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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希金的故事:一篇文章让你读懂普希金的一生

时间:2017-11-04 08:28来源:未知 作者:中国历史网 点击: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普希金 我来到世上,并非为了用我羞怯的缪斯取悦沙皇。 1818《致娜亚普留斯科娃》 18世纪末的莫斯科还不能算是城市,只是几个村落的组合体,稀稀落落的。破旧的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普希金

  我来到世上,并非为了用我羞怯的缪斯取悦沙皇。

  1818《致娜·亚·普留斯科娃》

  18世纪末的莫斯科还不能算是城市,只是几个村落的组合体,稀稀落落的。破旧的乡下住宅,院中杂草丛生,树木错落不齐,其间夹有新建的犹如希腊寺庙的王公府邸。五颜六色的圆顶教堂矗立在乳白色的木板小屋群中。街道上,尘土飞扬,天空中不时传来悠扬的钟声。一群群鸽子遮天蔽日地飞过,让人觉得逍遥而又怅惘。

  市中心,又厚又高的一堵红色圆形围墙矗立着,墙上面饰有燕尾式雉堞,围墙里面是各式建筑。这就是克里姆林宫。在克里姆林宫四周是露天市场、圆顶教堂、过往人群和很深的店铺。来来往往的男人都身穿大褂,足登高腰靴或草编凉鞋。女人则身穿宽大的裙子,五颜六色,一走动就掀起阵阵尘土。作为俄罗斯的第二首都,当时的莫斯科宁静、豪华,却又显得不那么文明。支撑这座城市运转的,应该算是一大批为躲避危险来到莫斯科的俄国贵族。在离此不远也不近的地方,圣彼得堡——沙皇中央政府所在地,保罗一世荒谬的命令随时都可能降临到每一个居民身上。而在莫斯科,上流社会远离皇帝,生活得平静而自在。在那里,18世纪法兰西的自由思想同古老俄罗斯的直率、粗犷性格联为一体。几乎每个贵族家庭都有法国教师,每家每户的书架上都摆着伏尔泰、卢梭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年轻的贵族小姐讲法语比俄语更流利;小伙子可以书写法国诗神帕尔尼的诗句,却不会用俄文书写简单的便条。当时的俄国文化只能算是法兰西文化的一种反映,上层社会最崇拜的作家是拉辛、高乃依、伏尔泰等法国人,还有他们的模仿者罗蒙诺索夫和苏马罗柯夫。但是这一切,并不妨碍莫斯科成为知识分子荟萃的中心。尽管18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最有独创性的诗人杰尔查文——他是叶卡捷琳娜一世的颂扬者,他的作品在当时不能激起年轻人的激情,但是,年轻的姑娘们在阅读卡拉姆辛的伤感小说时已开始抹眼泪了。卡拉姆辛那部《可怜的丽莎》在上层妙龄女子的手中传阅,丽莎被残酷的俄拉斯莫抛弃后投水自尽了,姑娘们争相奔赴丽沙自尽的水塘旁,在那里伤神垂泪。在住读学校,在大学里,甚至在家教甚严的高墙大院里,年轻人都在幻想着日耳曼式的浪漫生活方式。

  在莫斯科的“文化圈”中,有一座显耀一时的“书香门第”,这就是谢尔盖·里伏谁奇·普希金家,是俄国小诗人经常聚会的地方。这是位于日耳曼大街(现称博曼大街)的一所木结构楼房,那所房子看起来很简陋,在一所大院的深处,一点儿也不引人注意。就在这所房子里,1799年5月26日,一个精灵般的小生命诞生了。再过半年,就是下一个100年了,“看他跨过了新世纪的门槛!看他将在新世纪里生活!”他的母亲用诗一般的语言祝福他。这个世纪似乎由此与诗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摇篮中就为后来的传奇生涯开辟了道路。

  普希金的身上,流淌着俄罗斯艺术巨匠的血液,也充溢着非洲史诗人物的精气。他的父亲是高贵勇猛而又叛逆成性的普希金家族的最后代表人物。在卡拉姆辛撰写的《俄罗斯帝国史》一书中,曾有21处提到过普希金家族的名字。16世纪,普希金的祖先加夫里拉·普希金曾帮助“冒名的德米特利”推翻鲍里斯·戈都诺夫的王位,妄图发动莫斯科人民造反。这件事后来被诗人写入他的剧作《鲍里斯·戈都诺夫》之中。1612年普希金家族在赶走波兰侵略军、解放莫斯科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可是诗人高祖的父亲又参与了反对彼得大帝改革的斗争,1698年被彼得大帝斩首。

  普希金的曾祖父、祖父、父亲都是军人。他的曾祖父曾经因为嫉妒而杀掉了自己的妻子,受到法律的制裁,死在狱中。诗人后来在他的《黑色的披肩》和长诗《茨冈》中都谴责过这种自私自利和野蛮的行为。

  这里值得提一句的是,普希金曾祖母的一位姊妹是托尔斯泰母亲的曾祖母,由于这种血缘关系,普希金成了托尔斯泰未出“五服”的表舅。

  普希金的祖父自幼父母双亡,在外祖父的抚养下长大,他始终忠于被推翻的沙皇彼得三世,不肯向新皇宣誓效忠,因而被捕入狱。

  到了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里伏维奇·普希金这一代,家族的叛逆性格已经演变成了玩世不恭和轻佻放浪。他本是“法国方式”教育训练出来的一个有才华的青年,会说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年纪轻轻就进了近卫军。但是他无法忍受军队中的严格纪律,同一位远亲的女儿娜杰日达结了婚。

  说到这位娜杰日达小姐,应该算是埃塞俄比亚亲王汉尼拔家族的后裔。她的祖父在幼年时被土耳其侵略者掠到了君士坦丁堡苏丹的王宫里,后来又被人偷出皇宫,卖到了沙皇彼得大帝的王宫里。彼得大帝十分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黑孩子,收他为教子,并把自己的名字赐给他,但是性格坚毅的黑孩子坚决拒绝。他天资超群,尤其演算能力令人惊奇。他在巴黎炮兵学校得到深造,当过沙皇的秘书和侍从武官,给贵族子弟教过数学、工程学。他是彼得时代的第一位工程师。彼得大帝逝世后,亚伯拉罕·汉尼拔随之失宠,被贬到西伯利亚任职5年。彼得大帝的女儿执政后,他被重新启用,不断升迁,官至少将,并受封了大片土地,其中包括米哈依洛夫斯克村,这是后来普希金被监禁的地方。

  娜杰日达的父亲远没有祖父那样富有传奇色彩,但他一生放荡,是个败家子,因为犯了重婚罪被发配到北海。被他抛弃的妻子玛丽亚·阿列克谢芙娜也是名门之后,她聪明、节俭、勤劳,是位过日子的好主妇。失去感情寄托后,她把全部心思都扑在了女儿身上。娜杰日达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但是她被娇宠惯了,性格自负、固执、任性,爱做表面文章,做事丢三落四的。

  1978年,谢尔盖辞去了近卫军中的职务,带着娜杰日达到莫斯科定居下来。在莫斯科,这对夫妇沉湎于社交享乐之中。谢尔盖的弟弟瓦西里发表过几首可爱的诗歌。由于弟弟的关系,谢尔盖·里伏维奇同当时的一些作家建立了联系。他本人也写过流行诗歌,有的用俄文写作,也有用法文写成的。他常在沙龙里组织表演,并能很熟练地模仿莫里哀或拉辛剧作中的一些场次。

  虽然谢尔盖·里伏维奇·普希金夫妇颇具才华,但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却一塌糊涂。谢尔盖终日东游西逛,从一家沙龙走入另一家沙龙,从一个剧场来到另一个剧场,说笑话,讲趣闻,逍遥自在。他对先人留下的家业不闻不问,全交给一位管家料理。结果他的家业凋零,而管家却成了富翁。他把一切财权交给了妻子,娜杰日达虽然在社交场合表现得聪明睿智和仪态得体,但在家里却非常专横、自私、喜怒无常。在娜杰日达的管理下,普希金的家变成了一座地道的营房,他们家“在一个房间里摆着美丽的老式家具,古色古香;在另一个房间里却空有四堵墙壁,连把椅子都找不到。他们家里仆人倒不少,但个个衣衫褴褛,神态痴呆。枯瘦的老马拉着陈旧的旅游车”。在那里,一切似乎都是假的,是供这对夫妇登台前排练之用的。

  在这种环境中,我们的小亚历山大诞生了,并一天天地成长起来。

  从我诞生的无知的一刻,

  直到充满柔情的青年,

  呵,我几时尝到过欢乐,

  何曾有幸福在我悒郁的心坎?

