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登王位虎将龙威

  • 发布时间:2015-09-25 10:34 浏览:加载中
  •   从嬴政归秦,到他登上王位,大约有五年的时间。在这五年中秦国的实力进一步增强。秦始皇的祖父孝文王和父亲庄襄王都是有作为的君王。秦孝文王掌握王权 的时间极其短暂,却颇有作为。他“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厚亲戚,弛苑囿”,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政治稳定的措施。秦庄襄王继承先王遗志,即位初始,他就 “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于民”,政绩可嘉。

      秦庄襄王奖赏定国立君之功,“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 万户”。他实现了与吕不韦共享富贵的承诺,对吕不韦不仅封侯拜相,而且信任有加。君臣二人共谋秦国大业,在稳定了内部政局后,加紧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公元 前 249年,东周君与诸侯合谋讨伐秦国,秦庄襄王派相国吕不韦率军灭亡东周,并将其领土纳入秦国版图。他又派蒙骜攻韩,攻取成皋、荥阳等地,与西周、东 周故土合置三川郡,使秦国国界东至大梁。公元前 248年,蒙骜攻赵,定太原。第二年,蒙骜攻克魏国的高都、汲,又攻取赵国的榆次新城、狼孟等,占领三十 七城。同年,秦将王龁攻克上党,不久又攻克晋阳。“当是之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 阳,灭二周,置三川郡”。

      秦军的节节胜利,惊动了东方各国。燕、赵、韩、楚、魏决定合纵攻打秦国。公元前 247年,魏王以信陵君为 上将军,令他率五国之兵击秦。秦军失利,蒙骜败退,联军追至函谷关下。五月丙午日,秦庄襄王卒,他临死托孤给吕不韦等将相。太子嬴政继承王位,即为秦始皇 帝,年仅十三岁(实足年龄为十二岁多)。

      秦始皇能够登上王位是一连串“天意” (偶然因素 )和“人事” (人为因素 )共同作用的 结果。秦始皇是秦昭襄王的曾孙、秦孝文王的孙子、秦庄襄王的嫡子。倘若没有纯粹偶然的自然因素和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秦昭襄王、秦孝文王、 秦庄襄王和秦始皇都不可能登上王位。

      秦昭襄王嬴稷不是嫡长子,王位本来应该属于他的异母兄秦武王。公元前 307年,年轻气盛的秦武 王因与大力士孟说比赛举鼎,受伤绝脉而死。武王无子,宗室争位。当时在燕国当质子的嬴稷,外有赵、燕两国支援,内有母后之弟魏冉扶助,于是夺得王位。“天 意”与“人事”造就了大名鼎鼎的秦昭襄王。秦孝文王嬴柱也不是嫡长子。他能登上王位全靠父亲的长寿和兄长的短命。公元前 267年,在魏国做质子的秦悼太 子死。二年后,安国君嬴柱被父王立为太子。安国君又等了十六年才登上王位。幸好父王比他早死了一年,否则安国君也与王位无缘。秦孝文王正式在位仅三天便离 开人世。他的继承人子楚又不是嫡长子。子楚能登上王位得益于嫡母无子和吕不韦的帮助。前者是“天意”,后者是“人事”。如果没有“天意”,吕不韦纵然富可 敌国、谋略无双,也很难把他推上王位。可是如果没有“人事”,没有吕不韦这个特定的历史人物的一番政治作为,“异人”就不会变成“子楚”,进而成为“秦庄 襄王”。如果他不能登上王位,那他的嫡长子嬴政也就不可能成为“千古一帝”了。

