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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哪儿，你在哪儿，帝王的雷霆， 自由的高傲的歌手…… 来吧，拽掉我的桂冠…… 打碎我柔弱的竖琴…… 我要为全世界讴歌自由， 我要扫除王位上的丑行。 《自由颂》（1817年） 从皇村中学毕业，意味着17岁的年轻人必须走向社会了。对普希金来说，既然从学生时代就已展开翅膀飞入文坛，毕业离校只不过是让他更完全地步入这个光怪陆离的天地而已。皇村中学就读6年的直接结果是被分配到外交部做十等文官。但在视俗名俗利为粪土的普希金看来，这种虚与委蛇的外交官生涯无聊透了。他只挂了个空名，很少在官场上往来。他更喜欢去的是沙龙、剧院，更乐于交往的是在各种秘密社团中结识的志同道合的朋友，更钟情的事业仍然是缪斯的事业。还没离校时，在热热闹闹的聚会之余，他已经着手实施一个大计划了——他要把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故事用自己的方式表述出来。但是创作之初，他并不知道这首诗会成为一枝向传统思维、语言挑战的长枪。 虽然彼得堡的生活动荡不安，普希金还是利用休息时间，今天一节，明日一段，积少成多，最后于1820年完成了一部作品。这是诗人用民间童话写成的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全诗共分六章，叙述的是基辅大公的女儿柳德米拉在新婚之夜被魔鬼抢走，其爱人鲁斯兰历经艰险营救她的故事。“谁要把我的女儿找到，我要把女儿嫁给他，并把半个王国作为酬劳。”大公宣布后，鲁斯兰和他的三位情敌四勇士同时起身。鲁斯兰遇到能知未来的芬兰老人，坚定了意志，明确了前进的方向。法尔拉夫怯懦怕死，中途返回。拉特米尔经不起享乐与美女的引诱，沉溺于酒色之中。罗格达依为夺取柳德米拉要杀死鲁斯兰，一场激战，被摔到河里。 鲁斯兰战胜了几个情敌，又和掠走柳德米拉的魔王展开勇斗，他揪住魔王的长胡子，越过高山和海洋，最后把魔王装进了口袋。他带着中了魔法、昏迷不醒的柳德米拉骑马返回，途中又遭法尔拉夫的暗算，被杀死了。后经芬兰老人施法术，又死而复活。 法尔拉夫带着公主回城冒功请赏，此时基辅城正被土耳其的贝琴涅戈人包围。是鲁斯兰来到，杀退了敌人，保住了家园。英雄来到公主面前，拿出芬兰老人给的金戒指，顿时公主清醒，全家团圆。 在普希金的笔下，妖魔长诗变成了英雄史诗，和魔法师奇遇的主人公变成了祖国的解放者，忠贞的爱情融入了民族解放的颂歌之中。整首诗的情调乐观，风格明快，三勇士的骑士风度、豪侠气量受到了无情的嘲笑和讽刺。长诗中显出生命活力的不是妖魔鬼怪，而是追求理想、意志顽强、敢于斗争的人——男女主人公的形象。普希金之所以这样写，是有针对性的。当时受欧洲古典主义理论的影响，俄国文学界弥漫着茹科夫斯基等人渲染的“天国”的消极浪漫主义的神秘梦幻色彩，文学作品显得空洞、苍白，缺乏人间的生气。19岁的普希金睿智地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以大胆的革新精神和新颖的艺术手法，向旧文学进行了勇敢的挑战，创造性地使用了积极浪漫主义叙事诗的自由灵活的形式和手法。在情节、人物和语言等方面，诗人勇敢地吸取了民间文学的精华，甚至把民间童话的幻想同历史事件的真实融为一体。这种尝试，也许是受童年时奶娘那些传说故事的启发，也许得益于年轻时接触过的那些泥腿汉们和哥萨克勇士的只言片语，反正普希金的眼光已经跳出了贵族文学的沙龙，走到了人民大众的中间。 这部魔幻作品一发表，马上就在公众和俄国评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当时，还没有一部作品使一些人爱不释手，叫另一些人十分气恼，好像一件重要使命落到众人头上，大家都得参与，要么拥护，要么反对。《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就是这样的作品。当时，保守派作家们一同起来反对这个文坛后生，认为他的诗是一种“粗俗的闹剧”，“同有教养的人的审美观格格不入”。 与此同时，它又是那么受众多读者和进步作家的欢迎。法国作家梅里美读后写道：“在《鲁斯兰和柳德米拉》一诗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种尝试从俄罗斯人民的信仰中借来了活力……传统的偏见认为这一尝试近乎鲁莽。普希金在寻求如何跳出因循守旧的框子。他生活在贵族阶层，但却想了解农民的私生活。”一直用期待目光注视普希金天才发展的茹科夫斯基，为了表示祝贺，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普希金，并在照片上题字：“败北的老师赠给胜利的学生。”因为普希金以才气逼人的长诗不仅挑战了俄罗斯贵族文学传统，也挑战了茹科夫斯基的带有宗教色彩的浪漫主义。 至于普希金自己，他并不在乎外界的褒奖或贬斥。他从事《鲁斯兰和柳德米拉》的创作，抑或从事别的诗歌创作，全是一种神奇的热情使然。在这热情的鼓动下，音节在他笔下拥挤，韵律跃然而出，排成长列，交叠在一起。一幅幅画面交织，相互争斗。他唯恐丢掉几滴宝贵的金雨，干脆把脑海里出现的一切统统记录下来。热情一过，灵感就会到来，诗人的灵感是明智的、严肃的。灵感审查着热情在黑夜给予他的丰厚礼物，挑选、评价、拒绝或接受，然后再排列整齐。于是，一个美好、恬静和明快的作品从即兴之作的混乱中脱颖而出。 要知道，当时的俄罗斯文学正处于阴郁、昏暗的阶段，带有某种希望，却又变化不定，但普希金初出茅庐的热情和灵感扫除了一片阴霾。在他的一生中，在他各种类型的作品中，暴露过人们心头的谎言，揭露过社会的卑鄙、不公正以及那个时代的贫困和耻辱。他忍受过苦难，倾诉了他的痛苦；他也高兴过，于是又表达了自己的快乐。他有时愉快，有时悲伤，有时迟疑不决，有时又热情洋溢。他从一个荆棘丛跑向另一个，在各种清泉中沐浴，并向四面八方歌唱。他是那样健康和刚强，已经真正体会了生活的乐趣，所以在他的作品中总能透出一丝乐观的阳光。《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只是一个开头，是普希金全部作品中一个次要部分，但诗篇从头到尾都生气勃勃，情绪昂扬。