不断扩大。灌溉投资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比20世纪50年代初期增长32倍，水浇地面积从1950～1951年度的2256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17.1%）上升到1979～1980年度的5264万公顷（占总播种面积的30.8%），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达6000万公顷以上（占总面积的35%），比独立初期增长一倍多。（2）引进、培育和推广高产品种。印度政府开始是从国外引进高产品种，利用世界银行的贷款，建立中央和地方的种释研究中心，对上千种小麦和上万种水稻品种进行了筛选。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已培育出了一批小麦和水稻的高产优良品种，被称为“神奇的种籽”。一般比当地品种高产2～3倍。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高产品种面积从1965年的1万公顷扩大到1975年的2500方公顷，分别占小麦和水稻播种面积的31.5%和69.6%。（3）大量使用化肥。印度政府为保证化肥供应，兴建了一批化肥厂，并从外国进口了相当多的化肥（约占40%）。化肥从1952～1953年度每公顷平均用量的0.5公斤增加到1978～1979年的29.8公斤，提高了59.6倍。（4）提高机械化程度。拖拉机在1951年仅9000台，平均每10万公顷使用7台，到1978年增加到30.67万台，每10万公顷平均使用213台，增加34.1倍。 农业电力从1951年每公顷使用15度增加到1975年的50度。绿色革命与土改一样，其效果成败兼而有之，但从总体来说，基本上是成功的。在生产力方面，绿色革命提高了农业増长率和生产率，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1951～1%5年间，农业増长率主要靠扩大耕种面积，平均年增长率为1.7%，生产率增长1.4%。而绿色革命后，从1965～1979年，农业产量增长率和生产率分别为2.6%和1.7%。粮食产量在1964～1965年度为8956万吨，到1978～1979年度则为1.3亿吨，1979～1982年为1949～1952年的2.17倍。小麦同期增长4.6倍。由于粮食产量增加，使印度由一个“饥荒之国”变为“余粮之国”。1960～1970年平均每年进口650万吨粮食，到1978年不仅停止进口粮食，还向亚洲一些国家出口100万吨粮食。绿色革命最有成效的是旁遮普、哈里亚纳、北方邦西部，政府收购的商品粮主要集中在这三个邦。以1977～1978年度为例，政府总共收购小麦480万吨，而从这三个邦分别收购了281万吨、83万吨、70万吨，占小麦收购量的98%。旁遮普稻谷产量的78%、哈里亚纳稻谷的91%卖给了国家。从生产关系方面说，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绿色革命之后，在全国出现了一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农场，特别在绿色革命之乡一一西北部的三个邦被认为是连片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农业占优势的地区。这里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农业资本家阶级和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雇佣劳动工人。绿色革命是在不改变现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现代农业技术从生产力来改造传统农业的。它尚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绿色革命的收益被极少数新兴地主阶级和富农所分享和独吞，他们可以运用大量资金扩大再生产，获取高额利润而农业雇工则大量增加，贫困农民不断丧失土地并负债累累，从而加剧了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节 印度经济改革 一、改革势在必行 如前所述，印度独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初，经济发展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粮食的自给，工业基础的奠定、自给能力的提高、拥有一支庞大的科技力量等等。但是印度的发展总的衡量是缓慢的，不仅不能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就是与中国相比也相形见细。战后初期到20世纪70代，印度一直被公认是世界第十工业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降到了第27位。从1950～1980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5%。其中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约为6.7%，农业生产为2.7%（粮食为2.9%）。印度学者将这种速度称之为“老牛式”的印度增长率，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印度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中，1950年占2%，1980年降至1.4%。