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世宗雍正皇帝的故事:一生勤勉只务实

  • 发布时间:2015-12-10 21:51 浏览:加载中
  • 雍正皇帝
    雍正皇帝

    九子夺嫡,尔虞我诈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太子胤礽被废。胤礽本来很得康熙喜爱,导火索是皇十八子胤祄在出巡途中的意外病 亡,康熙悲痛不已。众皇子骤失同胞手足,也都十分悲戚,唯有皇太子胤礽若无其事,依然谈笑风生,毫无悲痛之意。康熙帝对此深为气恼,指责胤礽身为皇太子, 却没有仁爱之心;身为兄长,却不怀手足之情。不料,胤礽竟愤然发怒,当面顶撞君父。随后康熙帝还发觉,每当夜幕降临,胤礽总是逼近行宫大帐篷外探头探脑, 从缝隙向内窥视。这引起康熙帝的高度警觉,感到被杀害的危险正向自己逼近,于是决定先发制人,命胤褆严密保护自己,然后召集诸王、大臣,历数太子的罪状, 宣布废去太子之位。

      太子位一空,萧墙祸起,众位阿哥都开始觊觎太子位。

      皇长子胤褆最先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胤褆 当时已经36岁了,但因为不是正宫娘娘所生,所以没能当上太子。但废太子时,胤褆护驾有功,康熙帝还让他监管胤礽的所作所为。这一安排使胤褆误以为自己时 来运转,他悄悄地向康熙帝表示要替父皇杀死胤礽。康熙帝当即识破了他的诡计,也看透了他的心狠手辣。胤褆见立储无望,遂找道士出谋划策施行巫术,以期卷土 重来,事泄后被康熙帝圈禁高墙。

      “八爷党”是所有朋党之中势力最强的一支。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地位十分低下,不太受康熙帝的重视,但 胤禩不甘就此认命,废太子后,他企图谋位的活动更加频繁。但与胤褆谋夺嗣位的杀气腾腾相反,胤禩以仁爱好礼出名,人称“八贤王”,表面上礼贤下士,实际上 却在结党营私,笼络了九阿哥胤禟、十阿哥胤、十四阿哥胤以及侍卫鄂伦岱、内大臣阿灵阿等人为其卖命。但康熙帝明确让胤禩死了这个心思,说他“系辛者库贱籍 之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信相面人张明德之言,大背臣道,雇人谋杀胤礽,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因不得立为皇太子恨朕入骨,此人之险百倍于二阿 哥也!”并宣称“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胤禩谋夺嗣位无望,不免怨恨父皇,使父子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甚至到了反目的地步。康熙帝出塞狩猎回京,胤禩不 但不恭迎,反而派太监送去两只快要死的鹰,以表示对父皇狩猎之事的藐视,康熙帝非常生气,大骂胤禩不孝不义。在众人举荐胤禩为皇位继承人之后,胤禩自己谋 夺嗣位之心也溢于言表,试探地问康熙帝:“我该怎么办?要不然我就装病,免得再有保举的事发生。”他希望康熙帝能承认这种推举的事实。康熙大怒,下令圈禁 胤禩,废了他的爵位。

      这时,康熙帝的第三子胤祉也跳了出来。与胤褆、胤礽、胤禩等人与康熙帝的紧张关系不同,胤祉和康熙帝的关系较为融洽。康熙帝虽然对这个儿子很喜爱,但认为他缺乏统领全局的才能,所以并没有表现出要把治理天下的重任托付于他的意思。

      至于五阿哥胤祺、七阿哥胤祐、十二阿哥胤祹明白皇位轮不到自己,加上他们也无此奢望,于是安安稳稳地当着自己的亲王,跟谁也不掺和。

       对于众皇子的明争暗斗,康熙深感无奈,为根绝诸子间的夺位之争,只好释放了废太子和皇八子,恢复皇八子的爵位,并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再次立 胤礽为太子。胤礽虽然被废过一次,仍然没有学会谨慎,他为获罪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通风报信,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被废,被永远幽禁于咸安宫。皇 太子第二次被废后,康熙帝就不再预立皇储,储位空虚长达10年之久,其间,势力上升最快的是皇十四子胤,他是雍正帝的同母弟。胤与皇八子胤禩很说得来,称 得上情投意合。在胤禩因夺嫡而被锁拿时,胤拼命保胤禩,随着时间的推移,胤禩离太子的宝座愈来愈远,胤也开始积极谋取储位。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 西北战事的发展,给了胤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被康熙帝任命为大将军,带兵出征西北。在西北战场上,他继续招贤纳士,对自己的前途多方经营。胤主持西 北军务四年,康熙帝称赞他“有带兵才能”。但康熙绝无立其为储的意思,因此尽管封他为王,却没有赐予封号,而且在西北战事已定之后,让他待在西北,并未召 他回朝。