难怪“阿尔扎马斯社”的弟兄们称他是一个欢快歌唱的“蟋蟀”，朋友们叫他“火花”。 说起来，以一个中学毕业生身份进入文坛的普希金，所取得的每一点一滴的成就，固然由他无与伦比的天才决定，但也少不了文学沙龙、社团的参与、游历，少不了那些忘年的或不忘年的朋友的启迪。 早在1816年，尚为皇村中学学生的普希金已经开始参加“阿尔扎马斯社”的活动了，但他正式地加入这个组织还是在圣彼得堡站住脚后。“阿尔扎马斯社”是一个年轻的，具有巴洛克风格的文学组织。它的发起者是一群同卡拉姆辛交往密切的革新派作家。从一开始社团的唯一宗旨就是反对以希什科夫海军上将为首的文学保守派。早在1815年，一位“保守派”成员在一出喜剧中嘲笑茹科夫斯基，而茹科夫斯基的崇拜者布鲁多夫则用《在“阿尔扎马斯”酒吧的见闻》一诗予以反击。这篇文章使作者和茹科夫斯基周围聚集起俄罗斯新文学的全体捍卫者。支持者们用“阿尔扎马斯”来命名自己的社团，以纪念这首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诗歌。“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们热爱俄罗斯语言，热爱祖国的文学和历史，他们也研究和讨论同代人的作品。他们总是强烈地、嘲弄般地反对那些墨守成规、死气沉沉的仿古做法。他们聚会时，气氛总是既高傲又诙谐。甚至这个社的章程规定，新会员在入会典礼时要发表一篇悼词，悼词的对象一般是对立派“俄罗斯语言爱好者恳谈会”那边的人物。“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每人都有一个奇怪又必须遵循的绰号。A.I.屠格涅夫被称为“风琴”，茹科夫斯基被称为“斯维特拉纳”，小普希金的绰号则是“蟋蟀”。 “阿尔扎马斯社”每次例会的主席都由抽签决定。主席戴红帽子，象征着前进中的文学革命。几乎每一个人的入会都要组织一次既滑稽又荒诞的庆祝活动。他们每次聚会都要吃掉一只冻鹅，社员们自诩为“可敬的鹅”，或者干脆叫“鹅”。茹科夫斯基是“阿尔扎马斯社”的终身秘书，每次例会的报告都由他撰写。现在看来，那些报告是些夸夸其谈的荒谬巨著，是一种超现实派的作品。“阿尔扎马斯社”半玩笑式的，没条理的但又令人难忘的演讲，以及那种热烈、友好、随便的气氛，都和普希金的天性不谋而合。他欣赏这种温和自由的同事关系，是这种关系把大家牢牢地团结在了一起。“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们也都十分喜欢普希金这只小“蟋蟀”，他们读他的诗，跟他开各种玩笑，真诚地称赞他的才华。1817年6月，普希金终于离开学校了。“阿尔扎马斯社”的社员们把他的毕业看成了庄严的大典，热烈地欢迎这位少年才子登上文坛。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以大文学家的目光早已确认普希金很快就会超越他们，他们称他为“凌驾我辈的未来的巨人”。他们为小诗人举行了热闹的人会仪式。在这仪式上，普希金头戴小丑帽，手拿婴儿的摇铃、月桂枝和节杖，并且发表了一篇诗体演说，赞美这个新型的文学协会。 在那些闹哄哄的聚会上，“阿尔扎马斯社”的成员没有一个忘了他们的正事：与保守派斗争。19世纪初，古典主义正处于寿终正寝的阶段，内容陈旧，题材狭窄，形式拘泥，已不适应新时代对文学的要求。而“阿尔扎马斯社”的作家们从主张到行动都在进行文学的革新，尝试着给俄罗斯文学注入新鲜的血液。 公允地说，“阿尔扎马斯社”成员们的革新主张并不是彻底的。革新派作家们反对斯拉夫教会语言，可是他们的创作却是以贵族社会的口语为基础的，他们还无法接受人民大众那些无比生动也无比粗野的口语。随着保守派越来越失去市场，随着以希什科夫为首的“恳谈会”悄然解体，“阿尔扎马斯社”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失去了攻击的对手，他们的讽刺成了无的放矢，聚会也显得有些无所事事。人们对讨论和攻击失去了兴趣。外界的风云，还有文学界的争论，已使大多数人认识到：用文学开玩笑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应该研究政治问题，思考社会教育问题了。作为一个文学社团，“阿尔扎马斯社”体面地消失了。 “阿尔扎马斯社”的解体早在小普希金的意料之中。虽然他加入这个组织时间还不长，但是已凭自己独有的睿智认识到，卡拉姆辛等革新派作家虽然反对保守，反对斯拉夫教会语言，主张用现代化的俄罗斯语言，但他们的改革仅仅是停留在语言上，而且一味地在贵族社会的口语上精雕细琢。这样的革新有多少生命力呢？童年时奶妈他们讲的那些故事、用的那种语言虽然不高贵，却是那样形象、生动，到现在还记忆犹新。这些语言，“阿尔扎马斯社”的任何人，恐怕除了他普希金外，是都不会说也不屑于说的。而且，用文学玩笑的方式，只是反对一个对立派，当古典派消失之后，这一方自然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普希金和他的同仁们十分清楚这一点，不管怎么说，“阿尔扎马斯社”是使普希金从中学生到文坛新星的一座桥。他怀着复杂的心情告别了这个学社。 但是年轻的普希金还来不及感觉寂寞，不久，他加入了另一个协会，这使他在诗坛、政坛上进一步确立了自己歌颂自由、追求自由的基调。 “绿灯社”是大富翁伏谢渥罗斯基和他的朋友雅·托尔斯泰在1818年创建的。参加“绿灯社”的是一些举止随便但才智出众的青年，他们中有近卫军军官、轻骑兵、枪骑兵和普通骑兵等。除了这些带肩章和胸饰的军人外，也有几位优秀的文化人，普希金和杰尔维格就是最热心的参与者。他们大约有20人，聚会地点是伏谢渥罗斯基家的大厅。大厅里有一盏绿色的大吊灯，人们就坐在绿色大灯的下面；他们每人手指上都戴一枚特殊的戒指，戒面上刻着一盏灯。绿灯象征着光明和希望，“绿灯社”因而得名。这个组织有鲜明的政治色彩，集会时不仅讨论诗歌和戏剧，而且也评论时政，抨击政府官员和皇帝，朗诵反对政府的诗歌。根据协会章程，这些先生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谈论当代问题，但必须绝对保守秘密。每一次聚会，普希金、杰尔维格和爱好文学的军官们朗诵他们的新诗，伏谢渥罗斯基举办俄国历史讲座，巴尔科夫报告戏剧界的动态。