  《欢乐》(1816)

  幼小的亚历山大似乎更多地秉承了外祖家庭的外貌特征。他生得呆头呆脑,小脸滚圆,面皮松弛而发黑,嘴唇厚而发红,只有一双眼睛十分明亮,似乎总在沉思。他那栗色头发像刨花卷一样从额头一直搭到脑后。他的鼻孔宽大,扁扁地贴在胖胖的小脸上。他不爱说笑,也不爱跑动,常常把玩具扔在地下,懵懵懂懂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问,像个笨乎乎的黑木娃娃。母亲娜杰日达对这个缄默、懒散的孩子很困惑,也很生气,甚至有些厌恶。她奇怪自己怎么会生下这么一个傻瓜!她努力想使儿子振作起来,清醒一下,企图赋予他一些聪慧和强壮的体魄,使他变得善于辩答,使他对室外游戏产生兴趣,对歌曲和陌生的面孔产生好感。她生气地逼他跑步,留意他的笑态,注视他的呼吸。可是小家伙却非常讨厌妈妈这样做,常常撒腿跑到远处的房间,躲在里面不出来,或者钻进外婆的工作间里。折腾了许多次之后,娜杰日达生气了,她失去了耐心,有时一连几天不理睬小亚历山大。她既着急又伤心,为此经常向丈夫发牢骚。每到这时,谢尔盖·里伏维奇都要连嚷带叫,大发雷霆,要妻子别再为这些小孩子的事打扰他。在他眼里,孩子们如同他那些领地一样,只要知道他们存在着,他就知足了,至于他们怎么样成长,他根本就不放在心上。

  小亚历山大有两个坏习惯让母亲生气,一是他经常搓揉小手,二是他经常丢失手绢。为了改正孩子的毛病,妈妈常把小亚历山大的手捆到背后,一整天不让他吃饭。她还把手绢缝到儿子的衣服上,命令他每周只能换两次手绢。每当有客人来,她还把儿子叫去,让客人看那块缝在衣服上的手绢,并解释她为什么那样做。小亚历山大被母亲的行为弄得满面通红,羞得低垂着头,不说一句话。

  年幼的亚历山大其实内心敏感而又自尊,他多么渴望父母的理解、爱抚和宽容啊!他多么需要父母哄他、逗他,甜蜜地同父母睡在一起呀。然而父亲给予他的只有大喊大叫和来去匆匆,母亲不是冷若冰霜就是怒气冲冲。在这种环境里,他感到自己无所事事,是个多余的人,他感觉这个家仇视他。为此他早早体验到了孤独、痛苦的滋味,也渐渐变得倔强、急躁,自尊心出奇的强,可是他的血管里流动着热情而又善良的血液。如果谁伤了他的自尊,比如嘲笑他的舞跳不好,那他就会满脸绯红地退回自己的小角落,任谁都别想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可是如果他做了错事,感到自己对不起别人,他就会立刻伸出小手来表示自己的歉意,或者在对方身上拧一把,吻吻他,真诚地请求对方谅解,流露出无限的温柔。

  在父母那儿得不到爱抚,小亚历山大就格外地依恋善良慈祥的外祖母。外祖母帮助妈妈操持着整个家,她的脾气比妈妈要好得多。外祖母有时绣花,她的针线盒里全是各式各样的布头,五颜六色的;还有各种柔软鲜艳的丝线,在阳光下光彩夺目。小亚历山大最喜欢守在外婆身边,听她边刺绣边讲述家史,讲述自己的爷爷,彼得大帝那位著名的宠臣:他出生在遥远的沙漠之国,那里被烈日烤得寸草不生。他的祖先是另一个人种,但他却在肤色、文化都跟他不同的另一个国度一举成名,并且创下了一份不错的家业。她讲祖先那些传奇的故事,讲家族里有喜有悲的纠葛。她也讲她自己,讲自己的童年,讲自己见过的各种人和事,讲家乡的风土和人情。小亚历山大听得似懂非懂,但他愿意听。在外祖母娓娓的叙述之中,他能够暂时忘掉母亲的谩骂和训斥,也能够忘记过于威严的父亲,甚至忘记这个仇视他他也讨厌的环境。在母亲的沙龙里,在家庭的众人面前,他总觉得自己无所事事,是个多余的人。但是在外祖母身边,他可以轻轻地喘一口气了,可以坦然地闭上眼睛,甚至可以开心地搞点小动作,来点顽童的恶作剧。

  呵,我哪能不想起我的奶娘,

  在美妙神秘的夜间,

  她头戴头巾,穿着古旧的衣衫,

  向圣灵祈祷致敬,

  为我虔诚地划着十字,

  于是开始在我的身边讲述,

  幽灵鲍瓦王子的故事……

  《睡梦》(1816)

  普希金成年之后,曾深情地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他写下了这样几句话:“我记忆中最早的事件和人物是:尤索波夫家的花园、地震、奶妈……”

  是啊,在他刚能分辨声音和颜色的时候,在他模糊的记忆里,别人的面孔都像瓶塞,彼此相似。但小亚历山大永远忘不了奶妈的面孔像个熟透的苹果,让他感到温暖和安全。

  奶妈叫阿丽娜·罗迪奥诺夫娜。她是个典型的俄罗斯老妈妈。她的面颊肥胖、红润,布满了皱纹,小鼻头高高地翘起来,像个小喇叭。她的头上总是系着一块头巾,系带结在额头上,让人觉得那亮亮的额头后面包着许多神秘的东西。她的嘴巴瘪陷,牙齿已经松动了。其实奶妈也曾有过花一般的少女时光,然而她是一个农奴,是小亚历山大的妈妈出嫁时选择的“陪嫁女”。她养育了普希金家姐弟3个,每天忙碌不堪,累得直不起腰来,但她天性聪慧、开朗、乐观、安于现状。后来她被解放了,成了一个自由的公民,但是她没有离开普希金家。她知道她与这个家休戚相关,她离不开自己养大的3个孩子,她将在这个家庭里度过自己的一生。

  也许是同情小亚历山大的处境,也许是天生的一种缘分,反正奶妈阿丽娜最喜欢笨头笨脑的小亚历山大·普希金。她总是抱着他出去玩。1800年,小亚历山大一岁时,他们一家住在圣彼得堡,那里有一座尤索波夫公园,奶妈经常带着他到这里来玩耍。一天,一老一小正玩得开心,沙皇彼得一世从那儿经过了。奶妈忙收住脚步,退到人群中,但是慌忙间,她忘了给小亚历山大摘下帽子了。沙皇曾下令在他所经过的地方,行人必须脱帽致敬,表示对至尊的崇拜。他看到了戴着帽子的小亚历山大,气势汹汹地把吓呆了的奶妈叫到跟前,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后来普希金曾写道:“我一生共见过3个皇帝,第一个就是保罗一世,他命令保姆给我摘下帽子,他不能训斥我,却把保姆训斥了一通。”由于发生了这件事,当然还有一些别的原因,普希金一家才离开了圣彼得堡,来到莫斯科定居下来。他们太怕那个魔鬼般的沙皇了。这一事件,似乎也兆示着,普希金生来就是与沙皇、与沙皇的统治格格不入的。

  在莫斯科,奶妈的小屋成了小亚历山大最好的去处。那是一问小黑屋,放着厚厚的垫子,光线昏暗,充满了神秘感。奶妈常坐在屋子里,搂着小亚历山大的小身躯,用她那古老的俄罗斯音调,细语慢声地给孩子讲古论今。她的头脑里似乎装着永远也讲不完的古怪传说;她的嘴里总能哼出一些古老的民谣;她还会讲笑话,让人百听不厌。她给小亚历山大讲雪白胡子的魔术师的故事,讲目光忧郁、身材如同胡蜂一样的王子的故事,讲行走快如闪电的妖精的故事,讲脚登软底靴、身挎弯刀、高衣领上绣着花的游侠骑士的故事。听着她的故事,小亚历山大两手托着腮,他的心灵开始在无边黑暗中遨游。在那里,有生灵,有巫婆,有灯火明亮的古堡,古堡的周围布满了骷髅和蓝色的长矛。小亚历山大感到,真正的生活不是在沙滩里,而是在阿利娜·罗迪奥诺夫娜的卧室里,在奶妈的那些故事和精灵中。如果说在外婆那里他感到轻松,那么在这儿他实在是太快活了。就是这没有文化的老奶娘,用最纯朴的语言和最善良的心肠,滋润了小亚历山大干涸的心田,也证明了孩子成长的主要因素是在家庭和城市之外,光靠训斥那才是白费时光呢。

  在奶娘细心的照料和新奇故事的陪伴下,小亚历山大渐渐地成长着。这期间,根据妈妈的意见,外婆卖掉了她在圣彼得堡一带的戈布里诺田产,在离莫斯科38俄里远的扎卡罗沃购买了一片田产。这是一种赶时髦的做法,当时所有的名门望族都在莫斯科附近购买了田产。爱出风头的娜杰日达·奥西波夫娜当然不会放弃这个机会,就在离莫斯科稍远点的地方购置了这片田产。从此,每到夏天,普希金一家人就到扎卡罗沃去避暑。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1812年拿破仑的军队侵占了俄罗斯为止。

  避暑的日子,成了小亚历山大当然的节日。幼小的他太喜欢那座乡下小屋了。小屋坐落在白桦林中,在林中的空地上有张小木桌,旁边有一条长凳。成群的蜜蜂嗡嗡叫着,在林中自由地飞来飞去。不远处的水塘里倒映着杉树的影子,杉树的叶子黑油油的,树顶尖尖地像一座宝塔。水塘边还有一棵孤零零的老椴树,就在这株老椴树下,孤独的小亚历山大常常一个人玩着玩具,发着呆,幻想着未来。

  有时奶妈会来陪陪他,有时他还去看外婆绣花。但他不久就被扎卡罗沃农民的生活迷住了。这里的农民天性乐观,不受束缚。每到夕阳西下,他们劳动归来,边走边唱着粗犷的歌曲。遇到节日,他们就在草地上围成一圈,又唱又跳,一直闹到月亮升起又落下,闹到精疲力竭甚至都走不回家去。小亚历山大可禁不住这热闹的诱惑,他常常偷偷地跑出家门,去听农民唱的民歌,去找那些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小伙伴聊天。那些小伙伴脚上沾满了泥土,头上的长发乱蓬蓬的,衣服总是破烂不堪。可是小亚历山大不在乎这些,甚至他也不在乎他们是农奴还是自由人。他们生活虽然贫困,可是他们和爸爸妈妈多么亲近,他们之间是多么真诚呵,他们活得多么愉快呀。年幼的亚历山大真的爱上了这些穷孩子。