      这样直到去世,康熙也没有明确太子人选。

    胤禛继位,众说纷纭


      胤禛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姓乌雅氏,是满洲正黄旗护军参领威武的女儿。康熙十六年(1677年)进宫,初为常在,后封为德妃。

       胤禛6岁进上书房,受到了严格而良好的教育。康熙三年(1664年),14岁的胤禛同内大臣费扬古的女儿乌拉那拉氏成婚。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 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得到了很好的锻炼。16岁,陪同其三兄胤祉往祭曲阜孔庙。19岁,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 文皇后。21岁的胤禛受封为贝勒,大阿哥胤褆(27岁)、三阿哥胤祉被封为郡王。23岁,胤禛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25岁,随同康熙 帝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32岁时,胤禛被封为雍亲王。在众多的皇子中,康熙只册封了三个亲王。

       在众皇子拉帮结派,尔虞我诈,相互倾轧,都在觊觎皇帝宝座的时候,唯独胤禛八面玲珑,一直以一副中立面孔活动在政治舞台上。他既不攻击兄弟、不结派,也 不落井下石,甚至还帮助众位兄弟,以争取兄弟们的好感和支持,建立、扩大了自己的力量。如对被废太子胤礽,在众人都落井下石的时候,胤禛却“十分着急,想 要救他”。康熙帝让胤禛对胤礽加以监管,胤禛在父皇面前为废太子讲尽好话,并奏请解掉胤礽脖子上的锁链,康熙帝称赞他“深知大义”。胤禛虽然对皇位火热渴 求,手段却十分高明,靠着自己的韬晦之术,提高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表现出了不平凡的政治才能。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1722年12月20日),畅春园传出噩耗,康熙帝驾崩。在一片哀悼声中,雍亲王胤禛被宣布为新君,是为雍正帝。至此,喧闹十余年的储位之争,终于有了结果。但众位皇子、王公大臣的怀疑也相继而出。

       康熙帝是寿终正寝的吗?官书没有说明其死前的详细病情和病因,只是说他十月二十一日往北京南郊的南苑打猎,十一月初七身体欠安,到西部畅春园养病,初九 身体不爽,命胤禛代他到南郊行冬至祀天大礼。以后的四天里,还自称“朕体稍愈”,但到十三日,康熙帝病情加重,当夜驾崩。据目睹当时情况的意大利籍传教士 马国贤记载,康熙帝死前,有号呼痛苦之声。有人据此认为,康熙帝很可能是被雍正帝谋害而死的,“谋父夺位”传言从此而起。大多数的学者认为从当时的具体环 境、周围条件分析,既违背史实,也绝无可能。像康熙帝那样坐了60年天下的皇帝,一饭一菜、一汤一茶入口都要经过极其严格的查验,何况在满朝官员注意力集 中的时刻,为康熙帝进汤,能下药谋害,根本是不可思议的。而且有史记载,康熙帝是不喝参汤的。

      雍正即位是正当的吗?雍正帝虽然登上了 皇帝的宝座,但由于康熙朝太子两立两废,更由于康熙帝的几个皇子骨肉相争由来已久,自胤禛登基之日起,对他继位的合法性一直议论丛生。共有三种说法:遗诏 继位说、改诏篡位说和无诏夺位说。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胤禛改诏篡位之说,不过此说早已被考证是不成立的。而其他两说也由于证据不足,至今没有定论。

    秘密立储,雍正首创


       雍正即位后,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结合自己争夺皇位时的亲身体会,始创了“秘密立储”制度。据《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元年(1723年)八月十七日,他 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总理事务大臣、九卿等朝中要员,讲了一桩关系百年大计的问题:“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 计……今躬膺圣祖付托神器之重,安可怠忽,不为长久之虑乎?当日圣祖因二阿哥之事,身心忧悴,不可殚述。今朕诸子尚幼,建储一事,必须详慎,此时安可举 行?然圣祖既将大事付托于朕,朕身为宗社之主,不得不预为之计。今朕特将此事亲写密封,藏于匣内,置之乾清宫正中世祖帝皇帝御书‘正大光明’匾额之后,乃 宫中最高之处,以备不虞。诸王大臣咸宜知之。或收藏数十年,亦未可定。”

      既预立皇位继承人,又不公开宣布,这就是“秘密立储”。雍正 将一份亲书的继位书当众装入匣中,搁置在乾清宫正殿悬挂的“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随身携带,明令死后才可取出,两份相对无误,才能对外公布,迎立新君。 从此,“正大光明”匾便成了让皇子们仰视和惦念的地方了。

      雍正七年(1729年)冬,雍正染病,寒热时发,饮食不常,夜不能熟寝。八 年(1730年)六月,见允禄、弘历、弘昼和大学士、内大臣数人,“面谕遗诏大意”。九月,又将立储密诏示知张廷玉。十年(1732年)正月,再次密示鄂 尔泰、张廷玉,“此时圣谕曰,汝二人外,再无一人知之”。