当然，会员们都很年轻，他们热爱自由和进步，也喜欢开玩笑，谈论爱情和女人。在“放肆”地抨击了皇家政府和打扮庸俗又愚蠢透顶的政府官员之后，也谈论某些导演和众多的女演员，甚至恶作剧地密谋诱骗她们。 在历史上，有人说“绿灯社”是个专门进行“狂欢纵乐”的可笑污合，也有人把它看成当时的一个小型革命团体。其实，“绿灯社”的成员们既没有那样下流，也没有那样崇高。他们中的某些人，如托尔斯泰、卡维林、托卡列夫等都是秘密组织“幸福同盟”的成员，“幸福同盟”是一个激进的、主张推翻沙皇政府的革命组织。但是“绿灯社”只能算“幸福同盟”的一个外围组织。在那里，更多的是不愿受束缚的军人们和面色忧郁、才气逼人的大孩子，他们也只是在用“言语”来攻击政府。说得确切一点，这是一个由放荡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和幸运的军官组成的协会。无意中，普希金成了这个协会的灵魂。“绿灯社”的聚会，他必到场，而且表现得十分热情。他常常陪同“会长”伏谢渥罗斯基组织一些微妙的活动，在聚会时朗诵自己歌颂自由和爱情的诗歌，当然也和“会长”或其他人一起喝酒、通宵玩牌。这种文学社团的生活因为完全出于爱好和自愿，摆脱了中学时代的种种束缚，对年轻的普希金来说无疑新鲜又刺激。但更重要的，与朋友们的交往，使他更开阔了眼界，头脑中的自由思想也更加浓重了。 十八九岁，对天才的诗人来说，离开学校，面对社会，在人生的路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而这时的俄罗斯，无疑也处在改革前夕的十字路口。西方民主和自由的空气随着拿破仑的东征和败退已在俄国形成了激流；而俄罗斯内部独裁和自由却成了一对矛盾的、古怪的连体儿，从亚历山大一世那里诞生，又在社会上成长起来。 年轻的亚历山大大帝因为战胜了拿破仑而成了俄罗斯的天使。1815年，他拟订了“神圣同盟”计划，目的是使欧洲列强的政策服从永恒的基督教原则。可是亚历山大的盟友，尤其是奥地利的外交家们纷纷利用这个“神圣同盟”来维护君主政体，“神圣同盟”成了扼杀欧洲人民意志的联盟。亚历山大是“神圣同盟”的首领，这样，无意之中他就成了极端反动势力的代表。可是从个人的思想深处，他又主张自由。真是无可奈何，他难以既作正直的人，又作体面的君主；既作社会进步力量的朋友，又作令国内外惧怕的统治者。况且，在19世纪初期，俄国还没有改革的准备，因此，亚历山大一世只能准许自由改革在别国进行。 到了1818年，亚历山大一世决心向进步迈一只脚，他在华沙国会开幕式上发表即位演讲时宣布，打算在全俄限制独裁政权。俄国的知识青年怀着希望和惊愕欢迎这一演讲，他们甚至以为，由于皇帝的诚意，他们的梦想在朝夕之间可成为现实。但是可怜的俄国人民还不懂得真正的自由该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如何使用自由。早在1812年，亚历山大打算在帝国边境地区实行乡村军事化，让农民穿上军装，刮掉胡子，习枪弄棒，甚至婚姻大事都由国家决定，在铁的纪律和欧洲教育方式的催化下，农民被动地觉醒了。他们对这种唯命是从的生活又恐惧又厌恶，尽管当局给了军事区许多优惠，这里的农民们还是无法忍受这种不能自由择偶、既要扛枪又要种地、私生活被取消的生存方式。他们起来反抗了，发生了规模很大的骚乱，皇帝同意对发起骚乱的40人处以死刑。血腥镇压激怒了俄罗斯军队和知识界的优秀分子，从1818年到1819年，无数人加入了秘密团体，像“幸福同盟”只是这些秘密团体中的一个。大家公开谈论这些“阴谋集团”，并故意夸大他们的作用。这些秘密团体的成员既有革命者，也有自由党人，还有无政府主义者或现代立宪派，但他们在热爱祖国和反对暴政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在“阿尔扎马斯社”，在“绿灯社”，在君主立宪者葛利金娜家，在屠格涅夫兄弟家里，人们都会见到一个活跃的身影，那就是普希金。他虽然并不想从政，但已不知不觉卷入了关系祖国命运的政治漩涡之中。他所到之处，总是怨声载道，到处都有人在秘密策划，谈论着未来的国家如何如何。普希金以一个诗人特有的方式关注着这一运动。 诗人放浪不羁的天性和对自由的崇拜，使得年轻的普希金无法像那些职业革命家一样十分注意自己的行动，压低声音说话。他是个爱捅娄子的小伙子，任何造反计划，只要允许，他都赶去参加，而且到处说笑，不拘小节，也不注意躲避旁人。这些计划和谨慎、秘密的做法，甚至让他很讨厌，他的性格似乎承受不了秘密组织的束缚。 这时普希金中学时的好友普欣已成为一个秘密组织的成员，后来他成了十二月党人的骨干之一。他加入秘密组织后第一个想法是找普希金，让他用独特的方式，通过朗诵或写作诗歌和讽刺诗进行革命宣传。开始因为普希金没在彼得堡，没联系上。稍后当普欣考虑怎样把这一想法付诸实施时，他又觉得不能把组织的秘密告诉他，因为任何不慎都会走漏风声，都会贻误大事。普希金那情绪化极强、变幻莫测的暴烈性格，还有他经常同一些靠不住的朋友来往，这些都让人放心不下。于是他决定暂不吸收普希金加入他们的组织。 可是普希金热切地向往着革命，他多想为即将到来的伟大事业做些贡献啊。一天，他去拜访朋友屠格涅夫，走进客厅时，看见一些表情严肃的人正在开会，其中有他的好朋友普欣、库尼金、马斯洛夫。他们把目光转向他。脸上露出尴尬和失望的神情。显然，他的到来，是不合时宜的。那些人都是“幸福同盟”的成员，正在研究创办一份报刊，他们要将报刊办成“救世的鸽子和自由海岸的使者”。对普希金的到来，他们只是微微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做笔记、吸烟、品茶或喝酒，脸色严肃。普希金碰了一下普欣的胳膊，在他耳边悄声说：“你在干什么？这回让我抓住了吧？” 然后，他坐在大沙发上，假装欣赏家具和天花板，心中却为被排除在团体之外而伤感、失落。等集会告一段落，普希金拽过普欣问：“你为什么没跟我说过认识屠格涅夫？这就是你们秘密团体的全班人马吗？别给我故弄玄虚了，求求你，朋友，这实在荒谬！” 普欣看他那样子，真有些为好朋友难过。他知道普希金的革命热情多么高涨，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出色的人。但是他也知道普希金的思维方式，知道他的性格。