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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60年代的剑桥大学城距离“学术乌托邦”的纯真还很遥远，它既是个学术落后，又是个居住危险的地方。房屋沿着脏乱的街道挤成一堆，入夜之后没 有街灯，白天的市街充斥着商贩、乞丐、嬉戏的儿童和穿着长袍的学生。一位不知名的游客曾经如此形容剑桥大学城：即使冬天里融雪时的老街、大雨过后的巴多罗 买节大集市，那令人嫌恶的肮脏，都不如这个著名的大学城的泥泞街道更叫清道夫受不了。那些街道之狭窄，可以在两辆独轮车相会时显露无疑，即使在最宽敞的部 分会车，都足以使整条街的交通堵塞，必须花半小时才能挪出空隙让行人通过。城里大部分的房子又小又低，看来像侏儒住的小茅屋，称不上是一般居民的住房。剑 桥占地略大于1平方公里，人口大约8000人，其中约3000人是大学里的学生、研究生和教职员。学生很容易就发现他们的四周充满危险：他们的灵魂所受到 的危险来自娼妓和小旅店店主联手演出的假意体贴，他们的身体则受到遍地的盗贼和杀人犯的威胁。 一位名叫约翰·斯特赖普的大学部一年级 学生，有一封给母亲的家书，是在1664年间写的，信中把城里的社会面貌如图画似的描述如下：我们这里有最令人无法忍受的劫案，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我 听说在前两三天，附近就发生了六七起抢劫，还造成两三人被杀。就发生在上一个安息日，在城外2公里处，一个男人的头部遭重击。最近，住在彼得宾馆内的一位 学者，他的两只耳朵被强盗割掉了，因为他按照强盗的命令把身上的钱交出来之后，还向他们发誓说，如果他身上还有钱的话，就随他们怎么惩罚都可以。结果强盗 搜他的身，不幸又找到大概20先令，于是强盗就按照他所承诺的，处以说谎者应受的酷刑。事故的不断发生不能单纯归因于学生看起来比较有钱，也不能说学生是 较易侵犯的对象。100多年来剑桥的居民之所以无法与学生相处，有其内在的原因：尽管城里的居民人数超过学生很多，居民的生活却要受到贵族化的大学行政当 局干预。大学的行政机构一向是腐败和营私的，城里大多数商家都要依赖大学维生，但很多商人受不了大学校长对他们的专制和苛求。校长的权力范围绝对不限于校 园之内，也不是只管理学生团体，他虽然名头不符，但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封建领主。他控制城内所有形式的商业，监理全部法律与财务。在1600年颁布的英王 宪章中规定，剑桥市可以有自己的市长、市政官吏和国会议员等，官吏也拥有代表自己权力的图章，但是宪章的最后一段中指明：“本宪章的条文不得对大学的校 长、教授和学者的权益与自由，含有歧视或妨碍的内容。” 在牛顿进入剑桥大学之前一年多时，当地的市长显然在某些事上冒犯了大学校长的 权威，因而他不但被校长羞辱，还被要求写信道歉。市长在他的悔过书中，不得不明白地表示出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头：我，爱德华·查普曼，剑桥市的市长，于 1660年2月26日错误地许可陶尔布斯监狱释放威廉·兰德、约翰·迪伏尔和詹姆士·狄拉莫三名犯人。这三人是以前由大学校长弗恩博士判罪入狱的。因此， 为了求得大学当局的谅解，我在此承认错误，并且承诺今后在我使用权力之时，绝不会侵犯我所知的所有属于大学的自主和权力。在上帝见证之下，1660年3月 2日。这种情形直到维多利亚（1837～1901）后期都没有多少改变，那是很难以令人置信的事。20世纪开始以后，剑桥大学当局对于市政的干预和对学生 自由上的限制逐渐减少。然而，自牛顿当学生时开始，一直延续到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1809～1882）于19世纪20年代后期成为剑桥学生之时，学生的 活动都受到大学警察和学监的监视。学生不得与商人交往，不得到酒店喝酒，不能召妓，不能违反宵禁等等。虽然这些规定常被破坏，而且学监执法也不严格，但还 是偶尔有些倒霉的学生被捉。 尽管剑桥外面的世界——全英格兰都起了不少变化，并且还在持续变化中，却看不到大学当局有什么反应，大学 中讲授的老旧课程依然不变。1660年王室的和平复辟带给全国新的气象，克伦威尔的新教共和政治在1658年他去世之后已随之瓦解。虽然全国人民仍旧怀疑 斯图亚特王朝倾向于天主教，不过1661年牛顿进入剑桥时，英国也已步入一个宗教宽容和政治安定的新时代。 这种宽容和安定使英国社会 的特质起了巨大的变化，大学中因宗教而受迫害的学者都恢复了原职（虽然过去同情圆颅党的人还是属于被排斥之列），但大学当局依旧将中世纪以来一成不变的权 力紧握不放。自从亨利八世主政以后，国王拥有法定权力可关闭国内的任何大学并占为己有，故而大学一向忠于王室。作为一个皇家机构，它被植入代表昔日荣耀的 传统和观念。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