      由于皇帝预立的皇太子是何人,除皇帝外人人不知,这样就避免了皇子们争夺储 位,相对地保证了皇位继承的平稳过渡。而且皇太子已经册立,其名字放置在“正大光明”匾之后,皇子要想让自己的名字进入“正大光明”匾之后的密诏中,必须 竭尽全力表现自己,从而防止公开册立可能造成的皇太子骄纵不法。

      从实践来看,这种方法的确起到了一定作用。自从秘密建储以后,各朝均未发生像清初那样结党营私、争夺储位的现象。一直没有出现皇子觊觎储位以致形成争夺储位的现象,可以说秘密建储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起到了一些作用。

       雍正选中的人正是传闻中为康熙看好的皇四子弘历。弘历本人在几个弟兄当中,不论在才华上或政治上都处于优越地位,其父死时,他25岁,有较好的文化基 础,有一定的统治才能和几年参与军机事务的经验,所以极为顺利地掌握了政权。乾隆君临天下60年,开创出中国王朝史上的“黄金时代”,也即“康乾盛世”。 应当说,雍正有眼力、有见识,看准并决定要乾隆继承、光大他的事业,确实选对了接班人。

    残杀兄弟,打击朋党


      成功地当了皇帝之后,为避名讳,雍正下令,将众兄弟们的名字的头一个字“胤”改为“允”。为了坐稳皇帝的宝座,雍正采取了一系列雷厉风行的措施。

       首先,他认为,七弟允祐、十弟允、十二弟允祹的权力过大,应及时削夺。因为他们是八旗旗主,管理着旗务。在他看来,这些兄弟们受皇考之命管旗,与自己又 是兄弟辈分,如果长期延续,必然会被认为是新的旗主,这样一来就会对维护专制皇权极端不利,必须改变现状。因此雍正即位第十天,就全面撤换了正黄旗满洲、 蒙古、汉军三旗都统,以后又陆续撤换了正蓝旗、正白旗,甚至镶黄旗的三旗都统。直到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允祐、允、允祹所管的旗务全部撤换。

      除了允祐、允、允祹,雍正还有兄弟多人,雍正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当做劲敌,予以坚决打击。在剥夺旗主特权不久,雍正帝又谋划着对其他兄弟下手。

       十四阿哥允是首先被雍正打倒的一个。雍正帝即位之际,允正在西北用兵,掌握着兵权,于是雍正在颁发委任四总理事务大臣上谕的同时,又命允回京奔丧:“西 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 信著驰驿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这真是一条万全之策,既轻易地解除了允手中的兵权,又博 得了体恤兄弟的美名。

      允回到京城,赴康熙帝灵柩前哭拜,当时,雍正也在那里。看见哥哥当了皇帝,万分愤慨,本来自己大有希望坐江山, 想不到今日却屈为臣下。但毕竟君臣有礼,勉强远远地给自己的对头哥哥叩了头,但不向新皇帝表示祝贺。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帝送康熙帝灵柩至遵 化县景陵享殿,并于此时传旨训诫允,允仍不服气。允禩生怕把事情闹大了,就命他跪下接旨,允这才接受了。遵化的事情完毕后,雍正帝返驾回京,而留下允看守 景陵,并谕令副将李如柏,若允要去陵寝外,除有重大的事情,否则都不准许,这实际上就是把他软禁起来了。

      其实,雍正的第一目标是允 禩,但他明白:允禩有心机、有才识,声望高,是威胁雍正帝皇位的最主要人物,要想铲除他必须深谋远虑。雍正帝即位后,并没有立即处置他,反而任命允禩、十 三阿哥允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四人为总理事务大臣。此外还优待他的亲属,允禩的儿子弘旺被封为贝勒,在诸皇侄中地位和荣誉为最高,是除允礽之子弘皙 外仅有的一个,允禩的母舅噶达浑,也被削去贱籍,升格为旗民,赐世袭佐领职务。允禩党羽苏努、佛格、阿尔阿松(阿灵阿之子)、满都护、佟吉图等,也都加官 晋爵,弹冠相庆。可以说,允、允祐遭受打击的时候,允禩及其追随者却青云直上,红得发紫。

      这种策略,只要是玩政治的人,没有不懂的。 允禩当然心里明白,而且想得更深。他认为这是欲抑先扬之法:先把你捧得高高的,再狠狠地摔在地上,那才是爬得高跌得痛。事实上雍正也一直在找允禩的茬儿, 在朝堂上经常拿他开涮,故意叫他丢脸。允禩当然不能坐以待毙。他利用职务之便,给雍正帝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麻烦,同时,继续进行结党营私活动。允禩的忠实追 随者允禟、允祺跟在其后面亦步亦趋,这一系列行动雍正都记在心间,后来连同他们及其党羽被革爵,交宗人府永远监禁。雍正四年(1726年)八月二十四日, 允禟死在看守所。九月初一,允禩也死于禁所。兄弟俩的死亡,相距不过六天。