普希金的棱角太鲜明了，他说话轻率，经常草草地在桌角写几句出众的诗句，这些都会使精心筹备的革命行动功亏一篑。普希金永远是个诗人，他生来就不是能用双手跟他们共同战斗的那一路人，他的长处在笔上，在他的文才上，还是让他在革命组织之外做个自由射手吧！普欣相信他和同志们这一决定也是为了普希金好，他们为俄罗斯保存了一个天才的诗人。 普希金虽然没能加入革命组织，但他并未停止以自己的方式从事摧毁政权的斗争。宫廷和边境传来的政治新闻使他义愤填膺，他给朋友写信，信中说：“请给我讲讲军营的情况，我需要了解这方面的事情。因为我爱你，憎恨独裁。” 他不理解自己一向尊重的卡拉姆辛怎么会仍在为君主制歌功颂德。一天，卡拉姆辛又在给普希金宣讲他的理论。普希金竭力反驳他，说“看来您喜欢奴隶制胜于自由啦？”卡拉姆辛大为恼火，说他是诽谤。普希金默不作声，尊重他的义愤。大家开始谈论别的，普希金起身走了。诗人与历史学家的误会和政治分歧使普希金写了一首讽刺诗： 他写的史书简练，文笔华美。 他在史书中作过解释， 为什么需要专制， 还有鞭刑对庶民带来的恩惠。 除了这些对不同政见者的含蓄的讽刺之外，普希金更多情况下是拿起笔，抨击那些不折不扣的独裁者、暴政者和追名逐利、不惜伤害人民利益的官僚。为此，他写了大量讽刺诗。如对军营制度的倡导者，最后执行镇压农民的可憎的阿拉克切耶夫，普希金满腔愤怒又十分轻蔑地写道： 全俄罗斯的霸主， 所有总督的刽子手， 沙皇的亲信、兄弟和朋友， 既凶残又爱记仇， 无心无肝又不知羞。 这位仆人是哪位？ 是被称为“不卑不亢”的老奴仆， 充其量，他只是前台的一小卒。 这类尖刻的抨击小品很快在首都青年中流传开来，普希金的所有政治讽刺诗很快被抢购一空。甚至向往自由的青年们把一切勇敢的话语和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都算在了普希金的头上。他的名句在所有的沙龙里流传，这使他有了无数个朋友，也有几位有权有势的敌人。一位同代人曾这样记述普希金：“他那些没有正式出版的诗作，如《乡村》、《咏阿拉克切耶夫》、《致恰达耶夫》等，人人皆知。可以说，在军队里没有一个掌旗官，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旗手不会背诵他的诗句。” 的确，从1817年开始，人们都在逐渐地认识普希金，喜欢这个自由的代言人，喜欢他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作品了。越来越多的人在偷偷抄录和背诵他的诗歌，像《乡村》、《自由颂》、《乌拉！他又回到了俄罗斯》，不会背诵的人简直找不到。 从1817年创作的《自由颂》，到1819年写的《乡村》，这些革命诗歌可以说是普希金第一个创作阶段的自由宣言。《自由颂》是诗人刚刚离开学校时在屠格涅夫兄弟家里写的。当时，屠格涅夫家就在米歇尔王宫的对面，也就是保罗一世遇难的那座王宫。透过窗户，人们看着这座空空荡荡、被人遗忘的宫殿，就请普希金做首诗。普希金和以往一样，轻盈地跳到窗前的大桌子上，躺在木板上面，拿起笔和纸写了起来。这首即兴之作表示要“揭露宫廷里的罪恶”，“把自由讴歌”，并主张一切按法理办事。普希金描写了路易十六被人民推翻的可悲下场，然后写回到保罗一世。保罗一世是在他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同谋下被谋杀在米歇尔宫中的。这首诗实际上影射了这位执政沙皇，所谓“解放者”的专制统治。这首诗奠定了普希金自由主义思想的基调。 在另一首《乌拉！他回到了俄罗斯》中，普希金公开嘲笑了亚历山大一世在华沙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承诺，不仅要给明智的波兰立宪，而且也要给没有文化的俄国以立宪的权力。诗人借摇篮中小宝宝的嘴说：“能相信他吗？怎么可能呢？难道这一切全是真的吗？”他又用孩子妈妈的口气讽刺道：“闭上眼、合上嘴，我们的沙皇对你讲的是神话故事……” 在另一首《乡村》中，普希金更抛弃了影射和含蓄，用写实的手法高声痛斥了农奴制和地主的残暴： 老奴仆低头挨着鞭子， 干瘪的身躯瘦骨嶙峋， 在为无情的老爷们， 吃力地耕耘土地。 已经成熟的少女， 没有梦想，没有希冀， 只能供淫棍老爷发泄兽欲， 这就是她们的命运。 喔，愿我的呼吁能唤起良知。 假如没有《先知》那份天才， 为什么愤怒之火会在心头燃起？ 朋友，我将看到人民解放之时， 看到沙皇废除农奴制之日， 看到黎明的曙光， 在独立的国土上升起。 高尔基说：“在普希金之前的诗人们是完全不了解人民，对人民的命运不感兴趣，而且绝少写及人民的……但是当他们在诗里描写农民和乡村的时候……他们把乡村生活描写成仿佛是连绵不断的节日，仿佛是和平的劳动之诗。”普希金不一样，是时代的风云变幻增强了他反专制农奴的革命意识；是童年的经历使他把同情自然给予了农民和农奴；是秘密组织的革命斗争激发了诗人的创作热情。他怀着满腔的怒火声讨专制暴虐的沙皇统治，描写人民的悲苦命运，冒着杀头的危险展示自己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思想。这些诗歌，是诗人从爱情的哀诗和饮酒歌转向政治的叛逆诗，是诗人从一个中学生走向一名自由歌手的宣言。如果说这几首诗还具有某些温和的色调，或者显得有些毛躁，那么《致恰达耶夫》就更加成熟了。 《致恰达耶夫》是献给诗人皇村时结交的挚友、进步军官恰达耶夫的，是一首热情洋溢、美丽动人的抒情诗。诗人从一开头就提出了个人和祖国、个人和人民的关系问题。整首诗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渴望自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光明未来的信心。 啊，趁自由的火还点燃着我们， 趁我们的心还在为正义跳动， 我的朋友，让我们献给祖国， 我们的灵魂中最美好的激情。 显然，诗中表达的已不只是个人的感受，而是整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共同愿望。在诗的结尾，年轻的诗人对专制暴政必然灭亡，自由事业必然胜利表示了坚定的信心，并发出了庄严的战斗的号召： 同志，请相信： 就要升起了那迷人的幸福的星星， 俄罗斯将从睡梦中惊起， 在专制暴政的废墟上， 将会写上我们的姓名。 