  在奶娘那些稀奇古怪的故事里,小亚历山大已经开始喜欢祖国和祖国的语言了。而扎卡罗沃的生活,更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离扎卡罗沃两俄里有个镇子叫维亚玛斯,原来是鲍里斯·戈都诺夫的领地。小亚历山大早听外婆讲过这位暴君的历史。这个暴君是杀害了一位小孩才登上皇位的,他死的时候眼前一直闪动着一个个血淋淋的场面。小亚历山大记得外婆曾讲到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帮凶是怎样杀害小季米特里的,当时小季米特里正在吃榛子,孩子被埋掉时,手里还攥着一把榛子。外婆曾讲到在鲍里斯的统治下,莫斯科瘟疫流行,居民在饥饿中挣扎;她还讲到季米特里显灵,常把鲍里斯搅得惊魂不安;讲到朱多夫清真寺的修士怎样逃跑;讲到上天显灵,人间的争斗变成灾难。外婆也曾讲到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死亡:他是在众人的讥笑声中,在无情的钟声轰鸣中热血上涌,一命呜呼的。就是以这些故事为依据,成年后的普希金撰写了《鲍里斯·戈都诺夫》,那是一部粗犷而又高贵的悲剧。

  在扎卡罗沃,在那些泥腿子朋友中问,在外婆和奶娘的传奇和故事中,小亚历山大开始懂事了,开始爱上了这片土地、这些人,爱上了祖国的语言。那时,他只有7岁,但他那颗敏感的心灵已经萌动,他常常被身边人的命运感染着,常常困惑地注视着世界的变迁,人间的悲欢。那一年,1807年,在他的记忆中留下了最早的一丝眷恋之情,因为他的弟弟尼古拉死了。尼古拉比他活泼,比他惹妈妈喜欢些,但和他一样对妈妈战战兢兢的。他病了,躺在床上,谁也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离开了世界——就在几个钟头前,小亚历山大还趴在弟弟的床头,弟弟还能伸出小手同哥哥玩耍,对着哥哥吐舌咂嘴呢。可是没过多久,尼古拉就到了另一个世界中了。年幼的亚历山大还不太懂得死是怎么回事,他看着小弟弟闭上了眼睛,摸着他那冰凉冰凉的小手,呼唤着他的小名,然而再也没有回应。这个7岁的小哥哥难过极了。弟弟下葬了,小亚历山大常常站在那棵老椴树下,望着弟弟被抬走的方向,悄悄地抹眼泪。这时只有慈祥的老奶妈会想到他。她总是颤巍巍地跑过来,搂着小亚历山大的头,让他贴在她那温暖的柔软的胸前,嘴里不住地喃喃着:“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岁月在流逝,小亚历山大开始懂事了。也许是奶妈那些故事的熏陶,也许是扎卡罗沃那牧歌似的生活的感染,亚历山大的性格渐渐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走出孤寂的幼年,由一个呆头呆脑、懵懵懂懂的小家伙变成了一位热情、冲动,又淘气又专注的小男子汉。他依旧胖乎乎的,依旧是黑黑的脸蛋,打卷的头发,但是那双眼睛却越来越明亮,越来越有神,似乎总在迸着火花,似乎总在寻找着什么,而且一下子就能把找到的人或东西看穿了底儿。因为总是蹦来跑去地惹祸,妈妈依旧不喜欢他,经常罚他坐在客厅角落里那把大椅子后面。每当这个时候,他敏感的心灵里就贮满了悲伤和屈辱。一次,他同别的孩子一起跳舞,由于他笨手笨脚的,那些孩子就讥笑他,向他起哄。小亚历山大羞得满脸通红,撅着嘴,又躲到屋角去了,整整在那里坐了一个晚上。这次是他自愿的,外婆劝他,来家的客人劝他,他都倔强地坐着一动不动。被伤害的感觉噬咬着他的心,他觉得疼痛,觉得羞臊,恨不得再也不跟这些人来往了。他的行为这样怪僻,一向心疼他的外婆都有些着急了。一次,她向客人说起小亚历山大,不禁流露出了一丝愁绪。她说:“我真不知道我的小外孙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孩子聪明、爱读书,可是他学习并不怎么好,他很少能把课文准确地背诵出来。有时他坐在那里不动,你根本没有办法让他挪挪窝,怎么撵他出去玩一下都不行。可是有时候呢,他又手舞足蹈地没个安分劲儿,你怎么求他老实一会儿都不行。他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连点过渡都没有,好像根本就不能不偏不倚地干点事儿。唉,这个孩子,要是一直这么不懂事儿,将来可怎么办呢?”

  外婆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小亚历山大上学了,虽然那种教育让他厌恶,但是他在学习过程中变得越来越机灵了。说到上学,开始几年他受到的只是那种贵族式的家庭教育。从他刚有点阅读和学习能力开始,来自欧洲各地的家庭教师和小学教员就一批又一批地出入他的家门了。他的父母,特别是父亲虽然不看重这个孩子,但却没忘了仿照别人家的样子到处聘请老师,请来的老师越多越好,根本不注重他们的实际水平。1826年,在普希金成年之后,他曾用严厉的笔触写道:“在俄国,私人教育十分落后,十分不道德。孩子总被一批没有文化的人所包围。他们的所见所闻全是庸俗的东西。这样,儿童便会变得武断和缺乏独立自主精神。他们丝毫接触不到有关正义、荣誉和人际关系方面的知识。他们只能接触两三种外国语言,在雇用的教员教育下,他们只能掌握一点基本的科学知识……”

  小亚历山大和姐姐的家庭教师总是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他唯一真正的家庭教师是蒙福尔伯爵。他是一名法国移民,多才多艺,是个画家兼音乐家。在他那儿,小亚历山大算是得到了法语启蒙,并对艺术产生了由衷的兴趣。但是这个老师不久就走了。后来一个叫卢斯洛的人来了。这个卢斯洛能写几句歪诗,他常用这个方法讥讽小亚历山大的文学写作。一天,小亚历山大用法文写了一首诗《托里亚特》,卢斯洛看到了,不由得大笑起来,然后就逐字逐句进行批评。实际上这首诗是模仿史诗《亨利亚特》写成的,共六节,讲述了6世纪至7世纪法国达戈伯尔王时期男、女矮人之间的一场战争,完全是一个小孩子的模仿之作,没有太大的意义。受了卢斯洛的嘲讽,小亚历山大放声大哭。卢斯洛一生气,就跑到小亚历山大的妈妈那里告状。娜杰日达听信了卢斯洛的话,给他增加了薪水,并严厉处罚了儿子。她责骂儿子不专心学习别人的作品,却花费时间去写歪诗。小亚历山大对这个卢斯洛厌烦透了,好在不久卢斯洛也走了。一个叫舍戴尔的人被请了来,他是个懒鬼,不喜欢当教员,天天和仆人们一起玩扑克牌。主人发现他这一恶习后,马上解雇了他。接着是一个德国女郎拉厄尔姆,可是她对德文竟然一窍不通。再往后是一位英国小姐比丽,她也是什么也不懂。此外,还有一位俄国教师叫希莱勒,一名神甫贝利亚科夫。贝利亚科夫是个极端的人,他同法国侨民不共戴天,骂他们是“魔鬼的信徒”。他写过一本书,书名叫《马西龙的灵魂》。他给小亚历山大讲解圣迹史、历史、地理和一些基础数学。

  除了学习语言外,小亚历山大还要上舞蹈课和道德课。

  小亚历山大讨厌这些可恶的私人教师,因此在学习上也很不用心。他常在老师讲课时默默地发呆,让思绪沉浸在奶妈和外婆的故事世界里。尤其上数学课时,他几乎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但他还是很聪明的,有时还会来点小聪明。老师考问姐姐时,他就重复姐姐的答案。一旦老师考问他,他就来个一问三不知。四则运算本来就很难学,一遇到这类问题,小亚历山大就只有瞪着眼发傻的份儿。除法更是让他头疼。

  小亚历山大讨厌学习这些课程,愈来愈不听话,老师来上课时他游手好闲,懵懵懂懂,甚至反复无常,顶撞老师。这些外籍老师也就一个接一个,走马灯似的换。他们有的是品行不好被辞退,也有一些是受不了小亚历山大的调皮而主动辞职。小亚历山大用他孩子气的方式反抗着父母的管制,但他并没有停止吸取知识的力量。他不是从课本上学习,而是在沙龙里学习。他经常一连几个小时趴在沙龙角落的沙发上,静静地听那些名流人物用法语聊天。他还在奶妈和外婆的卧室里学习,一有机会就缠着奶妈讲那些离奇的故事,央求外婆给他讲家史,讲自己民族的从前。他也在衣帽间学习,衣帽间里常有几位小哥萨克人蹲在那儿织毛袜,从他们的嘴里,小亚历山大知道了底层百姓的疾苦和烦恼,也了解了哥萨克民族独特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当然,这些学习零碎而杂芜,并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文学家,童年的小亚历山大最喜欢的,还是在父亲的书房里学习。在小亚历山大的眼里,爸爸的书房简直是一座巨大的宝库,简直是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渴求知识就像渴求母爱、渴求自由一样的小家伙全身心都钻进了书堆里。他在那里看到了什么?那是听奶妈讲了那些传奇故事不久吧,他就在父亲的书架上发现了普卢达尔格、比丹贝、拉封丹、莫里哀、高乃依、拉辛、博马舍、狄德罗、伏尔泰和帕尔尼(这些都是法国作家)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法国文学图书馆。8岁的小亚历山大法语讲得跟俄语一样好,他对这些法文书籍也格外感兴趣。除了文学书外,哲学著作、18世纪自由派的小册子、爱情故事、百科全书等,小亚历山大也照读不误。他十分贪婪地读了一本又一本,对自己阅读的才能,他甚至有些惊讶了。这些摩洛哥羊皮装订的伟人著作,他并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人都在谈论自由、社会契约、人权和公民权,也谈论男女私情、淘气的牧羊女、妖艳的侯爵夫人,以及叫人深恶痛绝的暴君和作为犯罪和迷信大本营的教堂。在他那幼小的心灵里,他认为写书的人是伟大的人,伟大的人讲的都是伟大的话。他当然只能相信他们的话。比如他的记忆中,童年时接触的伏尔泰就是这样的:

  在很久以前,

  在我那无知的童年,

  有一个秃头老汉。

  他嘴唇微闭,目光闪闪,

  微笑时就皱纹满面。

  小亚历山大多么喜欢这个秃头老汉呀,他很快就通过那些作品和这位老人交上了朋友:《奥尔良女郎》、《亨利亚特》、《老实人》、《查第格》、《矮人梅加斯》……伏尔泰的书简直成了小亚历山大离不开的精神食粮。他越读越爱读,常常是废寝忘食,读了一本又一本。

  小亚历山大的记忆力出奇的好,到11岁的时候,他就能记住全部法国文学作品了。在他的头脑里,那些叫人恐怖、叫人柔情、叫人激动、叫人悲叹的人物和情节根深蒂固,甚至伸手就能触摸得到。他不想作大胡子魔术师,不喜欢那些身穿花边紧身上衣的骑士,更讨厌那些满头抹着蜂蜡的公爵夫人。但是小亚历山大多么喜欢法国作家们笔下那些为自由斗争的人们,他要成为一名自由人,就像他所崇敬的作家那样去讥讽、鞭挞人间的恶习。他不信鬼神,他坚信人间的快乐和痛苦是上帝和鬼怪们都主宰不了的。他跃跃欲试,想象自己的作家偶像们那样去创作,去撰书,而且要用法文去写。因为那个歪门教师卢斯洛的嘲讽,倔强的小亚历山大烧掉了自己写的《托里亚特》。但是没过多长时间,他又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了一部喜剧,题目叫《魔术师先生》。他费了好几天的工夫,以近乎亢奋的心情写作这个剧本,写好后满心欢喜地拿给自己的姐姐奥尔加看。奥尔加比他大两岁,因为家里特殊的气氛,姐弟俩成了最好的朋友。姐姐既是小亚历山大的知己,也是他的观众和评论家。她看着小亚历山大给她表演自己的剧作,然后故意调皮地给他喝倒彩。小普希金才不买这个账,他即兴写了一首四行歪诗,回击看不起他的姐姐。

  请你告诉我,

  后排观众为何要喝倒彩?

  因为剧本的作者,

  模仿了莫里哀的著作。

  小亚历山大在书本里变得丰实起来。不久爸爸妈妈就开始带他参加巨富布杜林家的盛大招待会。布杜林不仅是当时莫斯科赫赫有名的大富翁,也是个远近皆知的文化收藏家,业余收藏着许多书籍、绘画、花色图案和手稿。在他那巨大的客厅里,上流社会的名士名媛穿梭来往,绅士们穿着体面的燕尾服,风度翩翩地邀请女士们跳舞。没有人注意到小亚历山大。他在那些男女的腿下钻来钻去,像个小兔子一样一会儿蹦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似乎和别的顽童没什么两样。

  但小亚历山大却在留意观察着别人,在他的小小头脑中已经打定了主意:他要当一个作家,做一名诗人。因为那时已经有几位女郎把纪念册递给他,小亚历山大红着脸为她们题了几句法文诗。虽然那时他的诗都是模仿帕尔尼和伏尔泰的诗作写成的,但叔父瓦西里已经开始称赞他的才华了。

  说到叔父瓦西里,这个人对小亚历山大的影响非同小可。他身材不高,长相朴实,略显肥胖,圆圆的肚子,细细的双腿,鹰钩鼻子有点偏斜,几颗黄板牙也已经松动了,一开口,唾沫星子就四处飞溅。但是这副形象并没有妨碍他像小姐们那样喜欢打扮,喜欢追赶时尚。1801年,拿破仑的特使、举止优雅的法国将军、外交家迪罗克先生来到圣彼得堡。消息传来,瓦西里马上离开莫斯科去学习这位法国人的装束打扮。从圣彼得堡回来之后,朋友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他的胸襟上绣着巨大的花饰,身穿着短小的燕尾服,头发卷曲着。第二年,瓦西里又到国外游历了一圈,先后去了法国、德国和英国。他有幸见到了首席行政官,参观了先贤祠,并在法国悲剧作家塔尔玛那里学习了措词学。

  他从法国回来之后,身上沾满了巴黎味儿,从头到脚都是时髦的巴黎服饰。他的发式都是提图斯式的,抹着古式发蜡,油光发亮,老远就能闻着一股扑鼻的香气。

  叔父为人轻佻、浮躁,但他却有着一般人无法比拟的诗才。他常写一些表现上流社会放荡生活的诗作,词句华丽轻浮。他还结识了当时俄罗斯诗坛的一些有名气的人物,把这些人吸引到普希金家的客厅里来。

  小亚历山大最初喜欢诗歌和文学,除了读了大量的文学书,听了奶妈那些传奇故事外,与叔父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的身上流着叔父那多情、敏感的血液,甚至跟叔父学着把自己装扮成了少年绅士,简直像个童颜粉面的老伏尔泰。

  应该说,广泛的阅读和上层社会的社交,使小亚历山大比同龄的孩子早熟了许多。要知道,这还是个“讨狗嫌”的年龄呢。他还不会坚决地拒绝什么或反抗什么,虽然他的性格倔强。在爸爸和叔叔的生活圈子中,小亚历山大很可能要生疏了祖国的生活和语言,也长成那么一个多情而又轻佻,敏感而又浮躁的年轻人。幸而他还有奶娘,有那些大或小的平民或农奴朋友。有了一些文化知识后,特别读了那么多巨匠的著作后,小亚历山大再听奶妈的故事,不仅听出了蓝色的天空,绿色的原野,苍劲的古树,飞舞的魔术师,更从那些传下来的故事、童话和歌谣中体验到了深刻的思想、深邃的意境、丰富的想象、恰当的比喻、生动的语言,甚至优美的韵脚。他对这些东西的兴趣和对伏尔泰的兴趣一样浓厚,甚至对前者更加迷恋。

  这一年他已经10岁了,爸爸妈妈觉得他大了,就不再让他整天呆在奶妈身边,把他交给了忠实的男仆尼基塔·克兹洛夫照料。这使他不能每天聆听奶妈的歌谣,小亚历山大心里多少有些遗憾。但是很快,他又从这位克兹洛夫大叔那儿得到了新的乐趣和滋养。

  尼基塔·克滋洛夫是个健壮的庄稼汉,满脸是金黄色的连鬓胡子。他有一颗善良的心,总是笑口常开。小亚历山大跟他在一起常常到莫斯科的街头巷尾闲逛,游玩。他们什么地方都去,包括那些阴暗偏僻的角落,甚至还登上了伊凡大帝的钟楼。他们在米亚斯尼斯卡亚教堂台阶上看到了亚历山大一世的仪仗队,那一年是1809年。老克兹洛夫还领着小亚历山大观看民间艺人表演和江湖艺人露天表演的《贝特鲁什卡历险记》。艺人戴着假鼻子,头上是布片做的假发。有人在屁股上给他一脚,撕下假胡子,艺人于是尖叫一声,引得观众一阵哄堂大笑。在看这些滑稽的民间节目的时候,小亚历山大眼前总能闪现出读过的莫里哀的那些喜剧。

  在这些民间活动中,小亚历山大又一次被自己祖国的生活方式和语言迷住了。就这样,他时而泡在上层社会的沙龙和书房里,时而穿梭在平民百姓的街道问,这种双重的生活方式,使他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知不觉把斯拉夫文化同西方文明联系在一起,融合在一起了。

  在那个时候,不论是跟随父母出入的沙龙,还是由克兹洛夫引领光顾的平民院落,在小亚历山大看来都特别有吸引力。他觉得所有的苦和乐都是在莫斯科这个城市发生的,是这个城市给他带来了无止境的知识和没有办法限制的情愫。“在这座古老的都市里,到处是音乐之声,到处挤满了人。”这是他成年之后对自己家乡的印象。此外,在他的记忆中,莫斯科总是举行酒会、舞会,举办规模盛大的晚宴。“莫斯科人喜欢我行我素,从来不管别人说三道四。一天,一位大富翁独出心裁,在大街上盖起了一座中国式住宅,在屋墙上装饰着绿色的巨龙,又在黄色的阳伞下雕上了中国官员的木雕。还有一位标新立异的人则穿上早就过了时的1784年的服装,乘坐着银质马车在草地上游逛。另有一位更出格的竟然在大夏天用雪橇拉着5名黑人猎手和追捕猎物的跑手穿过了大街”。

  这些疯狂的故事都给小亚历山大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喜欢这些疯狂,只有在莫斯科这块乐土上,才会产生这样的奇思怪想。小亚历山大多么喜欢自己生长的这个城市呀,它是那么丰富,那么不可思议。他爱这座城市,简直到了疯狂和痴迷的地步。相比之下,那些法国大师们,比如伏尔泰,小亚历山大虽然喜欢,虽然深受他的思想影响,但他永远不会因为去崇拜这些外国先哲而放弃了现实中自己居住的这座城市。正因为这样,有一天,当小亚历山大听说俄罗斯打不过拿破仑,他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家乡莫斯科了。