      《史记》与《战国策》都未记载吕不韦的生年。其卒年是 在公元前 235年(秦始皇十二年)。估计他与异人的年龄相近,他去世时大概在五十岁左右。他是卫国濮阳人,以经商辗转各国之间。致富后以阳翟为根据地。 所以《史记》说他是阳翟大贾。他不是单纯的商人,他还对政治有浓厚的兴趣。因穿行列国之间,对战国后期的政治形势有较准确的掌握。他之所以将异人认做可居 的“奇货”,是因为秦国统一六国已是必然,一种强烈的功名利禄权势欲驱使他弃商从政。他选择了异人,改变了异人的命运;异人选择了他,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仿佛一桩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易,双方各得其所,都是嬴家。秦昭王于公元前 251年(昭王五十六年)死去,孝文王即位,异人做了太子。第二年,孝文王卒, 异人即位为庄襄王。他实践诺言,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并封为文信侯。公元前 246年庄襄王死去,嬴政即位,他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帝。他“尊吕不韦为相国,号 称仲父”,吕不韦终于达到了他政治权力的顶峰时期。如果说,庄襄王当政的三年,吕不韦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名分上都是辅佐的话,那么,从嬴政即位到始皇十年  (前 237年)吕不韦免相的九年间,吕不韦就成为秦国真正的的当政者,这期间秦国一些重大的政治军事行动,都由吕不韦主持进行。根据《史记?秦始皇本 纪》记载:元年(前 246年),将军蒙骜平定晋阳反叛。二年(前 245年),将军庶公攻卷(今河南原阳西),斩首三万。

      三年(前 244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复攻魏氏踢与有诡。

      四年(前 243年),攻占輵、有诡。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

      五年(前 242年),将军蒙骜攻魏,克酸枣、燕、虚、长平、雍丘、山阳等二十余城。初置东郡。

      六年(前 241年),击破韩、赵、魏、卫、楚五国合纵之师。克卫,卫君角徙居野王。

      七年(前 240年),攻龙、孤、庆都,还兵攻汲。

      八年(前 239年),王弟长安君成娇将兵攻赵,反,死于屯留。

      九年(前 238年),秦攻取魏国的垣与蒲阳。

       秦始皇即位时,“秦地已并巴、蜀、汉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东,有河东、太原、上党郡;东至荥阳,灭二周,置三川郡”,形成了对东方六国有 利的进攻趋势。吕不韦凭此有利形势,从秦始皇元年至九年,几乎每年都发动对六国的战争,并取得了胜利。这些军事行动的最大成果,就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置 了东郡,进一步形成了对秦国有利的态势。此时的秦国,北以河东、上党两郡从西北方向直逼韩、赵、魏,中以三川、南郡切断楚与三晋的联系,建立起东向进兵的 路线,同时北胁三晋,南威荆楚。而以濮阳为中心的东郡的建立,犹如在齐、楚、韩、魏、赵五国间打进一只强有力的楔子,使秦国直接与齐国接壤,以便对齐国施 加外交与军事压力。这不能不说是秦国取得的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胜利。东郡的建立以及为此而发动的一系列征战,显示了吕不韦的军事才干,尤其是他准确的战略 眼光。吕不韦执政期间的另一项重大改革是入粟拜爵,这是为战争储备粮食的一项强有力的措施。这一措施在以后虽然产生许多弊端,但在当时其积极作用应该是主 要的。吕不韦的活动使秦国在完成中国统一的道路上前进了一大步,他的功绩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吕不韦那时的活动,决不像有些论者所谓“复辟奴隶制度”, “延误了中国统一的进程”。

      吕不韦在秦国主政期间还办了一件影响久远的大事,这就是组织宾客编写了《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 传》载: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 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