这最后一节后来被雕刻在十二月党人的秘密徽章上，可见它的巨大的鼓动力量和政治意义。整首诗将巧妙的隐喻、鲜明的对比和浓烈的感情融为一体，语言清新，风格明快，激情荡漾，成为俄国抒情诗的典范。 当然，刚刚步入文坛和政治斗争漩涡的普希金毕竟出生于贵族。在当时，他的想法和那些彻底的革命者的想法还不完全一样。例如后来成为十二月党人领袖之一的诗人雷列耶夫在他的《致宠臣》等诗中就主张应该用暴力推翻皇帝，让人民掌握政权。这也是全体坚定的革命者的主张。但在当时，以普希金的思想认识，他还认为只要君主制能给人民思想自由和必不可少的法律平等，就应该尊重它。天真的、从小向往和平而且一直受到沙皇恩泽的诗人还在做着这样一个梦：他不希望流血的革命，希望双方互相谅解，认为自由应该由沙皇给予人民，而不是由人民从沙皇手中夺取。只要双方都肯作出努力，一切都可以解决。 然而统治者可没有普希金这么善良。当时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警察严密地监视居民，社会上把普希金的点滴作品都当成了革命宣言，对他的勇气和新潮思想既吃惊又惶恐。在这种政治氛围里，传播这些诗歌都成了一件危险的事。屠格涅夫在写给朋友的信上说：“寄这首诗（指《自由颂》）叫我担心。对你对他都担心，因为隔墙有耳，甚至有眼。”但对方在回信中坚决要求他把诗寄去，说：“把普希金的诗寄给我吧！你真是个胆小鬼！我不怕，谁也不怕……” 的确，虽然当局一再禁止，普希金的诗却像长了翅膀似的，在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流传着，连只识几个字的看门人和农奴中的知识分子也都熟悉他的诗作。当时，庄园主常把庄园里的建筑师、画家、艺术家送到城里学习。在军营中，士兵们也争相传阅他的诗稿，许多人都能背诵如流。 大学生、自由派军官、小商人、士兵们……都十分迷恋普希金，相比之下，那些比他成名早许多的诗人们像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却显得暗淡了。走出校门接触社会，特别是与革命党人的接触，参加“绿灯社”的活动，成为普希金革命思想的源泉。他的诗歌在原来自如的韵脚和优美的文字基础上，因为政治主题的深化而备显成熟。他的诗已成为时代响亮的战鼓，震撼着人们的心灵，冲破沙皇的封锁，到处流传开来。普希金成了全俄罗斯读者公认的头号诗人，成为当时文坛上第一尊偶像。那一年，我们的诗人只有20岁。 我们是自由的小鸟， 弟兄，该飞啦！ 飞往那乌云后闪着光的山冈， 飞往那泛着碧波的大海， 飞往那只有风和我散步的地方。 《囚徒》 正当年轻的诗人在文坛上自由驰骋，功成名就之时，却于不经意间陷入了深深的泥潭之中。一首首讽刺诗，一篇篇优美的文章，把他危险地暴露在当局面前。强大的敌人十分恨他，他们联合起来反对他。普希金在圣彼得堡无聊地度过了两年半，觉得生活越来越灰暗。他厌恶上流社会的虚伪，讨厌阴谋和舞会，同轻佻女人调情和饮酒作乐也叫他恶心。他感到自己似乎缺少点什么，感到他的命运应在别的地方。为了改变这种麻木感，他左右出击，不惜冒风险，以他独特的战斗方式同命运抗争。他蔑视上流社会，用自己无情的诗歌表达这种蔑视。而那些贵族们，公开同蔑视他们的小诗人展开了搏斗。他们交头接耳，出谋划策，结成了奇异的联盟。一时间流言四起，说普希金因写作政治诗歌被秘密警察传讯和鞭打过。这些话传到他的耳朵里，诗人感到耻辱和愤怒至极。他无法接受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他上书皇帝，表示宁愿去西伯利亚或监狱里恢复名誉。他已感到周围出现了闪电的弧光。希望这场风暴马上到来，他宁愿去死。有了这种无畏的想法，年轻的诗人甚至想引火烧身。在一个王公被卢韦尔谋杀后，普希金竟然坐在剧场正厅的前排座里，把凶手的画像递给其邻座的人传看，画像上有这样的题词：“给王公们的教训。”还有一次，沙皇在皇村公园散步时遭到一只幼熊的袭击，普希金公开写道：“它虽然是一只小熊，但它终于找到了这个人！”影射小熊也敢袭击沙皇。 普希金的放肆话语和颠覆性诗句都传到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那里。特别是《自由颂》激怒了君主，因为这首诗使他想起了父皇在阴森的米歇尔宫被谋杀的往事。特别是普希金对阿拉克切耶夫等大臣的攻击更加剧了皇帝的愤懑。那些老奸巨猾的大臣们也一致请求皇上严惩诗人。 在此期间，一位名叫沃格尔的秘密警察来到普希金的住处，想出50卢布让普希金的仆人尼基塔交出主人的手稿，被尼基塔果断地拒绝了。第二天，普希金被传到圣彼得堡军事总督米洛拉多维奇那里。他站在总督面前，神态镇定，面带微笑。总督同他谈起诗稿，普希金说：“伯爵，我的全部诗稿都已经销毁。您到我家什么也找不到。如果您愿意，这些东西都在这里（用手指脑袋），您可以命人给我送些纸，我马上写出我所创作的诗歌，我将告诉您哪些是我的作品，哪些是流传的赝品。”然后他就坐下写了起来，整整写了一大本，都是近年来流传的他的禁诗。总督虽然十分钦佩普希金的坦率和勇敢，但诗人的命运还是无法改变，沙皇的怒气难消。 普希金母校皇村中学的校长英日哈尔德亲自向皇帝求情，但沙皇说：“应该把普希金流放到西伯利亚去，他弄得俄罗斯到处都是煽动性的诗，所有的青年都在背诵它们。”校长回答说：“听凭陛下定夺，但是，请恕我为我以前的学生说几句话：他有非凡的才华，应该宽恕他。普希金已经是当今我国文学的瑰宝，今后还将有更大的成就。流放会损害这个青年人的热烈性格。我想，陛下，您的宽宏大量一定更能使他悔悟。” 卡拉姆辛和茹科夫斯基都利用自己在上层的关系为普希金陈情，恰达耶夫也去求他的长官——近卫军司令，加上普希金在外交部的顶头上司卡波狄斯特里亚的积极活动，皇帝总算决定对诗人从宽发落。普希金以调任的名义，被调到南俄殖民地总督英佐夫将军的办公厅任职，实际上是流放南方。 1820年5月6日，普希金由他忠诚的仆人尼基塔陪伴，从圣彼得堡起程了。他的同学杰尔维格和亚科夫列夫一直把他送到皇村，大家默默地拥抱后就分手了。对离开首都志同道合的友人们普希金满怀惆怅。但是整个儿来说，他是以一种解脱的心境来接受这次流放的。他精神上的疲倦、失望和耻辱在离开首都后便可以消失了。他不是被赶走的，而是自己溜走的。他没有被杀掉，而是重新开始了生活。