  小亚历山大是在自己家的沙龙里读懂什么叫“失败”的。在那里,爸爸、妈妈、叔叔还有那些绅士、淑女的游戏和诗歌朗诵活动常常被情绪不安的争论打断。原来人们都在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对这个沙皇国家造成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无数俄国人曾经无限崇拜的拿破仑·波拿巴。亚历山大一世曾经试图接近这位“革命的真诚和无私的儿子”。但是没过多久,拿破仑·波拿巴就揭去了革命的面纱,对内实行独裁,对外展开侵略,企图成为整个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统治者。1804年,拿破仑·波拿巴派人绑架了波旁王朝的旁系孔代王族的最后一个继承人肖甘公爵,并且杀害了他。消息传出,欧洲的所有王宫都几乎爆炸了。对于他们来说,肖甘公爵所属的波旁——孔代王族,是不可以刑律相加的。这一事件无疑宣布了拿破仑·波拿巴可能向欧洲所有的合法执政者挑战,因此年轻的孔代亲王被害,在俄国朝野上下引起了一片兔死狐悲的情绪。沙皇下令为肖甘公爵致哀7天。不久,他又派人向巴黎递交了一份抗议照会。可是拿破仑·波拿巴不但不买账,反而因为感觉自尊受伤而怒气冲冲。很快,法国召回了它的驻俄大使,与俄国的关系进入冰点。这期间,拿破仑·波拿巴加冕称帝,帝号是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由民主共和国改为帝国,崇尚民主、自由的大革命成了历史,独裁和专制重又弥漫在欧罗巴大陆的上空。

  为了消除被拿破仑的铁蹄践踏的危险,欧洲大陆上许多国家结成联军,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法国的扩张。亚历山大一世立即决定参加联军,然而在当时,沙皇的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尤其是那些长期亲近法国的贵族们。在大多数俄国人看来,这场战争只会加重俄国的困难处境,因为这场战争既不是民族的,也不是人民的,更不是必要的。甚至士兵们都不知道为什么打仗,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同法国人打仗。他们中有许多人会讲法语,十分欣赏法国的文化。1805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奥斯特里茨俄军败给了法军;1807年,在艾依洛和弗里得兰,俄军又是节节败退。亚历山大御驾亲征也未能击退拿破仑的强大攻势,只好接受了城下之盟,签署了屈辱的《提尔西特和约》。

  按照和约规定,沙皇接受了拿破仑对英伦三岛的封锁。这一条款对俄国经济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封锁英伦三岛等于减少了俄国大部分出口市场。知识界的人士群起抗议;宗教界也对沙皇十分不满,他们不能理解一向虔诚的俄国皇帝竟然会投进“反基督主义者”的怀抱。即使在皇宫里,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周围也有许多反对派,其中包括皇太后。朝野上下这种不满的情绪日益高涨,一些人讲出的话显得很出格,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飘飘摇摇的。

  这次失败给俄国老百姓带来的最明显的影响是经济的损失。《提尔西特和约》签订之后,卢布的币值下跌了16戈比。这就直接影响了普希金一家人的生活,他们家的收入直线下降。没有办法,小亚历山大的外婆玛丽亚·阿历克谢耶夫娜只好卖掉了扎卡罗沃庄园。爸爸妈妈对失去这个庄园十分心疼,而小亚历山大就别提有多沮丧、多失望了。这意味着他再也不能在那开阔的田野上自由地奔跑,再也不能在那老椴树下沉思遐想,再也不能听那些泥腿子朋友讲离奇的故事了。

  更重要的,祖国的失败使小亚历山大懂得了什么叫国仇家恨。尽管法国的教师仍旧来教授法语,虽然伏尔泰的著作仍然有魅力,但在小亚历山大早慧的头脑里,祖国有如他亲爱的奶娘,祖国的语言永远是最美妙、最可亲的,祖国的故事总是最好听、最动人的。他爱着养育他的奶娘,他更爱着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尽管只有几岁的年纪,小亚历山大已经给自己选定了目标:文学、自由、祖国。

  满满斟上第一杯,朋友,满满的!

  为了我们的团结,饮干这一杯!

  祝福我们吧,欢乐的缪斯,

  欢呼吧,祝皇村中学万岁!

  《十月十九日》

  人与环境、人与时代、人与机遇,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复杂的命题。无法设想,小亚历山大到了读书的年龄,如果没进入那所著名的皇村中学,他会不会有另外一种人生?

  本来,爸爸妈妈看到儿子一天天聪明伶俐起来,又看到这孩子实在讨厌那些私人教师,他们是想尽快把他送进教会学校受教育的。在圣彼得堡,名门望族都把子女送到基督教会办的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是尼古拉教士建的,孩子们在那里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法国拉丁式和天主教式的教育,根本无法接触本国家、本民族的风俗和习惯。这里的学生都要身穿黑色条绒紧身上衣,袖口都饰着花边,讲话都要慢条斯理的,根本不能有什么个性表现。

  小亚历山大12岁了,父亲已经决定把他送到这所教会学校读书。但就在这时候,1811年,沙皇下诏要建立一所皇村中学。这是一所贵族子弟学校,建在圣彼得堡近郊的皇村宫院。皇村学校是为国家培养新型官吏的政法学校,学制6年,要求学生毕业时能够达到大学程度。沙皇把自己的图书馆送给了该学校,教员全是有威望的教授,学校实行免费教育。学校主要接收“将要担负重任的年轻人,这些人要从大家大户里选拔”,而且只召20至25人。

  谢尔盖·里伏维奇·普希金认为自己家当然是大户,是贵族,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让儿子到皇村中学学习。然而要进入这所学校也并不是容易的事,必须有人推荐,要有必要的证明和可靠的关系。普希金一家靠了司祭部一位颇有影响的官员A.I.屠格涅夫的帮忙,才为小亚历山大·普希金递交了一份申请。不久,1811年6月,圣旨任命马林诺夫斯基做校长,他也是普希金家的老朋友,这下小亚历山大入学就不成问题了。

  离家的日子终于到了,1811年7月15日,叔父瓦西里陪同他起程赶往圣彼得堡。初次离开家人,小亚历山大既兴奋又伤感。前方的神秘和浪漫吸引着他,他恨不得像鸟儿插上翅膀,赶快飞到那块自由之地。况且,爸爸妈妈一直对他冷淡,他早就盼着挣脱他们的束缚,摆脱他们虚浮的生活方式了。唯一舍不得他的是姐姐奥尔加,从前姐姐总是陪着他读书,当他的第一读者,现在要分离了,她只能一个人躲在屋角抽泣,谁还顾得上注意这个小姐姐的眼泪呢。其实小亚历山大对姐姐也满是离愁别绪,还有外婆和奶妈,都是让他留恋的人,想起要远离外婆、奶妈那温暖的怀抱,这个小男子汉禁不住也哭起了鼻子。可是看到外婆和奶妈皱纹密布的脸上满是泪水,他赶紧劝慰她们自己很快就会回来看她们。他去意已定,要到那充满神秘和传奇的都市去,会想念爱他的亲人,但决不会改变主意或犹豫不决。

  分手的那一天终于到了。一清早,全家出门,一直把小亚历山大和叔父瓦西里送到了大门外。送行的人几乎都在抹眼泪,连平日冷漠的母亲也在一遍遍地叮咛着。只有小亚历山大没有哭,他盼着前方的目标,已经有点急不可待了。他瞪着一双晶亮的眸子,用牙咬着指甲,冷静地看家人送他。车夫把鞭子打响后,他禁不住高兴地笑了。叔父看着他,说他是一个滑稽的小魔头。

  圣彼得堡的一切都和莫斯科不同。在这里没有宽大寂静的乡间街道,也看不见绿树掩映的乡间住宅;没有长满丁香花的灰色栏杆挡路,也听不见百灵鸟歌唱的声音。那里有的是崭新的门面、花岗石砌成的码头、一条条运河、一座座桥梁和一个个广场,一切都显得巨大、冰冷、没有个性,却又充满衙门习气。这是一座典型的城市,除去石头房屋、宫殿就是街道、河流。街道笔直,行人们径直前行,看起来都行色匆匆,好像没有工夫到路过的商店逛一逛。甚至彼得堡的乞丐也都神态严肃,一副官场面孔。也难怪,在这里,在每个街口,都可能碰见沙皇陛下。

  离入学考试还有一段时间,小亚历山大跟着叔父住在莫依卡运河边一座有名的旅馆里。一安顿下来,叔父就同首都的作家们恢复了来往。这个时候因为写作手法和观念的分歧,文学界分成了两派,正势不两立地对峙着。一派是以希什科夫海军上将为首的斯拉夫派,反对盲目崇拜法国,主张回到教会式的古老斯拉夫语言中去,但表现得过于绝对和保守。另一派是革新派,认为借口不是母语而清除掉必要的法文词汇是荒谬的,代表人物是卡拉姆辛、茹科夫斯基、屠格涅夫和达什科夫等。小亚历山大经常跟随叔父参加这些革新派文学家的聚会,他常在一旁看着这些名人高谈阔论,心里十分羡慕,他幻想着能在他们身边快点长大成熟,盼着有朝一日会得到他们的青睐和友谊。

  入学考试定在8月12日举行。小亚历山大跟着叔父来到国民教育大臣的家里参加应试。在一间圆柱形的大厅里,学生们都在家长的陪同下等待大臣接见。他们互相对望着,不时交换着好奇的目光和相互理解的手势。小亚历山大听到大臣的随从在叫他的名字,一下子不免有点慌乱。走进大臣的办公室,说话的嗓音也有点怪怪的。但他很快稳定下来,从容地回答了考官的问题。结果他以俄语语法优秀,法语语法良好的成绩成了皇村学校的30名首届学生之一。

  皇村中学于1811年10月19日举行了盛大的开学典礼。这天一大早,已经被训练过许多次的学生就开始梳洗打扮,穿戴整齐。学监和教员们忙得不亦乐乎,个个脸色发白,兴奋难耐。他们一遍遍地检查学生的衣服,把学生分成三人一排,然后又让学生散开、集合,反复练习。他们不时地跑到窗口张望,等待着贵宾光临。

