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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死毛文龙后，袁崇焕立即稳定毛文龙部将的军心，他说：“今天我只斩毛文龙一人，其他将领无罪，原职带兵。 希望大家不要受毛文龙的影响，继续全力报效国家。”接着，袁崇焕宣布改编命令，将东江镇部队分为四支，分别由毛文龙的儿子毛承禄、旗鼓中军徐敷奏、游击刘 兴祚、副将陈继盛统率。皮岛及金州的行政事务暂时由陈继盛代管。第二天，袁崇焕为毛文龙举行祭礼，并声称，处斩毛文龙是出于维护纲纪国法之公心，拜祭毛文 龙是出于朋友私交之情谊。 毛文龙死后，有些不服气的部将渐渐离去，其中重要的叛将有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人投降后金，为清朝出了很大力气，后来都封王。清初四大降王，除吴三桂外，其余孔、耿、尚三人都是毛文龙的旧部。不过这也不能说是袁崇焕的过失。 对于“杀毛事件”，当时舆论大都是同情毛文龙的。一般朝臣认为，毛文龙即使有罪，也不该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一个镇的总兵，也只能由皇帝才能下旨诛杀。皇帝的统治手段，主要只是赏与罚。袁崇焕擅杀大将，严重地侵犯了君权。 袁崇焕随即犒赏军士，尽除皮岛毛文龙的虐政。回宁远后上奏禀报，最后说：毛文龙是大将，不是臣有权可以擅自诛杀的。臣犯了死罪，谨候皇上惩处。 对于毛文龙，是用是杀，袁崇焕实际上处于两难境地。袁崇焕深知，要在五年内征服后金平定辽东，单靠西线明军的力量显然不够，只有争取到东线明军的有力夹 击才可增加胜算。依照毛文龙的个性和一贯作风，听从节制协同作战的可能性又极小。在明朝财政日趋困难、军费开支庞大紧张的形势下，袁崇焕提出精简兵员节省 军费的建议，得到崇祯皇帝的高度评价并推行到其他各个军事重镇。毛文龙虚报兵员人数冒领军饷，抵制精简，既增加了军费负担，也滋长了军中的腐败；既不利于 明军战斗力的提高，也有碍辽东精简兵员节省军费方针的贯彻。加上毛文龙曾投靠阉党，而袁崇焕本来就痛恨阉党腐败，还曾身受阉党的迫害辞官归乡，杀毛文龙之 举无疑也夹杂了这种感情。基于上述复杂的原因，不得不杀毛文龙。然而，杀了毛文龙，东线军心严重动摇，袁崇焕能不能如愿实现统一指挥，更好地发挥牵制夹击 作用，也是一个疑问。 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举，恰恰犯了“欲速则不达”的错误，出现了事与愿违的结果。后来的种种情况表明，杀掉毛文龙，给袁崇焕个人乃至整个辽东战局都种下了祸根。 其一，东江明军力量迅速弱化。东江镇明军的大部分将官，多年跟随毛文龙出生入死，心甘情愿做毛文龙的子孙部将，与毛文龙的关系非同一般。毛文龙被杀时， 他们无可奈何，但当他们回到原来的位子上统兵作战时，不满情绪日趋强烈。由袁崇焕任命、统率毛文龙的一部分旧部并代管东江行政事务的副将陈继盛，不久就被 东江部分叛乱将士杀害。毛文龙的子孙部将孔有德、耿仲明愤然离开东江，投奔山东孙元化，担任登、莱参将。即使是袁崇焕被朝廷千刀万剐，也没能消解他俩因毛 文龙被杀对朝廷的怨恨。崇祯六年（1633），当他们接到援助辽东的命令后，竟然自封元帅，发动武装叛乱，所向披靡，危害山东。不久，干脆渡海向对手投 降，后来成为清军入关南下的主力。 其二，后金少了东江的顾忌后，对明军迅速采取攻势。毛文龙部能够长期立足后金后方，说明了他们具有 相当的战斗力。后金对东江部队的游击战的牵制也有所顾忌，因而不敢倾力进攻宁远明军，是两军形成对峙局面的因素之一。毛文龙一死，东江部队失去了灵魂，加 上内讧不断，一下子很难对后金构成威胁，后金终于去掉一个心病。时隔不久，后金就挥师直驱明朝京城，说明诛杀毛文龙是一件不理智的事情。 其三，加深了崇祯皇帝对袁崇焕的不信任。这从崇祯获悉毛文龙被杀后的震惊与无奈中可以看出来。 在有关事宜安排停当后，当年的六月九日，袁崇焕启程返抵宁远。当日立即写了一道数千字的奏章，原原本本报告了处斩毛文龙的原因与过程。 接到毛文龙被杀的消息，崇祯皇帝非常震惊。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袁崇焕手里有尚方宝剑，被赋予先斩后奏的特权。辽东战局全权既然已交付给袁崇焕，而 毛文龙被杀已成事实，想到这些，崇祯也就无可奈何了。为了不影响袁崇焕一心平辽，崇祯皇帝在六月十八日批复了袁崇焕的奏章，强调毛文龙罪有应得，杀之以正 国法理所当然。为了封住朝廷大臣议论口舌，崇祯皇帝还专门就此事给兵部发了一道圣旨，重申了支持袁崇焕的态度。然而，从崇祯皇帝不声不响铲除魏忠贤及阉党 骨干分子的作风推测，他打心眼里非常恼火袁崇焕擅自斩杀边关大将的行为。后来，崇祯皇帝中了后金的反间计冤杀袁崇焕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杀了毛文龙以后，袁崇焕重新编定了辽东的兵员，山海关内外、山东登莱二州、天津、东江四处的部队定编153000人、8万多匹马，每年军费480万两，比原来节省了120万两，崇祯皇帝对此表示满意。 当时大名士陈眉公对“杀毛事件”抨击甚烈。另一个大名士钱谦益是毛文龙的朋友，对朝野舆论当然也有影响。《明季北略》甚至说：袁崇焕捏造十二条罪名来害死了毛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道金牌来害死了岳飞完全一样。却又是过分地批评了。 推测袁崇焕所以用这样的断然手段杀毛，首先是出于他刚强果决的性格。其次，文人带兵，一定熟读孙子兵法，对于孙子杀吴王爱姬二人、因而使得宫中美女尽皆 凛遵军法的故事，对于“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法观念，一定印象十分深刻。那时候宁远、锦州、蓟州各处军事要地都曾发生兵变，如不整饬军纪，根本不能 打仗。袁崇焕明知这样做不对，还是忍不住要杀毛，推想起来，也有自恃崇祯奈何他不得的成分。最后，毛文龙接近魏忠贤，袁崇焕接近东林清流，其中也难免有些 党派成见。 这时候朝廷又欠饷不发了。袁崇焕再上奏章，深深忧虑又会发生兵变，更忧虑兵卒哗变后不再接受安抚，从此变为“大盗”。他说 一定要发生一次兵变，才发一次欠饷，而发了欠饷之后，又一定将负责官员捉去杀了一批，这样下去，永远是“欠饷——兵变——发饷——杀官——欠饷”的循环。 这道奏章，当然只会再度加深崇祯对他的憎恨。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