离开这座到处是冰凉大理石的雾气沼沼的城市；离开这个充斥着一触即怒的面孔，响彻着阿谀奉承话语和谎言的地方；离开这些游手好闲、满腹阴谋、狂欢纵饮的人们；离开这充斥着争吵、骚乱和叫人担心的拜访、聚会和背叛的地方吧！驿站马车在炎炎烈日下向远方奔驰而去，卷起了一片尘土。普希金坐在车上，以一种决绝的心情与过去告别，开始了自己的南方生涯。 当时从圣彼得堡到叶卡特琳诺斯拉夫要走很长时间，路上寂寞冷清，到处是泥塘坑洼。阳光，黑夜；黑夜，阳光，漫漫行程花费了10多天的时间。一路风尘，他终于来到了第聂伯河畔的这座小城。这是一座崭新的小城，但却死气沉沉。普希金首先去拜会了英佐夫将军，英佐夫是南俄移民的财产监护人，他以父辈的善意接待了普希金。 开始的一些日子，普希金住在一所破旧的犹太人小屋里，每星期只去将军府三次，一有机会就到森林里漫步消磨时光，有时还到第聂伯河上划船。但不久他就生病了，一个人躺在小床上发起了高烧。幸亏这时城里来了一伙贵客，那就是拉耶夫斯基将军和他的次子尼古拉及两个小女儿。普希金在皇村中学读书时，曾在恰达耶夫那里与尼古拉相识，骑兵团里的少壮派和这位学生诗人一见如故，两人很快成了好朋友。现在尼古拉听说普希金在叶卡特琳诺斯拉夫城，一下车就急忙去见流放中的老朋友。普希金正孤独地躺在床上，连必要的药品都没有，高烧使他不住地说着胡话。他以为他已经被人们忘记了，现在突然在异地遇见了故人，止不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 尼古拉请来父亲的私人医生，给普希金医了病，然后他请普希金随他们一家继续往高加索的方向进发。得到英佐夫将军批准后，普希金随拉耶夫斯基一家坐上了南行的马车。在朋友的关怀和照顾下，普希金的病情渐渐好了起来。又经过漫长但不再寂寞的旅行，走过静静的顿河，看过茫茫的大海，他们来到了高加索山脚下。 远远地，他看到云雾缭绕的群山，整个身心都陶醉了。过去他一直生活在圣彼得堡乌烟瘴气的环境中，就是皇村中学那优美的环境也是人工的结果，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幽静草木和这里的崇山峻岭相比，又是多么狭小呵！高加索山区空气新鲜，山间小溪潺潺流淌，泛着白色泡沫，犹如香槟酒一般。陡峭的山崖上，雄鹰在盘旋翱翔，岩羚羊在那里攀缘嬉戏。那阳光灿烂的天空，那荒凉开阔的原野，正符合普希金自由生活的理想。在这布满神秘色彩的高山地区，他更痛恨城市里的阴谋诡计，更鄙视蝇营狗苟的都市生活了。在这里，他感到自己同岩石、白雪是朋友，同山洞和瀑布是知己，它们仿佛在和他一起去反对沙龙和皇宫候见厅里的小人。在世外桃源般的高加索，他似乎终于发现了生活的意义、人间的伟大。 普希金在高加索地区逗留了两个月，他一面欣赏山区的优美风光，一面了解哥萨克人同切尔克斯人的游击战故事，同时也休养了身体。他天天到温泉去洗澡，尽情地吸收那里灿烂的阳光、五彩的植被和新奇的声响，以及这里自由山民的原始风习和战争传说。这一切于不知不觉间变成了他内心的财富，为他的南方诗歌提供了丰富的背景和色彩。 在南方，拉耶夫斯基一家人尤其给了青年普希金重要的影响。拉耶夫斯基正派、耿直、好客；老友尼古拉是个“激进的民主主义分子”，虽然行为懒散，但却聪明、健壮、乐观。他能毫不犹豫地对普希金的诗稿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他向普希金介绍了拜伦和安德烈·谢尼埃的作品。普希金对他充满了友爱和感激，他在《高加索的俘虏》开头专门为尼古拉写了献辞：“我头上的风暴在这里失去了威严，在你平静的港湾里，我感谢上帝。”尼古拉的哥哥思想深邃而丰富，但他是个怀疑一切的人，脸色阴沉，目光犀利。在生性浪漫而又缺乏阅历的普希金眼里，他成了一位强大的摩菲斯特式的人物。普希金把他写进诗歌《恶魔》中，在诗中表示准备把灵魂出卖给他。虽然诗人的灵魂是无法出卖的，但同他的交往，确实丰富了普希金的诗歌体裁，增强了他的创作灵感。进一步帮助普希金摆脱了那些词句优美但毫无用途的文学诗体的束缚。 1820年8月，普希金离开高加索，来到了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尤尔卓夫。那里的风光更让人流连忘返。山势雄伟，千姿百态，鞑靼人的平顶小屋犹如贴在山坡上的蜂窝，白杨树如一排排绿色队伍，挺拔秀丽。站在岛上，右边是高大的阿尤达格山，头上是洁净蔚蓝的天空，眼前是水平如镜的大海，周围是清新的南国空气……在尤尔卓夫，普希金彻底摆脱了长久以来的压抑和苦闷。在南方，他尽情地游历，曾沿着圣乔治寺院那陡峭的阶梯走向大海，在狄安娜神庙的废墟上散步，到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垂吊多情的可汗…… 休假的期限很快就到了，他必须和这些美丽的风光，美好的传说以及可爱的拉耶夫斯基一家告别了。21岁的普希金心里又升起了一缕怅然，南方、高山、大海，他多感谢命运给他安排的这段幸福生活，他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已经彻底地长大了！ 1820年9月，普希金来到了英佐夫将军的新办公处基什尼奥夫城。在这里，诗人与他的上司英佐夫关系处得很好。传说英佐夫是沙皇保罗一世的私生子，他仁慈善良、正直热情、爱惜人才，尊敬普希金的才华，同情他“不愉快的处境”，几乎没有派他参加公务。有了这种宽松的条件，普希金便经常外出游历，考察摩尔达维亚的生活，充分享受自由生活带来的财富，并把这一切变成了一篇篇优美壮丽的诗歌。 1820年11月，他来到拉耶夫将军之母达维多夫的领地卡敏卡。在这里，普希金结识了后来的十二月党人雅库希金、奥霍特尼科夫和著名的奥尔洛夫将军。因为拉耶夫斯基同母异父的弟弟瓦西里是位战斗英雄，也是南方秘密社团中颇有影响的成员，附近一带的革命者都在他家里聚会。这些严肃的军人聚集在卡敏卡，密谋借助军人的力量推翻沙皇政权，然后在被解放的国土上建立一个由他们选择的立宪政权，就像西班牙革命和意大利烧炭党人的那不勒斯革命那样。同在彼得堡时一样，普希金又被这追求独立自由的政治活动激发了热情，他在这些秘密社团成员中感到生命重又变得高贵，感到理想又在闪光。他写过那么多革命诗句，因为追求自由而被流放，这些都让那些革命者敬佩和欢迎。然而同以往的经历相似，革命者们对诗人的政治并不信任，他无权出席军人们严肃的秘密会议，只好待在革命的候见厅里去做文官，在历史的门槛前踏步。普希金十分苦恼，他年轻的血液何尝不是在为了自由和独立而燃烧！ 