同期，在第三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从占10%降到5.4%。在全世界的农业总产量中由1960年占11%降至1880年的9%。全世界工业产量中，印度由1950年占1.2%降至1980年的0.7%，同期在第三世界工业产量中，从占12%以上降到3%。在全世界的出口总值中，印度占的份额从1965年的0.98%下降到1988的0.45%。同期，在全世界的制造业品出口值中，印度占的比例从0.65%降到0.4%左右。造成这种状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说，是印度发展模式存在着较大的弊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检验，印度模式有其成功的经验，也有负面或失败的教训。对这些经验与教训应进行实事求是的总结。 （一）关于化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方针 印度作为一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个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大国，完全有必要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需要拥有自己的重工业、机械工业乃至高技术工业。因此，印度在独立后，在一个时期里优先发展重工业，通过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努力，建成了较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为现代化打开了良好的基础。对这一点应予充分的肯定。但问题在于印度重工业的高增长主要是靠国家优先投资、举借外债和赤字财政等手段人为力量实现的。因此，“缺乏国力基础，既缺乏原材料和农业品的供应基础，也缺乏国内市场的需求基础。因此这种高增长是昙花一现式的，不能持续，而且还为日后留下了外债高筑，开工率不高等隐患。”同时，由于过于重视重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农业生产，这必然造成工农业和整个经济比例失调。幸好印度政府从1966年起进行三年的调整，暂停五年计划，代之以滚动年度计划，才得以缓解。但印度农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滞后，这不能不影响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二）关于国家对经济的过多干预 印度是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它在进行现代化过程中，特别要追赶上西方先进国家，必须发挥国家的特殊功能。实践证明，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印度、中国等后发展中国家，国家干预必不可少。但是这种干预只能适度，而且要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政府干预必须符合经济自身的规律。根据东亚国家发展模式，应是在市场主导下的市场经济，或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国家宏观调控。印度在这方面的教训则是干预有余，市场经济乏力，从而严重影响经济效益。1990年一项对10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包括印度、巴西、墨西哥、韩国、马来西亚、台湾、泰国、新加坡、香港、肯尼亚）的竞争力问题调查表明：最成功和最不成功之间的主要差别是国家干预的质量。该调查报告说，保护程度高，控制管制严的印度，生产效益和技术改造最差，而韩国等国家竞争性强，效益也高。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20年里，要素生产力在附加值的增长中占的份额，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数为31%，韩国多达47%，印度则是负数。 （三）关于进口替代战略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初期为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品往往严重依赖进口，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最后达到减少对外依赖的目的。这种战略对许多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经济上的自给，因此是必要的。印度这方面的努力使印度工业品在较短的时间里自给能力达到80%以上，基本上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并在一个时期里成为世界第十工业国。但问题是具备了相当的工业自给能力后又应该如何发展工业？一种是如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改变进口替代战略，代之以“出口替代”。一种则是采取民族保护主义战略，依然采取所谓自力更生的方针。