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传》罗曼·罗兰[法]

第一节序言（1）

　　（第十一版）

　　这第十一版恰逢托尔斯泰诞辰100周年，所以经过了修改润色。其中增加了自1910年起发表的托尔斯泰的通信。作者增加了一整章，用以叙述托尔斯泰同亚洲各国——中国、日本、印度以及伊斯兰国家——的思想家们的关系。他同甘地的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全文收录了托尔斯泰逝世前一个月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绘制的“不抵抗主义”的整个计划，印度圣雄甘地后来从中获取了巨大的力量。

　　罗曼·罗兰

　　1928年8月[一]

　　一个世纪以前，在大地上火光闪亮的俄罗斯的伟大灵魂，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曾经是照耀我们青年时代的最纯洁的光芒。在19世纪末那阴霾浓重的日暮黄昏，它是那抚慰人的星辰，它的目光吸引着、安抚着我们青少年的心灵。在法国，人数众多的人认为托尔斯泰远远不止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艺术家，而且还是一位朋友，一位最好的朋友，此外，其中的许多人还认为，他是欧洲全部艺术中的唯一的真正的朋友——我愿给这个神圣的回忆带去我的感激和敬爱之情。

　　我学会了解托尔斯泰的那些时日，永远不会从我的思想中磨灭。那是1886年。俄罗斯艺术的美丽花朵在默默地萌芽了数年之后，刚刚在法兰西的大地上绽放。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译本同时在各大出版社竞相出版发行。1885年到1887年，在巴黎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童年与少年》、《波利库什卡》、《伊万·伊里奇之死》以及高加索短篇小说和通俗短篇小说。几个月的工夫，几个星期的工夫，整个的伟大人生的作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反映着一个民族，一个新的世界。

　　我刚跨进高等师范学校。我和我的同学们彼此意见相左。在学校的小社团里，聚集在一起的有现实主义的和嘲讽的思想者，如哲学家乔治·杜马，有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极其狂热的诗人，如美亚雷斯，有忠实于古典传统者，有司汤达的信奉者和瓦格纳的崇敬者，有无神论者和神秘主义者，相互间争吵不休，意见相悖：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对托尔斯泰的爱几乎就把我们大家重新聚在了一起。每个人爱他的原因各不相同：因为各人在其中找回了自我：而对于大家来说，那是一种人生的启迪，一扇向无穷无垠的宇宙敞开着的大门。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家庭里，在我们的外省，来自欧洲边陲的伟大声音唤起了同样的同情，有时是意想不到的同情。有一次，我听见我家乡纳韦尔的一些有产者在异常激动地谈论着《伊万·伊里奇之死》，可他们对艺术从来就不感兴趣，几乎是从不看书的。

　　我在一些卓越的评论家的著作中读到过这样的一种观点，说托尔斯泰的思想精髓是源于我国的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维克多·雨果。且不说认为托尔斯泰是受乔治·桑（他是不能容忍她的思想的）影响的这种看法之不可信，也不必去否认让—雅克·卢梭和司汤达对他的实际影响之大，反正怀疑他的伟大和魅力是源自他的思想那是很不好的。艺术在其中活跃的思想圈子是最为狭小的。思想的力度并不在思想本身，而是在他所给予它们的表达之中，在个人的特色之中，在艺术家的特征之中，在其生命的气息之中。

　　不论托尔斯泰的思想是不是输入的——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反正与他的声音相仿的声音还从未在欧洲回荡过。怎么去另外解释我们在听到这种心灵的乐声时所感到的激动震颤呢？这心灵的乐声是我们企盼已久的，是我们所需要的。在我们的情感中，不存在什么追赶时髦。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像我一样，只是在读了托尔斯泰的著作之后才了解欧仁——米尔希奥·德·沃居埃的《俄国小说论》那一本书的；他的崇羡在我们看来，与我们的赞赏相比较，显得苍白无力。沃居埃先生尤其是在以文学家的态度进行评论。但是，对我们来说，只是赞赏作品就远远不够了：我们身在作品之中，他是我们的。由于他那炽热的生命，由于他那年轻的心，他是我们的。由于他那嘲讽式的幻灭，由于他那冷峻的洞察力，由于他对死亡的恐惧，他是我们的。由于他对博爱的梦想以及人与人之间和平相处的梦想，他是我们的。由于他对文明的谎言的深恶痛绝，他是我们的。而且，由于他的现实主义以及他的神秘主义，他是我们的。由于他的大自然的气息，由于他对无形的力的感受，由于他对无限的晕眩，他是我们的。

　　这些作品对于我们来说如同《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于当时那一代人的影响一样：是我们的强与弱、希望与恐惧的明镜。我们根本就没有去想调和所有一切矛盾，特别是没有去想把这颗反映宇宙的复杂心灵纳入狭隘的宗教的或政治的范畴，像诸如布尔热那样的人一样，在托尔斯泰死后不久，就把《战争与和平》的这位荷马式的诗人以党派的观点大加批评。仿佛我们匆匆拼凑的小集团能够成为衡量一位天才的尺子似的……托尔斯泰是否与我同属一个党派，与我何干！难道我要先看看但丁和莎士比亚属于何党何派之后再去呼吸他们的气息和沐浴他们的光华吗？

　　我们绝不会像今天的批评家们那样去想：“有两个托尔斯泰，一个是危机前的，另一个是危机后的；一个是好的，另一个是不好的。”对于我们而言，只有一个托尔斯泰，我们爱他的整个人，因为我们由衷地感到，在这样的心灵之中，一切都站得住，一切都相关连。

　　[二]

　　我们一直没有加以解释而只是从本能所感觉到的东西，今天必须由我们的理智去加以证实。现在，这长久的生命到达了终点，没有遮拦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变成了思想天空中的太阳，我们就能够这么做了。立刻让我们震惊的是，自始至终，它依然如故，尽管有人想要用藩篱将它一段一段地截开——尽管托尔斯泰本人因为自己是个激情满怀的人，当他在爱的时候，在相信的时候，以为他是第一次在相信，第一次在爱，而且以为他的生命是从这时开始的。开始。重新开始。同样的危机、同样的挣扎，在他心中发生过多少次啊！人们无法谈论他的思想——它从来就不是统一的——但却在谈论那些同样的各种因素在他思想中顽固地存在着，它们时而是同盟，时而又是敌对，但更经常的是敌对。在如托尔斯泰这样的一个人的心灵中和思想上，统一是绝对不存在的，它存在于他自身激情的斗争中，它存在于他的艺术和他的生命的悲剧中。

　　艺术和生命是统一的。就作品与生命的密切联系而言，没有胜过托尔斯泰的人了；他的作品几乎常常具有一种自传的特点；自他25岁起，托尔斯泰的作品就让我们一步一步地紧跟着他那冒险生涯的矛盾经历。

　　自20岁之前开始直到他去世的他的《日记》，以及他提供给比鲁科夫先生的笔记，补足了我们的这种认识，使我们不仅能够几乎逐日地了解托尔斯泰的意识，而且还再现了其天才赖以生根、其心灵得以滋养的那个世界。一份丰富的遗产。十分高贵、十分古老的双重家族（托尔斯泰家族和沃尔康斯基家族），自称可追溯到留里克〔留里克〕古代君王，死于公元879年，创建了洛夫哥罗德大公国，亦即俄罗斯之雏形。家谱中记有亚历山大大帝的侍从，有7年战争中的几位将军，有对拿破仑多次战役中的一些英雄，有十二月党人，有政治流放犯。从家人的回忆录中，托尔斯泰选取了好几个作为《战争与和平》中的最特殊的典型人物，如：他的外祖父，沃尔康斯基老亲王，系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伏尔泰式的专制贵族的代表；尼古拉·格雷艾里维奇·沃尔康斯基，他母亲的一位堂兄弟，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挂了彩，并从拿破仑眼前从战场上被救了回去，如同安德烈亲王一样；他的父亲，长得有点像尼古拉·罗斯托夫；他的母亲，玛丽亚公主，温柔的丑妇，但眼睛却很美，其善良的心地照耀着《战争与和平》。

　　他不怎么了解他的父母。如大家所知，《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里的那些动人叙述没有多少真实性。他还不满两周岁时，他母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只是从小尼古拉·伊尔捷涅耶夫的含泪讲述中回想那张亲爱的面庞，那张笑脸在她的周围洒满了欢乐……

　　“啊！要是我在艰难岁月中能瞥见那微笑的话，我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忧愁了……”（《童年时代》第二章）

　　但她把她的坦率无邪，把她的不畏人言以及她讲述自己编造的故事的绝妙天才无疑是传给了他。

　　对于他的父亲，他至少还留有一些记忆。他父亲是一个可爱而风趣的人，眼睛略带忧伤，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一种独立的、没有野心的生活。托尔斯泰9岁时失去了父亲。父亲的死使他“第一次明白了悲痛的现实，使他的心灵充满了沮丧绝望”。——这是儿童与恐怖的幽灵的第一次相遇，他一生的一部分将用来战胜它，另一部分将用来在把它改变形态的同时赞扬它……这悲痛在《童年时代》的最后几章中留下了一些难忘的印痕，但在书中，他把那些回忆移植到对母亲的死和安葬的叙述中去了。

　　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古宅中，他们一共是五个孩子，列夫·尼古拉耶维奇于1828年8月28日在这个宅子里出生，直到他八十二年后逝世时才离开。最小的是个女孩，名叫玛丽亚，后来当了修女。（托尔斯泰临死前，逃离了自己的家宅及家人，就是躲到她那儿去的）——四个儿子：谢尔盖，很自私，但很迷人，“他的真诚达到了一种我从未见过的高度”；——德米特里，热情而内向，后来上了大学，毫无顾忌地信奉宗教，守斋节食，探访穷人，接济残疾人，后来，又以同样的激情放浪形骸，随后又懊悔不迭，为一个与他相好的妓女赎了身，收了房，29岁时患肺痨而死去；——老大尼古拉，兄弟中最受爱戴的一个，从其母亲那儿继承了编故事讲故事的能耐，为人风趣，胆怯，感情细腻，后在高加索当军官，在那儿染上了酒瘾，心中装满基督教的温情，他也常常探访穷人，把自己所有财产全部分给了穷苦人。屠格涅夫说他“在生活中实践着谦恭，而其弟列夫只满足于在理论上发展它”。

　　在这帮孤儿身边，有两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塔佳娜姑妈，托尔斯泰说，“她有两个好品德：镇静和爱”。她一辈子只知道爱。她一直是舍己为人……

　　“她让我知道了爱的精神欢悦……”

　　另一位是亚历山德拉姑妈，她永远地为别人服务，而避免让别人为自己服务，她不雇仆人，最喜欢的消遣就是读圣人传，以及同朝圣者和无邪的人聊天。在这些无邪的男女中，有好几个住在他们家中。其中有一位朝圣老妪，会吟诵赞美诗，成了托尔斯泰妹妹的教母。另一位朝圣者名叫格里萨，只知道祈祷和垂泪……

　　（噢，伟大的基督徒格里萨！你的信仰是那么坚定，以致感到自己在走近上帝，你的爱是那么炽热，以致言语从你嘴里流露出来，而你的理智却无法驾驭。由于你赞颂上帝的庄严，当你找不到词语的时候，你满面泪痕地匍匐在地上……）（《童年时代》第七章）

　　这所有卑微的心灵对于托尔斯泰的成长的影响，谁能看不出来呢？晚年的托尔斯泰似乎开始显现和实践这些卑微的灵魂。他们的祈祷、他们的爱在孩童时的托尔斯泰的精神上播下了信仰的种子，老年时的托尔斯泰看到这些种子成熟了。

　　除了无邪的格里萨而外，托尔斯泰在《童年时代》里并未提到这些帮助其心灵成长的卑微的人们。但是，在另一方面，这颗童心却通过那本书显露出来，“这颗纯洁的、仁慈的心，宛如一道明亮的光华，永远能从别人身上发现他们最优秀的品质”，这种极其温柔的心啊！当他幸福时，他想到的只是那个他知道其不幸的唯一的人，他为之哭泣，他愿为之献出爱心。他搂着一匹老马，求它原谅他让它受苦了。他很高兴去爱，即使不被人爱也无妨。人们已经窥见他未来天才的萌芽：使他为自己的身世而哭泣的想象；永远试图想象人们在想些什么的他那工作不息的头脑；他早熟的观察和记忆能力；他那敏锐的目光，能在自己举丧桩时，看透别人的面容，知晓别人是真伤心还是假装悲戚。他说，他五岁时就第一次感受到“人生并非一种享乐，而是一种沉重的劳作”。

　　幸好，他忘了这种情况。在那个时候，他在用民间故事、俄罗斯的神话和传说、《圣经》故事——尤其是《圣经》里约瑟那高贵的历史，在他晚年时，他仍把它当作自己艺术的楷模——还有《一千零一夜》，编织着自己的梦幻。《一千零一夜》是他每天晚上在祖母家中坐在窗台上，听一个盲人说书人讲述的。

　　[三]

　　他在喀山求学。成绩平平。在说到这三位兄弟时，大家都说：“谢尔盖想干什么都干得成。德米特里想干却干不成。列夫什么也不想干，什么也干不成。”

　　他经过了他所说的“青少年荒漠时期”。荒凉的沙漠，一阵阵狂风猛烈地刮着。关于这一时期，《少年时代》，特别是《青年时代》的叙述中，充满着内心的忏悔。他很孤单。他的头脑处于一种持续不断的狂热状态。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又为自己找到了并试验着种种学说。他是斯多噶派，对自己进行肉体的折磨。他是伊壁鸠鲁主义者，放荡不羁。后来，他相信了轮回之说。他终于落入一种狂乱的虚无主义之中：他觉得如果自己较快地转变，就可能面对虚无。他解剖自己，自我剖析……

　　“我只想着一件事，我在想我想着一件事……”（《少年时代》第十九章）

　　这种永不停息的剖析，这台推理的机器，这台空转的机器，将成为他的一种危险的习惯，他自己就说，“在生活中经常妨碍他”，但他的艺术却从中汲取了意想不到的养分。

　　在这当中，他丧失了所有的信念：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16岁时，他便不再祈祷，不再去教堂。但信仰并未消亡，它只是潜伏着：

　　“然而，我一直相信某种东西。相信什么？我说不出来。我仍相信神明，或者不如说是我并未否定它。是哪个神明？我不知道。我也不否认基督及其教义；但这种教义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这我却说不清楚。”（《忏悔录》第一章）

　　有时候，他满脑子的仁慈梦幻。他想卖掉自己的马车，把卖的钱分给穷人，还想把自己财产的十分之一拿出来散发给他们，他想不雇用仆人……“因为他们是同我一样的人。”一次病中，他写了一本《人生规则》。他在书中天真的为自己定下了责任，“研究一切，深化一切：法律，医学，语言，农业，历史，地理，数学，在音乐和绘画中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坚信“人类的命运是在于不断的完善之中的”。

　　但是，在少年人的热情、强烈的性感和巨大的自尊心的驱动之下，不知不觉地，这种追求完美的信念转了方向，丧失了无私的特点，变得实用和物质化了。如果说他想使自己的意志、肉体和精神臻于完善，那是为了征服世界，为了获得爱戴。他想讨好别人。

　　这并不容易。他长得十分丑陋：脸又长又厚又粗犷；头发很短，向前盖着，使额头显得很低，两只小眼睛深陷在阴暗的眼眶里，严峻地盯着别人；鼻子宽阔；嘴唇厚而前伸；耳朵大大的。因为无法改变这张丑脸，——他小的时候，因它而引发了几次绝望的危机，——他便自称要实现当个“体面人”的理想。这种理想，因为要做得和其他的“体面人”一样，竟致把他引向赌博，疯狂地借债，彻底地放荡。

　　一件东西永远地救了他：他那绝对的真诚。

　　“您知道我为什么爱您胜过爱别人吗？”涅赫留多夫对他的朋友说，“您具有一种惊人的、罕见的品质：坦率。”

　　“是的，我总是说出连我自己都羞于启齿的事情。”

　　在他最放荡不羁的时候，他也总是用一种无情的敏锐在判断自己。

　　“我完全像个牲畜似的活着，”他在其《日记》中写道，“我是完全堕落了。”

　　而且，他还用他那爱分析的怪癖，详细地记下了自己错误的根由：

　　1.犹豫不决或缺乏魅力；——2.自欺欺人；——3.操之过急；——4.知耻而不改；——5.脾气坏；——6.惶惑；——7.模仿性；——8.心猿意马；——9.不动脑子。

　　这同样的判断方面的独立精神，在他上大学时，就已经用于对社会习俗和知识迷信的批判上去了。他蔑视大学教育，拒绝认真地研究历史，因思想的大胆放肆而遭校方处罚。在这一时期，他发现了卢梭，看到了他的《忏悔录》、《爱弥儿》，他为之倾倒。

　　“我向他顶礼膜拜。我把他的肖像纪念章像圣像似的挂在脖颈上。”（《与保尔·布瓦耶先生的谈话》，1901年8月28日《时报》）

　　他最初的几篇哲学文章就是对于卢梭的评论（1846年至1847年）。

　　然而，因厌倦了大学和“体面人”的生活，他回到家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住在乡间（1847年到1851年）；他又同百姓们接触了；他自称是前来帮助他们的，要成为他们的恩人和教育者。他这一时期的经历在他最初的几部作品中的一部——《一位绅士的早晨》（1852年）中已有叙述。这是一部优秀作品，其主人公是他最喜爱用的名字——涅赫留多夫亲王。

　　涅赫留多夫刚刚20岁。他抛开了大学学习，献身于农民。他努力地为他们谋福利已有一年了；而且，在一次到村中去探访时，我们看见他受到了冷遇，受到了根深蒂固的猜忌，遇到了因循守旧、无所用心、下流无耻、忘恩负义。他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了。他心灰意冷地回来，心里想着自己一年前的梦想，想起自己那慷慨的热情，想起自己的理想——“爱与善是幸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的真理”。他觉得自己吃了败仗。他羞愧而厌烦。

　　“他坐在钢琴前，双手下意识地在按着琴键。弹出了一个和音，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他开始弹奏起来。和音不完全是规则的；它们经常是平凡到庸俗的程度，表现不出任何音乐才华来；但他在其中找到了一种无法确定的、忧伤的乐趣。每遇和音变化时，他就心跳不已，等着新的音符出来，并通过想象模模糊糊地去补足那缺陷。他听到合唱、乐队……他主要的乐趣便来自想象的被迫活动，它虽无关连但却以惊人的明晰向他显示出那些过去和未来的最多变的形象和情景……”

　　他又看见他刚刚与之聊天的下流的、猜忌的、撒谎的、懒惰的、冥顽的农民们；但这一次他所看到的他们，是他们的好的一面而不再是坏的一面；他以爱的直觉深入到他们的心中；他在他们身上看出了他们对压迫着他们的命运的忍耐和避让，看出了他们对一切不公的宽容，看出了他们的家庭和睦以及他们对往昔的那种因循守旧的和可怜可悲的眷念。他让他们回想起劳累但健康的好好劳动的时日……

　　“这真美。”他喃喃道……“我为什么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呢？”（《一位绅士的早晨》全集第二卷）

　　整个托尔斯泰已经存在于这第一部短篇小说的主人公中了：他目光敏锐，想象持续不断。他以一种无瑕疵的现实主义在观察人们；但当他一闭上眼睛，他又进入梦幻之中，进入对人类的爱之中。

　　[四]

　　然而，1850年时的托尔斯泰可没有涅赫留多夫那么有耐心。亚斯纳亚让他失望；他对于百姓们同对于精英们一样的厌倦了；他的角色压迫着他：他已无法承受。此外，他还被债主们追逼着。1851年，他逃往高加索，躲入军队里，藏在他那已当了军官的哥哥尼古拉身边。刚刚进入安宁平静的山里，他便精神抖擞起来，他又寻找到了上帝：“昨天夜里，我几乎一宿未眠……我在向上帝祈祷。我无法描绘我在祈祷时所感受到的情感之温馨。我背诵了通常的祷文，然后我就久久地祈祷着。我向往着某种非常伟大、非常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呢？我说不出来。我想让自己同神明融为一体，我企求宽恕我的过错……可是不，我不企求这样，我感到，既然它赋予了我这一恬静的时刻，那就是说它已宽恕我了。我在企求，而同时我也感觉到，我一无所求，而且我不能，也不会请求。我感谢它，但不是用言语，也不是在思想中……一小时刚过，我便听到罪恶的声音。我梦想着光荣和女人，渐渐地睡着了：这比我强有力得多。——管它哩！我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一刻的幸福，使我看到了自己的渺小和伟大的这一刻。我想祈祷，但我不知如何祈祷；我想弄明白，但我又不敢。我把自己交给你的意志处理。”（《日记》）

　　肉体未被击败（它从未被击败）；情欲和上帝间的争斗在心中秘密地继续下去。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记下了吞食他的那三大恶魔：

　　1.赌瘾：有可能战胜。

　　2.肉欲：有能力战胜。

　　3.虚荣：最难战胜的恶魔。

　　在他幻想着为他人而生活，为他人而献身的时候，肉欲或轻浮的念头缠绕着他：某个高加索女人的形象使他魂牵梦绕，或者“如果他左边的胡子翘得比右边的高点儿，他会感到沮丧”。——“没有关系！”上帝就在那儿，他再也不离开他了。斗争本身的骚动也孕育良多，所有的生命力都因此而受到激越。

　　“我认为我曾经想去高加索一游的轻浮念头是上苍给予我的启迪。上帝的手指引了我。我因此而不断地感激它。我感到自己在这里变得好多了，而我坚信，我可能遇到的事情都将对我有益，因为是上帝自己的意愿使我……”（致塔佳娜姑妈的信，1852年1月）

　　这是大地回春的感恩圣歌。大地鲜花盛开。一切都好，一切都美。1852年，托尔斯泰的天才绽放了最初的几朵鲜花：《童年时代》、《一位绅士的早晨》、《入侵》、《少年时代》；他感激使他充满灵感的上苍。

　　[五]

　　我的童年的故事开始于1851年秋的蒂弗里斯，于1852年7月2日在高加索的皮亚季戈尔斯克结束。甚是奇怪的是，在那使人怦然心动的大自然的氛围中，在崭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一心想要发现一个不能不了解的富于特色和激情的世界的托尔斯泰，在这第一部作品里，开始对往事进行回忆。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在患病，军队事务突然停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孤独而痛苦的他，极其伤感，往事便不由得浮现在脑海里。经历了近几年的颓废而紧张疲惫的日子之后，能重温童年那“美好的、无邪的、诗情画意的和快乐的时期”，重塑一颗“善良的、多情的、会爱的童心”，他觉得非常之甜美。总之，托尔斯泰此时此刻，怀着青春的热情和无穷的计划，怀着循环式的诗情想象的特点（他很少酝酿一个孤立的题材，他的那些大部头只是他从未能实现的博大精深的历史画卷的一部分，历史长链中的一截儿），把他的《童年时代》只看做他的《人生四部曲》的第一篇而已，它本该包括进去他在高加索的生活，并且无疑应以通过大自然获得的上帝的启示为终结的。

　　后来，托尔斯泰在叙述这部有助于他成名的《童年时代》时，态度非常的严厉。

　　他对比鲁科夫先生说道：“它太差了，太缺乏文字的诚实性了……简直无可取之处。”

　　这只是他自己的一种说法。未署作者名的原书稿寄给了有名的《现代人》杂志，立即被刊登出来（1852年9月6日），并获得一致好评，欧洲的所有读者都表示认同。但尽管它那诗一般的魅力，它那细腻的笔触，它那微妙的情感，我们还是明白它为什么后来让托尔斯泰十分不快。

　　它使他不快的原因正好是它使其他人喜爱的那些同样的原因。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在某些地方人物的记述和极少的篇幅中有着吸引人的宗教情感或感情的现实意味而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其中的表露非常之少。书中弥漫着一种温情轻柔的感伤，为后来的托尔斯泰所一直反感的，也是他在其他的小说中所摒弃的。那种幽默和那些眼泪，我们是熟悉而又熟悉的；它们源自狄更斯。他在其《日记》中指出，在他14岁到81岁之间最喜爱的作品中，他最喜欢“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影响巨大”。他在高加索时又读了这部著作。

　　他还指出了另外两位对他影响较大的作家：斯特恩和特普费尔。他说道：“我当时深受他们的启迪。”

　　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模型呢？但是，一旦知道了，就能在《童年时代》的叙述中重新找到被移植到一种更加贵族化的秉性中的那种热情而狡黠的纯朴。

　　因而，托尔斯泰在其初期就是众人所熟悉的一个面孔。但他的个性特征很快便得以确定。没有《童年时代》那么纯粹而完美的《少年时代》（1853年），显示出的是一种更新颖的心理，一种对于大自然的极其强烈的情感，以及一颗狄更斯和特普费尔深感忧虑的被折磨的心灵。在《一位绅士的早晨》（1852年10月）中，托尔斯泰的那带有其观察的深刻敏锐和对爱的崇信的性格特征好像很明显地形成了。从他在这个短篇小说中所描绘的一些农民的出色肖像中，人们已经发现《民间故事》中最美丽的描写之一种的雏形：那位养蜂老人（《两位老人》，1885年）即为一例。在那棵桦树下的矮小的老人，双手张开着，眼睛仰望着上方，光头在太阳下闪亮，在他的周围，金色的蜜蜂飞舞，并不蜇他，在他头顶形成一个王冠……

　　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则是那些直接反映其当时激情的著作，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入侵》（1852年12月24日完稿）中的壮丽景色令人叹为观止：一条河边，群山中的日出；以极大的渲染手法描绘出的声和影的惊人的夜景；当远处积雪山峰在紫雾中消失时，夜归的士兵唱出的美丽歌声在清新的空气中飘荡的美景。《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位典型人物已在其中初试生活了：赫洛波夫上尉，真正的英雄，他打仗绝非兴趣所致，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职责，他是“那些纯朴的、平静的、令人用眼直接看着十分简单而惬意的面孔之一”。他笨拙，不灵活，有点傻乎乎的，对周围的一切很漠然，在战斗中，其他所有的人全改变了，唯独他仍依然故我；“他完全像人们总见到的那样：同样平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音，天真而呆滞的脸上的同样的朴素表情”。在他身边，那位中尉在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公，心地善良，但却装出粗野蛮横的样儿来。而那个可怜巴巴的矮个儿少尉，初次参战，兴奋异常，既可爱又可笑，见到谁都想扑上去拥抱一下，最后却无谓地被杀死了，如彼加·罗斯托夫。在这幅图景中，托尔斯泰的影子显现出来，他在观察着，但并未参与到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中去；他已经让人听见了他的反战的呐喊：

　　“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在这片繁星点缀的广袤天空下，人们难道不可以安适地生活吗？他们在这里怎么会保存着一些凶狠的、复仇的情感，保存着消灭同类的狂怒呢？人类心中所有恶的东西都应该在与大自然接触时消失掉，这是善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入侵》，全集第三卷）

　　这一时期因观察而写下的其他高加索纪事只是后来在1854年到1855年才经过加工写成的，如《伐木》，系一种准确的写实，有点冷峻，但却充满了对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记述——是为了未来的一些记述；——1856年，他完成了《在小分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熟人的相遇》，描写了一个失意的上流社会的人物，是一个放荡的下级军官，怯弱，酗酒，还爱说谎，他连想都不敢想会被杀死，就像被他蔑视的士兵似的死去，士兵们中最差的也要比他强过千百倍。

　　在所有这些作品之上，群山的第一道山脉的最高峰兀立着，那是托尔斯泰所写的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的青春赞歌，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白雪皑皑的群山在晴朗的天空下蜿蜒巍峨，那如诗如歌的壮美洋溢在全书之中。因它那天才之花的绽放，这部小说是独树一帜的，正如托尔斯泰所说：“青春的强大神威，永不能复得的天才迸发。”多么雄伟的青春之泉！爱情在狂涌！

