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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研究员资格的授予是以学术成就为主要依据的，那么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衡量，牛顿都有足够的资格占据一席。可是，事实并非如此，纵令学校当局都已知 道他的科学成就，帮助仍旧不大，因为研究员资格首先要看有多少可以填补的空缺，再来看申请人的资历辈分，以及他认识多少有影响力的人物。 对牛顿而言，争取研究员资格是极为重要的事，没有这个资格，他就无法继续留在剑桥，也许从此默默无闻当一个农夫，或者接受到偏远地区当一个教区牧师的安 排。他在大学里没有骄人的考试成绩，又不是锋芒毕露的学生，更不是富家名门的子弟。他的导师普林教授只是在早期帮过他的忙，把他推荐给巴罗教授，而尽管那 位担任卢卡斯讲座教授的巴罗是后来牛顿成功的主要促动者，但1667年那段日子他对牛顿的帮助可能有限。很幸运的是，巴宾顿教授和牛顿的关系再度拉了牛顿 一把。巴宾顿于1667年晋升为资深研究员，是8位有资格直接向校长报告的教授之一，同时他也担任研究员的甄选工作。但是，若不是一连串的好运临头，即使 有巴宾顿的鼎力相助，牛顿可能还是分不到那一杯羹。因为受到瘟疫的影响，1665年及1666年的研究员遴选都停止办理，因此研究员的名额有所增加，即使 如此，当牛顿在1667年初回到剑桥三一学院时，仍有60多名学者竞争只有9个名额的研究员资格。 然而，凑巧由于几起退休和一桩死亡 事故，那年的研究员空缺增加了好几个：一位资深研究员不久前由于不明原因被解除了职务；两位研究员因为酒醉得不省人事，在回他们的房间时滚下楼梯，严重受 伤而被迫退休；第四个空缺是诗人考利（1618~1667），他在一场豪饮之后露天睡了一夜，受了严重风寒而丧生。这些对牛顿而言都是十分幸运的事，增加 的这几个名额足以让他取得研究员资格吧。 当牛顿被接受成为研究员候选人之后，还需经过一连串严苛的测验以鉴定候选人的学识能力。测验在每年的9月间举行。因此，虽然牛顿依旧对课程以外的题目感兴趣，他还是在3月25日回到三一学院，立刻尽全力准备那极关重要的测验。 头三天的测验是在学院里的教堂内进行口试，第四天要写一篇报告。牛顿总算过关了！10月1日，校方以钟鸣召集全体候选人至一群资深研究员面前接受命运宣达。“早晨8点钟，小钟敲响的时候，资深研究员被召集；次日午后1时，当选者宣誓。” 随着研究员身份而来的，既有权利也有义务，最重要的是牛顿从此获得终身的工作权，他可以从容地继续从事他有兴趣的学术方向。学院每月发给他2英镑的津 贴，和少许购买服饰及学者袍的费用，他还有权免费使用一间工作室。到翌年春天牛顿取得硕士学位之后，他成为正研究员，津贴就增加到2英镑13先令4便士， 而服饰费也同时增加到1英镑3先令4便士。 很显然，牛顿因有这些转变感到十分高兴。他在研究工作上已经将科学和数学的障碍排除，又获 得一些重大发现；在身份上他成功地成为一位学者兼绅士，不但提高了社会地拉，还高升至学术精英的地位。此刻，牛顿知道过去抓住他的那双手，如今已经抓不住 他了，于是他第一次把束起的头发垂放下来，也是他生平惟一一次。 翌年，牛顿得到了硕士学位并升为正研究员（1668年3月），开始过一个成功年轻人的生活。但是，他竟和一个个性与他大相径庭的威金斯一起上小酒馆喝酒、玩滚木球，抛弃了清教徒的单纯形象，在他的笔记簿中甚至出现了一笔从牌戏中输掉15先令的记录。 牛顿甚至出钱把他和威金斯同住的公寓找职业漆匠重新油漆一新，买了新的壁画、新的家具，还换了新地毯，外加购置了一衣橱的新衣。 因为大部分的费用都是由牛顿支付，所以装修的细节和颜色主调也由他来决定。从装潢上可以看出他的新癖好——迷恋深红色。新的椅子、椅垫、床罩和枕头等， 几乎全都是以深红色为主，在他周围统统是深红色的东西，直到他老年仍然不变。凯瑟琳·康杜伊特在她舅舅去世之后，列了一张遗物清单，其中的记载包括“深红 色的羊毛毯子、深红色的床架幔帐”、餐厅里的“深红色双人沙发”等，其他还有寝室里的深红色帷幔和窗帘、一张深红色的安乐椅，以及房子后面的储物室内的六 个深红色坐垫等。 牛顿为何如此迷恋深红色，原因恐怕永远不为人所知，但是他很早就爱上这种颜色了。1659年当他仍然是个十几岁的少 年时，就在“摩根笔记簿”中抄录了30多则的颜料制作配方，其中绝大部分是深浅不一的红色，例如：“在羊膀胱中注满干净的羊血，用针于其底部穿刺若干小 孔，再挂在太阳下面晒干，需要用的时候可用明矾水来溶解。”牛顿的光学实验也是起因于他喜欢观察颜色，但我们还是无法找出他迷恋深红色的真正原因。或许我 们可猜测牛顿的这种偏爱归因于他潜在的心里欲望：他被血的颜色深深吸引。不过这种附会无助于对牛顿的认识，我们与其随意说这是他内心深处的冲动，或是某种 精神上的因素，不如就将他终身偏爱深红色当做是个人的癖好，而这也是极有趣的事情，因为它显示出牛顿的另一面——一种喜欢用颜色修饰的物欲弱点。 更不可思议的是，牛顿能够在稍稍放肆他原本的严谨生活后，很快又收敛起来，并且从此以后再也不让自己松懈。他那相当短暂、略显不羁的时期，就如同经过一 阵宣泄或自我清除，之后重新严谨地控制自己，其转变之突然，就与他突然出现在剑桥的小酒馆一样。1668年年初，他再度自我隐没于学术中，其时，他正着手 铸造他早期学术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