      雍正即位伊始,在着手处置自己兄弟的同时,对那些与诸皇子结成朋党,互相倾轧的宗室大臣,也正面表明自己深恶痛绝的态度,绝不姑息纵容。

       雍正二年(1724年)七月颁发了一篇御制短文《朋党论》发给诸王和要员。文中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列数朋党之害,强调臣子要与君王同好恶。雍正三年 (1725年)三月,通令八旗严禁家人结党,否则交由步军统领处置。五城官员凡是大臣的家人,如有婚嫁办筵席宴请亲友等事,必须先行报知,然后才能举行。 如果有私自结党、结拜兄弟、彼此宴请、借机钻营托情的,立即严加惩治。

    革除弊政,开源节流


      雍正一边巩固皇权,一边思索怎样充实国库。因为雍正帝继位之后,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财政困难。

       从康熙末年财政就严重亏空,威胁着封建统治,因此即位一个月后就给户部下达了全面清查的上谕。为了顺利完成清查亏空的任务,雍正元年(1723年)正月 十四日,雍正帝发出了在中央设立会考府的上谕。所谓会考府,就是为清查政府亏空、打击官吏贪污舞弊现象而专门设立的一个官吏审查机构,其职责大致相当于现 代的中央审计署。还特别对怡亲王允祥强调,要严格执行清查政策,不得有所松懈。

      雍正帝限期三年,三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总的来说,清查的成就显著。

       在清查亏空中,难免会涉及贵族和高级官僚,对此,雍正帝一样不手软。不论何人,绝不宽贷。一些王公贵戚、达官显宦不得不通过典卖家产来赔偿亏空。康熙帝 的十二皇子履郡王允祹和十皇子敦郡王允也因赔银数万两,还不够数,被抄了家产。内务府官员李英贵伙同张鼎鼐等人冒支正项钱粮100余万两,由于没钱补足, 雍正帝也毫不留情地抄了他们的家。

      同时,还开展了地方的清查工作。

      雍正帝反对贪污的工作仅仅开展了五年,国库储银就由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的800万两增至5000万两。更重要的是,社会风气改变了,“雍正一朝,无官不清”的说法,也许夸张了点,但却是对雍正帝治理腐败的肯定。

      在清查国库的同时,雍正革除前朝积弊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张,力度还在不断加大。

       其中贱籍制度,是遗留了几百年的历史问题。贱籍就是不属士、农、工、商的“贱民”,他们世代相传,不得改变。他们不能读书应举,也不能做官。这种贱民主 要包括浙江惰民、陕西乐籍、北京乐户、广东蛋户等。在绍兴的“惰民”,相传是宋、元罪人后代,男人从事捕蛙、卖汤等工作,女人做媒婆、卖珠等活计,兼带卖 淫。

      这些人“丑秽不堪,辱贱已极”,人皆贱之。安徽的伴当、世仆,其地位比乐户、惰民更为悲惨,他们有如奴隶,稍有不合,人人都可加以捶楚。广东沿海、沿江一代,有蛋户,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生活漂泊不定,不得上岸居住。江苏苏州府有丐户,也为贱民。

      雍正帝以仁义治国,而贱民政策恰恰与仁义不符,况且此项政策也是使社会不安定的因素之一,于是雍正帝决定予以清除。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监察御史年熙上书请除豁山西、陕西乐户的贱籍,得到雍正帝赞同,并令礼部议行。在四月发出第一道“豁贱为良”的谕旨。

      雍正帝在下令开豁乐户贱籍的同时,又令各省检查,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乐户、惰民、丐户、世仆、伴当、蛋户等,命令除籍,开豁为民,编入正户。

      历代封建统治者在维护封建等级制的同时,因不敢过分触动等级制的尊严,因此即使想解决贱籍的问题,也都是小范围小规模地点滴“施恩”,不敢大刀阔斧地予以豁免。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帝慨然而为,朝纲独断,气魄为历代君主所无。

      政府财政困难,清查国库,查缺补失,这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长远来讲,雍正帝认为,解决财政困难的基本方法是开源节流。

       除了重本务农外,还推行“摊丁入亩”。过去土地和人丁分开纳税。康熙五十年(1711年)后,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政策,但此前出生的人丁 还要缴纳丁银。雍正元年(1723年)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上疏雍正帝,要求在直隶州内将丁银并入田亩之中征收。雍正帝把丁归田粮视为要事,主张小心处 理,以期达到最好的效果。九月,户部复议,同意李维钧的主张。雍正帝还不放心,再次提出让九卿复议。