　　“我在爱，我深深地在爱……勇士们！善良的人们……”他反复地说着，而且很想哭泣。为什么？谁是勇士？他爱着谁呀？他不太清楚。（《哥萨克》，全集第三卷）

　　这种心灵的陶醉在无节制地流淌着。主人公奥列宁如同托尔斯泰一样，重回高加索，探寻冒险生活；他爱上了一位哥萨克年轻女子，陷入种种相互矛盾的希望之中。他时而在想，“幸福就是为他人而活着，就是自我牺牲”，时而又想，“牺牲自己那是很愚蠢的”；于是，他几乎与那位哥萨克老人叶罗什卡同样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上帝创造一切就是为了人类的欢乐。没有什么是罪恶的，那是在拯救灵魂”。那他还需要想什么呢？只要活着足矣。生命是整个的美，整个的福，那强大的、普遍存在的生命：生命就是上帝。一种狂热的自然崇拜在煽惑并吞噬他的心灵。奥列宁在森林中迷了路，“周围尽是野生植物，无数的野兽和飞鸟，成群的飞虫，草木幽暗，空气芬香温热，浊流在叶下淙淙流淌”，就在离敌人埋伏点不远处，他“突然感到一种无缘无故的幸福，他按照儿时的习惯，画着十字，开始感谢某个人”。他像一个印度托钵僧人似的满意地说，他独自一人迷失在这吸引他的人生漩涡之中，到处潜伏着的一些看不见的生物此刻正在窥伺着他的死，那成千上万的小虫在他身边嗡嗡地叫着：

　　“过来呀，过来，伙伴们！那就是我们要螫的人！”

　　显然，他很清楚，在这里他不再是俄罗斯绅士，不再是莫斯科上流社会中的人，不再是某某人的朋友或亲戚，而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雄鹿，如现在在他周围生活着、游荡着的那些生物。

　　“我将像它们一样生活，一样死亡。而青草将在上面生长……”

　　他的心里充满欢乐。

　　在青春的这一时刻，托尔斯泰生活在人生的力和爱的狂热之中。他搂抱住大自然，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在大自然中，他倾泻，他麻痹，他激越他的忧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但这种浪漫的陶醉从未损害他目光的敏锐。只在这首炽热的诗中才有如此强烈的景色描写，以及真实的人物刻画，在其他作品中则是很少见的。自然与人之间的对立是该作品的精髓，也将是托尔斯泰整个一生的思想中最喜爱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之一。这种对立已经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鸣曲》的某些严酷的语调，用以斥责人间的喜剧。不过，他对自己所爱的人们也同样是真实的；大自然的生物、那位美丽的哥萨克年轻女子和他的朋友们，他都目光敏锐地对他们的自私、贪婪、欺诈、恶习加以痛斥。

　　高加索尤其向托尔斯泰揭示了他生命中的宗教根源。人们没能足够地阐释这种真理精神的最初昭示。他自己也是一再要求严守秘密之后才向他青年时代的密友、他年轻的姑妈亚历桑德拉·安德烈耶夫娜·托尔斯泰吐露的。在1859年5月3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了他的“信仰声明”，他写道：

　　“小时候，我不加思考，只是带着热情和感伤在信仰。十四岁左右，我开始思考人生；因为宗教与我的理论不很协调，我便把毁灭宗教看做是一种值得称赞的行为……在我看来，一切都是清楚的，符合逻辑的，分门别类的；可是对于宗教，却一点地方也没留给它……后来，人生不再赋予我任何秘密的时刻到来了，但自此，它也就开始失去它的全部意义了。那时候——那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而不幸的。我付出了我精神的全部力量，如同一个人一生只能这么做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和至福的时期。在此前或此后，我都从未达到如此高的思想境界，我只是在这两年中才看得如此地深透。我那时所发现的所有一切都将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之以恒的灵智活动中，我发现了一条简单的、古朴的真理，不过是我现在才知道而谁也不知道的真理：我发现有一种不朽，有一种爱，人为了永远幸福应该为别人而活着。这些发现令我惊讶不已，因为它们与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再深入探寻了，开始在《福音书》中去求索。但收获甚少，我既没找到上帝，也没找到救世主，更没找到圣事，什么都没找到……不过，我仍在竭尽全部的灵魂之力去找，去找，去找；我哭泣，我折磨自己，我只求得到真理……这样一来，我孤独地同我的宗教呆在一起了。”

　　[六]

　　1853年11月，对土耳其的战争爆发了。托尔斯泰先被征召到罗马尼亚军团，然后去了克利米亚军团，并于1854年11月7日随大部队到开拔到塞瓦斯托波尔。他胸中燃烧着激情和爱国心。他勇敢地履行着自己的责任，经常身处险境，尤其是在1855年的四五月间，他三天中就有一天在第四炮台轮值。

　　一连数月地生活在一种接连不断的紧张和恐惧之中，与死神面对面，因此，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复活了。他和上帝在交谈。1855年4月，他在他的《日记》中记下一段祷文，感谢上帝在危险之中保佑他，并祈求上帝继续保佑他，“以达到我尚不了解的生命的永恒的与光荣的目的……”这个生命之目的，绝非艺术，而是宗教。1855年3月5日，他写道：

　　“我已被引至一种伟大的思想，我感觉自己能够奉献我全部的生命去实现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就是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基督的宗教，以便通过宗教把人类团结起来。”

　　这将是他晚年的计划。

　　然而，为了避开周围的景象，他又开始了写作。在隆隆的炮声中，他又怎能找到必要的思想自由来创作他的回忆录的第三部——《青年时代》呢？这本书写得很凌乱，而它的凌乱以及有时出现的带有司汤达式的层层剖析的某些抽象分析，是他写书时的条件造成的。但人们赞赏他对一个年轻人脑子里的模糊梦幻与思想的冷静而深刻所进行的探索。该书是一种罕见的心灵披露。而且，有时候，在春季城市的美景中，在忏悔的叙述中，以及为了突然想起的罪恶而奔向修道院去的叙述中，充满着多少的清新诗意！一种狂热的泛神论调给了他书中的某些篇章以一种抒情美，其笔调令人想起《高加索纪事》来。譬如，那夏夜的一幕：

　　“皎洁的新月那平静的光芒，闪烁的池塘。一棵棵的老桦树，枝繁叶茂，月光下的一面呈铝白色，背着月光的一面的树影遮蔽着树丛和大路。鹌鹑在池塘后面的叫声。两棵老树轻轻相触时的难以辨出的沙沙声响。蚊子嗡嗡；一只苹果落在枯叶上面；一只跳到平台石阶上的青蛙，绿绿的背部在一缕月光下闪亮……月亮在上升；它悬于空中，清辉遍洒：池塘愈发地清晰明亮；暗处变得愈发地暗黑，亮处则愈发地清亮……而我，微不足道的小虫子，已经被笼罩在人间一切热情之中，但因有爱情的巨大力量，我觉得此时此刻，大自然、月亮和我，我们已经融为了一体。”（《青年时代》第三十二章）

　　但眼前的现实比对往事的梦怀更加的直接；它毫不通融地让人注意。《青年时代》因此而未能完成；而副连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防御工事的掩体里，在隆隆的炮声中，在他的连队里，观察着活着的人和垂死的人，在他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的难忘的叙述中记下他们的和他自己的焦虑悲凉。

　　这三篇纪事——《1854年12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1855年8月之塞瓦斯托波尔》——通常是被笼统地用同样的观点加以评论的。然而，它们之间却是迥然不同的。特别是第二篇，在艺术情感上有别于其他两篇。其他两篇中以爱国主义为主导，而第二篇中却有着一种不可改变的真理在飘荡着。

　　据说，俄国皇后读了第一篇纪事之后哭了，而沙皇则在赞叹之中下旨把它译成法文，并把作者调离危险区。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在这里只准激越爱国主义和战争情怀。托尔斯泰刚刚入伍；他的热情保持不变；他沐浴在爱国主义之中。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者中尚未窥见野心与自负，也未窥见任何卑微的情感。这对于他来说是一首伟大的史诗，其中的英雄“堪与希腊的英雄们相比拟”。此外，这些纪事没有任何想象的痕迹，也无任何客观表现的尝试；作者漫步城市；他清晰地在观察，但叙述方式却缺少洒脱；“你们看……你们走进……你们注意到……”这是夹杂着对大自然的美好印象的大的纪实。

　　第二幕则完全不同：《1855年5月之塞瓦斯托波尔》。自卷首起，我们便可读到：

　　“数千个人类的自尊心在这儿相碰撞了，或者在死亡中消失了……”

　　稍后，又可读到：

　　“……由于有许多的人，因此也就有许多的虚荣心……虚荣，虚荣，到处是虚荣，甚至在坟墓门前！这是我们这个世纪的特殊病症……为什么荷马的人物和莎士比亚的人物谈论着爱情、光荣和痛苦，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纪的文学却只是一些虚荣者与赶时髦者的无穷无尽的故事？”

　　纪事不再是作者的简单叙述，而是直接地把激情与人展示出来，所以它把英雄主义下面隐藏着的东西全都披露了出来。托尔斯泰那犀利而深邃的目光在他的战友们的心灵深处搜寻着；在他们心中以及在他自己的心中，他看到了骄傲、恐惧，看到了死到临头尚在继续演着的人间喜剧。特别是恐惧，被他指明了，被他揭去了面纱，被他赤裸裸地暴露了。这挥之不去的恐惧，这死亡的阴影，被他以一种可怕的真诚毫无顾忌、毫无怜悯地剖析了。在塞瓦斯托波尔，托尔斯泰学会了抛弃一切感伤，如同他鄙夷不屑地指出的，那是“一种空泛的、女性的、假惺惺的同情”。他的剖析天才在他少年时期已露出端倪，有时还几乎带有病态，但它从来没有比描写普拉斯胡辛之死达到更尖锐、更惊人的强烈程度。其中有两整页是在描写炮弹落下尚未爆炸的那一秒钟内，那不幸的人心灵之中所发生的情况，——还有一页是描写炮弹炸响之后，“他被当胸炸着而立刻死去”，那一刹那间心中的所思所想。如同演出中间乐队休息时那样，在这些战斗场面里，一片明媚的大自然展现出来，阳光穿过乌云，白昼的交响曲在壮美的景色中回响，尽管成千上万的人在这其中战死。基督徒托尔斯泰忘了他在第一篇纪事中的爱国主义，他在诅咒那大逆不道的战争：

　　“这些人，是一些基督徒，他们在宣扬爱与牺牲同样伟大的法律，他们同时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给予他们生命的同时又在每个人的心灵中投进带着惧死情感的对善与美的爱的那个上帝面前，竟然不下跪忏悔！他们不像兄弟那样流着幸福与欢乐的眼泪互相拥抱！”

　　在结束这篇语调尖刻到他的其他作品尚未见到的纪事时，托尔斯泰疑惑顿生。他这样说错不错呀？

　　“一种可怕的疑惑在压迫着我。也许不该把这些说出来。也许我所说的是那些可恶的真理之一。这些真理无意识地藏于每个人的心灵之中，不该表达出来，免得造成不利，如同酒糟一样，千万别去搅动，否则把酒给弄坏了，哪里是必须避免表述的罪恶？哪里是应当仿效的美的表白？谁是坏人？谁是英雄？大家都是好人，大家又都是坏人……”

　　但他又自豪地镇定下来说：

　　“我的这个短篇中的主人公，是我全身心地热爱的，是我想尽力表现其全部的美的，他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美的，这是真理。”

　　读了这几页之后，《现代人》杂志主编涅克拉索夫写信给托尔斯泰说：

　　“这正是今日俄国社会所需要的：真理，真理，自果戈理逝世之后，在俄国文学中所剩无几……您带给我们艺术的那个真理在我国是完全崭新的。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担心时间和人生的怯弱以及对围绕着我们的所有一切的装聋作哑会像对付我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那样把你收拾了——我担心它们会把您身上的精力磨灭光。”

　　但这并不可怕。时间虽能消磨掉一般人的精力，但却反而能增加托尔斯泰的精力。不过，在当时，祖国遭受的困难、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使他怀着一种痛苦怜悯的情感懊悔自己的太严酷的坦率。在第三篇纪事——《1855年之塞瓦斯托波尔》中，在叙述参加赌博的军官的争吵时，他突然停住了，说道：

　　“我们在这幅画像前赶快把幕拉上吧。明天，也许就在今天，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将愉快地迎向死亡。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深处，都蕴藏着伟大的火花，它将会使他们成为英雄。”

　　如果说这种顾忌丝毫没有减少纪实的力量，但对人物的选取已较好地显示了作者的同情了。马拉科夫的英雄事迹及其英勇陷落，在两个动人的、自豪的人物身上得到了体现：他们是两兄弟，哥哥是科泽尔特佑夫上尉，与托尔斯泰有点相似之处；弟弟是个旗手，叫沃洛加，生性胆怯但热情，爱狂热地自言自语，爱梦想，常常无缘无故地流泪，是温情的眼泪，是怯懦的眼泪，刚到防御工事中非常恐惧（可怜兮兮的他还怕黑，躺下时总要把头缩在军大衣里），常常因为自我孤独感和他人的冷漠而闷闷不乐，后来，当庄严的时刻到来时，他却笑对危险。后者属于一组充满诗意的少年人（如《战争与和平》里的彼加，《入侵》中的少尉），他们心中充满了爱，欣喜欢笑着去打仗，突然间，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就夭折了。兄弟二人是同一天——守城的最后一天——战死的。小说就在字里行间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怒吼的那几句话中结束了：

　　“队伍离城而去。眼望着失守的塞瓦斯托波尔，每一个士兵心中都满含着一种难以表述的悲痛，叹着气，向敌人伸出拳头。”

　　[七]

　　一年里，托尔斯泰在这座地狱之中触摸到了激情、虚荣和人类痛苦的深层处，当他从这地狱中走出来时，他于1855年11月，又回到了彼得堡的文人们中间，对他们有着一种厌恶与轻蔑的感觉。他觉得他们身上的一切都是委琐的，虚假的。这些人，远远望去，只觉得像是一种艺术光环中的人物——如他曾赞赏并把他的《伐木》刚刚题献给他的屠格涅夫，——走近了看，他感到一种悲哀的沮丧。1856年的一幅画像画着他置身于他们中间，画上有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格里戈罗维奇、德鲁日宁。在其他人的随意态度中间，他那悲苦严峻的神态，他那瘦削的脑袋，他那深陷的双颊，他那双僵直地搂住的胳膊，十分显眼。他身着戎装，站在这些文人身后，如同苏亚雷斯风趣地写的，“他不像是这伙人中之一员，倒像是在看押着他们：他好像正要把他们押回牢房里去”。

　　然而，大家都殷勤地围着这个年轻同行，他拥有双重的光环来到他们中间：作家兼塞瓦斯托波尔的英雄。曾经在读塞瓦斯托波尔纪实时流着泪喊“乌拉”的屠格涅夫，友爱地向他伸着手。但他俩话不投机。如果说他俩都用同样清晰的目光观察世界的话，那么他们在自己的观察中加进了各自敌对的心灵色彩：一个是嘲讽的和激动的，爱恋的和幻灭的，是崇尚美的；另一个则是粗暴的，自傲的，为道德观念所苦恼，背负着一个隐而不露的神明。

　　托尔斯泰尤其不能原谅这些文人的是，他们自以为是一个精英阶层，是人类的尖尖。他在对他们的憎恶中注入了一个贵族和军官对放荡的平庸作家的傲岸。他“本能地反对一般人全都承认的判断”，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对人的猜疑，对人类理性的潜在的蔑视，使得他到处去探究自己或他人的欺骗和谎言。

　　“他从不相信别人的真诚。他觉得一切道德激情都是虚假的，而且他还习惯于用他那十分深邃的目光去逼视他觉得没有说真话的人……”（屠格涅夫语）

　　“瞧他听人说话的样子！瞧他用深陷于眼眶中的灰眼珠直视对话者的样子！他那紧抿着的嘴唇含着多大的嘲讽！”（格里戈罗维奇如是说）

　　屠格涅夫说，他从未感到有什么比他那犀利的目光，再加上两三个令人暴跳如雷的恶毒字眼更让人难堪的了。

　　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分别之后，他们平静下来，并竭力地还对方以公道。但是，时间使得托尔斯泰同他的文人圈更加的疏远。他无法原谅这些艺术家口是心非，一面过着堕落的生活，一面又在宣扬所谓的道德。

　　“我深信，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恶劣的，没有品德的，比我在军中的漂泊不定的生活里所遇到的那些人低级得多。可他们对自己却很有信心，沾沾自喜，好像完全健康的人一样。他们让我恶心。”（《忏悔录》，全集第十九卷）

　　他同他们分手了。然而，他在一段时间里仍保留着他们的那种对艺术的功利主义。他的傲岸在其中获得了满足。这是一种回报颇丰的宗教；它能为你提供“女人、金钱、荣誉……”

　　“我曾是这个宗教中的高级神职人员之一，享受着惬意的很有利益的生活环境……”

　　为了更好地投身其中，他退伍了（1856年11月）。

　　但是，像他这种性格的人是不可能闭着眼睛的。他相信进步，他愿意相信进步。他觉得“这个词意味着点什么”。去外国——法国、瑞士和德国。1857年1月29日到7月30日的一趟旅行使这一信念倾倒了。1857年4月6日在巴黎看到的一次行刑“向他显现出进步的迷信之虚幻……”

　　“当我看到身首异处，头落到篮子里时，我的全身都感觉到，任何有关现存秩序有道理的理论都无法证明这种行为是正确的。如果全世界所有的人依据某种理论而认为这实属必要的话，我却认为这是很坏的，因为决定善或恶的不是人们所说的和所做的，而是我的心。”（《忏悔录》）

　　1857年7月7日，在卢塞恩，他看见寓居于施威策尔霍夫的英国富人们不愿施舍一个流浪的小歌手，他便在《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中写下了他对所有那些在自由派们看来十分宝贵的幻想表示了他的蔑视，并对这些“在善与恶的大海上想画出几条想象的线条来的人”嗤之以鼻。

　　“在他们看来，文明是善，野蛮是恶，自由是善，奴隶制是恶。这种梦幻般的认识毁去了本能的、原始的、最好的需要。谁能向我明确指出何谓自由，何谓专制，何谓文明，何谓野蛮？善与恶互不共存的地方在哪里？我们身上只有一个永不犯错误的指引者，那就是鼓励我们相互亲近的无处不在的神明。”

　　回到俄罗斯，回到亚斯纳亚，他又开始关注农民了。这并不是说对民众已不再抱幻想。他写道：

　　“民众的辩护者，说民众有良知的人，都白费口舌了，民众也许真的是正直者的集合体，但他们只是在庸俗可鄙的方面是团结的，这只是表示出人类本性中的弱点和残忍”。（《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

　　因此，他所启发的并不是民众，而是每个人的个人觉悟，而是民众的每个儿童的觉悟。因为这才是光明之所在。他创办一些学校，但却并不太知道要教些什么。为了获得一些经验，他于1860年7月3日到1861年4月23日，第二次游历了欧洲。

　　他研究了各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不用说，他后来把它们全都撇弃了。在马赛的两次逗留中，他明白了真正的民众教育是在他觉得可笑的学校之外，通过报纸、博物馆、图书馆、大街、生活等他称之为“无意识的学校”或“自发的学校”进行的。自发的学校是与强制性的学校相对立的，他认为后者是不祥的，愚蠢的，他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后，想创办的、试着创办的就是这种自发的学校。他的原则是自由。他不允许一些精英——“享有特权的自由阶层”——把他们的学识和错误强加于民众，因为他们并不了解民众。他们没有这个权利。这种强制性的教育方法，在大学里从来就无法造就“一些人类所需要的人，而造就的却是一些腐败社会所需要的人：官僚，官僚教授，官僚文学家，或者一些毫无目的地挣脱了自己的原有环境的人——青少年时期就被惯坏了的、在人生中找不到方位的人，如一些病态的、骄纵的自由主义者”。应该让民众说他们需要什么！如果他们并不在乎“知识分子们强迫他们学习的读和写的技巧的话”，他们是自有其道理的：他们有别的更加迫切更加合理的精神要求。试着去弄明白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去实现这些需求吧！

　　像一位革命的保守者（托尔斯泰一直就是）的这些自由理论，托尔斯泰在努力地把它们在亚斯亚纳付诸实践，他不像是他的学生们的老师，而更像是他们的同学。与此同时，他还努力地在农业种植中引入一种更加人性化的精神。1861年他被任命为克拉皮夫纳县的地方仲裁人，他保护民众与地主和国家的滥施淫威相抗争。

　　但是，别以为这种社会活动使他得到满足，并占据了他的全部精力。他仍旧继续受到种种敌对的情欲的支配。尽管他有了这种社会活动，但他始终喜爱社交，他需要社交。隔三差五地，享乐又攫据着他，或者是好活动的兴趣又袭上心头。他甘冒生命危险跑去猎熊。他常常去豪赌。他有时甚至还受到他所蔑视的彼得堡文学圈的影响。从这些歧途中走出来之后，他因厌恶而陷入危机之中。这一时期的作品令人遗憾地留有艺术的和精神的游移不定的痕迹。《两个轻骑兵》（1856年）有着一股典雅、自负和浮华气味，托尔斯泰对此也很反感。1857年写于第戎的《阿尔贝》是绵软无力的，怪兮兮的，毫无他所固有的那种深度和精度。《记数人日记》（1856年）虽更动人，但显得仓促，似乎反映出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那份厌恶。他的化身——涅赫留波夫亲王——在一个下流处所自杀身亡：

　　“他拥有一切：财富，声望，思想，灿烂的希望；他没有犯过任何罪，但他却做了更糟糕的事：他宰杀了他的心，他的青春；他迷失了方向，甚至并不是有什么强烈的情欲，而是缺乏意志所致。”

　　死亡的迫近都没能使他改变……

　　“同样的怪诞轻率，同样的犹豫不决，同样的思想轻浮……”

　　死，在这个时期，开始缠绕着托尔斯泰的灵魂。《三个死者》（1858—1859年）已经预示《伊万·伊里奇之死》中对于死亡的阴沉的分析，预示着死者的孤独以及他对活着的人们的仇恨，还有他的绝望的呼号：“为什么？”三个死者——富婆、患痨病的老驿站马车夫和砍倒的桦树——的这“三部曲”是有其伟大之处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细致入微，形象比较生动，尽管这部被过于吹捧的作品结构有点松散，桦树的死也缺乏增加托尔斯泰的景物描写之美的那种确切的诗意。从总体上看，我们尚不知是为艺术而艺术占上风呢还是道德意图占上风。托尔斯泰自己也不知道这一点。1859年2月4日，在俄罗斯文学爱好者莫斯科协会的新会员演说词中，他大肆宣扬为艺术而艺术；而协会会长霍米亚科夫在向他这位“纯艺术的文学代表”致意之后，则提出了捍卫社会与道德的艺术问题，对他加以驳斥。

　　一年之后，1860年9月19日，他亲爱的哥哥尼古拉因肺痨在耶尔病逝，他悲痛欲绝，竟致“动摇了他在善与一切方面的信念”，并使他唾弃艺术：

　　“真理是可怕的……无疑，只要存在想知晓真理并说出真理的愿望，人们便竭力地去了解它并说出它来。这是我的道德观中唯一留存下来的东西。这是我将要做的唯一的事情，但不是在你们的艺术形式之下去做。艺术就是谎言，可我不能再爱美丽的谎言了。”（1860年10月17日写给费特的信）

　　但是，不到半年之后，他在《波利库什卡》中又回到了“美丽的谎言”了。该书也许是除了他对金钱和金钱之万恶的诅咒而外，最没有道德意味的作品了。这是纯粹地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品。然而，它也是一部杰作，我们所能指责它的是过于丰富的观察、足以写一个大部头的丰富素材以及结尾的残酷和开始的幽默之间的过于强烈而又有点残酷的反差。

　　[八]

　　在这一过渡时期，天才的托尔斯泰在摸索，在怀疑自己，他似乎很激动，“没有很强烈的激情，没有主宰意志”，如同《记数人日记》中的涅赫留波夫亲王。但在这一时期，他却创作出了他此前从未创作过的最精粹的作品——《夫妇间的幸福》（1859年）。这是爱情创造的奇迹。

　　多年来，他一直是别尔斯家的好友。他相继爱过这一家的母女四人。最后，他真正爱上的是二女儿。但他不敢承认这一点。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别尔斯还是个孩子：她刚刚才满17岁，他却已30多了，他看自己像是个老头儿，已无权把自己那疲惫、污秽的生活与一位天真无邪的少女的生活结合在一起了。他隐忍了3年。后来，他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讲述了他是如何向索菲娅·别尔斯求爱以及她是如何回答他的——他俩用一点铅粉在一张桌子上撒出了他们不敢启齿的词的第一个字母。犹如《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似的，他强烈地想把他的《日记》交给他的心上人，以便她完全了解他过去的丑事；而索菲娅则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一样，为此而深感痛苦。1862年9月23日，他俩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但在已经过去的这3年之中，在创作《夫妇间的幸福》一书时，这桩婚姻已经在诗人的思想中铸就了。3年来，他已经提前经历了那尚未被知晓的爱情的难以言表的日子，以及爱情已经被发现的醉人的日子，还有那期待之中的神圣话语悄悄倾诉的时刻，和为了“一去不复的幸福”而流泪的时刻；接着是新婚燕尔，爱情的自私，“接连不断的无缘无故的欢乐”；再后来便是疲乏，隐隐的不快，单调生活的烦闷，两颗慢慢在分离和疏远的结合在一起的心，对于少妇而言的危险的世俗迷恋（卖弄风情，忌妒，无法挽救的误解），于是，爱情结束了，失去了；最后，温柔和凄楚的心之秋来临了，重现的爱情的面孔是苍白的，衰老的，因泪痕，因皱纹，因对种种磨难的回忆，因对互相伤害的懊恼，以及因虚度的岁月而更加凄婉动人——随后便是夜晚的宁静，从爱情转向友情，从激情的浪漫转向母爱的庄严过渡……应该到来的一切之一切，托尔斯泰都提前梦想过，体味过。而为了更好地体验这一切，他还在她——他的心上人的身上体验过。小说的情节在一个女人的心中展开，并由她来讲述，这是第一次，也许是托尔斯泰作品中唯一的一次。讲述得多么的细腻啊！罩着一块纯洁面纱的心灵的美……这一次，托尔斯泰的剖析抛开了他那有点过强的光；它没有狂热地拼命要披露真理。内心生活的秘密让人去猜测，而不是吐露出来的。托尔斯泰的心灵和艺术温和了。形式与思想达到和谐的均衡：《夫妇间的幸福》有着拉辛式的作品之完美。

　　托尔斯泰所深切受到其温馨与麻烦的婚姻，应该是他的救星。他慵懒，患病，厌烦自己，厌烦自己的努力。紧接着最初几部著作的辉煌成功之后的是评论界的寂然无声以及公众的冷漠。他高傲地装出高兴的神情来。

　　“我的名声大失人心，这曾使人郁郁寡欢。现在，我平静了，我知道我有话要说，而且我有力气大声地说。至于公众，他们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1857年10月《日记》）

　　但他是在自吹自擂：对自己的艺术，他并没有把握。无疑，他是自己的文学工具的主宰，但他并不知道用它来做什么。正如他在谈到《波利库什卡》时所说：“这是一个知道掌握自己的笔的人遇到个题目就写的连篇废话。”他的社会事业失败了。1862年，他辞去了地方仲裁人的工作。同年，警方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进行搜查，把一切都翻了一个遍，最后查封了学校。当时，托尔斯泰不在场，他太疲劳了；他担心会得痨病。

　　“仲裁纠纷对我来说太艰难了，学校工作又是那么没有头绪，为了教育他人而不懂装懂的那份尴尬比我感到的那强烈的厌恶，凡此种种，弄得我病倒了。如果对于我来说没有生活那尚未为人所知的另一面——家庭生活——让我看到光明的活，我也许早就陷入我十五年后几乎陷入的绝望之中了。”（《忏悔录》）

　　[九]

　　起先，他怀着在一切事情上所付诸的那种激情享受着家庭生活。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他的艺术的个人影响是十分宝贵的。她很有文学天分，如她所说，她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夫人”，因为她把丈夫的事业放在心上。她同他一起工作，她记录下他的口述，誊清他的草稿。她竭力地保护他不受其宗教魔鬼的侵扰，这可怕的幽灵已经在不时地吹拂着艺术死亡的气息。她还竭力地把他的门对社会乌托邦关闭。她在激发他身上的创作天才。不仅如此，她还用她那女性的心灵带给这个天才新的丰富的源泉。除了《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中的一些漂亮身影而外，托尔斯泰初期作品中几乎没有女人的存在，或者有也是处于次要地位。在索菲娅·别尔斯的爱情的影响下写成的《夫妇间的幸福》中，女人出现了。在随后的那些著作中，少女和女人的典型大量涌现，并有着一种热情洋溢的生活，甚至胜过男人的生活。我们愿意相信，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仅充当她丈夫在《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与《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基蒂的原型，而且由于她的倾诉以及她的独特的视觉，她可能还是他的一个可贵的和谨慎的合作者。我觉得《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某些篇章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