在这种环境里，感到孤独的普希金正好拿起笔，让自己在南方积聚的热情和灵感流泻在纸上。他写了一系列抒情诗，并完成了第一首拜伦式的长诗《高加索的俘虏》。 创作的热情来临，有谁能扼制得了呢？普希金在卡敏卡把达维多夫家的弹子房变成了工作间，就趴在弹台上写作《高加索的俘虏》。仿佛一股神奇的力量支使，仿佛不再需要理智来构思，高加索的山风变成了诗句，粗犷的山民变成了诗句，自己魂牵梦绕的理想变成了诗句。他废寝忘食地写呀，写呀，不像第一首长诗《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写了3年，仅用了4个月就完成了整部诗稿。 长诗的情节很简单：一位俄罗斯人被高加索山民抓去，一位高加索姑娘爱上了他，偷偷地把他放走，然后投水自尽。但诗人在长诗中反映的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贵族青年渴望自由的情绪。“俘虏”是年轻的诗人用诗歌探索时代“英雄”的最初尝试。他想在“俘虏”身上表现出对生活与享乐的淡漠的态度，表现出19世纪青年过早的心灵衰老，表现对上流社会虚伪、享乐生活的厌弃。“俘虏”认识了社会的虚伪，“厌倦了随世浮沉”，怀着“悒郁的憧憬”去追随“欢乐的精灵——自由”，但是那内心的冷漠和忧患不正是诗人自我和19世纪初俄国青年知识分子共同的特征吗？普希金似乎想在“俘虏”身上寻找一个出路，但命里注定，这位俄罗斯青年担不起这些。也许浪漫主义的创作过多强调了人物的激情，形象就变得有些朦胧和不可捉摸。倒是那位车尔吉斯姑娘，虽然着墨不多，却十分感人。在她身上，真挚的爱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融为一体。她的内心生活不屈服于任何外来的压力，她忠于自己的爱情但绝不愿成为别人爱情的障碍，性格温柔而又刚烈。像许多伟大的诗人一样，普希金对女性有一种美好的崇拜情绪，特别在他进入青春时代，日渐成熟起来之后，在他经历了那么多挫折和伤害之后，他在女人身上寄托了许多。在这首诗里，他就是通过那位车尔吉斯少女热烈地赞扬生活中最宝贵的自由的。 《高加索的俘虏》整个来说是诗人经历了南方生活历练后的一种尝试，在整体上还有许多缺欠，但它的色彩斑斓丰富，语言通俗明了，细节描写完美。在普希金之前，俄罗斯的诗歌全是风花雪月和调情逗乐；首批浪漫主义作家又走得太远，用恐怖和空想代替了一切。20岁的普希金在这两大对立的派别之间出奇的保持了中立和清醒。也许这就是他那渴求自由的性格使然吧，或者那来自上层和平民，来自首都和异地高山的空气交叉滋养了他。小伙子在努力寻求真理，努力把事物表达得更准确一些，努力不流于俗套。他单枪匹马，在诗歌的旷野上自由驰骋，一会儿摘取一串贵族使用的字眼，一会儿又拾取一捧平民百姓的俚语。他可以让值得讴歌的事物更富诗意，也会使平淡无奇的生活充满浓情。高山和大海在书本之外提供给他丰富的营养，他又用这些“饭菜”喂养了他的诗篇！ 1821年3月，普希金告别了卡敏卡，返回了基什尼奥夫。此时普希金已身无分文，只好和自己的忠仆尼基塔住到了英佐夫将军府上。在这座肮脏、冷寂的亚洲城市，有两个部族，俄罗斯人和摩尔达维亚人。而那些俄罗斯人，几乎全部都是革命军官。普希金所到之处的所见所闻，全是关于革命的活动和议论。这一年，希腊人发生了大暴动，反对土耳其的压迫统治，并宣布了独立。这一事件更如一粒火种，点燃了东欧及俄罗斯各地的革命之火。年轻的诗人普希金在这种轰轰烈烈的氛围中似乎又萌发了中学时代迎战拿破仑的战斗热情。他参加了共济会，同别人讨论各种政治问题，写诗为希腊革命助威。然而不久，希腊的独立革命失败了，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也出现了暂时的低潮。普希金在政治上又一次丧失了信心。更可怕的是，他在这里没有正式工作可干，没有多少知心的朋友，又没有钱！他的心境灰暗到了极点，时而把自己比作古罗马的流放犯奥维德，有时又把自己比作囚徒，站在牢房窗前望着自由飞翔的雄鹰。为了摆脱这种流放生涯的孤独、忧郁和空虚，年轻的诗人一度放浪形骸，在调情、玩牌、跳舞和决斗中打发时光，表现得十分古怪。 为了获得独立的生活，为了转移自己低落的情绪，更为了自己不曾灭的诗心，普希金几次外出，到卡敏卡、敖德萨游玩，周游比萨拉比亚。在他游历的这些地方，历史和传说不知不觉丰富了诗人的知识，也让他的创作更加趋于成熟了。 在旅行的途中，普希金抓住自己迸发的每一丝灵感，不住地往纸片上写诗，然后随便地塞进口袋里。过一阵子他又把手稿抽出，再看一遍，改一遍。有时在深夜里仍会一手握笔打着拍子，口中念念有词，脑袋时而抬起，时而低下，整理出自己珍贵的诗行。 在比萨拉比亚，普希金游览了那些不愿当顺民的人聚集的地方，那里的人让人谈虎色变，他们公然宣称：“强盗们有权靠武力夺取老爷们的财产，因为这些老爷的财产是他们从奴隶身上掠夺来的。”这使普希金想起一件往事，1820年他曾看见被脚镣拴在一起的两个强盗泅水渡过第聂伯河。回到基什尼奥夫之后，他根据这一事件写作《强盗兄弟》，歌颂农民自发的抗争，描写他们的不屈和悲惨的命运。这首诗是诗人的又一首试验作品，大众文学的试验。诗的开头以俄罗斯民歌的风格写道： 夜晚的伏尔加河畔， 那不是争啄腐尸的鸦群， 而是强盗围坐在火光前。 整首诗都在这种粗犷严峻的基调上写成，这也体现了年轻诗人对自己祖国语言的看法。有了南方流放生活的阅历之后，他更了解了祖国的语言，热爱祖国的语言。他从内心里希望俄罗斯语言保留那种神圣的大众口语的特点，更加不喜欢在祖国古老的语言中加入欧洲语言的典雅色彩和法语的细腻词汇。“粗犷、简练，最适合我们的民族语言”，诗人在此时已找到了自己的根基。他在真实的语言之中，更开始描写真实的内容，这在此前的俄罗斯诗人中也是没有的。显然，在浓浓的浪漫主义氛围之中，我们的年轻诗人已开始向更有价值的现实主义迈步了。 可惜《强盗兄弟》没有最后完成，虽然这首诗已经流传，并受到了十二月党人的热烈欢迎。这一年（1822年）普希金还有几首诗也没有写完。但是他却以一种近似疯狂的激情写完了讽刺圣母、天使、上帝和天主教教义的长篇讽刺诗《加布里埃尔颂》。这首诗充分展示了诗人的叛逆性格，他把宗教故事和对现实的猛烈抨击巧妙地融为一体，因而受到了各阶层的欢迎，诗的手抄本广为流传，为此普希金遭到了彼得堡军事总督的三次审讯。 如果说《加布里埃尔颂》有太多玩世不恭的味道，那么与此同时，诗人创作的另一首诗却格外清澈、悲怆，也格外优美。