      自从雍正帝批准在直隶实行摊丁入 亩制度后,各地普遍开始推行。雍正二年(1724年)春天,黄炳开始在山东实行。雍正四年(1726年),河南、陕西、浙江、甘肃也先后实行了摊丁入亩制 度。五年(1727年),江苏、安徽、江西相继实行。七年(1729年),湖北也实行了。至此,绝大部分省份均先后在雍正年间实行了摊丁入亩的土地制度。

       摊丁入亩制度的实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明朝“一条鞭法”的深化和发展,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上的一次有积极意义 的重大改革,它对清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的推行结束了清初双役制度的混乱局面,保证了清政府的钱粮收入。这一制度还从法律上取消了人头税,从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贫穷无地者的负担。再次,大大松弛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加快了人口的迁移和流动,为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外,由于不再按照人丁 来收税,无地的农民再也不必像以往那样为了逃税而隐匿人口、四处逃亡了,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还促进了人口的迅速发展。

    密折奏事,耗羡归公


      所谓秘密奏折,就是折子不走正常的渠道上达天听,而是径直报皇帝亲拆御览,皇帝有什么指示意见,随手用朱笔批于折后,然后再密封发还给原奏人,所有内容除君臣二人外界不得而知,避开阁臣干预,特别是利于官员之间互相告密、互相监督,强化了皇帝专制权力。

       在专制王朝,臣子给君主上奏折,这本来稀松平常,可是奏折秘密而至,这却要等到几位“天纵圣明”的清朝皇帝才能想到做到了。据专家考证,这种密折,肇始 于顺治,推行于康熙,而大盛于雍正。雍正朝密折制度的推广和完善,首先表现在缴批制度的出台。雍正帝不仅下令回收圣祖朱批密折,而且也要收缴本朝朱批密 折,明令期后密折朱批发回本人捧诵后,即乘便缴呈,不得私自存留,犯者必究。

      继缴批制度出台后,很快又扩大了密折言事的内容。奏折的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诸如刮风下雨、社会舆情、官场隐私、家庭秘事、生计风俗等。

      通过密折治国,雍正把政府机构牢牢握于手心,只要他大笔一挥,整个官僚系统乃至社会都应声起舞。这种治国术当然已臻“随心所欲”之化境了。在政权私相授受,政治被在上者视为禁脔的地方,人主能够这样随心所欲,予取予求,真是一种“理想”的境界。

      国库亏空,除了采用清查、抄家的办法,让贪官的家人、亲友吐出来弥补外,它的另一个途径,则是用耗羡银来逐年弥补。

       耗羡的征收和使用是明代及清代前期相沿数百年的一项弊政。清初,官吏薪俸低,不足以养家糊口,办公费不足,督抚索取节礼,而囊中羞涩拿不出钱。地方官吏 便通过增加田赋来增加收入。这种收入就叫“耗羡”或“火耗”。这种任意加赋的做法,既助长了官吏的腐化,也增加了百姓的负担。

      雍正二 年(1724年)年初,河南巡抚石文焯折奏:该省共有耗羡银四十万两,给全省各官养廉银若干,各项杂用公费若干,下余十五六万两解存藩库,弥补亏空。由于 办公费用都出在耗羡内,所以不用再从百姓身上打主意了。他的这一措施得到雍正帝的大力支持,于是,山西、河南两省率先实行耗羡归公的改革。

      为保证这一改革能很好地广泛推广开来,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雍正帝令各省全面办理养廉,一面又严词禁止各种陋规。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扫平叛乱,稳固青海


      雍正元年(1723年)夏天,统治青海的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诸台吉(明末清初玉树地区各部头人为青海蒙古和硕特部,赠爵为诸台吉)会盟察罕托罗海,“令各仍故号,不得复称王、贝勒、公等爵”,自称达赖浑台吉,公开发动了武装叛乱。

      针对罗卜藏丹津的叛乱,雍正帝作了两手布置。一方面派驻在西宁的侍郎常寿去罗卜藏丹津驻地沙拉图,宣布谕旨,令其“罢兵和睦”,“不从则惩治之”;另一方面,命川陕总督年羹尧办理平叛军务,准备用兵。

       侍郎常寿至沙拉图,宣布了雍正帝旨意,说明若诸台吉不悬崖勒马,将举大兵来讨伐。可是罗卜藏丹津早已认定了此刻是失不再来的良机,复兴乃祖事业的欲望和 初战的胜利早已冲昏了他的头脑,他表面上声称听从劝告,骗取常寿信任,将他诱至察罕托罗海,囚禁为质。后又勾结西宁附近塔尔寺大喇嘛察罕诺门汗等宗教领袖 参与叛乱,叛军一时势力大增,随后西藏、青海、四川、甘肃的藏人也跟着暴乱。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初,雍正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兵进剿,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

       年羹尧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 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君有情,臣有意,再加 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十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