　　多亏了这段姻缘的恩泽，托尔斯泰在十年或十五年中品尝到了一种他久违了的和平与安全。于是，在爱情的呵护下，他得以悠然闲适地去幻想并实现其思想的杰作，那是凌驾于19世纪全部小说之上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1864年至1869年）和《安娜·卡列尼娜》（1873年至1877年）。

　　《战争与和平》是我们时代的最浩瀚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众多的人物和激情涌动其中。在波涛汹涌的人类的汪洋大海中，一颗灵魂威然雄踞着，在镇定自若地鼓动着和阻遏着暴风雨。在凝视默想着这部著作时，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荷马和歌德，尽管精神和时代都大不相同。然后，我看出，在托尔斯泰创作的那个时期，他的思想确实是从荷马和歌德那儿汲取了营养。而且，在他归纳各种不同的文学题材的1865年的笔记中，他把《奥德赛》、《伊利亚特》、《1805年……》（即《战争与和平》的第一二部分）归于同一类。他思想的自然活动把他从个人命运的小说引向描述军队和人民的小说，引向描述千百万生灵的意志在其中交织的巨大人群的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期间的悲壮经历终于使他懂得了俄罗斯的民族魂及其古老的生命。恢宏的长篇《战争与和平》在他的计划中本来只是一组史诗般的壁画系列——自彼得大帝到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史诗——中的一幅中心画而已。为了很好地感受这部作品的威力，必须体会它潜在的统一性。大多数的法国读者有点近视，只看见其中的无数细枝末节，被弄得眼花缭乱。他们迷失在这片人生的森林之中。必须登高远眺，用目光去环抱那自由的天际以及那一片树林和田野；那我们就会窥见这一部著作的荷马式的精神、永恒法则的静寂、命运气息的有力节奏、所有细节与之相连的整体情感，以及如同《创世纪》中的威临海上的上帝似的驾驭着其作品的艺术家的才华。

　　开始时，大海平平静静。和平，战争前夕的俄罗斯社会。前一百页以一种沉着镇静的精确性和卓绝的嘲讽，反映出灵魂之虚幻。仅仅在将近第一百页处，那些行尸走肉的一个——他们中最坏的一个——才发出一声叫喊：

　　“我们在犯罪，我们在欺骗，而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呀？我已年过半百，我的朋友……一切都要以死而告终的……死，多么可怕呀！”

　　在这些贫乏的、撒谎的、无所用心的并会堕落和犯罪的灵魂中，有某些较为健全的天性的人显现出来：在真诚的人中，有皮埃尔·别祖霍夫那样的天真淳朴的人，有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那样十分独立、怀有古老的俄罗斯情感的人，有小罗斯托夫们那样具有青春气息的人；另外，还有像玛丽娅公主那样心地善良和遇事忍让的人；有像安德烈亲王那样的并不善良、为人傲慢、并被这不健全的生活折磨着的一些人。

　　可是，波涛开始涌动。行动开始。俄罗斯军队挺进奥地利。宿命在主宰着。在这发泄着一切兽性的场合——战争——中，宿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加有力地主宰着一切。真正的将领并不是那些企图调度操纵的人，而是像库图佐夫或巴格拉季昂那样的人，他们“让人相信他们自己的意志完全与实际上只是与环境促成的效果，由部下的意志所获得的战绩以及偶然的现象等协调一致的”。听凭命运的摆布就是好！纯粹行动的幸福，正常而健全的状态。被扰乱了的精神重新找到了平衡。安德烈亲王缓过气来了，开始活泛了……而在远方，在远离生命气息和神圣风暴的地方，那两颗最优秀的灵魂——皮埃尔和玛丽娅公主——却受到他们那上流社会恶习的传染的威胁，受到爱情谎言的威胁，在奥斯特利茨受了伤的安德烈在这突然中断了的行动的陶醉中间，猛然间有了无限宁静的启迪。他仰面躺着，“只看见头顶上方很高很高的地方，是一片广袤深邃的天空，几片浅灰色的薄云无力地飘浮着”。

　　“多么的宁静！多么的平和！”他心里在想，“这和我那狂奔猛突是多么的不同呀！这高远的天空我怎么早没有发现呢？我终于看到它了，我好幸福啊！是的，一切都是虚空，一切都是失望，除它以外……除它以外，什么也没有……感谢上帝！”

　　然而，他的生活恢复了，波涛止息了。心灰意冷、焦躁不安的芸芸众生又在沮丧绝望，在城市的混浊气氛中，在黑夜中，四处徘徊，游荡。有时候，在被世俗毒化的气氛中，混合着大自然那醉人的、令人发狂的气息，混合着春天、爱情、盲目的力量，使得迷人的娜塔莎向安德烈亲王投怀送抱，但不一会儿，又把她投入随便一个勾引她的男人怀中。尘世糟蹋了多少诗意、多少温情、多少纯洁的心啊！而“凌驾于恶浊尘寰的无垠天空”却始终如故。但是人们对它却视而不见。甚至连安德烈也忘了奥斯特利茨的光亮。对于他来说，天只不过是“一个阴暗和沉重的苍穹”，它笼罩着虚无。

　　对于这些贫血的心灵，是到了用战争的风暴来重新刺激一下的时候了。祖国遭受侵略。鲍罗金诺村陷落。这庄严伟大的日子。前嫌尽释。道洛霍夫拥抱了他的仇敌皮埃尔。受伤的安德烈在为他曾最痛恨的人、救护车中的邻人阿纳托里·库拉金的不幸而伤心怜惜地哭泣。一切心灵通过热情的为国献身的精神和对神明的律令的屈从而结合在一起了。

　　“严肃地、认真地接受战争那可怕的在所难免……最艰难的考验就是让人的自由屈从于神明的律令。心灵的纯朴在于对神明的意志的屈服。”

　　俄罗斯的民族魂及其对命运的屈从都体现在库图佐夫大将军身上了。

　　“这位老人，作为激情来说，有的只是经验——激情的结果。在他的身上，旨在集合事实并从中得出结论的智慧被一种对事件的冷静观察所替代，他不创造什么，不从事什么，但他在听，在回想一切，他善于在合适时机利用这一切，不阻挡任何有用的东西，也不容许任何有害的东西。他在他的战士们的脸上窥伺那种难以捕捉的、被称之为必胜信念、战而胜之的意志力量。他承认某种比他的意志更加强有力的东西：在他眼前展现的事物的必不可免的进程；他看到这些事物，他跟随着它们，并善于摒弃自己个人的意见。”

　　总之，他有着那种俄罗斯心魂。俄罗斯民族那显而不露的悲壮的宿命观，在这位可怜的农民——普拉东·卡拉塔耶夫身上体现出来了，他质朴，虔诚，隐忍，面对痛苦和死亡也总露出他那慈祥的微笑。经过种种磨难，经历了祖国的遭劫和垂死的挣扎，书中的两位主人公——皮埃尔和安德烈，由于使他们看到了活着的神明的爱情和信仰，终于获得了精神的解脱和神秘的欢乐。

　　托尔斯泰并未到此收尾。1820年的那个跋是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拿破仑时代到十二月党人那个时代的一个过渡，它给人以生命的延续和重新开始的感觉。托尔斯泰没有在危机高潮之中开始和结束，而是如他开始时一样，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时候结束的。他们已经瞥见未来的英雄们，以及他们与在活着的人们中间复活的死人们之间将会发生的冲突。

　　我已经在试图把小说的主要线条勾勒出来了，因为很少会有人愿意这么费劲地去寻找它们的。但是，那数百个英雄，各有特色，描绘得栩栩如生，他们是一些士兵、农民、贵族、俄罗斯人、奥地利人和法国人，他们的特殊的生命力又如何去看呢！这里面没有任何的临时编造。对于这一系列欧洲文学中毫无雷同的肖像，托尔斯泰事先作过无数的草图，他说“那是由数百万个构思组织起来的”，他在各个图书馆里查询，动用了家庭档案、自己从前的笔记以及他个人的回忆。这种缜密的准备工作保证了创作的坚实性，但并未影响其自发性。托尔斯泰以一种与读者心灵相通的激情和欢乐，热情洋溢地进行创作。《战争与和平》之所以魅力无穷，特别是其年轻的心灵使然。托尔斯泰的其他著作没有一部似这本书那么富有童心了；而每一颗童心都是一首清纯如泉水、婉转动人如莫扎特的旋律的歌曲，诸如年轻的尼古拉·罗斯托夫、索妮娅、可怜的小彼加。

　　最恬静秀美的是娜塔莎。一位可爱的姑娘，爱幻想，爱笑，充满爱心，我们看着她在身边长大，我们怀着像是对自己姐妹似的纯洁的柔情看着她生活——谁会说自己与她未曾相识……春天那美好的夜晚，娜塔莎在月光下，临窗幻想，热情似火地说着，楼上窗前的安德烈亲王在倾听着……第一次舞会的激动，爱情，爱情的企盼，欲念和乱梦的开始，黑夜里坐着雪橇在映着怪异光亮的积雪森林中的奔驰。以迷情吸引着您的大自然。歌剧之夜，艺术的奇特世界，理智在其中陶醉了；心的狂乱，因爱情而慵倦的躯体的疯狂；洗涤灵魂的痛苦，守护着垂死的心上人的神圣的怜悯……我们在回溯这些可怜的回忆时，不可能不产生那种谈论一位最亲爱的女友时的激动。啊！这样的一种创作与几乎所有的现代小说和戏剧相比较时，便可以看出后者中的女性人物的弱点有多么大了！生命被抓住了，它是那么的灵活，流畅，似乎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它在颤动，在变化。——面丑心善的玛丽娅公主是一幅完美的画；在看到胆怯地怕被人看到的一颗心的所有秘密被暴露出来时，这个腼腆而笨拙的姑娘的脸羞红了，如同那些与她相仿的女子遇此情况也会羞涩难当一样。

　　一般来说，如我所指出的那样，女人的性格大大地强于男人的性格，特别是强于托尔斯泰在其中加进了他自己的思想的那两位英雄的性格：皮埃尔·别祖霍夫的脆弱绵软的性格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炽热而暴烈的性格。他们那是无主心骨的灵魂；这些灵魂永远在摇摆不定，不往前进；它们从一端摆到另一端，永远畏缩不前。有人无疑会说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正是俄罗斯人的心灵。可我却发现，一些俄罗斯人也有同样的批评意见。正是在这一点上，屠格涅夫指责托尔斯泰的心理停滞不前。“没有真正的发展。永远的迟疑，情感的颤动。”托尔斯泰自己也认为他有时为了历史的画卷而稍稍牺牲了个人的性格。的确，《战争与和平》的荣光在于整个一个历史时代的复活，在于民族的那些变迁与民族战斗的复活。它的真正的英雄，是各民族人民；而在他们身后，如同在荷马的英雄们的身后一样，神明在引导着他们：那是无形的力量，“是引导群众的无穷的渺小”，是“无穷”的气息。一种潜藏的命运使盲目的各民族相互碰撞的那些大的战斗，有着一种神秘的伟大。透过《伊利亚特》，我们想到印度的史诗。

　　*****

　　《安娜·卡列尼娜》同《战争与和平》一样，也是这一成熟时期的顶峰。这是一部更加完美之作，是由一个对其艺术行当更加有信心的思想支配着的作品，这个思想有着更加丰富的经验，对于它来说，心灵世界已不再有任何的秘密。但其中缺少那种青春的火焰，那种朝气蓬勃——那是《战争与和平》的巨翼。托尔斯泰已经不再有同样的创作激情了。新婚燕尔的暂时宁静已经消失。在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为他创造的爱情和艺术的欢快氛围中，精神烦恼又开始悄悄渗透进来。

　　婚后一年写出的《战争与和平》的头几章里，安德烈亲王向皮埃尔吐露的有关婚姻的心里话，就已经表示出把所爱的女人视为陌生人，视为无辜的仇敌，视为其精神发展的不知不觉的障碍的那个男人的幻灭。1865年的一些信预示着宗教折磨的回潮。这些还只是一些短暂的威胁，生活的幸福为之驱散。但是，1869年，在托尔斯泰结束《战争与和平》的那几个月里，一个更为严重的震撼出现了：

　　他离开家人好几天，去参观一处庄园。一天夜里，他已躺下睡了；钟刚敲过凌晨两点：

　　“我疲惫不堪，睡得很香，感觉挺好。突然间，我一阵焦虑，从未感到过的那么大的惊恐攫住了我。我将详细讲给你听：真的吓坏人了。我跳下床来，叫人套车。在套车期间，我又睡着了，当人家叫醒我时，我已完全平复下来。昨天，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但程度没那么严重……”

　　托尔斯泰伯爵夫人用爱情辛苦建造的幻想城堡龟裂了，在《战争与和平》的完成给艺术家思想上所留下的空隙中，艺术家又被他对哲学和教育学的关注所占据：他想写一本平民百姓读的《启蒙读物》；他辛勤地写了四年；他对它比对《战争与和平》更加感到自豪，于是，他写了一本（1872年）之后，又写了第二本（1875年）。后来，他又搞起希腊文来，从早学到晚，把其他的活儿全都丢下了，他发现了“美妙的色诺芬”，发现了荷马，那个真正的荷马，而非翻译家们的荷马，不再是“所有那些茹科夫斯基和那些福斯在用庸俗、呻吟、带喉音、缠绵的声音唱出的歌声，而是另外一个魔鬼在大声地，旁若无人地唱着”。

　　“不懂希腊文，就没有学问……我坚信在人类语言中，所有真正美的，属于单纯的美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

　　这是一种疯狂：他也承认这一点。他又办起学校来，那么地狂热，竟致病倒。1871年，他不得不到萨马拉的巴奇基尔斯家里去疗养。除了希腊之外，他对什么都感到讨厌。1872年的一场官司之后，他认真严肃地谈起要卖掉他在俄国的所有一切，到英国去定居。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此非常的遗憾：

　　“如果你一天到晚埋首于希腊文里，你的病永远也好不了的。是你那希腊文闹得你焦虑不安，让你对目前的生活这么冷漠的。怪不得大家都说希腊文是死的语言：它让人处于一种精神死亡状态。”

　　在抛开了许多刚拟定的计划之后，在1873年3月19日，他终于令伯爵夫人大喜过望，开始创作《安娜·卡列尼娜》了。当他创作这部小说时，他的生活被家中的丧事弄得凄凉忧伤；他的妻子病倒了。“家中没有了幸福……”

　　这部著作中稍稍带有这悲惨经历与那幻灭的热情的痕迹。除了列文订婚的那几章漂亮的章节而外，书中的爱情已不再有《战争与和平》中的某些章节的那种欢快的诗意了，那是与各个时代的美妙抒情诗可以相媲美的。而且，这本书中的爱情有着一种尖刻的、肉欲的、专横的特点。主宰着这部小说的宿命论不再是如《战争与和平》中的某种杀戮和宁静的神明克里希纳，不再是命运的支配者，而是爱的疯狂，是“整个维纳斯……”在舞会那美妙的场景中，当安娜和沃伦斯基不知不觉中互相热爱时，是这个维纳斯在这无邪的、美丽的、富有思想的、穿着黑丝绒服的安娜身上，加上“一种恶魔似的诱惑”。当沃伦斯基刚刚倾诉爱情时，是她使安娜脸上光亮闪闪的——“但并不是欢乐的光辉：而是漆黑之夜的一场火灾的那可怕的火光”。是她使这个正直而理性的女人，这个情爱至深的年轻母亲的血管里，流动着一种肉欲的力量，而她还驻足于这个女人的心间，直到把这颗心摧毁之后才离去。但凡接近安娜者，没有一个没感到那潜藏的恶魔的吸力和恐怖的，基蒂首先惊惧地发现了它。当沃伦斯基去看安娜时，有一种神秘的恐惧感掺杂于他的快乐之中。列文在她的面前失去了他的全部意志。安娜自己也很清楚，她已不能自主。随着故事的发展，那纠缠不放的激情在一点一点地啃噬掉这个高傲的人的整个道德壁垒。她身上所有优秀的东西——她那颗勇敢、真诚的心灵——瓦解了，堕落了：她不再有勇气牺牲掉她的世俗虚荣；她的生命除了取悦她的情人外，已别无目的；她胆怯地，羞愧地不让自己生儿育女；忌妒心在折磨着她：奴役着她的那性欲力量迫使她在动作中、声音上、眼睛里装假作态；她堕落成为那种见到任何一个男人都要回眸一笑的女人了；她依靠吗啡来麻醉自己，直到那些无法忍受的折磨以及道德堕落的悲苦把她终于推向火车轮下为止。“而那个胡子拉碴儿的小乡下人”，——那个纠缠在她和沃伦斯基梦境中的幻影，——“站在车厢踏板上探身看着铁轨”；而据那带有预言性的梦所示，“他在一只口袋上勾着头，把剩下的一些零碎往里面塞，那是她带着痛苦、背叛和烦恼的生命……”

　　“我保留了报复的权利。”上帝说……

　　在这受爱情煎熬、被上帝的律令压迫的一颗灵魂的悲剧——是作者一气呵成、深刻痛彻的一幅画——周围，托尔斯泰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还安插了另外几个生命的故事。遗憾的是，这些平行的故事转换得有点牵强附会，生硬造作，没有达到《战争与和平》的那种交响曲般的有机统一。我们还可以看到某些场面的完全的写实——彼得堡的贵族圈子及其海阔天空的交谈，——有时毫无用处。总之，托尔斯泰比在《战争与和平》中更加直露地把他的精神人格和哲学思想并置于人生景观之中。不过，作品并未因此而减少其富丽壮观。同《战争与和平》一样，人物众多，且各具特色。我觉得对男子的描写更棋高一筹。托尔斯泰精心描绘的斯捷潘·阿尔卡杰维奇那个可爱的自私者，谁见了都不会不回报他那友善的微笑的，还有卡列宁，高官的完美典型，优雅但平庸的政治家，总是以一种嘲讽来掩饰自己的情感：尊严与懦弱，伪善与基督精神的混合物；虚伪世界的古怪产物，这个虚伪世界，尽管他聪明且真的慷慨，他也永远无法摆脱，——而且，他颇有道理地向自己的心灵挑战，因为当他任由自己心灵摆布时，最终却落入一种神秘的虚幻境界。

　　小说的主要情趣之所在，除了安娜的悲剧和1860年前后的俄国社会的各种画面——沙龙，军官俱乐部，舞会，剧院，赛马——而外，就是它带有自传的特点。康斯坦丁·列文比托尔斯泰其他任何一个人物都更像他的化身。托尔斯泰不仅赋予列文以他那既保守又民主的思想、他那乡村贵族蔑视知识分子的反自由主义，而且还赋予列文他的生命。列文与基蒂的爱情以及他俩最初几年的婚姻生活，就是他自己家庭生活的回忆的移植，——就连列文兄弟的死也是托尔斯泰兄弟德米特里之死的一个痛苦的追忆。最后那整个一部分，对该书是一种画蛇添足，但却让我们看到了他当时的那种种烦乱的心境。如果说《战争与和平》的结束语是转入下一部拟定的作品的一种艺术性过渡的话，那么《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尾则是两年后在《忏悔录》中表述的精神革命的一种自传性的过渡。在本书的叙述过程中，已经一再地以一种讽刺的或激烈的形式来抨击当时的社会，而在后来的著作中，他仍在不停地抨击着它。他抨击谎言，抨击一切谎言（无论是道德的谎言还是卑鄙的谎言），抨击自由论调，抨击世俗的慈善，抨击沙龙式宗教，抨击博爱！他向社会宣战，因为这个社会歪曲所有真正的情感，并摧残心灵的慷慨激情！死亡突然向社会的陋习投下一束光芒。在奄奄一息的安娜面前，故作高傲的卡列宁伤心落泪了。在这颗没有生命、一切都是造作的心灵里，透进了一束爱之光和基督的宽宥。他们仨人——丈夫、妻子、情人——暂时地改变了。一切都变得质朴而正直。但是，随着安娜的恢复，他们仨人——又都感到，“在一种从内心中指引他们的几乎圣洁的道德力量面前，还有另一种粗暴的、强大的力量在不知不觉地支配着他们，并将不让他们得以安宁”。而他们预先就明白，在这场斗争中他们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将在这斗争中被迫作恶，那是社会认为必要的”。

　　如果说列文像他所代表的托尔斯泰那样在书的结尾处也得以升华的话，那是因为死亡也触动了他。在这之前，“他无法信仰，他也同样不能完全怀疑”。自从他看到他的兄弟死去之后，他便对自己的愚昧无知深感恐惧。他的婚姻曾在一段时间里把他的焦虑压住了。但是，自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之后，焦虑又出现了。他交替地在祈祷和否定。他徒劳无益地阅读哲学家们的著作。在狂乱时，他竟然担心自己会自杀。体力劳动使他感到轻松些：劳动中，没有怀疑，一切都是明晰的。列文同农民们聊天；其中有个农民跟他谈到那些“不为自己而为上帝活着的人”。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启示。他看到了理智和心灵的对立。理智教人为了生存而进行残酷的斗争；热爱别人是毫无道理的：

　　“理智没有教给我任何东西；我所知道的所有一切都是心灵给予我，启示我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

　　从此，平静恢复了。卑微的乡下人——其心灵是他的唯一指引者——这个词儿把他带回到上帝面前……什么上帝？他并不想知道。此刻的列文，犹如将来长时期的托尔斯泰一样，在教会面前毕恭毕敬，对于教义毫不反对。

　　“即使在苍穹的幻想中，在星球的表面运动中，都有一种真理。（《安娜·卡列尼娜》第二卷）

　　[十]

　　列文的这些焦虑，他瞒着基蒂的这些自杀念头，托尔斯泰在这同一时期也在瞒着他的妻子。但是，他都未能获得赋予他的主人公的那份宁静。说实在的，这种宁静并不是互相传递的。我们感到它被人向往多于被实现，因而列文很快便又落入怀疑之中。托尔斯泰很清楚这一点。他费尽心血才写成这部著作。他在写完之前，就对《安娜·卡列尼娜》感到厌烦了，竟致无法写下去。他怔怔地呆着，没有心情，厌恶自己，害怕自己。这时候，在他生命的空隙中，刮起一股源自深渊的狂风，即死亡的晕眩。托尔斯泰后来在逃出深渊之后，讲述了这些蹉跎岁月。“我还不到五十岁。”他说道，“我爱过，我也被爱过，我有几个好孩子，有大片庄园，有荣耀、健康和道德与体魄的力量；我能像个农民似的刈草；我连续工作十小时也不累。突然间，我的生命停止了。我能够呼吸、吃喝、睡觉。但这并不是生活。我不再有欲望了。我知道没有什么可向往的。我甚至都不想去认识真理。所谓真理，就是说人生是一种癫狂。我已到了深渊边缘，我清楚地看到，除了死亡而外，什么都没有。我，一个身体健康、幸福的人，我感到我已不能活下去了。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力在把我引向摆脱生命……我不想说我当时想自杀。在怂恿我抛开生命的那股力比我强大；那是与我过去向往生活那种吸力相似的一种吸力，只不过是方向相反而已。我不得不对我自己运用计谋，以免退却得太快。就这样，我这么个幸福之人，竟要把绳子藏匿起来，以免我在自己每晚独自一人脱衣上床的卧室里把绳子结在几只衣橱上，悬梁自尽。我不再携枪打猎，免得顿生用枪自毙的念头。我觉得我的生命是一场闹剧，有人在故意地耍弄我。四十年的劳动、痛苦、进步，回头一看竟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我将剩下的只是一堆烂肉和蛆虫……人只有陶醉于人生时才能活下去；但是，一旦醉意消失，你就看到一切皆是欺骗，荒谬的欺骗……家庭和艺术已不再能满足我了。家庭，也就是一些同我一样的不幸之人。艺术是一生的一面镜子。当人生不再有意义时，照镜子就不再有趣了。而最糟的是，我无法忍耐。我如同一个在密林中迷路的人，非常的恐惧，因为迷失了方向，到处瞎撞，不能停下，尽管明知道每走一步，就越陷越深……”

　　他的得救来自于民众。托尔斯泰对于民众一向有着“一种奇特的、完全是生理的情感”，而他从种种社会的幻灭中获得的经验都未能动摇这种情感。在最近的几年中，他像列文一样，大大地接近了民众。他开始想着那亿万的生灵，他们生活在那些自杀的、浑浑噩噩的，或是像他一样苟延残喘地活着的学者、富人和无所事事的人的狭小圈子之外。他在想，这亿万的生灵为什么摆脱了那种绝望，为什么没有自杀。于是，他发觉他们不是通过求助于理智而是不管理智——通过信仰而生活着，这不知理智为何物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是人生的力量。没有信仰就无法活。宗教思想早在人类思想那最初的无穷中就已经酝酿起来了。信仰对人生之谜的回答包含着人类最深刻的智慧。”

　　那么，认识了宗教书籍中记录的那些智慧的公式就足够了吗？——不，信仰不是一门学问，信仰是一种行动；它只有被实践了才有意义。托尔斯泰看到了富有的、思想正统的人认为信仰只是一种“享乐人生的慰藉”，这让他反感，使他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普通人中间去，只有他们才把自己的生命同信仰保持一致。

　　“他明白劳动人民的人生是人生真谛，赋予这种人生的意义就是真理。”

　　但又如何使自己成为民众，并分享他们的信仰呢？你光知道别人是有道理的也是枉然；为使我们像他们一样并不取决于我们。我们徒劳地祈求上帝；我们徒劳地向上帝伸出贪婪的双臂。上帝躲开了。去哪儿抓住他呢？

　　某一天，上帝的恩泽降临了。

　　“早春的一天，我独自一人在森林中，听着那林涛声声。我在想我近三年来的惶惑，想我对神明的追求，想我不断地从快乐到绝望的蹦跳……突然间，我发现我只有在相信上帝的时候才活着。只要一想到上帝，生命那欢快的波浪便在我心中激荡。周围的一切都活跃了，一切都蕴含着一种定义了。但是，一旦我不再信上帝，生命也就突然停止了。

　　“那我还要寻找什么呀？”我心中一个声音在呼喊。“我寻找的就是他，没有了他，就无法活下去！认识神明和生活，是一回事。神明就是生活……”

　　“从此，这道光芒就没再离开过我。”（《忏悔录》）

　　他获救了。神明正在他眼前显现。

　　但由于他不是一个印度的神秘主义者，——光是心醉神迷对他来说还不够，因为在他的身上，亚洲人的梦幻中交织着西方人对理性的癖好和对行动的需要，——所以他必须随后把所得的启示转换为实践的信仰，并从这神明的生活中寻出日常生活的一些规律来。他毫无定见，怀着真心愿意相信其家人的信仰，从研习他所属的东正教的教义开始进行。为了更加接近这教义，三年中，他遵循所有的宗教仪式，忏悔，领圣体，不敢判断使他不快的事情，对自己觉得隐晦或不理解的东西自己去寻求解释，与他所爱的人，不管是生者还是死者，团结在其信仰之中，始终保持着那个希望，认为到了一定的时刻，“爱将向他敞开真理的大门”。——但是，他白忙乎了：他的理智和他的心灵起而反抗了。某些行动，诸如洗礼和领圣体，他觉得很丑恶。当别人强迫他重复圣体是基督的真实的血和肉时，他觉得仿佛心上被捅了一刀似的。然而，在他和教会之间筑起一道不可逾越的墙的不是教义，而是实际问题，——特别是那两个：各个教会相互间的不共戴天和公开或默许的对杀人的制裁，——由此而产生了战争和死刑。

　　于是，托尔斯泰做了决断；三年来，他一直压抑着自己的思想，所以这一决裂更加的激烈。他无所顾忌了。他愤怒地践踏这个他昨日还在顽固实践的宗教。在他的《教义神学批判》（1879年至1881年）中，他不仅视它为“不健全的，而且是有意识的和唯利的谎言”。他在其《回福音书的一致和阐释》（1881年至1883年）中，提出福音书来与它抗衡。他终于在福音书中建立起自己的信仰来（《我的信仰之基础》1883年）。

　　这信仰全包括在下面的话语中了：

　　“我相信基督的教义。我认为只有当所有的人都将得到幸福时，幸福才是可能的。”

　　这信仰的基石是摩西的山中布道，托尔斯泰把其主要精神归纳为五诫：

　　一、不发怒。

　　二、不犯奸。

　　三、不发誓。

　　四、不以怨报怨。

　　五、不与任何人为敌。

　　这是教义的消极部分，而其积极部分只概括为一诫：

　　爱上帝和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

　　基督曾说，谁若对这些训诫稍有违犯，在天国的位置就最小。

　　托尔斯泰则天真地补充道：

　　“尽管这显得十分怪诞，但一千八百年后，我仍发现这些训诫如一件新的东西。”

