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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时代的政策确实是苛严了一些，乾隆即位之后，为了作一调整，提出“宽严并济”的主张。他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中者，无过不及，宽严并济之道也。”在这样的政治思想指导下，他作出不少重翻雍正朝旧案的事也是意料中事。 雍正死后第三天，即八月二十六日，乾隆下令将贵州苗疆用兵视为“紧急之事”。本来在雍正末年因为古州地方苗变，官兵剿抚不力，应变欠妥，以致变乱扩大， 而中央派去的钦差大臣行事乖张，特别是不懂军事的张照，“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结果让雍正皇帝都有了“弃绝苗疆”的念头。乾隆在父皇死前一直负责苗疆军 事的责任，熟悉内情，因此到他自己执政后，他又“不法祖德”地违反他父亲的政策了，他坚持主张用兵并改土归流。他也了解过去苗疆用兵之所以失利，除了文武 不和、剿抚未定之外，主要是兵力没有集中攻苗，以致效果极差。他立即以张广泗为经略，寄以专征之任，让他拥有政军大权，号令、率领六省官兵，直扑苗寨，到 乾隆元年春夏间，苗寨“罔不焚荡铲削”，到同年六月平定了贵州的苗变。其后又免赋设屯，安定苗区，尊重苗俗，苗民也守法生活了。乾隆上台后的新政，不但巩 固了他的统治地位，也对苗疆发展起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乾隆在受封宝亲王后，也在雍正政府中处理过西北准噶尔用兵的军务。可是清朝与准 噶尔的战事因为早在雍正九年清军大败和通泊之后，雍正帝已有息兵之意。当时清方缺乏将领，军威不振，军费浩繁，种种原因，想与准噶尔议和，而准部也因与邻 部喀尔喀多年战事元气大损，故也有意休战。雍正十二年八月双方已开始谈判，只是划界问题未决。雍正去世后，乾隆了解对准部用兵不易，上台后便制定了基本方 针，即息兵、守边、议和，他知道必须固守边疆，才能遏止准部的野心，才能保持双方真正的和平。尤其是他即位伊始，若耗费巨额军费，全国难得安宁。不过乾隆 对准部交涉时，仍保持有备不惧的态度，他告诉准部：若“自不揣量，犯我边境”，则“准噶尔螳臂之力，劳师涉远，岂能有济！”清方与准部的和议不久后达成， 二十多年来的西北边乱，从此得到平息，而准部与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也逐渐通畅，乾隆皇帝的声望与统治地位也更进一步地建立与巩固起来了。 乾隆皇帝基登之初，不但注意处理好边疆事务来安定政局，他也强调“民为邦本”的传统儒家主张。在即位后的二十二天，他就颁降了一道又长又重要的谕旨，谈 到他爱民的理论与方法，提出“本固邦宁”、“爱养元元”等问题，他决心要处理好君民关系。他要让人民有“恒产”、“恒心”，因此他告诫大臣：“治天下之 道，莫先于爱民，爱民之道，以减赋蠲租为首务也。”他在登极大典后，立即颁降恩诏大赦天下，其中有一条规定：“各省民欠钱粮，系十年以上者，着该部查明具 奏，候旨豁免。”二十天以后又降旨：“将雍正十二年以前各省钱粮实在民欠者，一并宽免。”这次蠲免的范围很广，数量很大，全国各州县，凡有拖欠钱粮者，都 一律免除了，这对贫民真是一大善举。在此同时，乾隆又先后颁布多道谕旨，减免一些地区的过重正额赋税，划一赋税征收标准，禁止滥收耗羡，限制各级官吏的额 外剥削，又裁除一些地方性的苛捐杂税，非法摊派，其中具体而影响大的如：禁止地方清丈土地，虚报升垦；废弃由官府掌管民间房地产交易的《契纸契根法》，还 给人民买卖自由；禁止地方官工程派捐；停止没有实效的《营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措施确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与官府的剥削，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 乾隆也对于一些绅衿士子表示了关切，改变了他父亲的严厉政策，下令将对生员欠粮、包揽词讼的处分予以放宽改缓，并对于以前因“抗欠国课”而褫革的举贡生 监，分别赐恩开复。不久更规定“嗣后举贡生员等概行免派杂差”，充军的犯人中，“有曾为职官及举贡生监出身者，一概免其为奴”；另外，“生员犯过”，地方 官当先详学臣批准，始能“会同教官于明伦堂戒饬，不得擅行饬责”。读书人是士农工商“四民之首”，乾隆如此尊重他们，无异是在地方上安置一批效忠的安定大 军，对于他的统治是有助益的。 雍正时代因为政治斗争或是能力不好而被处罚的官员很多，乾隆为执行他的中道，即位后就将两千多名废官，颁降恩诏悉数宽免。后来又下令给在京城的大小官员各加一倍的俸银，中央与地方的佐杂官员也发给养廉银，藉以增强官员的向心力，为乾隆加添了很多政治资本。 雍正在世时，曾经大量增设府、直隶州、州、县等地方行政机构，对亲民官员的任用也作过一些改变。当时情形是直隶州属于省，省的官员题授由总督与巡抚进 行，这些地方疆吏因而具有新增地方行政官的考核与任用权，而最后大权却操在皇帝手中，所以雍正在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全面调整了官制，其结果是进一步强化了皇 权。乾隆继承皇位之后，他认为改隶州县，“百弊丛生”，增设官员，“事绪益纷，供给逢迎，闾阎滋扰”，破坏传统官制，应该恢复旧章。 雍正皇帝又倡议给“乐善好施”的人叙用的报答，这一措施原本是想让一些有钱的官僚、地主、商人捐出一笔钱来帮助政府赈济贫民，以缓和贫富对立及人民与政府 间对立的关系；不过议叙是给出钱的人一种政治酬庸，具有卖官的性质。乾隆同意大臣的看法，认为“好施”的人“趋捐助以博功名，假好善之虚声，启夤缘之捷 径”，根本是“另开捐纳之条，而胥吏土豪，乘此得以侵蚀”，因而下令不许再陈奏乐善好施的奖叙办法。此外，雍正又大事嘉奖拾金不昧的人，这固然是美化风 俗、改善社会风气的好办法，但是这项藉以表明风俗淳美、世道清明的政策，倡行后不久就弊端百出了，有人弄虚作假，谎称拾金不昧，领取奖赏。官员甚至也有制 造拾金不昧而猎取名声，为升宫铺路的。乾隆继统后，立即加以限制，规定若有人真是拾得巨金，州县官可以酌量奖励，不许申报上司，督抚大吏亦不得以此奏陈皇 帝。可见乾隆也不同意他父亲的这种“宣教”方法。其他还有“岁举老农”旌奖与派官员到福建去改正方言等等，乾隆也觉得真正勤奋老农的选拔被乡曲无赖把持， 而福建人改学官话可以从本省教职中挑选熟晓官话的人去“专司正音”工作就好。他又推翻了一些父皇的政策与主张。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