      年羹尧一面指挥当地清军 在西宁外围与叛军作战,一面加紧进行平叛部署,令大将驻守察木多(今西藏昌都)、吐鲁番、噶斯等地,以防叛军与外部首领勾结。布置就绪后,下令进攻西宁周 边的镇南、申中、南川、西川和北川归德等地。雍正帝谕令年羹尧,表示坚持武力平叛,不许叛逆请和,罗卜藏丹津只好一路后退。

      十二月,蒙古原持观望态度的诸贝勒、贝子、公、台吉等率胁从叛众投降了清朝。

       雍正二年(1724年)二月,岳钟琪率军进击罗卜藏丹津,追奔一昼夜,迅速抵达叛军的老巢。罗卜藏丹津尚在睡梦中,听闻清廷兵从天降,仓皇惊起败逃。罗 卜藏丹津衣着女装,逃往准噶尔。岳钟琪率兵穷追不舍,直至桑洛海,俘获了罗卜藏丹津的母亲和妹妹,以及阿拉克诺木齐、阿尔布坦温布和藏巴札布等叛乱头目。

      三月初一,清军凯旋。雍正帝论功行赏,封年、岳为公爵,批准年羹尧提出的处理善后13条事宜。

       雍正帝向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务,把西宁卫改为西宁府,下置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使青海这一重要地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又把藏人活动地 区的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这一措施有利于稳定青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

    僭越无度,年氏被诛


       年羹尧受到进一步的信任与擢拔,是与他在青海战事中充分表现出的忠心与才干联系在一起的。但是他恃功骄傲、专权跋扈、乱劾贤吏和苛待部下,引起朝野上下 公愤。而且,他任人唯亲,在军中及川陕用人自专,称为“年选”,形成庞大的年羹尧集团。更严重的是,他在皇帝面前“无人臣礼”,藐视并进而威胁皇权,甚至 有自立为帝之心。

      他在西安总督府时,令文武官员逢五、逢十在辕门做班,辕门、鼓厅画上四爪龙,吹鼓手着蟒袍,与宫廷相似。他还令雍正 帝派来的侍卫前引后随,牵马坠镫。按清代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全礼,跪请圣安,但雍正帝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 晓谕”。他在与督抚、将军往来的咨文中,擅用令谕,语气模仿皇帝。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帝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帝欲为此亲撰序言,但年羹 尧以不敢“上烦圣心”为借口,代雍正帝拟就序言,要雍正帝颁布天下,如此僭越无度,怎能令雍正帝不寒心?

      雍正三年(1725年)二 月,天象出现了所谓“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之兆,各地大臣纷纷上疏祝贺,年羹尧也进一折,将赞美皇帝的“朝乾夕惕”写为“夕惕朝乾”,这非但不是赞 扬,简直是在讥讽。雍正阅后大怒,此时,许多嫉恨年氏的同僚又纷纷上疏弹劾年氏。待舆论深入人心时,雍正三年九月,才尽革年氏所有职衔。此时,年氏本人已 承认自己贪赃枉法的罪行,被带到京师。年羹尧被议政大臣罗织92款大罪,最后令其在监狱里自尽。其子年富被斩,余子15岁以上者都去戍边。

       得到类似下场的还有宠臣隆科多。隆科多,满洲镶黄旗人,姑姑是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妹妹为康熙的孝懿仁皇后。隆科多在康熙晚年担任理藩院尚书、步军统 领。雍正即位被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但他恃亲自矜,招权纳贿,笼络党羽,终于雍正五年(1727年)被钦定41款大罪,命在畅春园外建屋三间, 永远禁锢。雍正六年(1728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

    改土归流,平定西藏


      在云、贵、粤、桂、川、湘、鄂等省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由世袭土司对当地进行管辖。

      在雍正帝执政期间,强横的土司是西南边陲稳定的最大隐患,废除造成西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土司制度成了执政的当务之急

       雍正四年(1726年)九月,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上奏折,建言改土归流,并拟定了实施方针:“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 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相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就是说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 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实现安定。在雍正帝的指导下,鄂尔泰、张广泗、哈元生等督抚提镇努力推行改流政策,到雍正八年(1730年),云贵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 归流。湘、鄂、川的改流准备得较充分,到雍正末年、乾隆初年亦告完成。整个改流的地区,以贵州涉及的最广泛,它新设的州县竟相当于原有州县的面积。改流的 内容包括取消世袭土司、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等项。雍正末年,贵州古州地区发生破坏改土归流的叛乱,雍正帝派兵镇 压,到乾隆初年获得成功,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这一政策,对横行西南的少数民族中的利益集团土司土舍予以沉重打击,减轻了西南少数民族的负担和灾难,促 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

      青海问题解决、西南民族政策落实之后,清政府就把目光转移到西藏问题上来。

       雍正帝即位后,于雍正元年(1723年)把康熙帝任派的留守驻藏的部队撤回内地,只在四川的察木多(今西藏自治区昌都)留少量军队驻守,放宽了对西藏的控 制。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西藏地方长官阿尔布巴勾结隆布鼐等人,借众噶伦议会之机,于大昭寺中将康济鼐乱刀杀死,发动了武装叛乱,接着派兵进攻颇 罗鼐。