  贵宾终于来了。原来是沙皇、皇太后、皇后、皇室代表、达官显贵、大臣和枢密院成员。学生们聚集在皇宫教堂的大廊上,向君主祝福致敬。然后,众人一起来到学校的大厅里举行典礼。亚历山大一世由皇后、皇太后陪同,坐在铺着大红台布的长桌旁,皇室的成员坐在头排的沙发椅子上。小亚历山大和他的同学们站在桌子的右侧,他微侧身子,偷偷地观察亚历山大一世陛下,只见他身材高大,肥胖的肩头绷直了蓝色制服,他的前额光秃、苍白,额头下一双明亮的眼睛熠熠放光,他的脸型像个娃娃脸,嘴巴小巧红润,闭嘴时就像一枚樱桃,真是又漂亮又威风。

  沙皇坐在红台布桌旁,皇室成员都坐在头排沙发椅子上。往后排是满脸皱纹但神色庄重的老夫人、肩披钻石图案头巾的年轻女郎、身穿燕尾服的绅士、学生家长,瓦西里叔夫也坐在那里。

  国民教育厅厅长马尔迪诺夫站在讲台上,开始尖声尖气地宣读建校纲领了:

  “从先贤手中接过皇位之后,我们坚信,只有摆脱无知,我们的国家才能放射出永不熄灭的光芒……”

  在教育厅长之后,校长马林诺夫斯基也上台发言,他因为激动和慌乱讲得糊里糊涂,也许面对沙皇他太卑微了。但哲学教授库尼金却不管沙皇存在与否,他不是对着陛下讲话,而是对着学生发表宣言,他那洪亮的声音给小亚历山大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热爱荣誉,热爱祖国,这就是你们的座右铭。”听到这句话,学生们都很振奋,那位标榜自己像魔鬼一样酷爱自由的亚历山大一世也不由得微笑了。

  开学典礼结束后,皇村中学这艘母舰就算起航了,航程将长达6个年头。30名十一二岁的男孩子远离家庭,孤苦伶仃地被留在船上。他们睡在一排宿舍里,宿舍共有30个房间,分两排,中间有条走廊。每个房间里都放有一张铁床、一只五斗柜、一张办公桌、一面镜子、一把椅子和一个梳妆台。办公桌上放有一瓶墨水和一座烛台。在大厅里,墙上嵌有镜子,家具全用锦缎作装饰。每层楼道里都有灯,二楼和三楼还铺设了地板。普希金的卧室是14号,是最后一间,所以他的邻居只有住在13号的普欣。从卧室向外望去,就是皇村公园宜人的景色。公园里布满了表情冷漠的人物雕塑、崭新的纪念塔、小巧玲珑的小山洞和纤细的喷泉。也许,这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华丽中学了。

  然而在外在的富丽堂皇之后,严格的校规并不让这些天性未泯的顽童感到轻松。每天6点,学生们听到钟声就要起床,匆匆盥洗后,穿上蓝色长裤和红领蓝礼服的训练套装,到大厅集体祈祷。7点上课,9点下课。中间可以喝茶,集体到院中散步。10点上课,中午第二次散步。中午1点吃午饭,2点到3点练习书法或绘画。下午3点到5点上课,5点到6点又是喝茶、散步。晚8点半,晚饭的钟声才敲响,晚饭后到10点熄灯前,学生们可以到三楼健身室跑跳或玩球。开学后不久,校长又宣布,以后禁止学生外出,只有在节假日,家长和亲属才可以到校内探望。

  在这里,学生们不必自己洗衣服,不必擦皮鞋,也不必打扫教室。伙食好得不能再好,星期一就把一周的食谱贴到饭厅墙壁上,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交换食品。

  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贵族学校,少年才子们被她约束着,也被她塑造着,虽然行动上规矩很多,他们毕竟在这艘航船上开始了人生之路。而在19世纪初叶,全世界又有几个人有这样的幸运呢!

  1811年10月23日,皇村中学正式开学了。按照沙皇的旨意,学期为六年,分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的课程在课程表上列了一大排,看上去真是多得吓人。它们包括(1)语法课:俄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2)伦理学、宗教、哲学、伦理和逻辑学基础知识;(3)数学物理学;(4)历史学;(5)文学:优秀作家作品选读、文章分析和修辞学;(6)美术和体操:书法、绘画、舞蹈、击剑、骑马和游泳。除此以外,还有一心理学、军事学、政治经济学、审美学、法律学等等。

  课程这么多、这么杂,一个人怕是一生也学不完,更何况在这么短短的几年间。好在这所学校的教师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他们没有刻板地按照这个枯燥的课程表讲课,而是按照各自的兴趣和知识面培养学生。这个办法看起来似乎很糟糕,实际上十分成功。这时的俄国,刚从沉睡中醒来,还没有自己的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只好把法语、英语和德语混合使用。这只能是模仿和抄袭,严重地伤害了俄国人的爱国热情。在知识上也基本是对欧洲陈旧生活方式的依附,可以说在这种模仿和抄袭中,俄国人自己否定了自己的精神。

  也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年轻的亚历山大一世决心从更年轻的一代改变了。在皇村中学建立前8年,皇帝下令所有的教员,“不论俄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必须用俄语讲课。皇村中学的建立更是秉承了这种意旨。可是,要找到合适的教育方法,让这30名学生对新的、有趣的俄国文化产生兴趣,也算是奇迹了。为此,教员们费尽了心机,他们的努力也真的创造了奇才。假如当时亚历山大·普希金进入的是尼古拉神甫的天主教学校,他后来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一个神甫?一个传教士?还是一个牧师?

  在皇村中学,有几位老师对普希金的成长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依达诺夫先生,他写过好几部历史著作。还有就是哲学教师库尼金。库尼金是位激进的自由派,他敢在学生面前公开抨击农奴制,主张“天赋人权”。他曾经撰写了一本书,当局从那本书里发现了一句亵渎神灵的话:“在心灵深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应受自己理智的支配。”孩子们很喜欢库尼金那种狂热的慷慨言辞和他那通俗易懂的演讲,他们还悄悄支持他的观点,当时他本人并不知道。库尼金这种向往独立个性的观念,对社会上非正义事件的痛恨,终于使一些学生走上了谋反和暴动的道路,最后遭到流放。1821年,库尼金迫于当局的压力,只好辞职了。为这事普希金义愤填膺,于1822年给学监写了一封诗体信,这是他的第一封诗体信:

  你为所欲为,指鹿为马,

  说讽刺就是诬陷,

  说讲理同煽动是一家,

  说做诗是恶习,说库尼金就是马拉!

  直接把普希金引上文学道路的,还是他的两位俄文老师,有意思的是他们一个是从反面,另一个是从正面激励了他。

  第一位俄文老师叫科商斯基。他写过一些关于韵律学的论著,鼓励学生发挥自己的文学才华。可是他是古典派作家的支持者,虽然在自己的诗作中充满了神话故事,却不允许学生在诗作中使用“挖井”、“穿越广场”一类通俗的诗句。他的古板与当时很受欢迎的茹科夫斯基、卡拉姆辛的自由和言简意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学生们就写了些短诗讽刺科商斯基。这真是件有趣的事:教员用自己的诗作掀起了学生的反感,同时却又唤起了学生们的创作热情。

  有一次上课时,科商斯基要求学生们用诗歌来描写一朵玫瑰花。全班的学生一时都有些不知所措,只有普希金在一瞬间写好了他的诗,他站起来朗诵了两段,立刻赢得了全体同学的称赞。科商斯基也承认普希金是个天才,但又常批评普希金的自由随便和玩世不恭。他说普希金的诗作太通俗,韵脚太自由,用词单调,缺乏诗意。但是普希金可不买他的账,他写了一首《致批评者》,其中有两句:“突然一念来临,挥挥手,/我就会把诗的押韵说出口。”有力地嘲讽了这位古板老师的批评。

  不久科商斯基身染重病,一位叫加利奇的老师接替了他的工作。这位加利奇是哲学家唐德和谢林的热情崇拜者,他写过两本书,一本是《哲学体系史稿》,一本是《美学试论》,因此也算一位哲学家。他的知识面对这群中学生的时候,真是显得太渊博了,即使教大学生也绰绰有余。加利奇在这一点上一点儿也不自负,他宁肯忘掉自己的科学知识,也要完全平等地对待自己的学生。他讲课如同聊天,课堂上气氛十分活跃。学生们特别喜欢他,常常同他开玩笑,并且愿意把自己的诗文读给他听。有时候,在开心地谈天和玩闹之余,他会突然醒悟似的对学生们说:“先生们,现在我们该看看这玩意儿了。”手里随即举起一本古罗马作家的《传记》,学生们也就兴高采烈地读起了书。

  这位老师的不拘小节、风趣幽默、质朴单纯,赢得了学生们深深的爱。他不是诗人,但他喜欢诗歌,并且精通诗律。他鼓励学生们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走下去。对普希金,这位年轻的老师尤其高看一筹,他认定这是一个奇才,是株好苗子。他喜欢热闹和自由的气氛,时常带领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在饭厅,或在自己的卧室里品茶吟诗。学生们这个时候可以尽情玩乐,可以想入非非,简直进入了古希腊伊壁鸠鲁创造的那种享乐主义的天堂。普希金当然是天堂中最活跃、最热情的一员,他为此写了好多热情洋溢的诗句,称自己的老师加利奇是“杯中物的忠实伙伴”、“懒惰的忠诚信徒”、“肉欲的业余爱好者”和“学生宴席上的主席”。也真难为他,仅仅一个品茶吟诗的清淡场面,小小的诗人竟然夸张为学生宴会、美酒、桂冠和肉欲,可见加利奇的热情和对学生的宽松。