　　托尔斯泰到底是否相信基督这个神明呢？——他根本就不信。他提及基督时给他以什么名称呢？他对他冠之以圣贤中最伟大的圣贤——梵天，菩萨，老子，孔子，琐罗亚斯德，比赛亚，他们向人们指点人们向往的真正的幸福以及必须依循的道路。托尔斯泰是这些伟大的宗教创始者，这些印度、中国和希伯来的半神和先知的信徒。他竭尽全力在捍卫他们，在抨击他称之为“伪善者”和“律法家”的人，去抨击现有的教会、傲慢科学的代表，或者“科学的伪哲学”的代表。这并不是说他在求助启示来反对理智。自从他走出了《忏悔录》所叙述的烦恼阶段之后，他基本上就是一个理智的信奉者，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智的神秘主义者。

　　“一开始是圣子〔圣子〕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位。”他同圣约翰一再地说道，“圣子，也就是‘理智’。”

　　他在《生活论》（1887年）的题词中引用了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大自然中最脆弱的，但那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我们全部的尊严都包含在思想之中……让我们好好地去思考吧：这就是道德的真谛。”

　　整本书都是对理智的赞歌。

　　不错，理智不是科学的理智、狭隘的理智，“它把部分当做整体，把动物性的生活当做全部的生活”，而是支配着人的生活的专制律令，“是有理智的生物，也就是人应该不折不扣地依循的生活律令”。

　　“这是与支配着动物的生长繁衍、草木的生长繁茂、大地和星辰的运行律令相类似的律令。我们的生命只存在于奉行这条律令之中，只存在于把我们的动物性屈从于理智的律令之中，以便获得善……理智无法确定，我们也无需去确定它，因为我们不仅大家都认识它，而且我们也只认识它……人所知道的一切，是借助理智而非信仰知道……只有当理智得以显现时，真正的生命才开始。唯一真实的生命是理智的生命。”

　　那么，有形的生命，我们个人的生命，又是什么呢？“它不是我们的生命，”托尔斯泰说道，“因为它不取决于我们。”

　　“我们的动物性活动是在我们之外完成的……人们已经消灭了那种把生命视为个人的存在的观念。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富有理智的人来说，对于个人善行的可能性的否定已是一个不可动摇的真理了。”

　　这其中还有一系列的公设，我无需在此阐述，但它们反映出托尔斯泰对理智怀着多么大的激情。实际上，理智是一种激情，与支配着他的前半生的其他激情一样的盲目和忌妒。一个火苗熄灭，另一个火苗燃起。或者说，始终是同一个火苗。但它改变了养料。

　　而在“个人的”激情和“理智的”激情之间增加它们的相似性的是，因为这些激情并不满足于爱，它们要行动，它们要实现。

　　“不应当说，而应该做。”基督说。

第一节序言（2）

　　理智的活动是什么呢？——爱。

　　“爱是人的唯一的理性活动，爱是最合理最光明的心灵光辉。它所需要的所有一切，就是什么也别挡住理智的阳光，只有这阳光在让它成长……爱是真实的善，是至高无上的善，它能解决人生一切矛盾，它不仅清除死亡的恐惧，还能促使人为他人作出牺牲：因为除了为所爱者献身而外没有其他的爱；只有牺牲自己时，这爱才堪称为爱。因此，只有当一个人懂得不可能获得个人的幸福时，真正的爱才能实现。只是在这时候，他生命的全部精髓才能去滋润真正的爱的高贵接枝；而这个接枝为其生长计，便向这粗野的本干，动物性本体，汲取精气……”

　　因此，托尔斯泰并未像在沙漠中不知去向的一条干涸的河流似的达到了信仰。他把一个强大的生命过程中积攒的气势磅礴的力之激流灌注到信仰中去了。——这是我们将会看到的。

　　这激越的信仰——理智和爱在其中热烈地结合起来了——在托尔斯泰写给开除他教籍的神圣宗教会议的有名的回信中找到了最为庄严的表达：

　　“我相信神明，对于我而言，他是精神，是爱，是一切的真谛。我相信他在我心中，如同我在他心中存在着一样。我相信神明的意志从未比在基督那人的教义中表现得更加的清楚明白的了；但我们不能将基督视作神明去祈祷，否则将是最大的亵渎，我认为人的真正幸福就在于完成神明的意志；我认为神明的意志是，凡是人皆应爱其同类，永远为其同类服务，如同神明要他们为他服务一样，《福音书》上说，这就概括出一切律令和预言的要旨。我认为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只是在于助长人生的爱。我认为，在我们的人生中，我们爱的力量的这种增长等于是一种与日俱增的幸福，而且在另一个世界里，是一种更加完美的福祉；我认为，这种爱的增长将比任何其他的力量更加有助于在这个尘世间建起天国来，也就是说，用一种协和、真理和博爱的新秩序来替代一种分裂、谎言与暴力逞强的生活组织。我认为，为了在爱情上获得进步，我们只有一个办法：祈祷。不是在教堂中所做的那种为基督所痛斥的公共祈祷，而是基督以身作则的那种祈祷，那种使我们对于生命的定义更加坚信，使我们只依靠神明意志的那种认识更加坚定的单独的祈祷……我相信永恒的生命，我相信一个人会依据他在这里那里，在现在和将来的行动而得到回报的。我对所有这一切坚信不疑，所以我这个一大把年纪、行将就木之人，应经常地作出努力，真心地呼喊我的肉体的死亡，也就是说我的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

　　[十一]

　　他想象着已经到达港湾，已经抵达其不安的心灵可能得以休憩的庇护所。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开始。

　　他在莫斯科度过了一个冬天（他的家庭责任迫使他跟着家人去了莫斯科）。1882年1月，他参加了人口普查工作，这使得他有机会亲眼目睹大城市的贫困状况。这种贫苦状况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十分可怕的。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被文明所掩饰的疮疤的那天晚上，他在向一位朋友讲述他所见到的情况时，“他叫喊起来，痛哭不已，挥动着拳头”。“人不能这么生活呀！”他抽泣着说，“这种情况不允许存在！不允许存在……”他又一连数月地处于可怕的沮丧之中。1882年3月3日，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写信给他说：

　　“你以前常说：‘因缺乏信念，我真想上吊。’现在，你有了信念，那你怎么又悲伤苦恼了呢？”

　　因为他没有伪善者的信念，没有那种得意、自满的信念；因为他没有神秘思想家的自私自利，没有那种只想着自己的超生而不管他人的得救的自私自利；因为他心中有爱，因为他现在已不再能忘记他所见到的那些悲惨的人，而且，在他那颗善良仁慈的心灵中，他觉得自己应该对他们的痛苦与堕落负责：他们是这个文明的受害者，而他则参与了这一文明，是牺牲了成百上千万的人而换来的一个精英阶层的特权的享有者。接受这种罪恶所换来的福利，也就是参与了这种罪恶。不揭露这些罪恶的话，他的良心就再也无法得到安宁。

　　《我们该怎么做？》（1884年至1886年）就是这第二次危机的表述，这一次病得比第一次更加的悲惨，而且后果更加的严重。在人类的苦海中，在那实实在在的、并非无病呻吟的痛苦的汪洋之中，托尔斯泰个人的宗教苦闷又算得了什么？对之视而不见是不可能的。看到之后而不竭力地不惜任何代价地去消除它也是不可能的。——唉！能办得到吗……

　　一幅我一见便深受感动的肖像表示出托尔斯泰当时有多么痛苦。他正面坐着，环抱双臂，身着农民外套；神色沮丧。他的头发还挺黑，但唇髭已灰白，长须和颊髯已全白了。漂亮的宽额头上爬着两重皱纹，形成一道和谐的纹沟。在那只犬状大鼻子里，在那双坦诚、清晰但忧伤地望着你的眼睛里，藏有多少善良啊！那双眼睛那么深信不疑地看透你！它们为你叹息，为你悲哀。面颊塌陷，划着一道道痛苦的印痕，眼下有着一条条折痕。他哭泣过。但他很坚强，在准备投入战斗。

　　他有着一种勇敢的逻辑。

　　“我对那些一再重复的话语总是觉得很惊讶：‘是的，这在理论上是很好的；但在实际之中将会怎样呢？’仿佛理论就在于一些为说话所必需的美的词藻之中，而绝非用之于实际似的……当我明白了我所思考的一件事情时，我就只能按照我所理解的去做。”（《我们该怎么做？》）

　　他开始以一种似摄影一样的精确去描述莫斯科的惨状，把他在贫民区或收容所参观时所见到的情景如实地描写出来。

　　他深信，不是用金钱（如他一开始所认为的那样）就能把这些不幸者拯救出来的，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地都被城市的腐化堕落所侵害。于是，他勇敢地在寻找罪恶的根源。罪恶的责任者的可怕链环在一节一节地展开。首先是富人，以及他们那该诅咒的奢华的传染，使人受引诱并堕落。继而是不劳而获的生活的普遍诱惑。——然后是国家这个权势者创造来剥削压迫其他人的残忍的实体。——再就是狼狈为奸的教会；一丘之貉的科学和艺术……如何能战败所有这些罪恶的大军呢？首先，拒绝加入其中。拒绝参与剥削人。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效力。

　　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不说谎”，不害怕真理。必须“忏悔”，摒除因教育而根深蒂固的骄傲。最后，必须亲手劳动。“以汗水换取面包”：这是第一条最重要的告诫。托尔斯泰为预先回答精英们的嘲讽说道，体力劳动根本不会影响智力，相反却能增长智慧，并符合本性的正常需要。身体在劳动中得以强健；艺术更是因之而增进。此外，它能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团结。

　　托尔斯泰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补充了这些精神健康信条。他焦虑不安地思考着如何拯救灵魂，增强精力，排除麻痹意识的下流娱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享乐。他以身作则。1884年，他放弃了他最喜爱的嗜好：狩猎。他守小斋，以锻炼意志。宛如一个运动员为拼搏取胜而给自己强加一种残酷的训练计划。

　　《我们该怎么做？》表示着托尔斯泰抛弃宗教的默思的相对平和而介入社会的纷繁的艰难旅程的第一站。自这时起，二十年的那场战斗便开始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老预言家立于一切党派之外（并谴责它们），孤身一人向文明的种种谎言和罪恶开战。

　　[十二]

　　在托尔斯泰的周围，其精神革命并未受到什么欢迎；这革命使其家人十分难堪。托尔斯泰伯爵夫人早就在忧虑不安地观察着她徒劳地与之抗争的一种病症的发展。自1874年起，她便因见其丈夫为学校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和精神而气愤不已。

　　“这启蒙读本，这算术，这文法，我不屑一顾，我不能假装对它们感到兴趣。”

　　当宗教接替了教育学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伯爵夫人对托尔斯泰这个新皈依者最初的倾诉非常反感，以致当他在信中说到上帝时不得不请求原谅：

　　“当我提及上帝时，你别像有时所表现的那样生气发火；我无法避开他，因为他就是我的思想之基础。”

　　伯爵夫人无疑为之动容；她尽力地掩饰自己的烦躁；但她在不安地观察着自己的丈夫：

　　“他的眼神很怪，直勾勾的。他几乎一句话也不说。他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

　　她想他是生病了：

　　“据列夫自己说，他始终在工作。唉！他在写一些泛泛的宗教论述。他边读边思索，弄得头疼不已，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表明教会与福音书的教义不一致。在俄罗斯顶多只有十来个人可能对这个感兴趣。但是，毫无办法。我只希望一件事：但愿这事尽快结束，但愿这只像病了一场而已。”

　　但病一点也未见消失。夫妻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他俩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但二人无法相互理解。他俩都在尽力地互相作出让步，但这却像惯常的那样，让步变成了彼此的痛苦。托尔斯泰勉为其难地跟着家人们来到莫斯科。他在《日记》中写道：

　　“生平最艰难的一个月。羁旅莫斯科。大家都安顿下来了。他们到底何时开始生活呢？这一切并非为了生活，而是因为别人都在这么做！不幸的人们……”（1881年10月5日）

　　在这同样的时日里，伯爵夫人写道：

　　“莫斯科。到明天，我们来此已满一个月了。头两个星期，我每天哭泣，因为列夫不仅忧心忡忡，而且十分颓丧。他寝食难安，有时还在哭泣；我觉得我快要疯了，”（1884年10月14日）

　　他们不得不彼此分开一段时间。他俩因使对方痛苦而互致歉意。他俩始终相爱着……他写信给她说：

　　“你说：‘我爱你，可你并不需要我的爱。’不，那是我所需要的唯一的东西……你的爱比世界上所有一切都更令我快乐。”

　　但是，一旦二人重新聚首，又开始格格不入了。伯爵夫人无法赞同托尔斯泰的那种宗教癖好，这癖好现在在促使他向一个犹太教教士学习希伯来语。

　　“其他任何东西都不再让他感兴趣了。他耗费精力去干一些蠢事。我无法掩饰自己的不悦。”（1882年3月）

　　她给他写信说：

　　“你把这么多精力耗费去劈柴，烧水，缝靴，真让我伤心落泪。”

　　她又带着一个看着自己那有点疯癫的孩子的母亲的温情而嘲弄的微笑补充说道：

　　“‘孩子爱怎么玩就怎么玩吧，只要他不哭就行了。’一想到这句俄罗斯谚语我就平静下来了。”（1884年10月23日）

　　但这封信并未寄出，因为她想象得出她丈夫读到这一段话时，他那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被这嘲讽的口吻弄得很忧伤；于是，她又把信拆开，怀着激烈的爱写道：

　　“猛然间，你那么清晰地显现在我的眼前，我感到心中对你有着一股巨大的柔情！你身上有着某种那么乖巧，那么善良，那么天真，那么执著的东西，这一切被一种对大家的同情心之光以及那直透人心的目光照耀着……而这是你所独有的。”

　　就这样，这两个彼此相爱的人，以后又被无法阻止的相互给对方造成的痛苦折磨着，忧伤着。这是一种毫无出路的境况，延续了将近三十年，只有那垂死的老李尔王在迷惑中逃往大草原时才告结束。

　　大家都没太注意到《我们该怎么做？》末尾的那段对妇女们的热烈呼喊。——托尔斯泰对当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但是，对于他称之为“贤妻良母”的那种女人，对于了解人生真正意义的女人，他却表示出虔诚的崇敬；他对她们的痛苦与欢乐，对她们的生儿育女，对她们那可怕的苦难，对她们那没有歇息的岁月，对她们那不图任何人回报的无形的、劳心费神的劳动，对她们完成了任务摆脱痛苦时满心欢喜的幸福，大加赞颂。

　　他勾勒出一位勇敢的妻子，一位是其丈夫的助手而非累赘的女人的肖像。她知道，“只有为了他人的生命而没有回报的隐秘的牺牲才是人的天职”。

　　“这样的女人不仅不怂恿其丈夫去干虚假欺瞒、只想占有别人的劳动的事情，而且还深恶痛绝地对待这种可能带坏自己孩子的活动。她将要求自己的伴侣去干真正的工作，去干需要精力、不怕危险的工作……她知道孩子们——下一代——是生来让人类看到更圣洁的人的典范，而她活着就是为了全身心地为这一神圣事业服务的。她将在自己的孩子们和自己的丈夫心中开发这种牺牲精神……统治着男人们并充当他们的引导者的就是这种女人……啊，贤妻良母！人类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这是一个企求并希冀的声音的呼唤……它会没人听见吗……

　　几年之后，那最后的希望之光熄灭了：

　　“你们也许不会相信的；但是你们想象不出我有多么的孤独，想象不出真实的我被我周围的人轻蔑到何种程度。”（1895年《致友人书》）如果连最爱他的那些人都这么不了解他的思想变化的伟大，那我们也就无法企盼其他人对他有更深入的了解，对他有更大的尊敬了。

　　托尔斯泰因一种谦卑的基督教精神而非对他感情有所改变而坚持与之重归于好的，他就常常嘲讽地说：“我非常替托尔斯泰鸣不平，不过，正如法国人说的，各人有各人灭跳蚤的方法。”

　　几年后，即将死去时的屠格涅夫给托尔斯泰写了那封著名的信，他在信中恳求他的“朋友，俄罗斯大地的伟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上来”。

　　欧洲的所有艺术家都与将死的屠格涅夫有着同样的焦虑与祈求。欧仁——迈希奥尔·德·沃居埃在1886年撰写的《托尔斯泰研究》一书的最后，假借托尔斯泰身着农民服装手拿缝靴锥子的一幅肖像，向他雄辩地疾呼：

　　“杰作的巨匠，那可不是您的工具……我们的工具是笔；我们的园地是人类的灵魂，它也应呵护和灌溉的。请允许我向您提及莫斯科的第一个印刷工，当人们让他像一个俄罗斯农民一样的去犁地时，他大声呼喊道：‘我不是干播撒麦种的活儿的，我是在全世界播撒智慧的种子的。’”

　　好像托尔斯泰曾想放弃其思想种子播撒者的角色似的……在《我们信仰的寄托》的末尾，他写道：

　　“我认为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是专门为普照众人才具有的。我认为我对真理的认识是为此目的而赋予我的一种才智，这才智是一把火，而它只有在燃烧时才是火。我认为我生命的唯一意义就是活在我内心的这种光明之中，就在于把这光明高高举起，让人们都能看到。”

　　但这光明，这“只有燃烧时才是火”的火，令大多数艺术家惴惴不安。最聪明的那些艺术家也不是没有预见到他们的艺术很可能会被第一个烧毁。他们假装以为整个艺术都受到了威胁，而托尔斯泰则应像普洛斯帕罗一样，永远折断他那根创造性幻想的魔棒。

　　这真是荒谬至极；我想表明，托尔斯泰非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在艺术中激越了一些静止的力量，而他的宗教信仰非但没有扑灭他的艺术才华，反而使他的这种才华得以更新。

　　[十三]

　　奇怪的是，当人们在谈论托尔斯泰关于科学，关于艺术的思想时，通常会忽视了表述这些思想的著作中最重要的那一部：《我们该怎么做？》（1884年至1886年）。在这本书中，托尔斯泰第一次向科学和艺术发起攻击；以后的攻击在激烈程度上再没有比这第一次更猛烈的了。我们颇为惊讶的是，在我国最近的一些冲着科学与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发起的攻击中，谁也没有想到要重新阅读一下这本书。该书是针对下列各种人所写的最激烈的檄文：“科学的太监”和“艺术的骗子”；那些知识阶层，他们在摧毁了或控制过前统治阶级——教会、国家、军队——之后，占据了他们的位置，不愿或不能对人类做任何有益之事，却声称人们崇拜他们，人们在盲目地效忠他们，像一些教条似的在宣扬一种为科学而科学和为艺术而艺术的无耻信仰，——这是一副骗人的面具，是他们企图借以遮挡自己个人自私自利和空虚的工具。“切勿以为我否定艺术和科学，”托尔斯泰继续说，“我不仅不否定它们，而且我还要以它们的名义驱赶那些兜售神庙的人。”

　　“科学和艺术同面包和水一样的必不可少，甚至更加的必不可少……真正的科学是对使命的认识，因此也就是对所有人的真正福利的认识。真正的艺术就是对使命和所有人的真正福利的认识的表述。”

　　他赞颂那些“自人类存在时起，就通过竖琴或扬琴，通过形象和语言，来表达他们反对欺骗，表达在这种斗争中的痛苦以及为了善的胜利的希望和因恶的胜利的绝望，表达他们企盼未来的热情”的人。

　　于是，他在一个充满痛苦的神秘的热情的章节中勾画出真正的艺术家的形象来：

　　“科学和艺术的活动只有在不窃取任何权利而只知义务时才能结出硕果。这只是因为这种活动就是这种情况，只是因为它的真谛就是牺牲，因此人类才称颂它。被召唤去以精神劳动服务于他人的那些人始终在为完成这一使命而痛苦，因为精神世界只诞生于痛苦与折磨之中。牺牲与痛苦，这就是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命运，因为其目的就是众人的福利。人们是不幸的，他们在受苦，他们在死亡；他们没有时间闲逛与享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不会如我们习惯认为的那样，坐在奥林匹克山顶上；他们总是处于烦乱和激动之中。他们得下定决心，说出什么能给人们以福善，什么能把众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可他们并没有作出决定，他们并没有说出来；而明天，也许就太迟了，他们将死去……并非是在培养艺术家和学者的学校中造就出来的人（说实在的，那儿培养的是一些科学与艺术的破坏者），也不是获得一纸文凭享受俸禄的人将会成为思想家或艺术家，而是那种自愿不去想，不去表述其内心所藏而又不能不去表述的人，因为这种人被两种无形的力量拉扯着：他内在的需求和他对众人的爱。没有心宽体胖、追求享乐、洋洋自得的艺术家。”（《我们该怎么做？》）

　　在托尔斯泰的天才上投下一线悲剧之光的这光彩的一段话语，是在莫斯科惨状给他造成的痛苦的深刻印象之下，以及在对科学和艺术是当今社会一切不平等与伪善的体系的同谋的深信不疑之中写成的。这种深信不疑，他将永远不会丧失的。但是，他与世界的悲惨的第一次接触的印象在逐渐消退；伤口在逐渐愈合；在他后来的任何一本书中，我们再也见不到这本书中所表露的那种痛苦和复仇怒火的颤动。任何地方都不再能见到这种以自己的鲜血来创作的艺术家的崇高信仰的声明，这种“思想家的命运”的牺牲与痛苦的激动，这种对歌德式的艺术至尊的蔑视。在他以后重又拿起批评艺术的武器的著作中，他将从文学角度而非神秘的角度来对待这个问题；书中的艺术问题与人类悲惨的背景分离了，而这人类的悲惨是一直让托尔斯泰一想起来就要发狂的，正如他参观了夜间收容所的那天晚上，回到家里便绝望地哭喊起来一样。

　　这并不是说他的这些说教式的著作成了冷酷的了。冷酷，在他来说是不可能的。直到他生命结束之前，他仍旧是那个以前写信给费特的人：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人物，甚至是最不起眼的人物，那你就把他们骂个狗血喷头，或者嘲讽他们，使他们气炸了肺。”

　　在他的论述艺术的作品中，他就是这么干的。作品中的否定部分——谩骂与嘲讽，——言辞十分激烈，是留给艺术家们印象最深刻的唯一的部分。他过于猛烈地攻讦他们的迷信与怀疑，以致他们不仅视他为他们的艺术之敌，而且是任何艺术之敌。但是，托尔斯泰的批评从来都是建设性的。他从来不是为破坏而破坏，而是又破又立。而且，因他生性谦虚，所以从不言创立什么新东西；他捍卫艺术，他曾经并永远都将反对假艺术家们去利用艺术，玷污艺术：

　　“真正的科学与真正的艺术始终存在着，并将永远存在着；对此提出异议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用的，”1887年，在他那部著名的《艺术论》问世前十多年，他在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说道，“今天的一切罪恶都源自那些自命为文明人的人（他们身边还有学者和艺术家），其实他们都是一些如同神甫一样的特权阶层。而这个特权阶层有着一切阶层的缺陷。它把它赖于组织的原则贬损了，降低了。在我们这个世界里人们所称之为科学与艺术的东西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一种巨大的迷信，是我们一旦摆脱宗教的旧有迷信便要落入的一种巨大的迷信。为了看清我们得依循的道路，必须从头开始，——必须掀掉为我保暖但却遮挡了我的视线的风帽。——诱惑是很大的。我们生下来，一级一级地顺着梯子爬上去；那我们就处于特权者之中了，处于文明神甫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僧侣之中了。我们必须像婆罗门教或天主教教士一样，具有极大的真诚和一种对于真理的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特权的原则重新加以审核。但是，一个严肃的人，在提出人生的问题时是不能犹豫的。为了开始看清楚，他必须摆脱他所陷入的迷信，尽管它对他非常有利。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要迷信。让自己处于一个孩子的状态，或处于笛卡尔一样的状态……”

　　这既得利益阶层所津津乐道的当代艺术的迷信，“这大骗局”，托尔斯泰在其《什么是艺术》一书中对之大加揭露。他义正辞严地把它的可笑、贫乏、虚伪、彻底的腐败加以展现。他似秋风扫落叶。他对这种破坏怀有一个孩子砸烂自己的玩具的那份快乐。整个批评部分往往充满着幽默，但也有失偏颇：这是战争。托尔斯泰操起一切武器，随意地挥舞，连被打者是什么样儿都不去考虑。常常出现这种情况：如同在所有战斗中一样，他伤及了他有义务保护的一些人，诸如易卜生和贝多芬。过错在于他过于激动，在行动之前，无暇多加考虑，在于他的激情使他对于其理智的弱点完全盲目，而且——姑且说——也在于他的艺术修养不足。

　　除了阅读文学作品而外，他对现代艺术还能有什么了解？这位乡绅，一生四分之三的时间都在莫斯科郊外的村庄里度过，自1860年起就没再来过欧洲，他能看到点什么绘画？能听到点什么欧洲音乐？而且，除了他唯一感兴趣的办学而外，还能看到点什么？——就绘画而言，他只是根据道听途说来谈论的，胡乱地引证一些颓废的画家，诸如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等，他因他们的善良情感而由衷地钦佩他们的有儒勒·布雷东和莱尔米特，但他蔑视米开朗琪罗，而在描绘心灵的画家中，他一次也没提到过伦勃朗。——就音乐而言，他能很好地感觉，但却知之甚少：他只停留在他童年的印象之中，只注重那些将近1840年业已成为古典音乐家的人，对以后的音乐家却一无所知（除了柴可夫斯基，因为他的音乐让他流泪了）；他对伯拉姆斯和理查德·施特劳斯一起加以摒弃，他竟教训贝多芬，而在评论瓦格纳时，他自认为对后者已经了解了，其实他只听过一次《西格弗里格》，还是在幕启之后入场的，并且在第二幕中间就退场了。

　　就文学而言，他（这是不言而喻的）了解更多一些。但是，不知中了什么邪了，他竟不去评论他很了解的俄罗斯作家，却跑去朝外国诗人们指手画脚，而他们的思想与他的思维相去甚远，再说，他也只是鄙夷不屑地随手翻翻他们的书籍而已！

　　他的顽固自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增无减。他竟然写了一本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他不是一个艺术家。”

　　说得这么绝对真是值得敬佩！托尔斯泰坚信不疑。他不容置辩。他掌握真理。他会对你说：

　　“《第九交响曲》是一个使人们分离的作品。”或：“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曲、肖邦的大调小夜曲以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取的十来件作品（不是选的全部）而外，其余的统统都该像一种分离人们的艺术一样弃之不顾，付之一炬。”或：“我将证明莎士比亚连四流作家都算不上。而在性格描写方面，他更是一文不值。”

　　世上其他所有的人即使都持异议，他也仍然坚持己见，矢志不移！

　　“我的看法，”他自豪地写道，“与整个欧洲对莎士比亚已形成的看法迥然不同。”

　　他时刻为诺言所困扰，感觉到诺言无处不在；一种观念越是普遍传播，他就越是奋起反击；他向它挑战，对它表示怀疑，如同他在谈到莎士比亚的荣光时说的那样：“那是人们始终遭受到的传染病式的影响中的一种影响。如同中世纪的十字军远征，对巫师的信奉，寻找点金石，对郁金香的激情等。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会看到这些影响的疯狂。随着新闻业的发达，这些传染病变得尤为猖獗。”——他还拿“德雷福斯事件”作为这类传染病症的最新例症。他是所有不公正的敌人，所有被压迫者的捍卫者，他在谈到这一事件时带着一种鄙夷不屑的冷漠。这是十分明显的例子，证明他的极端态度会把他对谎言的怀疑和对“精神传染病”的本能的排斥引到何种地步。他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但又无力克服。人类道德的沦丧，不可思议的盲目，使得这个心灵的透视者、这个热情力量的召唤者把《李尔王》视作“拙著”，并把高傲的考狄莉亚视为“毫无个性的人物”。

　　必须指出，他十分清晰地看出莎士比亚的某些真正的缺憾，某些我们没有真心承认的缺憾，例如千篇一律地用于所有人物的诗句的人工斧凿、激情、英雄主义、甚至单纯质朴的修辞。而我完全明白，托尔斯泰因为是所有作家中最少文气的一个，所以他对文人中最富天才的那个人的艺术便缺乏好感。但是，他为什么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去谈论大家弄不明白的那些事呢？对于一个向你完全封闭的世界的评判又能有什么价值呢？

