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

  • 发布时间:2015-10-27 15:27 浏览:加载中

  •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的年代里,学生的刊物和小册子反映了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倾向。他们忧虑的主要是外国的侵略和清廷无力保卫中国。他们把这种侵略归因于 蕴藏在近代工业社会中的一种动力。总之,他们发现了帝国主义这个现象。中西交往的各个方面,诸如教会、学校、医院、贸易、工业的发展和筹措资金,都被看成 是欧洲人诱惑中国并掠夺其资源的强烈欲望的一部分。在试图了解这些年轻的中国人的心情时,倘若去纠缠他们的分析是不是正确,诸如帝国主义是否真是资本主义 发展的一个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阶段等等,那是文不对题。杨说得好:“历史真正的主要课题,不是已发生的事情,而是当事情发生时人们的感受。”

       梁启超和最先受他鼓舞的年轻的知识分子,大概都受到日本有关帝国主义文献的影响。这是一个日本已进入扩张主义阶段,而帝国主义既有辩护人又有起诉人的时 代。浮田和民就是它的辩护人之一,他的《帝国主义》一书早在1895年就被译成了中文。1902年,也就是刚好在此书出版一年之后,幸德秋水(幸德传次 郎)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也被翻译过来了。浮田的书,企图把军国主义者所奉行的侵略的扩张主义和表面上受经济利益支配的“自然”扩张区分开来,为 一种以英国为榜样的仁慈的帝国主义辩护,认为这种帝国主义在开发殖民地时向他们提供了一个好政府。尽管中国人不大可能有浮田对仁慈的殖民统治抱有的那种热 情,但他们肯定对他关于帝国主义是过剩资本的必然出路的论证有着深刻的印象。无论如何,浮田直言不讳地为日本对亚洲大陆的帝国主义政策进行鼓吹,似乎要指 出中国对近代工业强国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但在另一方面,幸德秋水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谴责资本主义及其造成的帝国主义。他认为帝国主义像“林火那样蔓 延”,指责它是不折不扣的“武装的强盗”。他宣称,这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的结果,唯有世界性的社会革命运动才能消除它。

      通过 幸德秋水和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国人还可能间接地受到美国的反帝国主义者的影响,他们曾为反对美国吞并菲律宾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同传统的美国大陆主义 决裂,曾经是1900年布莱安与麦坚尼竞选总统时的重要问题之一,反帝国主义联盟也严厉谴责罗斯福、马汉和其他人所宣扬的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詹姆斯、萨 姆纳、康蒙斯等有影响的学者都被列入了反帝的名册,而马克·吐温称它是“一种为掩盖商业上的贪婪和权力欲望而设计出来的貌似至诚的骗局”。由于受到布尔战 争的激烈震动,在英国也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方面的著作。1902年,霍布森著名的《帝国主义》一书出版了,这时正是学生开始觉醒之际。

       中国知识分子对他们置身的世界已有了一个严峻的看法。不难相信,他们是独立地得出类似的结论的。不管是不是这样,反正这些中国青年的思想与同时代的西方 社会评论家的思想是差不多的。甚至在用列宁的经典分析去进行探讨之前,这种思想就作为资产阶级揭露扩张主义的副产品而产生了,他们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 了解释。

      1901年,在《开智录》上发表的《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就是有关这个问题最早出现的文章之一。现代帝 国主义被认为是纯粹的侵略,它是由科学进步、人口增长、国家间的强弱悬殊,以及欧洲人在完成其内部革命之后得到暂时的喘息等因素造成的。商品过剩和对市场 的需求,则是它的直接原因。作者认为,帝国主义已在三个最先进的工业国家——英国、美国和德国——占支配地位,他警告说,它们下一个殖民目标就是中国。南 非和菲律宾这两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前车之鉴。他说,帝国主义在20世纪将达到它的顶点。在义和团事件期间,“于我国北方演出极低度野蛮之惨剧”,此实“亚利 安族一时跌落假面,而现出其本来面目也”。尽管有人可能认为这是一个孤立而非预谋的事件,但作者回答说,在南非“尽化为沙土”之后,谁能断定这个时代不会 以残酷为标志?虽然人们希望20世纪成为自由与公义的时代,但他断言,20世纪的自由与公义将倒退到比19世纪还不如的地步。

       1902年夏,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对帝国主义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一个未署真名的作者写道,20世纪的竞争,不会像上个世纪那样由政治引起,而将由经济引 起,并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近代科学的进步使消费赶不上资本的增长,导致西方国家的所作所为就像一群“饿虎”一样。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军事家有“野 心”,而是因为商人和工业家有“野心”。他声称,“吾往日见专制君主之威势之野心为可畏,今日又见资本家之威势之野心其可畏乃更甚也”。过去,一个公司就 征服了印度,而今,大英王国、北美合众国、大德联邦、大日本帝国,“皆一公司也”。它们的政府都是为公司服务的。“其君与大臣,公司之事务员也,麦坚尼、 张伯伦,其事务员之卓卓也……今日之膨胀者,岂止英、美;其受膨胀者,岂止杜、非。”

      他指责帝国主义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根尼这 之极端之个人主义,或凭借达尔文之进化论……质言之,则强盗主义也”。它与什么“天职”、“义务”、“文明”、“野蛮”全不相干。欧洲人只因为没有足够的 东西来满足他们的贪婪,所以才“羡人之足”。在回顾中西贸易关系的历史时,作者试图解释作为最近欧洲列强政策特点的策略变化。指出外国人在19世纪从军事 上战胜中国之后,预期这个国家将被瓜分,于是开始抢夺势力范围。但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它们突然开始鼓吹保全中国的主权,实行门户开放。“而瓜分云者,势力 范围云者,皆政治上之侵略……保全云者,开放云者,皆经济上之侵略”,谁都可以看出,这种经济侵略,其结果为祸更烈。

      作者解释说,列 强之所以改变策略,是因为义和团运动之后,他们认识到瓜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世界贸易的中心已经移到太平洋地区,欧洲人和日本人已集注于中国的市 场,控制这个市场,无需承担政治管理的额外负担。由于中国的经济潜力还未枯竭,还由于外国人的利益仍在增长——作者在此列举了中外贸易的统计数字,然后问 道:“列国何苦而不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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