  加利奇一生著述丰富,为人豪爽,结局却十分凄惨。1821年,就有人指控他在他的《哲学体系史稿》中公开鼓吹异教观点,反对天主教义,用腐朽的哲学同纯洁的天主教对抗,用康德的无神论反对耶稣,用谢林反对圣灵。诽谤者甚至把他拉到教堂,往他身上洒倒圣水。加利奇后来被皇村中学除名,在贫病交加中仍全力撰写《天赋人权》和《人类历史的哲学》,可惜一场天火竟然把他的房子烧毁,全部书稿也付之一炬。这位不得志的进步人士最后在绝望中郁郁死去。

  普希金一生深受加利奇的影响,在性格中也积淀了加利奇的影子。此外,对他影响至深的老师还有一位法国人,他就是大革命时期法国著名小资产阶级领袖,那位被人刺杀的让·保尔·马拉的弟弟,大卫·马拉来到俄国后改名叫布德利。他是一个长相滑稽的小老头,身材矮小,大腹便便,头上的假发油光闪闪,有一副典型的法国人做派。但他是个积极而又严肃的教育工作者,热爱法国文化,经常为学生背诵和表演法国戏剧,但总是把女角抽掉,把“情人”一词用“朋友”代替。因为小时候在家里受过良好的法文教育,又因为自己的叔叔常常吹点法国风,普希金的法文出类拔萃,自然成了布德利的高徒,同学们甚至叫他“法国人”。他为这个绰号高兴过,后来在反法的卫国战争中也懊悔过。

  普希金的学习重文轻理,因此他对理科老师没有好感。有一次数学老师加特佐夫叫他到黑板前演算一道数学题。普希金握着粉笔不知道怎样算,干脆胡乱地写了几个数字。

  “结果是多少?X等于几?”老师生气地问他。

  普希金心不在焉,微笑着回答:“等于零。”

  学生们哄堂大笑,老师气愤地叫起来:“那好,普希金,在你们家,在我们班上,所有的一切都是零。回到位子上做你的诗吧!”

  幸好皇村中学废除了体罚,老师拿他不爱学数学也没什么好办法,有一次他在数学课上读文学书,气得老师把他撵出了教室。

  皇村中学的老师们知识水平不一样,脾气有好有坏,能力和命运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普希金的成长过程中,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与进步老师的接触,使他更加向往自由民主,更加厌恶、痛恨专制和强权。对思想反动的教师,小普希金从来就不低头,不买账。刚入校不到一年,他带头驱逐了时刻监视学生的副校长、训导主任皮列兹基。不作伪君子,不向邪恶势力低头,这就是少年普希金的性格。

  这种性格的塑造还得益于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人,那就是皇村中学的校长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温和多思,坚决反对对学生采取强制手段,反对体罚和让学生疲劳过度。他主张用欢笑教育孩子,鼓励教员和学生聊天、游戏,鼓励学生把读书作为消遣,支持老师们搞文学比赛,激发学生的兴趣。他一开始就确定了皇村中学的教学方针,召集全体教员,拟定了校园纪律。他总是热情地在家里接待学生,学生们也一直把他看做宽厚的兄长。可惜这位好人体质虚弱,在学校任职3年后便离开了人世。

  马林诺夫斯基死后一段时间里,皇村中学似乎陷入了“无人领导”的混乱境地。后来又有一位名叫英日哈尔德的新校长来了。他是个性情温和又十分正直的人,继承了前任的传统做法,经常同学生一起喝茶,一块儿谈论诗歌和道德。他甚至也邀请学生到他家做客,教他们学习如何同女性相处。他很快赢得了全体同学的信任,只有普希金是个例外。他凭自己天才的敏感和洞察力感到英日哈尔德可爱的面孔是伪装的,他的友好态度和忍耐全都是假的,他完美得叫人难以置信,无可挑剔本身就是一种不真实。

  英日哈尔德对普希金的敌意和冷漠一度很困惑。他对普希金也没有好印象,并且在学生鉴定书上说普希金“只是金玉其外”,说他“既没有爱,也没有宗教信仰”,“总爱想入非非”。

  也不怪英日哈尔德有偏见,在普希金的档案中,入学后前几年的评语都写了“才华横溢,但不够细心”,甚至爱“大动肝火”。但是所有接触过这个孩子的老师们都不得不承认,普希金有能力,有个性,有才气,心地善良,天性纯朴。当然,在他们眼里,这个头发蓬乱,眼里喷火,下唇厚厚的瘦削男孩,样子总是凶巴巴的,好像也不会有太大的作为。虽然他博闻广记,阅读了大量古今法、俄文学名著,能出口成章,但他的性格中那些不稳定的、危险的、不可捉摸的东西,使他很难得到别人的信任。由于他太相信自己的天赋,相信自己的灵感和运气,他也许很难坚持完成一部巨型著作。

  也许老师们的看法并不错。如果不离开家庭来到皇村中学,如果不是在这里接触到了那些新鲜的、自由的思想,如果不是遇到了那些开明又博学的老师,如果不是赶上了一个革新的时代,小亚历山大也只能写些风花雪月的小诗,像他的叔父瓦西里一样,成为一个无聊文人、享乐家、狂放者、流浪汉。

  幸运的是上述所有的“如果”都兑现了。特别是那些可爱的又出类拔萃的朋友,帮助小亚历山大走入了一个新的世界。

  最初来到皇村中学的普希金,常常被孤独和羞涩包围着。他觉得那些同龄人长相相近,说话单调,和自己不是一路人。他只愿意和一个人说话,那就是自己的隔壁邻居普欣。他卧室的另一侧是楼房外墙。因此,能够不出屋交谈的对象只有普欣一个。常常在别的同学入睡之后,普希金和普欣隔着护墙板悄悄地聊天,谈论当天发生的事件。他认为只有这个知己可以信赖,甚至决心不再结交任何人,要孤零零地生活几年。

  其实这种想法只是源于一个孩子的腼腆和自卑。他一直在关注着同学们,研究他们的背景,琢磨他们的性格,悄悄地品评着他们的为人。他一直为自己的长相自卑,所以最担心同学们讥笑他像猴子。他知道自己不如丹扎斯和布罗格利奥魁梧健壮,又没有葛尔恰科夫长得漂亮可爱。在身份上,同学中有男爵,也有公爵,可他什么也不是。所以普希金总想着只有努力超过他们,才能免受奚落。他一度甚至觉得处处有敌意,时时有人在讥讽他,遍地都是明枪暗箭。由于这种心理作怪,他对一些善意的玩笑也反唇相讥。他比别人聪明,知道怎样用尖刻的语言伤害对方。他总是轻而易举地压倒对手,让对方甘拜下风。白天就这样在痛快中度过了,然而一到晚上,躺在床上,他就会感到内疚。他知道自己这样做不对,别人不喜欢自己恰恰是因为这种恶习。可是他又放不下架子,不肯认错道歉。他觉得很难过,常常趴在枕头上大哭一通,然后又转向墙壁,轻声呼叫自己唯一的朋友普欣,把一切统统地告诉他,向他倾诉自己的苦恼。于是普欣在墙的那一边就会细声慢语地安慰他、鼓励他,也批评他。一旦冰冷的走廊上传来值夜学监的脚步声,他们就赶忙压低说话声。

  正像普欣后来写的,普希金性格既大胆又十分腼腆,这使他一开始就想靠近同学们,可是大家却不肯主动理睬他。好在时间是最好的良药,况且是那些青春年少的好时光。开学后几个月,普希金的苦恼就慢慢消失了。同学们开始互相接近,友爱的种子开始发芽了。而让友爱更牢固、更丰富的自然是孩子们共同的兴趣和爱好。

  还是在入学不久,普希金就听说有个叫伊利切夫斯基的同学在业余时间写诗作文,并且给同学们朗读他的诗文。而且伊利切夫斯基并不是班上唯一写诗的学生,什么杰尔维格、雅科夫列夫、科萨科夫、卡耶夫斯基,甚至那个讨厌的久赫尔别凯(他只会讲几句俄国话)都成了蹩脚诗人。很快,爱好文学的兴趣使这些小诗人们组成了一个诗社,他们互相朗读自己的诗作,互相鼓励,也互相竞争。科商斯基老师对此非常有兴趣,常常给他们出题,高声朗读班上最优秀的诗作。校长甚至建议成立一个类似文学院的组织,吸收“所有被社团认为有能力成为作家的学生参加”。

  受到鼓励和欢迎,孩子们就像给加了油一样。小作者们欣喜若狂,天天钻到图书馆里,白天写,晚上也写,校园里到处都是短诗、小寓言、牧歌和爱国歌曲。有得必有失,孩子们对写作太投入了,学业也就自然荒废了不少,这叫校长大为恼火。他原本支持创建文学院,这回只好下令解散它,并且禁止学生们在校园里做诗。孩子们的热情正浓,可不是想禁就禁得了的。于是他们躲开老师偷着写,悄声念。12岁的普希金因为在家时就受过很好的文学熏陶,在这里很轻松地就成了诗社中的佼佼者。同学们把伊利切夫斯基比作当时最受欢迎的诗人杰尔查文,因为他的作品文笔浮夸、辞藻华丽。而普希金则被比作德米特里耶夫。

  开学两个月后,皇村中学的学生们就创办了两份小报,一份是《皇村中学报》,一份是《皇村中学新闻》。第二年,普希金带头创办了《文坛幼苗》,伊利切夫斯基牵头主编了《欢乐和利益》,这时小诗人们已经分成了两大派,显然普希金和伊利切夫斯基分别是这两派的头儿。后来,他们又创办了一份期刊,取名叫《中学生哲学》。这些小报刊登了许多小趣闻、诗体信件、幽默故事和漫画。小作者们在这里讽刺自己的老师和同学,也借此显示自己的才华。

  有一次,普希金病了,躺在医务室里,好心的久赫尔别凯和几位同学来看他,求他朗读最近在医务室撰写的诗稿,普欣也在其中。普希金念道:“朋友们,自由的时刻已经到来,和平和安静笼罩着世界……”大家立刻被吸引住了,室内静得能听到喘气声。普希金接着念下去,最后一段却是讽刺忠厚的久赫尔别凯的:

  诗人,在众多的罪恶里,

  安然无恙的只有你一人!