那就是富于诗情画意的《巴赫切萨拉尹的泪泉》。这是一首根据民间口头传说写成的叙事诗。克里米亚碧蓝的天空、峻峭的岩石和翠绿的山林，诗人同好友尼古拉拜谒过的可汗后宫，同拉耶夫斯基家的女孩子一起度过的美好夜晚，以及对拜伦诗歌的大量阅读和借鉴都成了孕育这首诗的要素。没有这些，这首《泪泉》怎么会如此充满激情，又怎么会如此朴实。 故事的情节大致是这样：传说18世纪时伊斯兰教同基督教发生了冲突，鞑靼的可汗基列王侵入波兰，俘虏了信仰基督教的波兰郡主玛丽亚，把她关在豪华的巴赫契萨拉依宫中。她整天忧伤，思念故土和亲人。可汗被她的美貌俘虏，忘掉了爱妃莎丽玛和宫中的美女。莎丽玛出于妒忌，趁可汗出征时杀死了玛丽亚。可汗归来后把莎丽玛投进了大海，并在玛丽亚的墓上用大理石建筑了一座喷泉。泉水缓缓流出，似呜咽时滴出的泪珠： 在大理石中，泉水在呜咽。 它淅淅沥沥地向下垂落， 像清凉的泪珠，从不间断。 像慈母怀念战死的男儿， 在凄凉的日子忍不住悲伤。 也许诗人并没有刻意为诗歌赋予多么深邃的思想，但那优美词句后明明是对不自由生活的抗议，是痛苦经历的心灵折射，因为有了这些，《泪泉》尤其蒙上了一层蓝蓝的忧郁色彩。 这一时期，普希金还写了许多短篇抒情诗、讽刺诗、诗体信、诗体故事等。他不断变换创作的体裁，也能同时写作内容差别很大的诗歌。但大多数作品都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刻意描绘大自然的美丽风光，描写女性的迷人青春，善于用夸张的手法和奇异的情节来塑造人物的性格，并且汲取了民间文学的丰富养料。这一切，构成了他的南方诗歌，也构成了普希金独特的浪漫主义。 然而诗人不得不面对自己生存的现实了。1822年，南方的革命党人开始行动，但革命组织不久就被当局取缔了。政府关闭了幸福同盟的各个支部，甚至对所有的书籍进行了大抄查。为此，普希金曾写了言辞犀利的《致检察官》。但只有语言的反抗是没用的，流放的日子遥遥无期而又死气沉沉，他觉得自己要急死了，要窒息了，他多么想回到首都去，回到那漩涡的中心去呀。 然而这种希望一再破灭。普希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为了摆脱基什尼奥夫生活的沉闷和闭塞，他一再请求，加上朋友的游说，终于征得南俄总督沃龙佐夫伯爵的同意，调往敖德萨的办公处工作。 敖德萨是南俄一个新兴的商业城市，比起那座亚细亚小城基什尼奥夫来自然要繁华得多，至少，在这里可以呼吸到欧洲的空气了！但是一待那股初来乍到的新鲜劲儿过去，普希金发现自己内心的忧郁并没有清除。自然界的景色真的很美好，走到哪里都有爱情给他安慰，但他需要真正理解他的朋友，需要实实在在地体现自己的价值，而正值青春的他却成了一个被流放于生活之外的人。在这里，沃龙佐夫原以为普希金会成为一个围着他转的御用诗人，但是这位御用诗人并不买账，虽然他还是个毛孩子，是个饿鬼，是个穷得叮·响的书生，却竟敢装成大人物，满身傲气，一副贵族的气派。 是的，贵族的出身、皇村中学的教育，还有那丰富的学识，尤其是出众的才华，无论何时都不允许普希金低下他高贵的头颅，何况他只有22岁，血气方刚。可是出路在哪里呢？贫穷，现在已实实在在地限制他了。他的年薪只有700卢布，而且又经常不按时兑现。在基什尼奥夫时，他吃住在英佐夫府，并未感觉太难，而现在就只有靠自己了。家庭早已不给他提供经济资助了。几年来，在父母眼里，他似乎成了个局外人、陌生人，特别在钱财方面。普希金除了写作别无所长，可在严格的检查制度下，他的诗要换钱又是何其难！他总是债台高筑，总在设法应付无数的债权人。 幸好命运之神毕竟钟爱大才大能之人。到了1824年，普希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了，他那颗流浪的心似乎也成熟踏实起来。 是他那些溢满才华的诗歌！在此之前，普希金的写作只给他带来了声誉和无穷的烦恼。当时俄罗斯所有的作家都是这样，写作只是一种消遣，而不是一种赚钱的职业。他们认为拿作品去换钱是一种耻辱。由于不要报酬，他们的作品没有被禁止，也受不到保护，别人可以任意出版、改编。1824年，有人把《高加索的俘虏》译成德文，并付印出版，根本没征求普希金的同意，也没给普希金一个子儿。 普希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儿一再发生了，他也过够了这种穷困潦倒、寄人篱下的生活。“不可出售灵魂，但可以出卖手稿”，这种信念支使着他去尝试卖文为生的做法。他大胆地写信问出版商，想不想买下《高加索的俘虏》整首诗：“全诗长800句，每句8个音符，全诗可分成两大部分。我可以便宜些让给您，因为我无意叫这首诗老在我手里。” 这封信让收信人大吃一惊，但不管怎么说，《高加索的俘虏》为他挣来了500个卢布。普希金成了俄国第一个敢于保护自己权利和用作品挣钱的人。 后来，他又把《巴赫切萨拉伊的泪泉》寄给了维亚赛姆斯基，并且明确表示“一首写好的诗就如同鞋匠做好的一双皮靴，可以出售”。果然，这首诗为他挣来了丰厚的报酬，共3000卢布，也就是说每句诗值5个卢布。这不但让普希金大吃一惊，也让所有的俄国作家深感意外。出版商投入了4000个卢布（包括稿费、中介费、出版费），但不出几天，售出的书就把成本全收了回来，而且还大大地赚了一笔。这本长诗在商业上的成功成为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多亏了普希金的贫穷和醒悟，稿费这一概念才进入了俄国文学界。维亚赛姆斯基撰文说：“小诗人普希金的作品要价3000卢布……”，显然，他帮普希金找的那位出版商知道小诗人作品的真正价值，那是艺术的价值，是天才的价值，也是辛勤劳动的价值。普希金对此也想得十分透彻，他写道：“我开始尊敬我们的出版商了，也开始相信我们的职业的确不比别的职业差……我很幸运，因为我不是18世纪的作家。我写诗是为了自己，我出版和发表作品是为了挣钱，而不是为了博得女性的一笑。” 是呀，普希金25岁了，他完全成熟了，不仅在艺术上，也在生活上成熟了。他从15岁开始发表诗作，至此终于找到了自己创作的现实价值。从这一天开始，他的心头踏实了许多，他把文学创作当成了谋生的手段和职业，这让他更投入，也更严肃了。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