       以上记述,好像吕不韦为了与“四公子”比赛养士,为了与荀卿之徒一样“著书布天下”,才想出了著书的动机。这显然是一种表面说法。我们承认战国诸子著书 立说之风对吕不韦的影响,但已取得秦国相位的吕不韦此时正如日中天,他不仅在秦国,而且在各个列国间也有着显赫的威势,是一个“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 息”的人物,完全没必要再通过著书立说扩大自己的影响和树立自己的威望。此时的吕不韦正面临着将要出现的统一大帝国的美好前景,踌躇满志,顾盼自雄。他要 为统一的帝国立法,为建立统一的理论与思想而奋斗,以便呵护幼主和他的帝国在稳定中走向繁荣与昌盛。就像元代学者陈滞所说:“吕不韦相秦十余年,此时已有 必得天下之势,故大集群儒,损益先王之礼,而作此书,名曰《春秋》。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吕不韦在《吕氏春秋 ·序意》中有点骄傲地夫子自道:良人 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 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虽然口气似乎大了点,但显示了他非凡的远见卓识:必须未雨绸嫪,预立 备用,为未来的统一皇朝制定统一的行为规范和政治伦理。吕不韦虽然是一个商人,但他的目光和思想始终在商业之外。他曾因经商来往于列国间,不仅广泛接触各 国政要,而且也结识不少思想家。在“百家争鸣”的氛围中体味了思想的力量,对各种思想流派的优长缺失形成了自己明确的认识与取舍标准。他的三千食客中必定 汇集了当时各种思想流派的代表,他们都以各自的学说去影响吕不韦。吕不韦既然准备为未来的帝国建立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取百家之长冶为一炉就是最直接最合 适的方法。于是他便主持并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集体编书的活动,同时也是“兼综”诸子百家学说的一次有意识的尝试。事实上,思想发展的定律就是 不断地分化与综合,各学派在相互辩论中互相吸收对方的思想观点,有时争辩为主潮,有时综合为时尚,而对其影响最大的则是时代的动向。如果说春秋末到战国中 期,各学派以辩诘为主,那战国晚期则出现“兼综”倾向,是因为国家在走向统一,与之相适应,思想学术也必然走向批判的综合。《庄子·天下》、《荀子·非十 二子》、《韩非子·显学》,就是批判地总结百家争鸣思潮的最初尝试。但是,庄子、荀子、韩非子三人的批判综合是张扬自己,批判其他学派,虽然也肯定了其他 学派的存在价值,但总体上是批判多于综合。吕不韦首先是一个政治家,他本人并未参与思想家们的争论,当然也就没有标出任何学派。所以他对各学派的兼综就比 较客观、冷静,从未来的实用出发,从现实政治与社会的需要出发,更多地分析各学派的长处,综合多于批判。他觉得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各有特点,各有优长,如 “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兄良贵后”,因此各学派应取长补短,“物固莫不有长, 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在取长补短的条件下,达到思想的统一,共同为大一统的国家服务:“故一则治,异则 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由于吕不韦“兼综”了百家中的所有学派,所以《吕氏春秋》一书就 给人明显的驳杂的感觉,吕不韦也因此被后世评定为“杂家”的首席代表。但是,如果由此认为《吕氏春秋》就是对先秦诸子不分缘由的拼凑,是杂乱无章的堆砌, 那就错了。吕不韦虽然看到各家的特色优点,但他并不是平均平等地吸收综合,而是以儒家为主,兼综各家。因为这时的一位儒学大师荀子已经对先秦诸子,尤其是 儒学进行了初步的批判与总结,为未来的统一国家规划了一套兼综儒法的统治思想的蓝图,比较适应封建统治的需要。以致清末“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把“荀学” 定为“二千年之学”即封建的统治思想而大张废除。吕不韦对荀学一派儒学情有独钟,因为其“尊君”、“爱民”、“隆礼”、“正名”等主张,正与吕不韦加强大 一统中央集权以及对百姓实行“德治”的思想相对应。在以儒为主导的前提下,《吕氏春秋》分别吸收了法家法术势的理论、墨家“节葬”的思想、道家、“修身养 性”“贵生贵己”的意识,以及农家的“重本”观念、兵家的以战止战理论等等。不过,由于吕不韦自身的思想学术水平不高,加上他本人也不可能投入过多的精力 用于该书的修改推敲,尤其是,该书是宾客们的集体创作,根据每人的学术专长分头撰写,就不可能做到首尾一贯,前后照应,因而显得粗疏、重复、拼凑,这都在 所难免。尽管他将该书挂于咸阳市门,广泛征求修改意见,“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但时人无增损者,正如东汉高诱所说,“非不能也,畏其势耳”。不久,吕不 韦失势,他的家族与宾客都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再也不会有人为此书的完善而浪费精力,《吕氏春秋》也就基本上以当时的面貌流传至今。高诱曾这样概括该书的特 点:“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扬雄相表里也。”这一概括比较符合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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