  维里海姆,快朗读你的诗句,

  以便让我尽早入睡!

  久赫尔别凯因为欣赏普希金的才华,也不太在意他对自己的讥讽和嘲弄。普希金则像爱自己的兄弟一样爱着久赫尔别凯。他建议久赫尔别凯用德文写诗,因为他的德文比俄文好。但是久赫尔别凯既自信又严肃地回答说,德国已有不少大诗人了,而在俄国“我不会是多余的诗人”。

  诗社的小诗人们勤奋、有才华,可他们也有那个年龄的男孩子全有的弱点:顽皮、爱打架、不守纪律、缺乏怜悯心。也可以说这是一群淘气鬼诗人,淘气鬼的首领就是普希金。因为他讨厌强权,讨厌那些沉朽无用的所谓学问,讨厌所有没有生机和活力的东西。一次,在老师问起逻辑课的内容时,普希金说:“说实话,我根本不明白什么是逻辑学。其余许多人也是如此,一窍不通,因为逻辑学中的三段论是无法听明白的。”

  学校里有位学监马尔提尼是同学们最痛恨又害怕的人物,他专门捕捉学生们的一样样“劣行”,然后对此大做文章。有一次,他要没收一名学生的讽刺诗,普希金大发雷霆,他指着马尔提尼的鼻子气愤地说:“您无权拿走我们的作品,这样,以后您还会到抽屉里去拿我们的家信呢。”渐渐地,讨厌和反对学监的同学都团结在普希金的周围了,他们曾在夜里秘密地串联过许多次。终于有一天,普希金在饭厅里公开地谴责了学监侵犯学生权利的行为。听到普希金的揭露,学生们都来了勇气,他们把皮列斯基学监叫到阶梯教室,告诉他:如果他不马上辞职,大家将全部离开学校。皮列斯基害怕事情闹大,只好灰溜溜地辞职离开了。

  少年普希金才华过人,却并不骄矜自大;为人正直,却从不阿谀奉承;追求自由,却绝不爱慕虚荣,这些品性使他受到越来越多的同学的喜欢。一旦摆脱了腼腆和自卑,摆脱了在家庭中罩上的孤独的影子,普希金展露了他快乐的天性,因此把友谊也看成了人生最珍贵的东西。而这种友谊,因为共同的爱好和追求,愈来愈坚固,也渐渐把我们的诗人塑造成形了。

  在校园里,学生们常围在普希金周围,听他朗诵那些动人的诗歌。一位叫科萨科夫的同学弹着吉他,把普希金的诗作谱成了歌曲,取名《德利亚颂》。每到课间消遣时,学生们就齐声哼唱这首抒情歌曲。另一位同学科夫列夫会拉小提琴,他为普希金的诗作《致画师》谱写了曲子,这支曲子在同学们中间也很受欢迎,很快就传唱开了。

  学生们还有一种消遣方式是集体座谈,轮流讲故事。在这项活动中,普希金也是能手,他曾经即席杜撰了两个小故事,几年后,他把这两个小故事写成了两篇短篇小说,就是《射击》和《暴风雪》。

  当然在这种口才和幻想的比赛中,同学中还有比普希金更能耐的高手,那就是小个子杰尔维格。有一次,他对几位同学讲述了1807年战役,说自己亲眼目睹过那次战役,描绘的细节都十分生动,甚至校长都来听他讲述,人们全以为是真的。实际上他只是在编造。但是正是这种杜撰一天天丰富了孩子们的想象力,也为普希金的才华添加了养分。正像普欣后来写的:“对于想象力十分丰富的儿童来讲,他们虽然有时会说谎,但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不正直、不单纯。”是啊,在大人们看来,这群孩子是在制造谎言,可是孩子们已经不知不觉卷入文学的海洋中去了。他们在当时也许还意识不到,这些口头的、随意的创造,有着多么重要的价值,甚至从这些创造开始,一部俄国乃至世界文学史被改写了。

  诗社的同学们都读了许多书,各自有自己的偏好。如杰尔维格、久赫尔别凯学德文,对席勒和歌德都很了解。而普希金,仍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专家。入学后,他又读了大量法国作家的作品,同时也接触了许多欧洲其他国家名作家的东西。1814年,他在一首名为《小城市》的诗中,列举了好多读过的作品和作家的名字,有费内尔《挖苦人的老者》、拉封丹《聪明懒汉让亚诺》、莫里哀《巨人传》、拉辛、帕尔尼及维吉尔、荷马、《多愁善感的奥拉斯》、塔孛(意大利诗人)、朱维纳尔(古罗马讽刺诗人)、英国诗人格雷、汤姆森和弥尔顿等。当然他仍然喜欢伏尔泰,管他叫“诗人中的圣人”,“白发小淘气”。伏尔泰诗中的辛辣讽刺、大胆想象和无情批判是普希金最喜欢的,他希望有朝一日能效仿这位老前辈,并且在他尚显幼稚的诗中已自觉不自觉地模仿和借鉴了伏尔泰的风格。

  当然皇村中学这群少年对文学的热爱,更多的是受了当时俄罗斯文学界大潮流的影响。诗社的成员们对俄国有名的作家都很熟悉,像茹科夫斯基、巴丘什科夫、德米特里耶夫、杰尔查文和克雷洛夫等。普希金曾经自己花钱订阅了一份《俄罗斯文物》,为的是更好地了解文坛动态。与同时代法国的青年作家情形不同,在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前面,俄国尚没有深孚众望而又成果辉煌的名人。俄罗斯诗歌产生于18世纪初,是从唐捷米尔和特列佳科夫斯基的六步诗开始的。此后的百年间俄国诗歌迅速发展、变化,流派纷呈。前面列举的几位诗人大名属于青年民族派诗人,他们在当时,在那群十几岁的孩子心目中还算名声斐然,但是他们的手法能否延续后世,他们自己并没有把握。孩子们也没有感到这一潮流会成为一条汇融沧海的大河。

  对普希金和他的同龄人来说,他们正站在源头上呢。在他们眼里,俄罗斯文学不是历史,而是现实。就像一棵在春天里发芽的新苗,他们看着它在眼前出土、成长,慢慢地开出了花儿。在新文学这块土壤上,要填补的空白太多了,可利用的空间太多了,对小文学爱好者来说,每一首新诗都十分重要。他们朗读,他们模仿,他们也在创造。每一个自由的词汇,每一条意外的韵律,每一首奇特的组合,都能让他们沉醉不已。他们像玩玻璃球那样品尝着那些悦耳的旋律,他们急切地希望立刻投入到这场文学的混战之中。皇村中学的孩子们,他们才只有十二三岁,已经身不由己,被卷进俄罗斯诗坛的洪流中去了。谁让他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谁让他们爱着文学!

  就像一位仆人曾写过的:“哦,你们,/既无大刀又无剑戟,/只有纸张和饱蘸墨水的笔……”,在皇村中学,任何的微小事件,附近的每一个细小景物都成了同学们题诗作赋的素材。他们讴歌自己的淘气性格,讽刺同学的笨拙和老师的过错。他们也描绘校园里的优美景色:那巨大的花园、绿油油的草坪、卵石小径、人工山洞、花坛、玉石小桥和堂皇的宫殿,还有“玫瑰草地”和蓝色湖泊,那湖中还倒映着白色的柱石。不远处鼓手敲着起床鼓,迎风招展的彩旗呼啦啦地响着,近卫军营房里常常有军乐声传出……孩子们不能走出校门,也没有假期。校园,美丽的校园,既是他们的天堂,也是他们的牢笼。他们认识的外部世界,只有奢华的表面现象,是官场生活和历史。这也注定了校园诗人们对文学的热爱——文学使他们自由,也注定了他们作品的幼稚和浅薄——他们毕竟还生活在小溪中。

  普希金身在其中,却绝不仅仅在赶潮流。他是这群才子中最投入的。也许在这时,他的才气和修养已注定了他是这个大潮中最有潜力的水手。柯莫夫斯基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普希金:“做诗的念头一直萦绕在普希金的脑际,他不仅在休息或散步时文思如潮,有时在课堂或教室里也会诗兴大发。根据引起他兴趣的对象,他一旦诗兴发作便会皱起眉头或舒坦地微笑一下,以记下自己的想法。然后他就悄悄走到屋角,不停地咬指甲,皱起双眉,绷起嘴唇。接着,他眼睛里闪动着火一样的光亮,悄声把写好的诗句朗读一遍。”

  在这种创作状态中,小普希金的艺术天才迅速地成熟起来。他的一位文学教师说他“是一只青年的雄鹰,充满信心地展开自己强有力的双翼,准备直上云霄”。普希金的叔父在到皇村中学看望他时,也曾对他说:“你要像一只鹰似的飞翔呀,但不要在中途停止飞行。”

  是的,皇村中学的校园虽小,但皇村中学为普希金提供了一块自由翱翔的天地。年少的诗人已经长出雄鹰的翅膀,开始向那山之峰巅、潮之浪尖飞翔了。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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