      雍正帝得知阿尔布巴叛乱后,立即命陕西各路及四川、云南的军队进入战备状态。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六年(1728年)五月初, 雍正帝令清军取道八年前允入藏驱逐策妄阿拉布坦的路线,由西宁、打箭炉两地兵分两路,南北齐进,进入西藏。北路军由左都御史查郎阿、副都统迈柱率领,共 8400人;南路军由四川总兵周瑛率领,共4000人。接下来又发生了对清廷更为有利的变化。六月十五日,周瑛接到马喇通知,得知颇罗鼐于五月二十六日占 领拉萨,擒获了阿尔布巴,正等候清朝派官员入藏处理。

      八月初一,南北两路会师进入拉萨,肃清了叛匪余部,诛杀首恶阿尔布巴等人,清政府遂封颇罗鼐为贝子,代替康济鼐,总管前后藏事务,还赐犒兵银3万两,以示奖赏。

      西藏叛乱并没费清廷太大力气就宣告平定。

    吕留良案,株连无辜


      清朝的文字狱并非始于雍正,但在雍正执政时期,文网之密、文祸之重的确超过他的列祖列宗。在其临御的13年里查办的文字狱就有14起(其中处死案中人的案件有5起),数量甚至超过了其父康熙在位61年文祸的总和。

      比较重大的文字狱事件主要有:钱名世案,汪景祺案,査嗣庭案,陆生楠、谢世济案,曾静、吕留良案。雍正前期文字狱以清理政敌集团及朝廷内朋党为主,是属于朝廷上层内部政治争斗借口。曾静案以后转向一般文字狱。

      在文字狱的历史上,规模最巨的无过于雍正六年(1728年)的曾静、吕留良之狱。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有晦,号晚村,浙江崇德人(康熙元年崇德改名石门,故又称石门人,其地即今浙江桐乡县西南部)。此人先曾参加抗清斗争,顺治 年间应试为诸生,后来懊悔,抛弃科举,隐居著书。康熙博学鸿词科吕留良被荐举,他誓死不赴,乃至削发为僧(法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康熙二十二年 (1683年)卒。

      吕留良平生抱守程朱性理之学,尤重“华夷之辩”,宣称“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著作中处处表露憎恨清朝、思念明朝的思想感情。他的高卧事迹和所著《四书讲义》《语录》,所评选的八股文等,广为流传,在士人中影响很大,人皆尊称他为“东海夫子”。

      他死后,人们立祠祭祀,对他颇为敬仰,连浙江总督李卫上任之初也前往瞻仰,题匾颂扬。

       湖南文士曾静在一个偶然机会读到吕留良的文章,十分敬佩他的学问,于是遣派学生张熙打听他遗遛下来的文稿。张熙此次不但打听到文稿的下落,还找到吕留良 的两个学生,相谈之下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熙向曾静汇报后,曾静也约两人见面,四人议论当今朝廷统治之事十分愤慨,秘密商议如何能推翻清王朝。

       讨论了半天,一个汉族大臣进入了他们的视线,他就是岳钟琪。岳钟琪讨伐边境叛乱立了大功,受到雍正帝重用,担任陕甘总督,掌握兵权。曾静派张熙拿着自己 的亲笔书信去找岳钟琪。信中充满了对雍正帝的指责之词,并认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以岳飞抗金的事迹激励岳钟琪,劝岳钟琪掉转枪头指向金人的后裔满洲人,为 宋、明二朝复仇。

      通天大案,非同小可,岳钟琪六天内连上三道密折详细汇报案情。雍正帝震惊之余,怀着庆幸和感激的心情作朱批赞扬岳钟琪,指授办案机宜。

       待岳钟琪把案情线索基本摸清后,雍正帝传谕浙江总督李卫捉拿吕留良亲族、门生,搜缴其书籍著作;派副都统海兰到长沙会同湖南巡抚王国栋捉拿曾静、诸“同 谋”及各家亲属。雍正六年(1728年)十月,除已经去世的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及吕氏弟子严鸿逵(名赓臣)之外,其余数十名重要人犯全部缉拿归案。十一 月,雍正帝派刑部侍郎杭奕禄到长沙审问曾静等人,打算重新任用。要任用,必须得先感化。经过一番攻心战,没有骨头的曾、张果然被感化。曾静当场痛哭流涕, 俯首认罪,后来照清廷的安排编定悔罪颂圣的《归仁录》,颂扬雍正帝得位之正和勤政爱民的圣德。

      第二年(雍正七年,1729年),两省所有在押人犯解到京师对质定罪,等待最后处置。然而,雍正帝对此案的最终处理却是出乎人意料的“出奇料理”。那么,雍正帝到底是怎样“出奇料理”的呢?

