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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初政，万象更新，不仅给士大夫、士人带来了丝丝暖意，而且仁政迭施，使全国老百姓也得到了一些实惠，同时还解除了一些地区扰民害民的苛政。 乾隆登基《恩诏》宣布，各省民欠田赋，凡超过十年以上者，概予蠲免。随即又降旨，命于《恩诏》外，将雍正十二年（1734）以前，各省田赋实欠在民者， 一并豁免。但蠲免积欠田赋，实惠落在有地纳粮的业主，而佃户、雇工享受不到皇上恩露。乾隆也想到了这些社会最底层者，为此，特降旨说，朕临御以来，加惠元 元，惟无业之贫民，终岁勤动，未被国家之恩泽。朕视天下业户、佃户，皆吾赤子，恩欲其均也。业户受朕惠者，十捐其五，以分惠佃户，亦未为不可。 各地方的公共工程，如河防、堤岸、闸坝等等，定例由国家拨款开销，但在执行中，各省往往按田亩派捐，口口声声讲出自小民之愿，实际大都由上司因节省钱粮 起见，授意属员为粉饰之计。相沿日久，官吏藉端苛索，民间所费比所派之数成倍甚至几倍地增加。乾隆从反映民生疾苦的奏折中了解到，山东省挑挖运河，每年有 派帮民夫工食银五万三千四百余两；江南松江海塘岁修，有每亩捐钱五文；京口挑挖运河，每年于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等府州，照额征漕粮正耗米协解银 三千八百余两；苏、松、常、镇、太、通（州）六府州应修河渠闸坝，令长洲等三十三州县按亩派钱五文、三文、二文不等，以供大修，并令每亩又酌量捐钱，以为 岁修；四川岁修堤堰，令每亩派银一二厘不等；直隶运河挑浅，于天津等州县每亩帮银一厘。为此，命从乾隆元年（1736年）开始，一概革除以上各款，合计免 去派捐银大约十万余两。此后挑挖运河等项公共工程需用银两，命该省督抚核实奏明，于国家财政内酌量动用，报部核销。 雍正年间为缓解民 食日渐艰难的问题，国家实行鼓励垦荒的政策，因而全国垦田面积迅速突破八亿亩，达到了清前中期的最高峰。但这种积极的垦荒政策把垦荒多少作为考核官员政绩 的一个重要指标，各级地方官或者迫于上级的压力，或者为突出自己在任时的业绩，往往以无报有，以少报多，因而也带来了不少弊端。问题最大的是河东总督田文 镜治下的河南省，四川及福建、广西等省也程度不同地存在虚报垦田的问题。 乾隆在藩邸时就多少风闻垦荒之弊，即位后朝中大臣及外省大吏 密折奏事也集中在垦荒之弊。其中讲得最恳切的是自己最尊敬的老师、已受命担任协办总理事务的大学士朱轼。朱轼在条陈中请求皇帝降旨速罢河南开垦，他说，河 南地势平衍，百姓秉性淳朴，勤于耕穑，哪里还有什么未垦之田？未垦之地大都是些盐碱砂碛之区而已。臣听说河南各属广行开垦，一县之中，有报开几百亩、上千 亩，以至几千亩的，全省总数大概有几十万亩。经细加访闻，才知道所谓开垦者，并非实有可耕之地，不过督臣田文镜及接任之王士俊授意地方官多报开垦。于是各 属迎合上司，指称某处隙地若干，某处旷土若干，造册申报上司，据其册籍，按其数目，报多者升官奖励，报少者严批申饬，或找个借口，参上一本。地方官畏其权 势，希望得到上司欢心，哪管日后官民受累，以致互相攀比，报垦纷纷。其实所报之地，不是河滩砂砾之区，就是山冈多石之处。另外，河堤所在，当留余步，古人 所谓不与水争利者此也。一旦开以阡陌，垦以犁锄，于河防亦所未便。弊端显然，臣所以知其不可也。目下行之，不过枉费民力，其害犹小；若数年之后，按亩起 税，指盐碱地为膏腴，勘沙石田以上税，恐怕小民鬻儿卖女也缴纳不起。不知任事之人何以收场？ 乾隆立即降旨禁虚报开垦，谕旨称，朕见各 省督抚题报开垦者纷纷不一，至于河南一省，所报亩数尤多，而闽省继之。经朕访查，其中多有未实，或由督抚欲以广垦见长，或由地方官欲以升科之多迎合上司， 而其实并未开垦，不过将升科钱粮，分摊于现在地亩之中，名为开荒，实则加赋，非徒无益于地方，而并贻害于百姓也。