　　如果我们要在其中寻找打开这些奇特世界的钥匙的话，那么这些评判是毫无价值的。但如果我们要在其中寻求打开托尔斯泰艺术之门的钥匙的话，那么其价值是无法估量的。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创造性的天才批判时完全公正无私。当瓦格纳，当托尔斯泰在谈论贝多芬或莎士比亚时，他们说的不是贝多芬或莎士比亚，而是说的他们自己：他们在展现自己的理想。他们甚至都没试图欺骗我们。托尔斯泰批评莎士比亚时并不想让自己变得“客观”。尤有甚者，他还指责莎士比亚的客观艺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无人格性艺术的大师对于那帮德国批评家在歌德之后，“创造出莎士比亚”，并“创造出艺术应是客观的理论，也就是说应该在一切道德之外去表现大事件，——这是对艺术的宗教目标的断然否定”，对这些人，他似乎蔑视得还不太够。

　　因此，托尔斯泰是从一种信仰的高度来宣传自己的艺术评判的。不要在他的这些批评中去寻找任何个人的成见。他不把自己当做典范；他对自己的作品与对别人的作品一样的毫不留情。他到底希望什么？他所建议的宗教理想对艺术又有什么价值？

　　这个理想是美妙的。“宗教艺术”一词在含义之宽广上有可能让人产生误会。托尔斯泰非但没有限制艺术，反而在扩展艺术。他说，艺术无处不在。

　　“艺术渗透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称之为艺术的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等，只不过是艺术的极小的一部分。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活动，从儿童游戏到宗教仪式。艺术与语言是人类进步的两个机能。一个是在沟通心灵，另一个是在交流思想。如果其中的一个误入歧途，那社会就要病了。今天的艺术已走上了歧途。”

　　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已不能再谈论基督教各国的一种艺术。各阶级已经分开了。富人、特权者声称自己享有对艺术的垄断权；他们根据自己的喜好制订了美的标准。艺术在远离穷苦人的同时，变得贫乏了。“不依靠干活儿生活的人所感受到的激动的范畴较之干活儿的人的激情狭小得多。我们现在的社会情感归之于三种：骄傲，肉欲和生活的慵懒。这三种情感及其衍生物几乎专门构成了富人们的艺术主题。”它使世界腐化，使人民颓废，它宣扬性欲，它成为实现人类幸福的最大障碍。再说，它也没有真正的美，不自然，不真诚，——是一种矫揉造作、凭空想像出来的艺术。

　　面对这美学家的谎言，这富人们的消遣物，让我们举起活的艺术，人类的艺术，联合大众、联合一切阶级、一切民族的艺术。过去已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光辉的榜样。

　　“人类的大多数始终懂得并爱好我们认为是最崇高的艺术的艺术《创世纪》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传说、童话、民歌。”

　　最伟大的艺术是那种能反映时代的宗教意识的艺术。切勿以为那是一种教会教义。“每一个社会都有一种人生的宗教观：那是这个社会所向往的最大幸福之理想。”大家对此都有着一种或多或少较明晰的感情；某些前卫人士对此表达得很明确。

　　“始终存在着一种宗教意识。这是河流流淌着的河床。”

　　我们时代的宗教意识就是对由人类博爱实现的幸福的追求。只有致力于这种团结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最崇高的艺术就是那种直接通过爱的力量实现这种团结的艺术。但是，也存在着另一种艺术，它在以愤怒和轻蔑为武器来打击所有一切反对博爱的事物以参加这同一个事业。例如狄更斯的小说，陀思妥耶夫的小说，雨果的《悲惨世界》，米勒的绘画。甚至达不到这么高的高度的任何艺术，只要是怀着同情与真理来反映日常生活，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也是真正的艺术。因此，《堂吉诃德》和莫里哀的戏剧也是真正的艺术。的确，这后一种艺术通常因其过于琐细的写实和主题的贫乏而犯有错误，特别是“当我们把它们与古代典范，如《约瑟行传》相比较的时候”。过分精确的细节描写有损于作品，使之因此而无法变成普通的读物。

　　“当代作品被一种写实主义所损害，因此更应指斥这种艺术上的狭隘性。”

　　就这样，托尔斯泰毫不犹豫地在批判着自己天才的根源。把自己整个儿地奉献给未来——而他自己一生也不再留存，这对他又有何妨？

　　“未来的艺术将不再继续现在的艺术，它将被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之上。它将不再是一个阶级的财产。艺术并非一种行当，它是真实情感的表述。可是，艺术家只有在不孤独的时候，只有在依据人类自然生活而生活的时候，他才能感受到真实的情感。因此，但凡躲避生活的人，是处于最糟糕的环境之中，他无法创作。”

　　在将来，“艺术家都将是有才华的人”。“由于在小学里就开始教孩子们同时学习音乐、绘画和基本文法”，所以大家都有接触艺术活动的机会。毕竟，文艺将不再像现在那样需要一种复杂的技巧；它将趋向简朴，明晰，精炼，这是古典的和健康的艺术、荷马式艺术的精髓。在这种线条明晰的艺术中表现普通的情感是多么美妙的事啊！为千百万人去写一个童话或歌曲，去画一幅画像，比写一部小说或一个交响曲要重要得多——也困难得多。这是一片广袤的、几乎未经开垦的园地。多亏了这样的一些作品，人类将懂得团结友好的幸福。

　　“艺术应该消灭暴力，而且只有艺术能做到这一点。它的使命就是要让天国，也就是爱，来统治一切。”

　　我们中间有谁会不赞成这番慷慨陈词呢？而且，有谁会看不到：尽管带有众多的乌托邦和一点稚气，但托尔斯泰的观念是多么的生动和丰富！是的，我们的艺术，整体上只是一个阶级的表白，而它又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分化为一些小的敌对部落。在欧洲，没有任何一个艺术家的心灵能实现各个党派各个种族的团结的。在当今这个时代，最广博的心怀就是托尔斯泰的心灵。在他的心灵中，各国人民、各阶级的人，我们都相爱了。他像我们一样，尝到了这广博的爱的巨大欢乐，不会再满足于欧洲小团体的艺术所给予我们人类伟大心灵的残余了。

　　[十四]

　　最美的理论只有通过它在其中得以表现的那些著作才能具有价值。在托尔斯泰身上，理论和创作如同信仰和行动一样，始终是统一的。在他构思他的艺术批评的同时，他列出了一些他所希望的新的艺术模特儿，——那是两种艺术形式，一种更高大，另一种欠纯洁，但就最人性的意义上来说，两种都是“宗教的”，——一种是通过爱致力于人类的团结，另一种则是对爱的敌对世界开战。他写了如下几部杰作：《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年），《民间故事与童话》（1881—1886年），《黑暗的力量》（1886年），《克勒策奏鸣曲》（1889年）和《主与仆》（1895年）。这一艺术创作时期犹如一座双钟楼大教堂，一座钟楼象征着永恒的爱，另一座则象征着人世间的恨，在这一时期的巅峰与终极，矗立着《复活》（1899年）。

　　所有这些著作因其新的艺术特征而有别于以前的作品。托尔斯泰的观念不仅在艺术目的上，而且在艺术形式上，都有所改变。在《艺术论》或《莎士比亚论》中，人们对他所提出的趣味与表现的原则颇为震惊。这些原则大部分都与《艺术论》中的原则相矛盾。他蔑视物质效果，谴责精细的写实。——而在《莎士比亚论》中，表现的则是完美的和节制的纯古典理想。“没有有节制的情感，也就不会有什么艺术家了。”——而如果说，在其新作中，这位老人没能把自己连同他的剖析天才及天生的粗犷完全抹去（在某些方面，它们表现得还更加的明显）的话，那他的艺术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线条变得更加的清晰，强烈；心灵更曲折繁复；内心变化更加集中，犹如一头困兽先收缩身子再蹿了出去；更加普遍的感情从一种局部的写实与短暂的细节中摆脱出来；最后，他的语言更加形象，生动，有着一股大地的气息。他对人民的爱使他早就尝到了民间语言之美。孩提时，他就受到行吟说书人所讲的故事的熏陶。长大成人，变成著名作家之后，他在同农民们交谈时感到一种艺术的乐趣。

　　“这些人，”后来，他对保尔·布瓦耶先生说，“是一些大师。从前，当我同他们，或同那些肩背布袋在我们乡下流浪的人交谈时，我详细地记录下他们的那些我生平头一次听到的语汇，那是往往被我们当代的文学语言所遗忘了的，但却总是充满着俄罗斯偏远乡间气息的语汇……”

　　他对这种民间语言尤为敏感，因为他的思想未被文学堵塞。由于远离闹市，生活在农民中间，他的思维方法也有点老百姓的味道了。他同农民一样，讲话绕来绕去，理解迟缓，有时又突然激动起来，令人尴尬，而且总爱重复一种任人皆知的想法，重复起来词句总是相同，没完没了，也不知累不累。

　　这些都是民间语言的缺陷而非优点。只是很久以后，他才注意到民间语言中潜在的才华，它的形象生动，它的狂放的诗意，它的传奇智慧的神韵。从写《战争与和平》时起，他便开始受到它的影响了。1872年3月，他写信给斯特拉科夫说：

　　“我改变了我的语言和文体方式。民间语言能够表达诗人所能表述的一切的声音，它对我弥足珍贵。它是诗歌的最好的调节器。要是你想说点过头的或夸大其词的或虚假的事情的话，民间语言是不能容忍的。它不像我们的文学语言那样没有骨骼，人们可以随意地四面拉来扯去，舞文弄墨。”

　　不仅仅是文风上取自于民间语言，而且他的许多灵感也源自于民间语言。1877年，一个流浪的说书人来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托尔斯泰记录下了他讲的好几个故事。其中就有《人靠什么生活》和《三老人》传奇故事，众所周知，它们成为几年后托尔斯泰发表的最棒的《民间故事与童话》中的两篇。

　　那是当代艺术中独一无二的作品，比艺术更高大的作品：读它的时候，有谁会想到什么文学？福音书的精神，人人皆兄弟的纯洁的爱，与民间智慧的甜美的微笑结合在了一起。质朴，明净，不可磨灭的心灵的善良，——还有那有时那么自然地照耀着作品的超自然的光辉！它以一道光环笼罩着那个中心人物爱里赛老人的面孔，或者飘忽在鞋匠马丁的店铺中，——就是那个人通过他那扇与地面齐平的天窗看见过路行人的脚和上帝假扮穷人去看望的人。在这些故事里，福音书的寓言中夹杂着我说不清是哪种东方传说的芬芳，夹杂着托尔斯泰自童年时起就爱读的《一千零一夜》的芳香。还有的时候，那道怪诞的光变得十分瘆人，给予故事一种令人畏惧的伟大。譬如，在《农民巴霍姆》中，那人拼命地大量购置田地，收购他一天之中走过的全部土地，但他在走到时却死去了。

　　“在山丘上，斯塔尔希纳席地而坐，看着他奔跑，他双手捂着肚子哈哈大笑。可巴霍姆倒下了。

　　“‘啊，好极了，小伙子，你得了不少的土地。’

　　“斯塔尔希纳站了起来，把一柄十字镐扔给巴霍姆的仆人：

　　“‘行了，把他埋了。’

　　“只有仆人独自一人。他替巴霍姆挖个墓穴，刚好齐头顶脚：三阿尔申〔阿尔申〕俄尺，旧俄长度单位，相当于0。71米。——他把他埋掉了。”

　　几乎所有这些故事，在诗意的氛围中，包含着同样的克己和宽恕的福音精神：

　　“不要报复冒犯你的人。”

　　“不要对抗伤害你的人。”

　　“‘报复属于我来做的。’上帝说。”

　　无论何时何地，结论都是爱。托尔斯泰想创立一种为所有的人的艺术，一下子便获得普遍性。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了不断的成功：因为他的作品从所有腐朽的元素中净化出来；书中除了永恒之外，别无其他。

　　《黑暗的力量》没有升华到这种心灵的崇高的单纯；书中毫无这种单纯：这是利刃剑的另一面。一面是神明之爱的梦想，另一面是残酷的现实。在读这个作品时，我们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信仰和他对人民的爱是否能够使他既使人民理想化又背叛真理！

　　托尔斯泰在他的大部分戏剧作品中表现得十分笨拙，但在这里却是挥洒自如的。性格与行动安排妥帖：自视俊美的尼基塔；阿尼西娅的狂乱与纵欲；老马特廖娜的无耻的纯朴，以其慈母之心掩盖其子的奸情；笨嘴拙舌的老阿基姆的圣洁——体貌可笑的活神仙。然后便是尼基塔的堕落，尽管他努力想要悬崖勒马，但这个并不算坏的弱者在罪恶的泥潭之中越陷越深，终于被其母与其妻拖进罪恶的深渊……

　　“农奴们一文不名。但她们这些野兽，无所畏惧……你们这些姐妹，你们是千百万的俄罗斯人，可你们却像鼹鼠一样全都像瞎了一样，你们什么都不知道，你们什么都不知道……那个农奴，他至少在小酒馆里，或者谁知道呢？在牢房里或兵营中，学到点东西；可是她又怎样呢……她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她就这么长大了，就这么死去了……她们如同盲目的小狗，东奔西蹿，用头往垃圾堆里钻。她们只知道她们的那些愚蠢的歌曲：‘噢——哈！噢——哈……哈，哈什么呀？’……她们并不知道。”

　　接着是杀害新生儿的可怕场面。尼基塔不肯杀。而为了他而谋害了亲夫的阿尼西娅，其思想自这一罪恶之后就一直痛苦不堪，她变得残忍，疯狂，威胁着要告发他；她叫喊道：

　　“至少，我不再是独一无二的罪人了。他也将是一个杀人犯。让他知道什么叫杀人犯！”

　　尼基塔用两块木板死命地紧夹孩子。在犯罪的过程中，他吓坏了，逃跑了，他威胁要杀死阿尼西娅和他的母亲，他哭泣着，他哀求着：

　　“我的好妈妈，我受不了了！”

　　他以为听见了被挤压的孩子的哭喊。

　　“我往哪儿逃……”

　　这是一个莎士比亚式的场面。——没有第四幕那么粗野但却更加惨痛的是小姑娘和老仆人之间的对话。夜晚，只有他俩待在屋里，他们听见并猜到外面正在犯下的罪行。

　　最后是心甘情愿的惩罚。尼基塔在其父老阿基姆的陪伴下，光着脚走进一个婚礼庆典之中。他跪下来，请求大家的宽恕，供出自己所有的罪行。老阿基姆鼓励他，带着一种精神恍惚的痛苦微笑地看着他：

　　“上帝！噢！他就在这儿，上帝！”

　　赋予这本剧作以一种特别的艺术韵味的是它那农民的语言。

　　“为了创作《黑暗的力量》，我翻遍了我的笔记本。”托尔斯泰对保尔·布瓦耶先生如是说。

　　这些意想不到的形象是从俄罗斯平民百姓的抒情而嘲讽的心灵中涌现出来的，有着一种鲜明而强烈的色彩，使得一切文学形象都感到相形见绌。托尔斯泰对此非常高兴；我们感觉我们的这位艺术家在写这个剧本时，很高兴地在记录这些语汇和思想，其中的可喜可爱之处他知之甚详，而作为使徒，他却对心灵的黑暗感到遗憾。

　　托尔斯泰在观察人民，并站在高处向他们的黑暗之中投下一束光亮。与此同时，他又为富人和中产阶级那更加黑暗的黑夜送去了两本悲壮的小说。人们感到，在这一时期，戏剧形式占据着他的艺术思想。《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克勒策奏鸣曲》两部小说都是紧凑的、集中的真正内心悲剧；而在《克勒策奏鸣曲》中，是悲剧的主人公在自述。《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至1886年）是让法国读者最受感动的作品之一。在这本书一开始，我就记述到我是如何亲眼目睹了法国外省的那些似乎并不关注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被这部作品所打动的。这是因为这部作品以一种乱人心扉的真实描写了这帮中不溜儿的人物中的一个。他是个自觉的公务员，不信教，无理想，几乎没有思想，成天埋头工作，过着机械的生活，直到临死时才惊慌不安地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伊万·伊里奇是1880年的这个欧洲资产阶级的代表，他读左拉的作品，去听萨拉·伯恩哈特的演唱会，尽管没有任何信仰，但却也不是非宗教者，因为这个资产阶级不愿耗费心思去信仰或不信仰——他们从来不想这个。

　　《伊万·伊里奇之死》通过对人世，特别是对婚姻的尖酸刻薄嬉笑怒骂的猛烈抨击，而引出了一系列的新作品；它预示着《克勒策奏鸣曲》和《复活》那更加粗暴的画面。它描绘了人生（有成千上万的这样的人生）凄切而可笑的空虚，人人怀着粗俗的野心、虚荣心的可怜的满足却又没有什么乐趣——“总是同自己的妻子单独度过夜晚”，——还有职业的烦恼，想象着真正的幸福，顶多也就是玩玩“惠斯特”〔惠斯特〕桥牌的前身。而这种可笑的人生却因一个更加可笑的原因而失去了，因为有一天，伊万想在客厅的一扇窗户上挂一个窗帘，却从梯子上摔了下来。人生的谎言。疾病的谎言。只想着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医生的谎言。对疾病感到厌恶的家人的谎言。一心想着丈夫死后自己如何生活而又假装忠贞的妻子的谎言。全都是谎言，只有那个富于同情心的仆人在与这些谎言相对抗，他对那个垂死者并没有想法隐瞒其病况，一面仍友爱地照料着他。伊万·伊里奇“对自己充满了怜悯”，他在为自己的孤苦伶仃以及人们的自私而哭泣；他异常痛苦，直到那一天，他发现自己过去的生活是一个谎言，并发现这个谎言他是可以修补的。一下子，全都清晰明朗了——这是他死前一小时发生的。他不再想他自己，他在想他的家人，他可怜他们；他应该死去，应该让他们摆脱自己。

　　“你在哪里呀，痛苦——它就在这里……好吧，你就硬撑下去吧。——那死亡呢，它在哪里呀……——他已找不到它了。死没有了，有的是光明。——“完了。”有人说。——他听见这些话了，并重复了一遍。‘死亡不再存在了。’他自言自语道。”

　　这束“光亮”在《克勒策奏鸣曲》中甚至已不再显现。这是一部残酷的作品，矛头指向社会，犹如一头受伤的野兽，因自己所受之苦而欲寻仇报复。我们切莫忘记，这是一个刚刚杀了人、被忌妒的毒素侵蚀的凶蛮人的忏悔。托尔斯泰隐身于自己的这个人物背后。无疑，我们可以从那些对普遍的虚伪的指斥之中发现他的有声有色的思想。那普遍的虚伪是指妇女教育、爱情、婚姻——这个“日常卖淫”，——社会、科学、医生——这帮“罪恶的播种者”。但是，他的主人公使之采用了一种粗野的表达方式，采用了一种激烈的肉欲描绘，——把一个淫逸的躯体描绘得淋漓尽致，——而且，因此而又表示出极端的禁欲与对于情欲的又恨又怕，并如同一个受着肉欲的煎熬的中世纪僧侣似的诅咒人生。托尔斯泰写完这本书之后，自己也大为惊愕：

　　“我根本就没有预料到，”他在《克勒策奏鸣曲》的跋中写道，“一种严密的逻辑把我在写这本书时引到我所到达的境地。我自己的结论一开始让我大惊失色，我曾想不去相信这些结论，但我又办不到……我不得不接受它们。”

　　的确，他不得不以一种平静的形式写出杀人犯波斯德尼舍夫冲着爱情和婚姻发出的凶狠的呐喊：

　　“用肉欲目光看着女人——特别是他的女人——的人已经是同她犯下了奸情。”

　　“当激情消失之后，人类就将不再有存在的理由，人类将执行自然的律令；生灵的结合就将完成了。”

　　他依据圣马太的福音书指出，“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婚姻，只有在依照基督教的观点，婚姻不是一种进步的元素，而是一种堕落的元素，而且，爱情的前后历程是人类真正理想的一个障碍的时候，才有所谓基督教的婚姻……”

　　但是，在波斯德尼舍夫的口中说出这些想法之前，这些想法并没有明确地在托尔斯泰脑子里产生出来。正如伟大的作家们常常出现的那种情况一样，作品在牵引着作家；艺术家走在了思想家的前面。——艺术在其中并未失去什么。就效果的强烈、激情的集中、视觉的粗犷鲜明、形式的完满与成熟等等而言，托尔斯泰的其他著作没有一部可与《克勒策奏鸣曲》相提并论的。

　　我还得阐释一下书名。——说实在的，书名文不对题。它使人对该作内容产生误解。其实音乐在书中只起到一个次要作用。如果把奏鸣曲删除，内容丝毫不会改变。托尔斯泰错误地把他念念不忘的两个问题搅和在一起：音乐那使人堕落的力量和爱情那使人堕落的力量。音乐的魔力应该另文专述；托尔斯泰在这本书中所赋予它的地位并不足以证明他所揭示的危险。就这一问题，我不得不稍微多说几句，因为我相信大家并不太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

　　他绝不是一点儿也不喜欢音乐。人就是害怕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请大家回想一下对音乐的回忆在《童年时代》，尤其是在《夫妇的幸福》中所占的位置，书中那从春到秋周而复始的爱情就是在贝多芬的奏鸣曲（《月光奏鸣曲》）的语汇中展开的。也请大家回想一下涅赫留多夫和小彼加在临死前的那个夜晚在心中所听见的那些美妙的交响曲。诚然，托尔斯泰对音乐并不精通，但音乐却常使他感动得流下热泪；而且，在他一生的某些时期，他曾纵情于音乐。1858年，他在莫斯科创建了一个音乐协会，后来成为莫斯科音乐学院。

　　“他非常喜爱音乐。”他的妹夫别尔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中写道，“他常弹钢琴，偏爱古典大师的作品。他常常在开始工作之前弹一会儿钢琴。他可能常从中获得灵感。他老为我妹妹伴奏，因为他喜欢她的嗓音。我发现音乐在他身上引起的反应使他常常脸色微微泛白，而且还伴之以一种不易觉察的怪相，这可能在反映他的恐惧。”这正是震撼他心灵深处的那些不知是什么力所引起的他的恐惧！在这个音乐的世界里，他感到他的思想意志、他的理性、他人生的所有一切现实全都在消溶。请大家重读一下《战争与和平》第一卷中的那个场面：尼古拉·罗斯托夫赌场失意，沮丧绝望地回到家里。他听见他妹妹娜塔莎在唱歌。他忘了一切。

　　“他极不耐烦地等着听接下去的那个音符，而在那片刻之间，世界上别无其他，只有那段三拍的节奏：Oh！miocrudeleaffeto！

　　“——‘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荒谬，’他在想，‘不幸、金钱、仇恨、荣誉，所有这一切都一文不值……这才是真实的……娜塔莎，我的小白鸽……咱们瞧瞧她能否达到B调……她唱出来了，感谢上帝！’“而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唱了起来，为了增强B调，他和着她的三度音。

　　“——‘啊！上帝，多么美啊！是我赋予的吗？多么幸福啊！’他在心里想；而这三度音的颤动在他的心灵中唤起了所有最美好最清纯的东西。与这种超人的感觉相比，他的输钱与他的承诺又算得了什么……疯狂！一个人可以去杀人，去偷盗，但却仍旧是幸福的。”

　　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而且音乐对于他来说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激动；但是，娜塔莎已快要迷失于其中了。那是在歌剧院晚上看演出之后，“在这奇异的、艺术的狂乱世界中，远离现实十万八千里，善与恶，怪诞与理性混杂交织在一起”，她听着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她意乱情迷，答应与他私奔。

　　托尔斯泰年岁越大，他就越是害怕音乐。有一个对他有所影响的人——奥尔巴赫，托尔斯泰1860年在德累斯顿见过他，他无疑增加了他对音乐的偏见。“他谈起音乐来仿佛是在谈一种无度的享乐似的。在他看来，音乐是一种使人向堕落滑去的玩意儿。”

　　卡米尔·贝莱格先生问道，在那么多的颓废的音乐家之中，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最清纯、最贞洁的贝多芬呢？——因为他是最棒的。托尔斯泰以前喜欢他，而且一直都喜欢他。他最遥远的《童年时代》的回忆是和《悲怆奏鸣曲》连在一起的；在《复活》的结尾，当涅赫留多夫听到演奏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他几乎止不住流出泪来：“他在悲叹自身”，——然而，在《艺术论》中，我们看到托尔斯泰在表述“聋子贝多芬的病态作品”时，心中涌出多大的气愤；而且，早在1876年，他“总想贬损贝多芬，使人怀疑其天才”的那股劲头就使柴可夫斯基十分反感，因而也冷却了他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克勒策奏鸣曲》使我们得以看出这种激烈的不公的根源。托尔斯泰指责贝多芬什么呢？指责他的强力。他同歌德一样，在听C小调交响曲时，受到了它的震撼，因而把一腔怒火都朝着这位使他屈从于其意志的权威大师发泄出去：

　　“这音乐，”托尔斯泰说道，“立即把我带到创作该音乐的那个人所处的精神状态之中去了……音乐本该是国家的事，如同在中国那样。我们不该容忍随便什么人拥有这么可怕的一种催眠力量……这些东西（《克勒策奏鸣曲》的第一个急板），只能在某些重要场合才容许演奏……”

　　但在气愤之余，我们看看他是怎么屈服于贝多芬的威力的，而且据他自己承认，这威力又是多么的高尚和纯洁！在听这一片段时，波斯德尼舍夫坠入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无法分析的状态，但对这一状态的体味让他感到快乐；忌妒在其中不再存在了。那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时，“有着一种庄重的表情”，继而，“在她演奏完了时，脸上浮现出一丝微微的、动人的、幸福的笑容”……在这一切之中，有什么腐败堕落的？——有的只是精神被锁住，一股不可名状的声音之力在操纵着它。如果这种力愿意的话，精神会被它摧毁。

　　这是真的，但托尔斯泰只是忘了一点：听音乐或创作音乐的人大多数是生命平庸或缺乏的。对于那些什么也感觉不到的人来说，音乐是不会有危险的。一般感觉麻木的听众是绝不会受到歌剧院演出的《莎乐美》的病态情感的感染的。只有像托尔斯泰那样生活丰富的人才有受其影响之虞。——其实，真正的情况是，尽管托尔斯泰对贝多芬太不公平，但他比今天部分崇拜贝多芬的人对其音乐更加的感受良深。他起码是了解“老聋子”艺术中那澎湃汹涌的疯狂激情和粗野的强力的，而今天的演奏者和乐队对此却不甚了了。贝多芬也许对托尔斯泰的恨比对其崇拜者对他的爱更加的满意。

　　[十五]

　　《复活》与《克勒策奏鸣曲》相隔十年。这是日益专心于道德宣传的十年。这十年把《复活》与这渴望永恒生命所企盼的终极相隔开来。《复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艺术上的遗嘱。它如同《战争与和平》的光亮照着他的成熟时期一样，笼罩着他的暮年。这是最后的高峰，也许是最高的高峰（如果不说是最雄伟的高峰的话），不得而见的峰顶消失在云雾之中。托尔斯泰已是古稀之年。他凝视着世界，凝视着他的人生、他往日的错误、他的信仰、他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着它们。这是同以往的作品中所表述的同样的思想，是反对虚伪的同样的战争；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凌驾于他的主题之上；他往《克勒策奏鸣曲》和《伊万·伊里奇之死》的阴沉嘲讽与骚动的心灵加入了一种宗教的明净，那是从他内心确切地反映着的那个世界分离出来的一种明净。我们有时甚至可以说他是基督教的歌德。

　　我们发现，在其最后阶段的那些作品中所强调的所有艺术特征又在这儿表现出来，特别是叙述的凝炼，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比在短篇小说里更加的突出。该作品是一致的，在这一点上，与《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迥然不同。几乎没有穿插什么小故事。只有一个行动，紧凑地展开着，而且所有的细枝末节都搜索一空。同在《克勒策奏鸣曲》中一样，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刻画得淋漓尽致。一种越来越清晰，坚实，毫无顾忌的写实性的观察，使他看到了人身上的兽性，——“那种人身上的劣根性的兽性，越是未被发现，越是藏于所谓诗意的外表之中，就越是可怕。”那些沙龙中的交谈，只不过足以满足一种以肉体需要为目的：“在蠕动舌头和喉头筋肉时，促进消化的一种需要。”对于任何人都不放过的一种对人的冷峻深邃的观察，即使漂亮的科尔夏金也无法逃过，“她肘骨突出，大拇指指甲宽阔，而且她那袒胸露背的模样也激起涅赫留多夫的羞愧与厌恶，厌恶与羞愧”，还有女主人公玛斯洛娃也未能幸免，她的堕落暴露得一清二楚，她的未老先衰，她的低级下流的言辞，她的挑逗的微笑，她的浑身酒气，她的红彤彤燃烧着似的脸。细节描写犹如自然主义作家一般粗犷：那个蜷缩在垃圾箱上聊天的女人。诗意的想像、青春的气息已经烟消云散，只是在初恋的回忆中还留存着。那初恋的乐曲在我们心中带着一种令人晕眩的强节奏回荡着，那圣周六的圣洁之夜和复活节之夜，解冻了，厚厚的白雾“让人离屋五步开外就只能看见黑乎乎的一大片，一盏灯的红光闪现着”，夜间雄鸡在啼鸣，结冰的河流，冰在迸裂，如同一只杯子破碎时发出噼啪的声响，而那个年轻人从屋外，透过窗玻璃，窥视着那个少女，后者看不见他，她坐在桌旁，就着一盏灯光颤动着的小油灯，——沉思着的卡秋莎在微笑，在幻想。