      第一个大动作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十月,雍正帝命免罪释放曾静、张熙,同时宣布:将来继位的子孙也不得诛杀他们。

       曾、张案件中牵涉到大量的“反面教材”,最触目的如曾静列举雍正帝10大罪状,如写雍正帝与父皇“为仇为敌”;说仁寿太后之死是被迫自杀;说允礽、允 禩、允禟之死是被杀害;说年羹尧、隆科多二案是“诛忠”;说雍正帝收纳了废太子的妃嫔,常带着大臣在圆明园饮酒作乐;说雍正帝私下派人从四川贩米到苏州发 卖……

      按理说,这类材料谰言应严格保密,防止扩散,可是雍正帝却有意公开,经加工后大作宣传。他下令编辑两年中关于此案的《上谕》,附以曾静口供及其《归仁录》,合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大量“反面材料”充斥其中(当然都经过《上谕》批驳),堪称古今一绝。

      雍正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显示自己光明正大,问心无愧,不怕人们对他的种种贬毁,使谤言不禁而止。对于谤言的制造者,他下令彻底追查。

      “出奇料理”的第二个大动作是对吕留良、严鸿逵等人从严处罪,为风俗人心立戒。

      吕留良在其著作中宣扬“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把元灭宋、清灭明看做历史上的大灾难。他的笔下称清朝为“燕”“彼中”等,而不依功令称“大清”“圣清”“国朝”等。他还对康熙时政表示不满,雍正帝在连篇累牍的《上谕》中,狠狠地批驳了吕留良等人的上述思想言论。

      他把吕留良视为“教唆犯”,认为浙江之所以“风俗浇漓,人怀不逞”,之所以出现汪景祺、查嗣庭等“悖逆”之徒,都是吕留良流毒作怪。为浙江一省的“风俗人心”着想,雍正帝示意要对“名教中之罪魁”吕留良处以极刑。有司秉承他的意旨,比照“大逆”律论拟吕留良身后之刑。

      这时雍正帝又进行了第三个动作:他命令各省学臣就吕留良该不该照“大逆”律治罪这一问题,向所有生员征求意见。生员必须就这一问题明确表态,向学臣出具结状,再由学臣汇总上报。同时还规定:如果生员还有别的话要说,可以自行出具呈文,独抒己见,然后交学臣转奏。

      这样做,名义上是说要听取天下公论,其实是一种恐吓性的宣传。

       征求公意的结果可想而知:全国的读书人都一致拥护照“大逆”律治罪,没有一人有异词(有异词也无人敢转呈)。既然“国人皆曰可杀”,雍正帝于是名正言顺 裁决如下:吕留良、吕葆中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从宽免死,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折银充本省工程费用;严鸿逵开棺戮尸,枭 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死)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及崇拜吕留良的车鼎丰等4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 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11人受杖责,4人免刑释放。

    雍正驾崩,死因成谜


      与康熙帝一样,雍正帝勤于政事。他宵衣旰食,夙夜忧勤,按照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办事。后人收集他13年中朱批过的折子就有360卷。

       一个人若整日埋在这样繁重的政务中,日久天长,健康必然要受到损伤。雍正四年(1726年)他就承认自己的精力不足:“皇考圣体康强,如天行之常健,春 秋已高,犹不减壮盛之时,而朕之精力又不及皇考矣。”也许正是因为如此,雍正开始信奉道教。从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雍正皇帝就经常吃一种叫“既济 丹”的丹药。他还很注意研究丹药的药性,并且对他所服用的丹药已是确信不疑了。

      雍正八年(1730年)的春天,雍正皇帝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雍正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雍正甚至在御花园建了几间房子专门给道士娄近垣等人住,以便随时安排这些道士祈祷修炼。

       然而就在雍正死后第三天,新君乾隆皇帝下令驱逐这些道士。也许这就是乾隆帝想掩饰其父皇笃信道教、服用丹药的事实。宫中豢养僧道并非雍正一朝,几乎朝朝 有之,何以在雍正死后三天就迫不及待将他们驱逐出宫?况且宫中僧道与国政大事并无必然的联系。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宫中道士”与雍正之死有一定的关系,至 少丹药可能严重损害了雍正的健康。

      清宫档案《雍正朝起居注册》,记载了他死前几天的情况: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时年58岁 的雍正皇帝住在圆明园,十八日与办理少数民族事务的大臣议事,二十日召见宁古塔的几位地方官员,二十一日仍照常办公,这说明当时他的身体还挺健康。二十二 日,雍正突然患病,当天晚上朝中重臣被匆忙召入寝宫,已是奄奄一息的雍正宣布传位给乾隆。第二天,58岁的雍正便在圆明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皇宫档案只是如此简要地记下了雍正的突然死亡,并没有说明任何原因。这就很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于是雍正死亡之谜,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历史追学网

夏商周 春秋战国秦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