嗣后各该督抚若不痛洗积弊，仍蹈前辙，必 从重处分，不稍姑贷。 随后撤河东总督建制，命总督王士俊解任，来京候旨，特降旨晓谕豫民：河南地方，自田文镜为巡抚、总督以来，苛刻 搜求，以严厉相尚，而属员又复承其意指，剥削成风，豫民重受其困。而后王士俊接任河东，不能加意惠养，且扰乱纷更，以为勤干能事，借垦地之虚名，而成累民 之实害。彼地民风淳朴，先后遭督臣之苛政，其情亦可悯矣！ 解决河南严重的虚报垦荒问题后，又通行各省，将雍正年间报垦地亩认真复查一遍。如果有虚报地亩，一律从政府册籍中开除。 总的来看，乾隆即位后很想当一个宽厚仁慈、实心爱民的好皇帝，当一个青史垂名的开明贤君。汉族士大夫、士人往往用“从谏如流，求贤若渴”、“仁言圣政重 累而下”、“甫数月而囹圄几空，未逾年而恩膏已遍”之类由衷的赞颂之词描述他们心目中政治的春天。老百姓中间也流传着“雍正钱，穷半年；乾隆钱，万万年” 的谚语，这些大致能反映出那一时期最高统治者的政策由严猛向宽缓调整的事实。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好新皇帝的开局，更何况在偌大的政治航船试图调整航向之际，乾隆手法毕竟不够老到，这就难免授人以柄，说先皇尸骨未寒，他的不肖子孙乾隆就迫不及待地全面翻其父之案。 这个带头攻击乾隆“翻案”的，就是因虚报垦荒被解除河东总督职务的王士俊。 原任河东总督王士俊被召来京后，蜷伏了一段时间以窥测政局的变化，他很快嗅出年轻的新皇帝在全面纠正雍正朝方针政策时又遇到了新的问题。这个精敏的老吏 没有感觉错，乾隆在即位几个月后就敏锐地觉察出由于调整政策力度过猛过大，已经造成了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而要保持国家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政局的稳定，就 必须保持与皇父政策前后的连续性。 乾隆元年上半年，皇帝以“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为中心，对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讲了这样一 番话：天下之理，惟有一中。中者，不要过，也不能不及，正道是宽严相济，过宽则以严相调剂，过严则以宽相调剂。皇考雍正皇帝临御之初，见人心疲玩，诸事废 弛，官吏不知奉公，宵小不知畏法，势不得不加意整顿，以除积弊。但臣下误以圣心在于严厉，诸凡奉行不善，以致政令繁苛，大为间阎之扰累。然则皇考之意果如 是乎？朕即位以来，深知从前奉行之不善，留心经理，不过欲减去繁苛，与民休息，而诸臣又误以为朕意在宽，遂相率而趋于纵弛一路。若循此以往，不知省改，势 必至禁令废弛，奸宄复作，良善受欺，风俗渐就浇漓，将皇考十三年教养整理之苦心，功亏一篑。此朕心所大惧者，不得不恳切告诫！谈过之后，又命大学士鄂尔 泰、张廷玉将上述旨意各书一道，密寄各省督抚。这是乾隆第一次提出“矫枉不可过正”，刻意将皇父之本心与臣下奉行不善带来的弊端作了区分，并提醒他的股肱 大臣及封疆大吏重视宽大政治可能导致的危害。随后乾隆又在江苏巡抚顾琮《酌平盐价俾商无赔课民免贵价》一折批谕：目前奏折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 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不知今日之请宽者，即向日之一则曰“请严某件”云云，再则曰“请严某件”云云者也。朕意当今之政，莫若谨守皇考十三年以来之整 理，而向日一二奉行不善过于苛细者，渐次缓改，则吏治而民安，毋庸我君臣汲汲皇皇，今日日宽此，明日曰宽彼，以至群相怠玩，百弊丛生，必至激朕又有不得不 用其严之时，则非天下臣民之福也。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