印度则是采取后一种战略与方针，即对国产工业采取高度保护关门主义政策，规定凡国内已经能够生产的，一般都不准进口。由于关上了进口大门，印度国品在国内市场上，处于无需竞争的地位。在国际市场上，则因接触不到国际标准的同类产品而不能不失去竞争力。据统计，印度的全部出口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1980～1981年度为7.8%，与30年前的1950～1951年度的比例相同，而发展中国家出口值在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水平从1960年的1.5%增加到1980～1981年度的2.2%。据198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在世界出口总值中，印度从1965年的0.98%降到1988年的0.45%。同期，在世界制造业品的出口中从占0.65%降到0.4%。据另一项1991年的研究报告，1971～1974年间，印度纺织品和时装在世界出口市场上占4.5%，与中国相同，韩国为7.7%，巴基斯坦仅占1.7%。到1985～1986年度，印度的份额降到3.8%，而中国和韩国的份额分别上升到14.6%和3.6%，巴基斯坦、泰国、香港等的份额均有很大增长，印度是惟一的比例下降的国家。可见进口替代到20世纪60～70年代中期后，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应该不失时机地转向“出口导向”发展战略或两种战略同时并行。只有改变原有过时的发展战略才能促进国产工业水准的提高。 （四）关于对私人资本的限制 印度自1955年就宣称建立“社会主义类型社会”，推行混合经济体制。为此它在扶持私人企业的同时，又力图将私人部纳入国家的计划轨道，遏制私人资产的过分膨胀和集中。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明确规定，把私人资本基本上限制在非耐用消费品工业、轻工业和部分中间品工业的范围内。为达到这一目的采取的主要手段即实行工业政策和工业许可证制度。工业许可证制度极为严格繁琐，从申请到批准要经过10多个机构，历时数月甚至数年。而且在执行中许可证常常被有权势的财团、企业通过不正当的手段颜先把持，真正有资格、有生产潜力的企业往往得不到，有时一些大企业对同一产品申请多个许可证，并不是为了使用这些许可证，而是想借此排除竞争对手，从而破坏了许可证制度的作用总之，这种制度不仅未能有效地制止财产的集中，反而压抑了私人资本发展工业的积极性，因此，有必要重新制定新的改革举措。 二、印度的经济改革进程与内容 印度的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但步伐加快是在20世纪90年代拉奧执政时期。 （一）拉·甘地时期的改革 1.放松对私营企业的管制。其主要措施是：（1）增加私营企业的生产领域并扩大其生产能力。1973年政府曾定了一批称为“核心”工业的19种工业，允许私营部门包括垄断法下的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等。但仍不允许私营企业经营公营部门独家拥有和经营的工业。20世纪80年代则将这19类扩大到24类。1985年又进一步扩大，即把类似的工业品开始时是25类，后扩大到42类。此外还陆续对一批工业宣布有条件地取消许可证制。1986年政府宣布65种工业品经济规模标准，新建企业生产能力不得低于这种标准。（2）通过提高小型企业的投资限额，使一批中型企业豁免了工业许可证。1980年新工业政策宣布将小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00万卢比提高到200万卢比，将辅助工业企业的资产上限额从150万卢比提高到250万卢比。1985年又将此两额度分别提高到260万卢比和450万卢比。1985年将受垄断法管束下的公司企业的2亿卢比资产额提高到10亿卢比。同年印度政府还开放了27种工业。按照规定，凡从事上述27中工业者不必按垄断法获得公司事务部的批准，只需直接按工业法申请许可证即可。1986年又对其中的23种许可证制实行了豁免，从而约有1/3的垄断法管束下的企业将享受到一般私营企业的待遇。 2.提倡竞争，减少对本国工业的保护。拉·廿地执政后，对国家企业的过多扶持和干预采取了调整措施。他“号召以竞争精神来活跃工业”。并认为“对那些大脑已死了”的工业再输血使其心脏跳动是毫无意义的。其政策调整有：（1）对国内“病态”企业实行政策调整。拉·甘地认为，公营部门不能成为“病态”企业的“医院”。1985年通过“病态”工业公司特别条例法，建立工业和金融恢复局，授权它对企业进行调查以确定是否“病态”。企业一旦被确认是“病态”企业，该局或责令其在合理的时间内扭亏为盈，或制定其他解决方法。如改变经营管理、建立股份资本、出让或出租企业的全部或部分、或与有活力的企业合并等等。（2）松动进口的限制。印度政府强调，凡有利于技术更新、有利于出口，无论是原料、中间产品还是资本品都可以进口。早在1981年就规定放宽计算器工业的技术及软件的出口，征收较低关税。1985年又进一步公布201种过去严格进口的产品可以进口，免除计算机和电子工业设备的进口关税，对资本品的进口税率从65%降到45%。（3）对公营企业进行轻微调整。长期以来，公营企业的亏报、开工率低等弊病比私营企业更为严重。为改变这种状况，政府提出给予他们更多自主权，减少行政的干预，推行“谅解备忘录”，即公营企业与中央政府签订类似生产承包合同的协议等。但实践表明，这对改善公营企业经营效益，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