　　作者的抒情手法没有占什么位置。他的艺术手法更客观，更加脱离他的个人生活。托尔斯泰曾尽力更新其观察的视野。他在这儿探究的罪恶的世界和革命的世界，对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只是通过一种自觉自愿的同情的努力闯入其中；他甚至承认在仔细观察革命者们之前，他们给他的是一种无法克服的厌恶。他的真切的观察，那面毫无瑕疵的镜子尤其令人赞叹。典型与精确的细节是多么的丰富！卑鄙与道德，全都以一种既不严厉又不溺爱的态度，以一种平静的智慧和一种博爱的怜惜被观察着……女人们身陷囹圄的可悲景象！她们相互间毫无恻隐之心；但艺术家是那仁慈的上帝：他在每一个女人的心中看到隐于卑贱之下的无奈，以及无耻的面具之下的那张哭泣的脸。纯洁而苍白的光亮在玛斯洛娃那卑微下贱的心灵中渐渐地闪现出来，最后，变为一种牺牲之光照亮着她，这光亮有着一种动人的美，如同改变了伦勃朗的一幅画的卑贱画面的那样一束阳光。毫无声色俱厉，甚至对刽子手们亦然。“宽恕他们吧，主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最糟糕的是，他们往往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为之愧疚，但又根本不能不去干。从书中流露出那种重压的宿命之感，它既压在那些受苦的人身上，也压在使人受苦的人身上——譬如那个典狱长，他充满着天生的仁慈，对于自己那狱吏生活已经厌腻，同样，对于他那体弱的、面色苍白眼圈发黑的女儿老是练习弹奏李斯特一首狂想曲他也厌烦透顶；——还有那位西伯利亚一城市的总督，他聪明而善良，为了逃避他想做的善事和他被迫做的恶事之间的无法调和的冲突，35年来一直借酒浇愁，但即使喝醉酒的时候，仍能自持，不失风度；——还有那弥漫在那些其职业使人对他人无心无肺的人家中的天伦之乐。

　　唯一缺乏的一种客观的真实性的性格就是主人公涅赫留多夫的性格，因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用到了他的身上。这已经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中的最有名的典型人物中的好几位的缺陷或危险了，如安德烈亲王、皮埃尔·别祖霍夫、列文等。但他们的缺点并不算太严重，因为他们因其地位和年龄的缘故，处于更接近托尔斯泰的思想状况。不像在这儿，作者把一位古稀老人的出壳的灵魂置于一个35岁的放荡的人的躯体之中。我这绝不是说涅赫留多夫的精神危机不可能是真实的，也不是说这种危机不可能这么突然地就发生。但是，在托尔斯泰所表现的人物的以前生活中的秉性、性格中，没有什么在预示或解释这一危机的；而当危机露出端倪时，便什么也阻止不了它了。无疑，托尔斯泰深刻地指出了涅赫留多夫起先那掺杂进牺牲思想中的不纯的混合，和他对自身的怜惜与孤芳自赏，以及日后在现实面前感到的恐惧和厌恶。但他始终矢志不移。这场危机与他先前的危机毫不相干，虽然很剧烈，但只是暂时的。什么都无法再阻挡这个优柔寡断的人了。这位亲王，富有阔绰，受人敬重，颇惧社会舆论，正准备迎娶一个爱他而他也喜欢的漂亮姑娘，可他突然决定抛弃一切——财富、朋友、地位去娶一个妓女，为的是赎回自己以前的过错；而且，他的这种冲动坚定不移地持续了好几个月；它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甚至当他听到自己想要娶为妻子的那个女子仍在过着放荡的生活也不为所动。——这其中有着一种圣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进行的心理分析使我们能够在意识的隐晦深处以及主人公们的机体之中看到其根源。但涅赫留多夫毫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的气质。他是普普通通、庸碌而健全的人物典型，是托尔斯泰笔下的惯常人物。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很实际的人物与属于另一个人的那种精神危机的并存并立；——而这另一个人也就是托尔斯泰老人。同样的双重成分的印象还出现在该书末尾，在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并存着一个并不必要的福音书式的结论——属个人信仰的行为，并不是从被观察的生活中符合逻辑地得出来的。托尔斯泰把自己的宗教加进他的写实主义已不是第一次了；但在以往的作品中，两种元素相互交融得较好。而在这本书中，它们共存共处，毫不相混相融；由于托尔斯泰的全部信仰更加脱离任何实证，他的写实主义日益自由而尖锐，所以两种元素的反差则更加的强烈。这是年岁而非疲乏使然，所以转承启合上显得有点僵硬。宗教的结论并不是作品结构的自然发展。这是“整体中走出来的上帝”〔整体中走出来的上帝〕原文为拉丁文……而我深信，在托尔斯泰的心灵深处，尽管他自己十分肯定，但他那不同的本质——他那艺术家的真理与他那信仰者的真理——丝毫没有融合在一起。

　　但是，尽管《复活》没有他年轻时的作品的那种和谐完满，尽管我个人更喜欢《战争与和平》，但它仍不失为一首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美好的诗篇——也许是最真实的诗篇。我在这本书中比在其他任何作品中都更能看到托尔斯泰那明亮的目光、那深邃无比的淡灰色的眼睛，“那直透人心的目光”，在每个心灵中都能看到上帝的存在。

　　[十六]

　　托尔斯泰从不放弃艺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使心存此想，也不能放弃自己生存的理由。由于宗教的考虑，他可以放弃发表作品；但他不能放弃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止自己的艺术创作。最近几年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见过他的保尔·布瓦耶先生说他同时在创作宣道的或论战的作品和想象的作品；他用这两类作品互相调剂。当他写完一本什么社会论著，什么《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之后，他就让自己再去写一本他自己对自己讲述的美丽故事，譬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是一部军事史诗，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反抗斯卡米尔统治的作品。艺术是他的消遣，他的娱乐。但他也许是把艺术看成是一种值得炫耀的虚荣。

　　他编过一本《每日必读文选》（1904—1905年），收集了许多作家对真理与人生的看法，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世界观的真正的文选，从东方圣书到现代艺术家尽收其中，但除了这本书外，他自1900年起所写的几乎所有的纯艺术性的作品全都是手稿，并未刊印。

　　反之，他大胆地、激烈地把自己的论战和神秘的作品投入社会之战中去。从1900年到1910年，社会之战吸走了他最旺盛的精力。俄罗斯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沙皇帝国有一阵儿显得动摇，已经接近摇摇欲坠了。俄日战争、战后的损失、革命骚乱、陆军和海军的哗变、大屠杀、农村暴动等等似乎标志着“世纪末”的到来，——托尔斯泰的一部作品就是以此为书名的。——危机的顶峰当属1904年到1905年之间。托尔斯泰在这几年中发表了一系列反响很大的作品：《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在这最后的十年中，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独占鳌头。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不带任何国家的色彩，脱离了把他逐出来的教会，孤军奋战。他理智的逻辑，他信仰的坚定不移使他“二者必居其一：离开其他人或离开真理”。

　　他记起了一句俄罗斯谚语：“一个说谎的老人就是一个偷窃的富人。”于是他脱离了其他人，为的是说出真理。他把真理完整地说给众人听。这位驱除谎言的老者继续不知疲倦地抨击所有宗教的和社会的迷信，抨击所有的偶像。他不仅仅是针对过去的暴政、迫害人的宗教、沙皇的独裁。他对于它们也许反而心平气静了一些，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向它们投掷石块。大家都了解了它们，那它们也就不再那么可怕了！再说，它们也是在干自己的行当，并不蒙骗人。托尔斯泰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那封信，虽并无对沙皇的恭顺，但却充满着对于沙皇作为人的温情，他称呼他为“亲爱的兄弟”，并请求“他原谅，如果自己无意之中惹恼了他的话”；最后还写上一句：“您的兄弟祝您真正幸福。”

　　但是，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最激烈揭露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他抨击的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幻想。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我们并不知道他最恨的是什么，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他对自由党人的憎恨由来已久。当他早在塞瓦斯托波尔战役身为军官，在同彼得堡的文人圈子接触时，他就已经开始反感了。这曾是他与屠格涅夫失和的原因之一。这个骄傲的贵族，这个世家出身之人，无法忍受这帮知识分子及其大言不惭，说什么不管怎么样都是在使国家幸福，实际上是在把他们的乌托邦强加于他。他是根深蒂固的俄罗斯人，又是世族名门，所以对于这些自由的新玩意儿，对于这些来自西方的立宪思想，一向持怀疑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之行更增强了他的这些成见。第一次旅行归来时，他就写道：

　　“避开自由主义的野心。”

　　第二次旅行归来时，他强调指出，“特权社会”毫无权利去以自己的方式教育它所不熟悉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更广泛地表述了他对自由党人的鄙夷不屑。列文就拒绝参与外省的民众教育事业与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改革。外省议会的绅士们的选举场面反映了一个地方以一个新的自由政权去替代其旧的保守政权的欺骗伎俩。什么都没有变，只是又多了一个谎言，它既无法原谅，也无需几个世纪去认可。

　　“我们也许算不了什么，”旧政权的代表说，“但我们毕竟持续了上千年。”

　　而且托尔斯泰对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愿……”等等词句十分气愤。哼！他们对民众有什么了解？什么是民众？

　　特别是在自由运动似乎马上就要成功，并准备召开杜马大会时，托尔斯泰强烈地表达了他对立宪思想的反对。

　　“最近一段时间，对基督教的曲解导致一种新的欺诈，致使各国人民更深地陷入被奴役的状态。有人借助于一种复杂的议会选举制度，向各国人民鼓吹，如果直接选举自己的代表，他们就是在参与政府的工作，而且，只要服从自己的代表，他们也就是在服从于自己的意愿，他们也就自由了。这是个骗局。即使通过普选，民众也是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的：第一，因为一个有数百万居民的国家，这样的集体意愿是不存在的；第二，因为即使这种意愿存在的话，大多数的选票也不会代表这种意愿的。且莫说当选者的立法与行政并不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说民众的堕落是由于压迫和选举中的腐败，——这谎言毒害尤烈，因为屈从于这个制度的那些人落入一种自我满足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让人想起自以为享有自由的囚犯，因为他们有权在那些执行监狱警务的狱卒中选举出代表来……一个专制国家的人可以完全是自由的，即使是处于最凶狠的暴政之下。但一个立宪制国家的人则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实施暴力的合法性……喏，有人就是想把俄罗斯人民像其他欧洲各国人民一样带进一种立宪制的奴隶状态……”（《世纪末》）

　　在他那远离自由主义的态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他的鄙夷不屑，面对社会主义，如果说托尔斯泰禁不住要憎恨一切的话，那是因为痛恨——或者可能是因为痛恨。他加倍地憎恶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的谎言与科学的谎言。它不是自称建立在不知什么经济学的基础上吗？还说这种经济学的绝对规律影响着世界的进步！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十分严厉。对于这种现代迷信，和“这些无用的问题（物种起源，光谱分析，镭的特性，数论，动物化石以及其他的一些乱七八糟的玩意儿），人们今天像中世纪的人对圣母怀胎或物质的双重性一样的十分重视”，而托尔斯泰则用嘲讽挖苦的口吻写了一些文章大加驳斥。——他嘲讽“这帮科学的奴仆，他们同教会的奴仆如出一辙，深信并让别人相信他们在拯救人类，他们像教会一样，相信他们掌握着真理，但他们相互之间从来都不一致，分成许多门派，像教会一样，是粗俗、精神愚昧以及人类无法早日摆脱自己所受之痛苦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们抛弃了能够团结人类的唯一的东西：宗教意识。”（《战争与革命》）

　　但是，当他看到这件新的狂热的危险武器落到那些声称要使人类再生的人的手里时，他的不安加剧了，他的怒火迸发了。凡是求助暴力的革命者，都使他忧愁焦虑。不过，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让他厌恶：那是一个坑人的腐儒，一个自傲而干枯的灵魂，他不喜欢人类，他只爱自己的思想。

　　不过，那是一些卑劣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满足人的最低需要：物质享受。然而，即使这样的一个目的，按照社会主义所提出的办法也是无法达到的。”

　　归根结底，它是没有爱的。它只有对压迫者和“对富人们的温馨甜蜜生活的忌妒：像聚集在污物上的苍蝇的一种贪婪”的恨。当社会主义取胜时，世界的面貌将是很可怕的。欧洲的游民将以加倍的力量扑到弱小而粗犷的各国人民身上，并将把各国人民变为奴隶，以便欧洲以前的无产者能够惬意地，像罗马人那样奢华闲散。

　　幸而社会主义最精华的力量在烟雾中——在演说中，如若雷斯的演说中——耗费殆尽……“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在他的演讲中几乎包罗万象——可其实什么都没有……社会主义么，有点像我们俄国的东正教：你挤压它，你把它逼到它最后的壕沟，你以为抓住它了，可突然间，它转过身来对你说：‘不！我并不是你所想的，我是别的东西。’它从你手里溜掉了……耐心点！让时间去起作用吧。社会主义的理论将会像女人的时装一样，很快就会从沙龙撤到过厅中去的。”（《同保尔·布瓦耶先生的谈话》）

　　如果说托尔斯泰就这样地在向自由党人和社会党人开战的话，那远不是为了听任独裁政治为所欲为；相反，是为了在消灭了队伍中的捣乱分子与危险分子之后，让战斗在新的世界和旧的世界之间全面展开。因为他也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与革命者们的大相径庭：他那是中世纪的神秘信徒的革命，它期待着明天由圣灵来统治：

　　“我认为在这一确定的时刻，在基督教世界酝酿了已两千年的大革命开始了，——这革命将以真正的基督教来替代腐败了的基督教以及从其中衍生出来的统治制度，这真正的基督教是人人平等的基础，是所有有理智的人所渴望的真正的自由的基础。”（《世纪末》）

　　预言家选择什么时间来宣告幸福与爱的新纪元开始呢？选择俄罗斯最阴暗的时间，选择灾难与耻辱的时间。创造性信仰的崇高能力啊！在它周围，一切都是光明的，——即使在黑夜里亦然。托尔斯泰在死亡中瞥见了再生的信号，——在满洲战争的灾祸中，在俄国军队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血腥的阶级斗争中。他的梦想的逻辑从日本的胜利中得出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摆脱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教民众在战争中，与“跨越了奴役屈从阶段”的基督教民众比较而言，总是占有优势。——这是不是让他的人民退让呢？——不是的，这是伟大的自豪。俄国应摆脱一切战争，因为它应完成“大革命”。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宣道者，这个暴力的敌人，于不知不觉之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1905年革命将把人类从凶残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它应当在俄国开始。——它开始了。”

　　为什么俄罗斯应当扮演这个上帝的选民的角色呢？——因为新的革命应首先补赎“大罪恶”：几千个富人对土地的独霸，成百上千万的人的奴隶般的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而且还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俄罗斯人民那样意识到了这种不公。

　　但特别是因为俄罗斯人民是所有各国人民中最能感悟真正的基督教真谛的，而那开始到来的革命应该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的律令。但是，如果这一博爱律令不依据不反抗恶的律令的话，它是无法实现的。而不反抗则是，而且向来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主要特点。“俄罗斯人民对于权力向来就持有一种与欧洲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们从未与当权者斗争过；特别是他们从未参过政，因此也就未能受到政权的玷污。他们视权力为一种必须避开的恶。一则古代传说称，俄罗斯人祈求瓦兰人来统治他们。大部分俄罗斯人一向宁可忍受暴力行径而不予报复或染指。所以他们向来是忍辱负重的……”

　　这是自愿的忍辱负重，与奴颜婢膝的服从毫不搭界。

　　“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忍辱负重，他甚至不可能既忍辱负重又对各种暴力进行斗争；但他是不会服从这些暴力的，也就是说，不能承认其合法性。”（《世纪末》）

　　托尔斯泰在写这一段话时，他正因一个民族那种英勇的不抵抗的最悲壮的榜样而激动着，——那就是1905年1月22日彼得堡的流血示威，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由教士加蓬带领着，任人枪杀，没有发出一声仇恨的呼喊，没有一个自卫的动作。

　　在俄罗斯，长期以来，被称作“皈依者”的老信徒不顾迫害，顽强地奉行着不服从政权并拒绝承认其合法性的信条。在日俄战争的灾难之后，这种思想迅速地在农村群众中间传播开来。拒绝服兵役的情况在扩大；他们越是受到残酷压迫，心中的反抗怒火就越是强烈。——此外，各省、各族，即使并不知道托尔斯泰，也全都在实行这种消极抵抗：自1898年起的高加索的杜霍博尔人，将近1905年起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托尔斯泰对于这些运动的影响远不及它们对他的影响来得大；而他的作品的意义正是在于，不管革命党的作家们（如高尔基）怎么说，反正他是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

　　他对于甘冒生命危险去实践他所宣传的原则的那些人的态度，是很谦虚、很严肃的。对待杜霍博尔人、格鲁吉亚人同对待逃避服兵役者，他都从不摆出一副教训者的神气。

　　“不能忍受考验的人是无法教点什么给能忍受考验的人的。”

　　他请求“所有可能因他的言论或著作而导致痛苦的人”宽恕他。他从未怂恿任何人逃避服兵役。这是每个人自己去决定的事。如果遇上一个犹豫不决的人，“他总是劝他去服兵役，而且，只要他觉得在道德上并不是不可能的话，就不要拒绝服从”。因为，假如一个人在犹豫，那就是说他并不成熟；而且“最好是多一个军人而少一个虚伪者或叛徒，但凡去做力所不能及的事的人，就会沦为虚伪者或叛徒”。他对逃避兵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深表怀疑。他担心“这个年轻人是受了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而非对上帝的爱使然”。对于杜霍博尔人，他写信叫他们别因自傲和人的尊严而拒绝服从，但是，“如果他们有可能的话，就把他们的脆弱的妻子及孩子们从痛苦中解救出来。任何人都不会因此而谴责他们的”。他们只应在“基督精神扎根于他们心中时才坚持不懈，因为这样他们将会因痛苦而幸福”。不管怎么说，他是在请求那些遭人迫害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要同迫害他们的人中断友爱关系”。正如他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一封漂亮的信中说的，必须爱希律王〔希律王〕即希律大帝（公元前73—前33年），公元前40年至前4年在位的犹太王，以残忍著称。

　　“您说：‘人们不能爱希律王。’——这我不知道，但我感到，而且您也一样，必须爱他。我知道，而您也知道，如果我不爱他的话，我会痛苦，我身上也就会没有生命。”

　　这是神圣的纯洁，是这种爱的永不熄灭的激情，最终将使人连福音书上的话都无法满足了：“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一样”，因为仍可以从中发现一种自私的怪味！

　　照某些人看来，这爱太广博了，而且把人的自私摆脱得一干二净，以致爱都变得空泛了！——然而，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呢？

　　“今天最大的罪孽就是，人的抽象的爱，对于那些天各一方的人的平庸的爱……爱我们不认识的且永远遇不上的人，那是极其容易的事！我们无需牺牲点什么。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对自己很满意！良知被愚弄了。——不，必须爱你的亲人，——爱同你一起生活并妨碍你的人。”

　　我在大多数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中看到，他的哲学与他的信仰并不新颖。这倒是不假，这些思想之美永恒了，所以显不出一种时尚的新潮来……另有一些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像福音书一样，有着乌托邦的特征。一个预言家就是一个乌托邦；他的永恒生活自尘世起便已开始；既然他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了在我们中间的预言家中的最后一个，既然我们的艺术家中的最伟大的那一位额头上有着一道光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对于世界而言比多一种宗教或一种新的哲学更加新颖、更加重要的事实。看不到这颗伟大的心灵的奇迹的人，看不到在这个因仇恨而血腥的世纪中的博爱的代表的人，那真是有眼无珠！

　　[十七]

　　他的相貌有了确定的特征，因而将永远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雪白的眉毛丛生，长老似的胡须让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来。那张老脸变得温和了，慈祥了；脸上那病患、忧伤、慈爱的印迹犹存。自二十岁的几乎兽性的粗野和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僵硬起，他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但是，那双清亮的眼睛却仍旧一如既往地深邃敏锐，目光坦诚，自己的一切都毫无隐瞒，而其他的一切也都能洞穿。

　　托尔斯泰在去世前九年，在回复圣教会议的信（1901年4月17日）中写道：“多亏了我的信仰，我得以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之中，并能在平和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时，我联想起古时的谚语来：“我们不该在他死之前称呼任何人为幸福的人。”

　　他当时所沾沾自喜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永远一成未变？

　　1905年“大革命”的希望化为了乌有。期待的光明根本就未从厚重的黑暗中穿透出来。接续革命的激奋的是精疲力竭。往日的不公未有丝毫的改变，要说改变，那只能说贫困更加加深了。

　　早在1906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便已丧失了信心；而他的顽强信仰已远远地在寻找他能托付此重任的其他民族。他在考虑“伟大而聪颖的中国人民”。他认为“东方民族已被召唤来重新寻回西方民族已无可挽回地丧失了的那种自由”，而中国人将领导亚洲人在“道”这条永恒的规律的道路上完成人类的转变。

　　这一希望很快就破灭了：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如同在它之前就已经这么做的日本一样，否定了自己往日的智慧，以效仿欧洲。被迫害的杜霍博尔人移居了加拿大；而在那里，令托尔斯泰大为尴尬的是，他们立即占有了土地；格鲁吉亚人刚刚从国家枷锁下挣脱出来，便开始打击与他们意见不一致的那些人；而被召唤来的俄国军队又使一切恢复了秩序。连犹太人也未能幸免，——“他们的国家，在这之前一个人所能企盼的最美好的国家，是本圣书”，——他们也陷入犹太复国主义这虚假的民族运动的病患之中，这种所谓的民族运动“是现代欧罗巴主义的皮毛之皮毛，是它的畸形儿”。

　　托尔斯泰很伤心，但他并未气馁。他信赖上帝，相信未来：

　　“如果能在眨眼之前长出一片森林，那就再好不过了。不幸的是，这是不可能的，必须等着种子发芽，出苗，长叶，然后成干，最后再变成一棵树。”

　　但必须有许多的树才能变成一片森林，而托尔斯泰是独木不成林。他是光荣的，但却是孤单的。人们从世界各地给他写信：从穆斯林国家、中国、日本，在那里，他的《复活》翻译出版了，他的“还土地于人民”的思想被传播了。美国报纸记者采访他；一些法国人就艺术或政教分离请教他。但他的门徒不足三百人，这一点他知道，但他并未操心去收门徒。他反对他的朋友们组织托尔斯泰崇拜者团体的尝试：“不要去相互迎合，而应当大家一起奔向上帝……你说：‘大家在一起，更容易……’——更容易什么？——耕作，刈草，这是对的。但是，要接近上帝，你只有单独地去做才行……我想象中的世界就像一座巨大的神殿，阳光从上方直射其中央。为了联合起来，大家应该向那阳光走去。在那里，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我们，将和一些我们并未期待的人集合在一起：欢乐即在其中。”

　　在从上方直射而下的阳光中，他们有多少人集合在了一起？——这无关紧要！只要有一个人与上帝在一起就足够了。

　　“如同只有一个燃烧着的物质可以把火传给其他物质一样，只有一个人真正信仰和真正生活才可以感染他人并传播真理。”（《战争与革命》）

　　也许的确如此；但是，这种孤独的信仰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托尔斯泰的幸福呢？——在他最后的时日里，他与歌德的那种自觉自愿的宁静相距多么的遥远啊！他似乎在逃避宁静，他似乎厌恶宁静。

　　“能对自己不满，这应感谢上帝。但愿永远能这样！生命与它应该的那样之间的不一致正是生命的标志，是从渺小到伟大，从恶到善的上升运动。而这种不一致是变善的条件。当一个人对自己心满意足时，那是一种恶。”

　　他正想象着这小说的主题，它奇怪地显示着列文或皮埃尔·别祖霍夫的挥之不去的焦虑在他心中并未消失。

　　“我经常想象一个在革命团体中培养起来的人，一开始是革命者，然后成了民粹派，社会党人，东正教徒，阿多山的僧侣，再后来又成了无神论者，慈父，最后成了杜霍博尔人。他开始时什么都尝试，但一事无成；人们嘲笑他，他什么也未做，在一个收容所里默默无闻地死去，临死前，他认为自己糟蹋了自己的一生。然而这却是一位圣人。”（《一个杜霍博尔人的故事》）

　　他信心那么足，难道他心中还有什么疑惑吗？——谁知道呢？对于一个一直到老身心都很健康的人来说，生命是不可能停留在思想的某一点上的。生命必须前进。

　　“运动就是生命。”

　　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很多事情在他身上大概都在变化。他对革命者们的看法难道没有变化吗？谁又能说他对不反抗恶的信仰一点也没有变？——在《复活》中，涅赫留多夫同政治犯的关系就完全地改变了他对俄国革命党的看法。

　　“在这之前，他有点憎恶他们的残忍、隐藏的罪恶、谋杀、自满、沾沾自喜以及让人无法忍受的虚荣心。但是，当他清楚地看到当局是如何迫害他们时，他明白了，他们只能是这样。”

　　因此，他钦佩他们那包含着全部牺牲的对义务的观念。

　　但自1900年起，革命的浪潮蓬勃发展起来，它从知识分子开始，扩大到民众，悄悄地震撼着成千上万的不幸者。他们那咄咄逼人的队伍的前锋在亚斯纳亚托尔斯泰的窗下列队通过。《法兰西信使报》发表的三个短篇系托尔斯泰晚年作品的一部分，我们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情景在他的精神上所引起的痛苦和惶恐。在图拉乡间，一队队纯朴虔诚的朝圣者走过的景况今又何在？眼下，是饥饿的流浪者的入侵。他们每天都来。托尔斯泰同他们交谈，为他们胸中的怒火所震惊；他们不再像从前那样，把富人看做是“一些通过施舍拯救自己灵魂的人，而是一些强盗，土匪，专喝劳动人民的血”。其中有许多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因为破产了，绝望了，只好铤而走险。

　　“将使现代文明变得如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把古文明搞成那样的野蛮人，不是在沙漠和丛林中而是在市郊和大路上造就的。”

　　亨利·乔治就是这么说的。而托尔斯泰则补充说道：

　　“汪达尔人在俄罗斯已经准备就绪，在我们深受宗教思想影响的百姓中，他们将是特别地可怕的，因为我们不了解在欧洲人民中非常发达的法度与舆论的限制。”

　　托尔斯泰经常接到这些反叛者的信，对他的不反抗理论非常不满，声称对于统治者和富人对民众所做的一切坏事，只能报之以“复仇！复仇！复仇！”——托尔斯泰还指斥他们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几天之后，当他看见在他的村子里，役吏们对哭诉哀告的穷人们无动于衷，把他们的铁锅和牛羊强行抢走时，他也束手无策，只能喊起复仇的口号，掷向那帮刽子手，“那帮只知贩酒谋利、教唆杀人或宣判流放、入狱、苦役或绞刑的官吏及其走狗，——这帮人全都清楚地知道从穷人那儿抢走的锅子、牛羊、布匹，有利于蒸馏毒害百姓的酒精，制造杀人武器，建造监狱、苦役监，特别是可以让他们一伙大发其财”。当你一辈子都在企盼着爱的世界的到来的时候，却又必须面对这些可怕景象时不得不闭上眼睛，满怀困惑，那是很让人痛心的。——当你有着托尔斯泰的那种真切意识，而心里想着自己的生活与自己的原则并不完全一致时，那就更加的令人伤心悲痛了。

　　在此，我们触及到他最后的几年——必须说是他最后的三十年吗？——的最大的痛点了，而对这一痛点我们只能用一只虔诚而胆怯的手轻轻地触摸一下，因为这个痛，托尔斯泰在尽力地隐瞒着，它不仅属于死者，也属于他所爱过的并爱着他的其他一些活着的人。

　　他未能把他的信念传达到他最亲爱的人，他的妻子儿女。我们看到他的忠实伴侣，他那勇敢地分担他的生活及其艺术创作的妻子，对于他放弃艺术信仰而改奉她所不了解的一种道德信仰，感到很痛苦。看到自己不为自己最好的女友所理解，托尔斯泰也同样很痛苦。

　　“我全身心都感觉到，”他在写给丹奈洛摩的信中说，“下面的话语之真切：丈夫与妻子不是两个分离的生灵，而是合二为一的……我强烈地盼望着能把那种使我得以超脱于人生苦痛的宗教意识的一部分传递给我的妻子。我希望这种意识能够传递（不是由我，而是由上帝）给她，尽管这种意识是不大能为女性接受的。”

　　这一愿望似乎并未实现。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赞赏并喜爱心灵的纯洁，坦荡的胸怀，以及与她“合二为一”的伟大灵魂的仁慈；她瞥见“他走在群众前面，在指引人们应该遵循的道路”；当圣教会开除他的时候，她勇敢地为他辩护，并声言誓与丈夫共患难。但是，她无法去做她认为自己所不相信的事情；而托尔斯泰又太认真，不想逼迫她违心地去做，——因为他憎恨假装的信仰与爱胜过对信仰与爱的背叛。他又怎能强迫不信奉的她去改变自己的生活，牺牲自己的和她的儿女们的财产呢？

　　他同他的孩子们的隔阂更加的深。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家里见过托尔斯泰的勒鲁瓦——博利厄先生说，“在饭桌上，当父亲说话的时候，儿子们难以掩饰自己的厌烦和怀疑”。他的信仰只是稍稍触及到他的三个女儿，其中他最喜欢的玛丽娅已经死了。在精神方面，他在家人中间是孤独的。“只有他的小女儿和他的医生”了解他。

　　他为这思想上的距离而苦恼，他为别人强加于他的交际而苦恼，他为那些从世界各地跑来的令人讨厌的人的探访而苦恼；他为那些让他受不了的美国人和新潮人物的来访而苦恼；他为他的家庭生活迫使他过的那种“奢侈”而苦恼。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在他的简朴的屋子里见过他的人的叙述的话，那其实只是最低的奢华了：几乎过于朴素的家具，一张铁床，几把破椅，光秃秃的墙壁！但这份舒适却压抑着他：是他挥之不去的一种愧疚。在《法兰西信使报》所刊登的第二个短篇中，他苦涩地把周围的贫困惨状与他家的奢华景象做了对比。

　　“我的活动，”1903年，他写道，“无论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显得多么有益，但却失去了其重要性之大部分，因为我的生活与我所宣扬的东西并不完全一致。”

　　那他为什么不让它们一致呀！如果他无法强迫自己的家人摆脱交际生活，那他自己为什么没有摆脱他们及他们的生活——这样他就可以避免被他的敌人们攻击，说他虚伪了，因为他的敌人们对他的榜样太高兴了，故借此以否定他的主张！

　　他曾经想到过这一点。他早就下了决心。有人已找到并发表了他于1897年6月8日写给他妻子的一封令人赞叹的信。必须把它几乎完全抄录如下。没有什么能比它更好地披露这颗慈爱和痛苦的心灵的秘密的了：

　　“亲爱的索菲娅，长期以来，我一直为我的生活与我的信仰的不一致而苦恼着。我无法强迫你们改变你们的生活以及你们的习惯。直到目前为止，我都未能疏远你们，因为我在想，我要是离开了，我就将失去对我的尚很小的孩子们的可能会有的那么一点点影响，而且我将给你们大家造成很大的痛苦。但我无法继续像过去了的这十六年那样生活了，不能再时而与你们抗争，使你们不快，时而自己又屈服于我已习惯了的那些围绕着我的影响与诱惑。现在，我决心做我长期以来一直想做的事了：我要离去……如同印度老人，一到六十来岁便跑到森林中去，如同每一个信教的老人，想把自己的残年献给上帝，而不是让自己整天说笑打趣，胡闹，玩球什么的，我自己也一样，我已年届古稀，我一心一意地想着宁静、孤独，而且，如果得不到一种完全的一致的话，至少不要我整个一生和我的良知之间的那种不一致。我如果公开地离去，那你们就会又是哀求又是争辩的，我就会心软，也许当我本该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行时反而不会去实行。如果我的做法让你们伤心难过的话，那我请求你们原谅我。特别是你，索菲娅，让我走吧，不要去找我，不要恨我，不要责怪我。我离开你并不表示我怨恨你……我知道你不能，你无法像我一样的去观察与思考；因此，你无法改变你的生活，无法对你所不承认的东西作出牺牲。因此，我一点儿也不怪你；恰恰相反，我满怀爱意与感激在回忆我们共同生活的那漫长的三十五年时光，特别是那前一半时间，你怀着你母性禀赋的勇气与忠诚，勇敢地承担起你视为自己的使命的一切。你给了我，给了世界你所能够给予的。你付出了极大的母爱，作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在我们生活的最后阶段，在最近的十五年中，我俩的道路岔开了。我无法相信罪魁祸首是我；我知道，如果我改变的话，那既不是为了我的快乐，也不是为了世界，而是因为我没法不这样做。我不能指责你一点儿也不听我的，我倒是要感谢你，我将永远怀着爱意去回想你所给予我的一切。——别了，我亲爱的索菲娅。我爱你。”“我离开你并不表示……”他根本就没有离开她。——可怜这封信！他觉得写出来就足够了，他的决定也就实行了……在写了这封信之后，他的决断力量已全部耗尽。——“我如果公开地离去，那你们就会又是哀求又是争辩的，我就会心软……”他无需“争辩”，无需“哀求”，他只需片刻之后，看见他要离开的那些人就足够了：他会感到“他不能，他无法”离开他们；他把装在口袋里的这封信塞进一件家具里去，上面写着：

　　“待我死后，请将它转交我的妻子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

　　他的出逃计划到此为止。

　　难道这就是他的力量的表现吗？他不能为他的上帝而牺牲自己的温情吗？——当然，在基督教名人录中，不乏心更硬的圣人，他们从不犹豫地在凶狠地践踏他们自己的以及别人的情感……有什么办法呢？他根本就不是这类人。他很脆弱。他是人。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爱他的。

　　十五年前，在一篇撕心裂肺的痛苦的篇章中，他问他自己：

　　“喏，列夫·托尔斯泰，你是不是按照你所宣扬的原则生活呢？”

　　他痛苦不堪地回答道：

　　“我羞愧难当，我有罪，我应该受到轻蔑……不过，请将我从前的生活与我今天的生活比较一下，您将会看到我在尽量地依照上帝的律令生活。我没有做到必须做到的千分之一，我因此而惶恐不安，但是，我之所以没有做到，并不是因为我不愿而是因为我不能……谴责我吧，但别谴责我所依循的道路。如果说我认识把我引到家门的那条路，而我又像个醉汉似的踉踉跄跄地走着，那能说是这条道不好吗？要么就请您给我指出另一条道，要么就请您扶着我走这条真正的道，就像我准备扶您走这条道一样。但不要奚落我，不要因我的悲伤而幸灾乐祸，不要兴奋地喊叫：‘大家看啦！他说他要往家走的，可却跌到泥潭里去了！’不，别幸灾乐祸，帮助我吧，支持我吧……帮助我吧！如果我们大家都迷失方向，我会绝望得心碎的；可当我使出浑身解数要从那儿走出来时，你们，对于我每一次的迷途，不是同情，反而对我边指指戳戳，边叫喊着：‘看呀，他同我们一块儿跌进泥潭里了！’”

　　死期更迫近时，他反复说道：“我不是个圣人，我从没把自己当做圣人。我是个凡夫俗子，任人摆弄，有时并不把自己所想所感的东西全都说出来；并非因为不能够，而是因为常常会夸大其词或彷徨无着。在我的行为中，更加的糟糕。我是一个非常之脆弱，满身恶习的人，很想侍奉真理之神，但却经常跌跌撞撞的。如果大家把我看做是个不可能出错的人，那我的每一个错误就该显得是一种谎言或虚伪。但如果大家视我为一个脆弱的人，那我就会表现出自己的真实面貌来：一个可怜巴巴的人，但却是真诚的人，曾经常不断地，真心实意地希望并且仍在希望变成一个好人，一个上帝的好仆人。”

　　就这样，他被内疚折磨着，被力量更强而比他更少人情味的他的门徒们的无言的责怪追击着，被他的脆弱和优柔寡断撕扯着，被对家人的爱和对上帝的爱牵扯着，——直到那一天，绝望顿生，也许是由于临死前的狂热飓风，他突然离开了住所，四处流浪，奔逃，在一所修道院投宿，然后又上了路，最后病倒途中，在一个无名的小城中一病不起。在弥留之际，他躺在病榻上哭泣，不是在哭自己，而是在哭那些不幸的人；他抽泣地说道：

　　“大地上有成百上千万的人在受苦受难；可你们为什么全都在此照料唯一的一个列夫·托尔斯泰呢？”

　　于是，“解脱”到来了，——那是1910年11月20日星期日的凌晨6点多一点，——如他所说的“解脱”到来了，“死，幸福的死……”

　　[十八]

　　战斗——以他的生活为战场的八十二年的战斗——结束了。那是所有的生命之力、所有的恶习与道德全都参与了的悲壮而光荣的征战。所有的恶习中那唯一的一个——谎言——是他在最后的隐居之中不停地追踪并打击的。

　　起先是令人陶醉的自由，是被闪电的光亮越来越远地划亮着的雷雨之夜里的相互碰撞着的情欲，——那是爱情与梦幻的狂乱，是永恒的幻像。随后是高加索、塞瓦斯托波尔那骚动不安的岁月……接着是新婚燕尔的甜美宁静。爱情、艺术、大自然的幸福，——《战争与和平》。天才的充分发挥，照亮了人类的各个角落，照亮了对于心灵来说已成为往事的那些斗争的场面。亮着的广袤天穹。是那方天穹在吸引着他：他掌握着这些斗争，他是它们的主宰，而且这些斗争对他来说已经不够了。如同安德烈亲王一样，他把目光转向了奥斯特利茨上空闪“有一些羽翼强壮的人，被欲念打下人间，折断了翅膀：譬如我就是一个。然后，他们就扇动着折断的翅膀，奋力奔飞，可是又摔落下来。翅膀将会治愈。我将飞到很高很高的地方。愿上帝助我！”（1879年10月28日的《日记》）

　　这番话是他在最可怕的暴风雨时期写下的，《忏悔录》就是这一时期的回忆与反响。托尔斯泰曾不止一次地折断翅膀，摔落地上。但他始终坚持不懈。他重新飞起。他振动着两只有力的翅膀，翱翔在“广袤深邃的天穹”，其中一个翅膀是理智，另一个翅膀是信仰。但他在我们之外并未找到它，因为天穹就在我们之中。托尔斯泰在天穹里吹起他的激情的风暴。在这一点上，他同弃绝的使徒们大不相同：他赋予他的弃绝以他赋予人生的同情的热情。而他以一种恋人似的暴力紧搂住的始终是生命。他“对生命发狂”。他“为生命而陶醉”。没有这份陶醉他就无法活。他因幸福也因不幸而陶醉。他为死亡也为永生而陶醉。他对个人生活的弃绝只不过是对永生的一种激情迸发的呼唤。不，他所达到的平和，他所召唤的心灵的平和，不是死的平和，而是那些转向无限空间的人们的平和。在他身上，愤怒是平静的，而平静却是炽热的。信仰赋予他一些新的武器，使他从初期作品中便已不断地进行的对当代社会的谎言的战斗更加不屈不挠地继续下去。他不再只是局限于某几个小说的典型人物，而是向所有的大偶像发起攻击：宗教、国家、科学、艺术、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众教育、慈善事业、和平主义等的种种虚伪……他痛斥它们，他猛烈地抨击它们。

　　世界上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些伟大的反叛的思想家，诸如先驱者约翰，他们痛斥堕落的文明。最后出现的一个是卢梭。卢梭通过他对大自然的爱，对当今社会的恨，对独立的渴求，对福音书和基督教精神的狂热崇拜，预告了托尔斯泰的来临，后者以卢梭为依据说道：“他的一些篇章深入我的心间，使我相信我本也会写出它们来的。”

　　但是，这两颗心灵间有着多么大的区别呀！而托尔斯泰的心灵又是多么纯洁的基督徒式的心灵呀！在日内瓦人的《忏悔录》的那种傲然的呐喊中，有着多少不逊，多少伪善的傲岸啊：

　　“永恒的生灵！有谁敢跟你说：我比此人更好！”

　　或者再看那对世界的挑战中的吼声：

　　“我大声地、毫无所惧地宣称：但凡会认为我是不诚实的人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该扼杀掉的人。”

　　托尔斯泰则常为其往日生活的“罪恶”而泣血：

　　“我感觉到地狱般的痛苦。我记得起我以往所有的怯懦，而这些回忆始终纠缠着我，毒害着我的生命。人们通常对死后没了回忆而感到遗憾。没有回忆该是多么的幸福啊！在另一个世界里，我要是又回想起我在这个世界里所犯的种种罪恶的话，那会是多么的痛苦啊……”（1903年1月6日的《日记》）

　　他是不会像卢梭那样写出他的《回忆录》的，因为卢梭说过：“我因为感觉到善在战胜恶，所以我有兴趣把一切都说出来。”托尔斯泰在尝试写他的《回忆录》之后，放弃了；笔从他手中掉落下来：他不想成为将来读了它的那些人的笑柄：

　　“有人会说：被大家捧得那么高的人竟然如此！他是多么的懦弱啊！而我们这些碌碌无为的人，是上帝自己命令我们怯懦的。”

　　卢梭从未体会过基督教信仰中的美丽的道德纯洁和给予老托尔斯泰一种难以言表的憨直的那种谦卑。在卢梭身后——在天鹅岛那尊雕像的周围，——人们看到一位日内瓦的圣皮埃尔，加尔文的罗马。在托尔斯泰身上，人们又看到了曾以天真的忏悔和眼泪感动过童年的他的那些朝圣者、无辜者。

　　虽然对世界的斗争是他与卢梭所共通的，但是，另一种战斗却更加的激烈，它贯穿着托尔斯泰人生的最后30年，那是他心灵中两种最强的力量——真理与爱——之间的一种崇高的战斗。

　　真理——“这直透心灵的目光”——看穿你内心的那双灰眼睛的锐利的光芒……它是他最早的信仰，是他艺术的王后。

　　“我作品中的女主人公，我全身心地爱着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将是最美的女主人公，就是真理。”

　　真理是他兄弟死后那大灾难所留下的唯一物品。真理是生命的顶梁柱，是大海中的岩石……

　　但不久，“可怕的真理”对他来说就已经不够了。爱取它而代之。那是他童年时的活泛的泉源，是“他心灵的自然境界”。当1880年的疾病发作时，他丝毫没有放弃真理，他把它向爱敞开来。

　　爱是“力量的基础”。爱是“生存的理由”，是除了美之外，唯一的生存理由。爱是因生活磨炼而成熟了的托尔斯泰的精髓，是《战争与和平》和《致圣教会的信》的作者的精髓。

　　这种通过爱对真理的穿透是他中年时期的杰作的唯一价值，是他的写实主义与福楼拜的写实主义的区别之所在。福楼拜是竭力地不去爱自己书中的人物。因此，无论他多么伟大，但他缺少光明！太阳的光明根本不够，必须有心灵之光。托尔斯泰的写实主义体现在每个人的心中，而且，他在用他们的目光去观察他们时，即使在最卑劣的人中，也能找到爱他们的理由，以及能使我们感到把我们与大家联系在一起的那根博爱之链的存在。他通过爱深入到生命之根源。

　　但是这种联系很难维持。有时候，人生的景况及其痛苦如此苦涩，像是对爱的一种挑战，为了拯救，拯救信仰，人们不得不把它高抬于人世之上，以致它可能失去与人世的任何接触。而那个接受了命运的能够看到真理并不能不看到它的崇高而命定的天赋的人，他将怎么做呢？谁又能道出托尔斯泰在最后岁月中所忍受的痛苦？那是他看到现实的残酷的冷峻的目光和他那颗继续在期待和确定爱的激情狂热的心灵之间的不一致所产生的痛苦！

　　我们大家都了解这些悲惨的争斗。我们有多少次处于不忍目睹和痛恨的交替之中！有多少次，一个艺术家——一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一个了解文字之美妙而可怕的力量的作家，——在他写某个真理时，感到的痛苦在重压着他呀！这种健康强壮的真理，这种有如生命一般的真理，在当今谎言之中，在文明的谎言之中，就像我们所呼吸的空气一样必不可少……可我们发现，这种空气竟有那么多的心肺无法忍受，竟有那么多被文明弄得虚弱或只是因心地之善良而虚弱的人无法忍受！难道能毫不考虑这些，只管把这种会杀人的真理毫不客气地投向他们吗？在上方，是否有一种如托尔斯泰所说的“向爱敞开”的真理呢？——这是什么话！难道我们能同意用安慰性的谎言去麻痹人们，如同皮尔·金特用他的童话去麻痹他那将死的老妈妈吗……社会总是处在进退维谷之中：或真理或爱。它通常的解决办法是真理与爱一起抛掉。

　　托尔斯泰从未背叛过他的两种信念中的任何一个。在他成熟时期的著作中，爱是真理的火炬。在他晚年的作品中，爱是一种从上方投下的光芒，是一种照到人生又不与人生掺和的恩惠的光。我们在《复活》中看到了它，看到信仰统治着真实，但又立于现实之外。托尔斯泰所描绘的那些人，每当他分别开来观察他们时，一个个既十分虚弱又非常的平庸，但一旦他以抽象的方法去想象时，他们又具有一种神圣的圣洁了。——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同他在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同样的不一致也显而易见，而且还表现得更加的残酷。他徒劳地知道爱要求他所做的是什么，因为他总是另做一套；他并不依照上帝生活，而是依照世俗生活。那真正的爱，去哪儿找？它有着各种各样的面孔而且是相互矛盾着的，你又怎么去加以区别？是他家庭之爱还是全人类之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仍徘徊在这两者之间。

　　解决的办法在哪里？——他没有找到。让那些高傲的知识分子去鄙夷地评判他吧。当然，他们倒是找到了解决办法，他们握着真理，而且对此深信不疑。在这帮人看来，托尔斯泰是个脆弱的人，是个感伤的人，不能当做榜样。无疑，他不是他们所能依循的榜样：他们生命力不强。托尔斯泰不属于虚荣的精英们，他不属于任何教派，——既非他所说的“犹太僧侣”，也非这种或那种信仰的“伪善者”。他是自由基督徒的最高典型，他整个一生都在竭力地向着一种总是更遥远的理想前进。

　　托尔斯泰并不同思想的特权者们说话，他同普通人说话。他是我们的良知。他说出我们这些普通的人大家都在想的事，以及我们害怕在我们心中看到的东西。但他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骄傲自大的大师，不是那种以其艺术与才智高踞人类之上的高傲的天才。他是——如他在他的信中自我命名的那个一切名字中最美丽、最温馨的名字——“我们的兄弟”。

　　1911年1月

第二节托尔斯泰遗著论

　　托尔斯泰去世后，留下了很多尚未发表的作品。其中的一些在他身后已经陆续出版发行，在J.W.Bienstock的法译本中合成三卷。这些作品囊括了他一生的各个时代。其中《一个疯人的日记》还是一八八三年的作品。还有一些是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作的。这些作品有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剧本和独白等，有很多是没有完成的残作。我觉得把它们分成两大类为好：一类可分为以他的道德思想作的，一类为以艺术天分而作的。当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将这两种趋向融和得十分完美的。

　　遗憾的是，由于他对于文学荣誉的淡漠，也可能是受他禁欲思想的影响，他没有把应该是作品中最辉煌的一部分完成。例如《Fédor　Kouzmitch老人的遗著——日记》。这是有名的俄国皇帝亚历山大一世的故事，大意是说，他决心放弃一切，编造假名出走，然后在西伯利亚度过一生。托尔斯泰原来对这个题材的热情非常高，他想在这部作品里把他和他的主人翁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可这部书他只写了最初的几章，我们从这短短的几章里，就能看出这部作品叙述的紧凑与清新，能够和《复活》中最好的部分媲美。这部书里有很多令人难以忘怀的形象描写，例如年老的凯撒林二世。老人在描写这位神秘、暴烈的皇帝时，不时被作品中人物的倔傲性格所感染，心中不时地激起阵阵冲动的涟漪。

　　《塞越老人》（1891至1904）也是托尔斯泰所作的气势恢弘的伟大作品之一，只是故事被裁剪得太短了。作品写一个老人在孤独与苦行中奉行上帝，最后他为了大众的生活无形中见到了神。作品中有几处旷野的情调写得令人恻然，当书中的主角发现他的未婚妻，那个他崇拜如圣女一般的女人，竟是他所敬爱的俄国皇帝的情妇时，老人对那丑恶的一幕描写，显得既质朴又悲壮。另外，还有那个修士在精神狂乱之夜为了重新寻觅和平而舍弃自己的手指那一幕，更是动人心魂的绝妙之笔。与这些惊悚可怖的情节穿插描写的，是最后主人翁与可怜的童年的女友的那段缠绵悱恻的谈话和结尾的淡漠、清明，以及急转直下的细节描写。

　　《母爱》也是一部能够打动人心的作品。它描叙了一个理性慈祥的母亲，全心全意地为她的家人整整服务了40年，但她的内心却异常孤独，她不爱活动，也感觉没有活动的意义，但她是一个自由思想者，最后她隐居到一个修道院中去写她的日记。这本书现在只有首部还有藏本。

　　还有一些短篇故事，在艺术上显得更加完美。

　　《Alexis　le　Pot》是通俗故事一类的作品，它讲的是一个质朴木讷的人，虽然在关键时刻永远被牺牲掉，但他却永远感到甜蜜和满足，一直到死。《舞会之后》（1903年8月20日）讲的是：一个老人说他在年轻时曾经如何爱一个女孩，又如何突然改变了主意，原因是他看见那个女孩的父亲，一个当大佐的军官，鞭笞他的士兵。这是一篇完美的作品，开始是年轻时代的回忆，美丽动人，接着是真切感人地描写。《梦中所见》（1906年11月13日）的主要情节是：一个被亲王所钟爱的女儿，由于被人诱惑而逃出家庭，亲王发誓永远不饶恕她。但当他看见她时，又立刻请求她的宽恕，在这里可以看到托尔斯泰的温情与理想主义思想的旺盛势态。然而，他对女儿的私生子却难以抑制自己的讨嫌心理。《Khodynka》是一篇小小说，描写1893年时，一个美丽的俄国公主，偷偷参加莫斯科的一个平民节日，后被拥挤的人群挤倒在地，被人任意践踏的故事。后来大家都以为她死了的时候，一个同是被挤得狼狈不堪的工人，救了她的性命。这种奇特的命运把两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但他们以后还是分手了，并永远没有见面。《Hadji　Mourad》（1902年12月），叙述的是1851年高加索战争时的杂事。这部小说场面宏大，一开始便像一部史诗式的铺展开来。写此书的时候，正是托尔斯泰最能把握他的艺术能力的阶段，他的视觉与心灵的感觉都非常完满。但奇怪的是，读者在他这部作品中，感觉到作者对于写故事并不真正有兴趣。因为在故事中显现的每个人物，刚好能获得他适当的同情。作者对于他的每一个人物，哪怕是只在我们眼前只显现一下的人物，也要给他一个完整的肖像描写。他在这本书里，对谁都没有什么偏爱。我们在读这部作品时，感觉到作者似乎并无内心的需要，而只是为了肉体的需求。就好像一个人想舒展他的肌肉一般，他想随意施展一下他的智力机能。也就是说，他想写点东西，他写出来了。

　　还有一些具有个人气质的作品，常常达到了悲怆的境界。他的自传式的作品就属于这类作品，譬如《一个疯人的日记》（1883年10月20日），描写1869年托尔斯泰精神错乱时最初几夜的恐怖情形。还有《魔鬼》（1889年11月19日），这是作者晚年最长的一部短篇小说，这部作品的大多数地方都非常出色，只是结尾有些无聊。乡下的一个地主，同他的佃农的一个女儿有了关系，但最终却和另外一个女人结了婚。但这乡女“留在了他的血液里”，他见了她，就会产生占有她的欲望。而她也始终在追寻他。他俩终于重新结合，他感到自己不能离开她，又愧对自己的妻子，左右为难之际，只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书中各个人物的描写都非常出色，例如，他笔下的男子是善良、聪明、真诚和勤奋的，但也是懦弱、短视和烦闷的；他的年轻的妻子是传奇式、多情的；而美丽健全的佃农的女儿，则是热烈的、不顾贞操的。令人遗憾的是，托尔斯泰在这篇小说的结尾放入了他自己的伦理观点，以肯定自己曾有过的类似的经历。

　　《黑暗中的光明》是一个五幕剧，我们从这篇剧作中可以发现托尔斯泰在艺术方面的一些弱点。但当我们知道了他晚年生活的悲剧时，就会明白托尔斯泰的这部作品是怎样地感动人心。在Nicolas　Ivanovitch　Sarintzeff和《我们应当做什么？》里，作者具有同样的信心，他试着要实行自己的意愿。但这对于他，却有着巨大的难度。他的妻子的哭泣阻止了他离开这个家庭，无论她的眼泪是真是假，他都留在了家中。他在家里做着木工，过着穷人般的生活，而他的夫人与儿女则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享受着豪华的宴会。他同他的妻女过着绝对不同的生活，但却有人指责他虚伪。然而，由于他的人格光辉和精神感召，他的周围聚集了大批信徒或者说不幸者。一个教堂司祭放弃了自己的职位，变成了他的信徒。一个世家子弟为了他的主义而拒绝军役，以致被罚入纠正纪律的队伍中。在这些可怜的托尔斯泰的信徒中，Sarintzeff为怀疑所苦。他是不是犯了错误？他是否无谓地陷别人于痛苦或死地？最后，他解决痛苦的办法，是死于那被他无意中置于绝路的青年的母亲手中。

　　至于托尔斯泰最后几年的生活的记录，我们可以他的另一个短篇《无所谓罪人》（1910年9月）中找到。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陷入无可自拔的境遇的受苦人的真诚忏悔。一般来讲，在闲逸的富人之前，有被压迫的穷人，但是他们都没有发现这种社会状态的可怕与不合理。

　　另有两部剧本具有现实价值：一个是农村小剧，鞭挞酗酒的危害，剧名为《一切品性之所来》（大概作于1910年）。这个剧作的人物个性栩栩如生，他们的不同形象，他们的可笑言语，都描绘得非常逼真。那个最终饶恕了盗贼的乡下人，品质朴实无华，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描写把握的很有分寸地，他使这个出现在读者眼里的乡下人显得既高尚又滑稽。第二部写十二景的剧本，是托尔斯泰的另一部重要作品，名叫《活尸》。它描写的是被社会的荒谬现象所压迫的善良而懦弱的人们的生活。剧中的主人翁弗狄亚因为自己的善性与德操而白白断送了一生，只不过他的这些品性隐藏在放浪形骸的外表下而已。他难以忍受人类的卑下与他人的蔑视，但他无力改变。他有一个理性、善良、安分守己，并且十分爱他的妻子，但他“缺少使苹果汁发沫的一颗小小的葡萄”，缺少可以遗忘所有事物的“在生活中的跳跃”，而他需要的恰恰是这些。

　　《活尸》第五幕第一场中，弗狄亚有这样一句对白：“我们都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每一个人生活的路只有三条，一条是做一个公务员，但这样挣的钱，只能增加生活的卑劣，这使我厌恶，我不能这样做；第二条路，是和上面的生活作斗争，可这需要一个英雄人物，而我则不是。第三条路是忘记自己，整天沉溺在声色犬马之中，我选择的就是这条路，你们现在看的我就是这个样子……”

　　在第三幕第二场中，他还这样说道：

　　“令我陷于危险境地的东西主要是酒。我喝酒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但我却永远遵守着自己的做人原则，在我的周围，每天都发生着一些卑鄙的事，我为此感到愤怒……说到要成为贵族的首领，或银行行长，这是多么可耻的事啊……但只要一喝了酒，我就感受不到耻辱了……而且，音乐，我是指酒店中的音乐，不是指歌剧或贝多芬，融入到你的灵魂中越多……还有漂亮的黑眼睛，笑容……这些东西越是勾魂摄魄，事后就越是令人感到羞辱。”

　　他觉得他不能使妻子快乐，而她也不能使他快乐。为了解除彼此的痛苦，他离开了妻子，把她留给一个友人。这个人爱她，她亦爱那个人。他从他们彼此的表情中感觉得到，好的是，这位朋友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然后，他隐居到下层社会中。如此，他们两个获得了幸福，他则按自己的意愿开始了新的生活。然而，社会是绝对不允许有人不按规则行事的，最后，法院他的两位朋友被判重婚罪，弗狄亚只好以自杀来保全他们。这是一部朴实无华的作品，也是一部奇特的作品。它含有浓厚的俄罗斯色彩，作品反映出一些杰出人士在革命的希望破灭以后的失望与消沉，人物性格生动、逼真，就是是次要的角色也不例外，如年轻妹子的率真爱情观、Karenine的勇敢，保守派贵族的母亲，在言语上强硬，在行为上则又让步等，就是那些酒店中的舞女，寥寥数笔的律师，都描绘得栩栩如生。

　　在这里，对于那些以道德和宗教伦理为主的作品，我暂且不论，因为这些作品的自由生命被压制了，当然这对托尔斯泰作品的整体价值并无损害：

　　《伪票》大体上算一部长篇小说，它的叙述很长，主要表现善与恶的连锁反应。作品从两个犯了伪票罪的中学生伸展开来，写出了更多的罪恶，而且越来越可怕，直到一个被害的女人以其崇高的人格对凶手发生了影响。然后再由这个凶手逐步追溯到造成他犯罪的最初的人犯。题材宏大壮观，就像一部雄伟的史诗，也可以称作一部伟大的悲剧。略显不足的是，本书的叙述有些冗长、琐碎，少了一些宏伟的气势，另外，人物性格有些雷同。

　　《儿童的智慧》是摘录的一些儿童语言，一共21条，题材囊括宗教、艺术、科学、教育、国家等等。语言华美，辞藻丰富，但此文的形式和主题都略显陈旧，同样的论调在其他地方也屡见不鲜。

　　《年轻的俄皇》是本集中比较差的一篇作品，描写主人翁臆想自己随心所欲带给人的痛苦。

　　另外，本集中还有作者写的一些片断，如《两个巡礼都》、《祭司伐西利》、《谁为凶手？》等等。

　　从这些作品上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直到逝世前，一直都保持着敏锐的智力。当他说明他的社会思想的时候，他可能会显得空洞无物；但当他的人道主义的理想消散之后，在陌生人面前，他那如鹰隼一般的目光，便会一下子穿透他人的内心。他内心的清明境界从来没有丧失过。我觉得，他在艺术上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倾注最大限度的激情。

　　我们对于托尔斯泰似乎有这样一种印象，除了极少数的时间外，艺术好像不是构成他生命的要素，而是一种必须的消遣，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的工具。就好似说，他生活的真正目的是行动而绝不是艺术。当他被这激情的幻觉感染激动时，他常常感到惭愧，所以，他坚决地结束它，或者像《Féddor　Kouzmitch老人的日记》那样，完全放弃，因为这激情有可能会把他的行动和艺术结合起来……在创造力旺盛的时候，却为此而痛苦，最后竟白白地牺牲掉，这种大艺术家在世界上可以说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

　　1913年4月

第三节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这本书在发行前几版时，我们还不能知道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世界上能有多大的反响。那时，种子还埋在泥土中，还需要等待夏天的到来。现在，秋收都已经结束了。人们发现，从托尔斯泰的身上竟然发展出来一个完整的支流，一个完全继承了他的衣钵的后裔。他们把他的文字真正付诸了行动。在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的先驱者圣·约翰之后，还有印度的救世主圣雄甘地。

　　在世界历史的长河中，常常会发生令人感叹的故事，一些伟大的思想有时从表面上看，虽然被消灭了，但它的种子却不会丧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颗种子在时代潮流的灌溉下，逐渐肥沃，并最终会破土而出。

　　1847年，托尔斯泰19岁。这一年，年轻的他在嘉尚的一家医院治病，邻近的病床上，是一个喇嘛僧。这个僧人的面部被强盗伤得很重，托尔斯泰从他那里，第一次获得了不抵抗主义的启示，这一启示被他奉为一生的座右铭，终生不弃。

　　62年之后，也就是1909年，年轻的印度人甘地，从耄耋暮年的托尔斯泰手中，接过这个俄罗斯的老信徒用他的爱情与痛苦孕育成的圣洁的火炬，用这炳火炬放射出的灿烂火焰，照亮了苦难的印度，甚至映红了全世界。

　　行文至此，我们先将托尔斯泰与亚洲的关系介绍一下，以后再介绍甘地与托尔斯泰的关系；因为假若缺少这篇文章，仅有一部托尔斯泰传是不完整的。从某个角度上说，托尔斯泰对于亚洲的贡献，可能比欧洲更为巨大。他的思想体系，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第一条“大道”，它结合了东西方古老大陆上的一切元素。现在，全世界的巡礼者，都在这条“大道上”自由往来。

　　这会儿，我们已经可以具体了解一下托尔斯泰思想了，因为托尔斯泰的忠诚的信徒保尔·皮吕各夫已经把所有的材料整理成一本书，名字叫《托尔斯泰与东方》。

　　东方对托尔斯泰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他还是非常年轻的嘉尚大学生时，他便选修了东方语言科中的亚刺伯·土耳其语言组，开始学习东方的知识。在高加索当兵的一段时间中，他又长时间接触过回教文化，并使他获得了深刻的印象。我们在1870年后，他所编写的《初级学校读本》中，能够发现不少亚刺伯和印度的童话。当他因宗教的事物苦恼时，圣经已不能解除他的苦闷。这时，他便开始学习东方的宗教。这一阶段，他读了很多这些方面的书籍。保尔·皮吕各夫在他的著作后面，列有托尔斯泰所读东方书籍的表。没有多长时间，他就有了把他的读物介绍给欧洲读者的想法，《圣贤思想》集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书中介绍了圣经、佛、老子和克利歇那等书或人的思想。他在那时起就相信人类一切的宗教，无不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信念之上。

　　可他真正追求的人生理念，以及和亚洲人士的直接关系，则是在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中才有进展，那时，伊阿斯拿耶经常与东方各国之间的朋友通信。

　　在整个亚洲中，他认为在思想上观念同他最接近的是中国。但中国思想最不容易表达出来。到1884年时，他已认真研究过孔子与老子；尤其是老子，是他最为敬爱的古代圣贤。但一直到1905年，托尔斯泰才与老子故乡的人通了第一封信，而且同他通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学者TsienHuang-t'ung，（编者按：不知所指何人），另一个是大文豪辜鸿铭。辜鸿铭，北京大学教授，革命后亡命日本。他的名字在欧洲是很响亮的。

　　托尔斯泰在与这两位优秀的中国人的通信时，尤其在致辜鸿铭底长信中，托尔斯泰表达他对于中华民族的深深爱恋与钦佩。这些年来，中国人以宽厚的态度去忍受欧洲各国对其所施的暴行这事实尤其加深了托尔斯泰对中国人的认识。他鼓励中国坚持它的这种清明的忍耐，预言它必能获得最后的胜利。他认为，中国割让给俄国的旅顺（这件事情使俄国在日俄战争中付了极大的代价）这件事例，必将使德国在胶州湾、英国在威海卫获得同样的结果，这些强盗必然会在他们之间上演互盗的把戏。但当托尔斯泰后来知道暴力与战争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中国人心中复苏时，心中又表示忧虑，他要求中国人抗拒这种“不良”倾向。他认为，假若中国人也被这种思想感染了，那么，将会遭受巨大的灾难，它不仅仅指是"西方最旷野最愚昧的代表者德皇"所恐怖的黄祸这个意义上，还表现在人类最高的福利这些思想观念上。因为古老文明的中国灭亡之后，它的真正的、大众的、和平的、勤勉的、实用的智慧，这些本应当从中国逐步渗透到全人类的智慧，必将随之毁灭。托尔斯泰认为有一天，人类社会的生活必将改变；他坚信在这种变化中，中国在东方各民族之中必将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他觉得，亚洲的任务在于向世界上其余的人类指示一条走向真正的自由的大路。这条路，托尔斯泰称之为“道”。他从内心希望中国不要像西方那样进行改革，就是不要把立宪制度代替君主政治，不要建设国家军队和大工业。它把欧洲作为前车之鉴，那种地狱一般残酷的现状，那些可怜的无产者，那种阶级斗争，无穷尽的军备竞争，他们的殖民地掠夺政策，这些将导致整个文明世界的破产。欧洲就是一个先例，是的！它是这种不应该发生的事情的先例。当然，中国也不能长期保持以前的现状，受各种暴行的侵犯，但它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对于一切政府的绝对不抵抗！它只要服从神的意志，继续默默无闻地耕田种地，欧洲就会在这四万万人的英雄、高尚的人面前降服。在田野中平和的工作，要依中国的三教行事：即儒家讲的解除暴力；道教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的自我牺牲与大爱无疆。托尔斯泰认为，人生智慧与幸福的秘密就是这么简单。

　　托尔斯泰提出他的忠告后，我们且看今日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事。第一件，与他通信的博学者辜鸿铭，似乎并未领悟他的意思，因为他的传统主义非常狭隘，他所提出的补救现代世界狂热的万能药，只是对于过去的传统，给予绝对忠诚的维护。但我们不可以用表面的浪涛来揣测无涯的大海。虽然那些时起时灭的党争与革命，不能令人想到托尔斯泰的思想与中国圣贤数千年的传统是否相符，但你能说中华民族的做法与托尔斯泰的思想有什么差距吗？

　　日本人和中国人正好相反，他们的骨子里有一种狂热的性格，他们对于世界上的一切新生事物有一种狂热的好奇心，由于这些原因，虽然他们是全亚洲和托尔斯泰发生关系最早的民族（约于1890年左右），但托尔斯泰却对他们持猜疑的态度，他提防他们执着的国家主义和好战天性，而且怀疑他们那么彻底地接纳欧洲文明，只会立刻学全这种文明的害处。我们不能说他的猜测没有道理。因为他和他们的多次曾使他遭了好几次暗算。如一个年轻的日报主笔，曾自称为他的信徒，并自命为把他的主义与爱国情操结合在一起的折衷派，可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他竟公然指责托尔斯泰。更令人失望的还有一个青年田村，开始读托尔斯泰的一篇关于日俄战争的文字时，感动得声泪俱下，全身颤抖着，他大声疾呼说：“托尔斯泰是今世唯一的先知者。”可仅仅在几个星期之后，当日本海军在对马岛击破了俄国舰队时，此人又一下子卷入了爱国狂潮，开始写攻击托尔斯泰的文章。

　　不过，在日本也有反对战争的、英雄的奋斗者，这就是日本的社会民主党，他们比大多数日本更为坚定、更为真诚一些，虽然他们与托氏真正的思想相距很远。1904年9月，这个组织致书托尔斯泰表达他们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复信中感谢他们的盛意，但他说，他痛恨战争，同时也不喜欢社会主义。

　　无论怎么样，托尔斯泰的精神已彻底地根植进了日本的土壤。1908年，在他八旬诞辰之际，他的俄国友人向全世界托尔斯泰的朋友征文，预备印行一部纪念册，加藤寄去一篇颇有意义的论文，指明托尔斯泰对于日本的影响。他的宗教作品，大部分在日本都有译本；这些作品在1902至1903年间据加藤说，产生了一种精神革命，不仅仅日本的基督徒奉若圭臬，就是日本的佛教徒亦莫不如此；而且还由此发生了佛教创新运动。宗教素来是一种自成法统的外界律令，从那时起它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宗教意识"从此也变成一个时髦名词。当然，这种“自我”的觉醒并不是没有一点危险的。在许多情况下，它可以引人达到与牺牲和博爱精神完全相反的结局，如把人引入自私的享乐、麻木、绝望之中，甚至自杀。这个容易振奋的民族，在他的热情的狂乱之中，往往把一切主义推向极端。但在西京附近，却有好几个托尔斯泰研究者的团体，竟这样形成了，他们耕田度日，并宣扬博爱的教义。可以这样说，有一部分日本人的心灵生活，已深深地接受了托尔斯泰的人格的感应。就是在现在，日本还有一个“托尔斯泰社”，他们发行一种每期70页的受托氏思想影响的颇有意义的月刊。

　　年轻的德富健次郎是这些日本信徒中的典范，他也参加了1908年的祝寿文集。1906年初，他从东京写了一封热烈的信致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立刻答复了他。但德富健次郎还没有收到复信，就搭了近期出口的船去见他。他不懂一句俄文，连英文也懂得极少。7月中他到了伊阿斯拿耶，住了5天，托尔斯泰像慈父般地接待他。这一星期的见闻与老人的光辉四射的微笑，使他回到日本后终生不能忘怀。

　　德富健次郎在1908年写的祝寿文章中提起此事，他的单纯朴实的心这样诉说着：

　　“在别后730天与距离1万里的雾霭中间，我还依稀看到他的微笑。”“现在，我和妻子以及一只狗生活在乡间一座简陋的房屋中。我种着蔬菜，割着滋生不已的败草。我的精力与我的光阴完全消磨在割草，割草，割草之中了……这也许是我的思想的本质使然，也许是这困顿的时代使然。但我很幸福……只是一个人在这情境中，却只能提笔弄文，也太可怜了……”

　　这个日本青年，在他的简陋纯朴的生活状态上，在他的人生的智慧与勤劳的工作上，和那些参与祝寿文集的一切托氏的信徒相比，都更能实现托氏的理想，并触及托氏的心灵。

　　俄罗斯帝国的回教徒共有200万人，所以以托尔斯泰在俄国的地位，认识他们是很容易的。因此他们在他的通信中也占

　　据了很大的比例，但在1901年以前，这种通信还不多见。只到这年春天，托尔斯泰被开除基督教教籍与一封"致神圣宗教会议书"感动了他们。托尔斯泰卓越的坚决的言辞对于回教徒们犹如是古犹太先知爱里升天时的嘱言。俄罗斯的Baschkirs人，印度的回教僧侣，君士坦丁堡的回教徒写信给他，说他们读到他斥责整个基督教的宣言，使他们“快乐的流泪”；他们祝贺他从“三位一体的黑暗的信仰”中解脱出来。他们称之为他们的“弟兄”，竭力拥护他改宗。一个印度回教僧，竟天真地告诉他说一个新的救世主才在Kaschmir找到了耶稣的坟墓，打破了基督教中耶稣复活的谎言；他还寄给他一张所谓耶稣坟墓的照片和那位所谓的新救世主的画像。

　　我们难以想象，托尔斯泰对于这些奇特的友谊，是怎样保持可爱的镇静，几乎没有讥讽（或悲哀）的表示。没有看到托尔斯泰在这些论争中所取的态度的人，不可能知道以他刚愎的天性和涵养究竟保持到了怎样温和的地步。他从来不放弃他的殷勤的情意与好意的镇静。倒是那些与他通讯的回教徒，愤愤不平地告诉他说不抵抗主义并不与穆罕默德底主义相抵触；但“应当如托尔斯泰读圣经一般，在真理的光辉中而非在迷信的云雾中读可兰经。”他们称颂托尔斯泰不是超人，而是大家的兄弟，不是西方或东方的太阳，而是神的太阳，大众的太阳。随后他们预言，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与“印度圣哲的教训混合之后，或许能为这个时代产生出一些新的救世主。”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是完全处在警醒状态中的。

　　除了一部分博学之士——他们是不以向大众传布他们的学问为己任的，他们只醉心于他们的语言学中，自以为与众隔绝——以外，欧洲尚未认识这种状态，它也丝毫没有想到在1830年开端的印度民族主义在1900年竟有那样庄严伟大的进展，这是一切在精神领域中突然发生的繁荣。在艺术上，科学上，思想上，无处不显出这灿烂的光华。只要一个泰戈尔的名字，便在他的耀眼的星座下，照耀着全世界。差不多在同时，吠擅多派的改革，有人作为一种社会改革的工具，藉为调和基督教思想与东方思想的出发点。但印度的宗教界上，尤其照耀着两颗光芒万丈的巨星，突然显现的，或如印度的说法，是隔了数世纪而重新显现的，两件思想界的奇迹：一个是Ramakrishna（1836至1886），在他的热爱中抓住了一切神明的形体，一个是他的信徒Vivekananda（1863至1902），比他的宗师更为强毅，对于他的疲惫已久的民众唤醒了那个行动的神，Gita的神。

　　以托尔斯泰广博的知识自然知道他们，他读过有关方面的文章。从1896年开始，他又开始醉心Vivekananda的作品，体味Ramakrishna的语录。Vivekananda于1900年漫游欧洲的时候没有到伊阿斯拿耶·波里阿那去，真是人类的大不幸。作者对于这两个欧、亚二洲的伟大的宗教领袖没有尽到联合之责，认为是一件无可补赎的憾事。

　　就像印度的Swami一样，托尔斯泰受过“爱之主”Krishna的熏陶，并且在印度，有不少人还尊他为“圣者”，或一个再生的古Rishi。《新改革》杂志的经理Gopal　Chetti在印度是一个遵从托尔斯泰思想的人，他在1908年的祝寿文集中把托氏和出家的王子释迦牟尼相比，还说如果托尔斯泰生于印度，他定能被视为一个Avatara，一个Purusha，一个Sri-Kr-ishna。

　　但是，历史的不可阻挡的潮流已把托尔斯泰从苦修士对于神的梦想中转移到Vivekananda，或甘地的伟大的行动中了。

　　命运真是不可捉摸，第一个引导托尔斯泰到这方面去的C.R.Das，而以后又成为印度圣雄底左右手的人，当时竟和达玛路以前的圣保尔一般，是反对托氏思想最猛烈的一员。我们是否可以这样假想，正是托尔斯泰的呼声，把他引入他的真正的使命？1908年底，C.R.Das处在革命的立场上。他写信给托尔斯泰，毫不隐蔽他的坚定的信心；他公然指责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他还向他要求为他的报纸Free　Hindostan作同情的表示。托尔斯泰写了一封长信给他，差不多是一篇论文，在《致一个印度人书》（1908年12月14日）的题目下，散布于全世界。他坚决地宣传他的不抵抗主义与博爱主义，每一部分都引用Krishna的言论作为他的论证。他对于科学的新迷信和对于古代的宗教迷信同样痛加抨击。他责备印度人，不应当否认他们古代的智慧而去承袭西方的错误。

　　他说：“我们相信，在佛教与孔子主义的广大的世界内，这新的科学的偏见将不会有立足之地，而无论是中国人、日本人，还是印度人，在明白了承认暴力的宗教谎言之后，立刻就会具有爱的概念，并以适合于全人类的，像东方的大师那么雄伟的力量宣示于全世界。但现在，科学的迷信渐渐代替了宗教的迷信开始慢慢地侵吞东方诸民族了。它已征服了日本，并摆布着它走向最不幸的前途。在中国，在印度，一般自命为民众领袖的人全受了科学迷信的蛊惑。你在你的报纸上提出你所认为应当指导印度的动向的基本原则如下：

　　“抵抗暴力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需的；不抵抗既无补于自私主义亦有害于利他主义。

　　“……什么？你这个宗教情绪最深刻的民族的一分子，竟相信了你的科学教育，却把你的民族自远古以来就已主张的爱的法则，全部舍弃吗？暴力的首领，真理的敌人，最初是神学的囚犯，继而是科学的奴隶，你的欧罗巴老师，传授给你的那些荒谬的言论，你竟然能不厌其烦地反复诉说吗？

　　“你说英国人制服印度，是因为印度没有以武力来抵抗暴行？其实，恰恰相反！英国人之所以制服印度人，是因为印度人曾承认而现在还承认武力是他们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的原因；运用这个原则，他们服从各邦的君主；运用这个原则，他们向这些君主，向欧洲人，向英国人争斗……一个商务公司的3万人，而且是最无用的人，竟然制服了2000万人的一个民族！把这些情况说给那些毫无成见的人听吧！他们肯定不能懂得这些话的意义……依数字而论，制服印度人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自己，这个论断不是非常明白的吗……

　　“印度人之所以被暴力制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生存于暴力之中，现在还在依了暴力生活，而不去认识切合人类实际的永恒的爱的法则。

　　“愚昧的人就是那些只知道追寻他的所有物而不知他已占有的人，这类人是而值得怜悯的！确实，不认识包围着他们的，所给予他们的爱的福利的人是愚昧而可怜的！"

　　“人只要过着与爱的法则协调的生活，就是合乎他的良心和含有无抵抗与不参加暴力的原则的。这样的话，不仅100个人不能制服数百万人，就是数百万人也不可能制服一个人。不要抵抗恶，不参与恶，不加入行政司法，纳税，尤其是军队，那时，无论何物，无论何人也不能制服你了！”

　　托尔斯泰最后用一段Krishna的名言，结束了他的俄国教导印度的不抵抗主义宣言。他说：“孩子们，把你们被蒙蔽的目光望着更高远的地方吧，一个新的世界，充满着欢乐与爱的世界将在你们面前显现，它是一个理智的世界，为‘我的智慧’所创造的，唯一的实在的世界。那时，你们会认识爱对于你们的赐与、爱向你们提出的条件。”

　　托尔斯泰的这封信最后落到一个年轻的印度人手里，他在南非洲Johannesburg地方当律师。他名叫甘地。他被这封书大大地感动了。1909年底，他写信告诉托尔斯泰，十年以来，自己在托尔斯泰的宗教精神中所做的所有努力。他请求他允许他把他的致C.R.Das信译成印度文。

　　托尔斯泰对于他的"温和与强暴之战，谦卑与博爱和骄傲与暴力之战"表示祝福。他读到了Hind　Swaraj的英文本是甘地寄给他的，他立刻领悟了这种宗教对社会的经验和价值：

　　“你所讨论的，和平抵抗的问题，具有很高的价值，它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于全人类都是如此。“他读了Joseph　J.Doke写的甘地传，非常神往。当时（1910年5月8日）他身患重疾，但他还是写了几句动人的言辞寄给他，当他病愈时，1910年9月7日，就是他出家逃亡以至病故的前一个月，他又在Kotschety写给他一封长信，这封信非常重要，虽然很长，但我决定把它全部附录在本文后面。它是，或者说它将是未来人士必读的不抵抗主义的经典著作，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思想遗嘱。南非洲的印度人于1914年在Golden　Number　of　Indian　Opinion上发表了，这是一本研究南非洲和平抵抗运动的杂志。它的成功同时也是不抵抗政策的首次胜利。

　　与此同时，欧罗巴大战爆发了，那里的人们互相屠杀，惨不忍睹，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鲜明的对比。

　　当狂风暴雨过去，血腥的骚扰逐渐平息时，在残垣废墟之上，人们听到了甘地的响亮地呼吁，犹如一只云雀的惊世骇俗的鸣叫。这个声音以一种既响亮又和谐的音调，重申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奏响了新时代人类的希望的序曲。

　　罗曼·罗兰

　　1927年5月

第四节托尔斯泰致甘地书

　　致南非洲M.K.Gandhi：

　　我读到关于你的绝对不抵抗主义的高论，心中不胜欣慰。在这里，我不禁要将我的读后感告诉你。

　　我经历世事的时间越长，特别是在此刻我感到快接近死亡的时候，我越想表示我心中最浓烈地感受，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我觉得不抵抗主义确实是爱的法则里还没有被骗人的诠解所变形的学说，是爱，或者是其他沟通人类内心的、人生唯一的、最高的法则。这是我们都知道，并且在心底里都感受到的。一个人，特别是儿童，只要他还没有受到世俗思想或者谎言的蒙蔽，他就会明白这个道理。

　　印度人、中国人、希伯来人、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先哲都曾宣扬过这条法则，基督把他表述得最为明白，他用明确的语言告诉人们说，这条法则囊括一切法则和所有先知者。而且，基督还预料到这条法则有被谬解的可能，所以他特别揭露出那种危险，说那些生活在物质利益中的人会改变它的实质。这些危险的人，就是那些自以为应以暴力来保护他们的利益，或如他们的说法，是以暴力来夺回被人以暴力夺去一切的人。基督明白（犹如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明白的那样）暴力的运用，与人生最高的法则——“爱”是不相容的。他知道只要在一种情境中接受了暴力，这个法则便会全部毁坏。全部的基督教文明，在表面上虽然似乎非常灿烂，其实它时常在推进这种显而易见的，奇特的矛盾与误会，有时是故意的，但大部分是无意的。

　　事实上，如果武力抵抗被人们接受，那么，爱的法则便没有了价值，而且也不能再有价值了。爱的法则一没有了价值，那么，除了强权之外，任何法则更是一钱不值。19个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就是这样。而且，在许多时间内，人类常都把力量作为主持社会公正的原则。基督教国家与别的国家的不同点就是在基督教中，爱的法则是表白得最明了贴切的，这一点是任何宗教都比不上的；而基督徒们虽然把暴力的运用认为是合法的，把他们的生活建立于暴力之上，但他们仍旧庄严地接受这个法则。所以说，基督教民族的生活是他们的信仰与生活基础之间的矛盾，是应当成为行动法则的爱与在种种形式下的暴力之间的矛盾。所谓暴力的种种形式是政府、法院、军队被认为是必须要受人拥护的机关。这个矛盾随着内部生活的开展而增强，特别在近来显现得最为强烈。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是或者不是，应当选择其一。或者否定一切宗教的、道德的教训而在立身处世之中继续让强权支使我们；或者把一切强迫的纳税、司法与警务权、尤其是军队全部取消。

　　今年春季的一天，莫斯科的一所女子学校举行宗教试验，那天除了宗教科教员之外，还有主教也亲自参加。他们问女学生关于十诫的问题，特别是第五诫“戒杀”的问题，当学生回答得正确的时候，主教往往追问另外一句：“依了上帝的律令，是否在无论何种情形下永远禁止杀戮？”按照教员们预先教授的答案，女学生应当答道：“不，不永远如此。因为在战争与死刑中，杀戮是允许的。”但其中一个不幸的学生（这是由一个在场的证人亲自讲给我听的）听到这照例的问句“杀人永远是一件罪恶么”时，竟然下定决心，红着脸说：“永远是的！”对于主教的一切诡辩，这个女学生都毫不动心地说，在无论何种情形中，杀戮都是永远应该禁止的。而这在旧约中已经有过记载，至于基督，他不仅禁止杀戮，并且禁止加害他的邻居。虽然主教是那么庄严，那么善于辩解，但他最终还败在一个年轻的女学生之手。

　　的确，我们可以在报纸上大谈航天进步、外交阴谋、俱乐部、新的发明，以及艺术品等等问题，但对于这女孩所说的却无言以对。我们绝不能就此阻塞了思想，因为一切基督徒都像这个女孩一样的感觉到了，只不过感觉到的程度有深浅之别而已。无论是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救世军，日以增加的犯罪案件，亦或是失业，富人们的穷奢极侈，穷人们可怕的灾祸，还是惊人地增多的自杀事件，这一切情形都证明了内心的矛盾，应当解决而将会解决的矛盾。承认爱的法则，排斥一切暴力的运用，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法。因此，你在Transvaal的活动，在你看来，好像只限于世界的一个角落，事实上，却是处在我们的利益中心，它是今日世界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不仅基督教的民族会参加，世界上其他的一切的民族也都会参与。

　　同样的运动在俄罗斯也正在迅速发展，拒绝服兵役的事件也在逐年增加，这个消息一定会使你感到安慰。虽然你们的不抵抗主义者同我们的拒绝服兵役的人的数目不多，但他们毕竟可以说：“神和我们一起，而神是比人更强。”

　　人们在宣传基督教的信仰时，或者说人们在教给我们变形的基督教的教义时，抑或同时相信战时屠杀的军备与军队是必须的情形中，也存在着一种非常剧烈的矛盾，这些矛盾迟早会，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这样，我们必须要消灭基督教——可是没有它，国家的权威是无从维持的，——或者是消灭军队，放弃武力——这对于国家同样是重要的。这种矛盾已经被一切政府所感受到，尤其是你们的不列颠政府与我们的俄罗斯政府；而由于一种保守的思想，他们处罚一切揭破这矛盾的人，比起对于国家的其他敌人，处置得更严厉。在俄国我们看到过这种情形，从你的报纸上，我们也看到你们那里的情形。各国政府明知威胁他们的最严重的危险的由来，他们所极力护卫的也不止是他们的利益。他们知道他们是为了生或死而奋斗。

　　列夫·托尔斯泰

　　1910年9月7日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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