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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年，英国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封建王朝，查理一世被送上了断头台。1653年，取得革命胜利的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成立了以克伦威尔为护国主的独 裁性的护国政府。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以查理二世为首的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原来对克伦威尔的军事独裁感到不满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对此容忍了。查理二世 上台后，虽然也推行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但最终目的仍然是在英国恢复封建贵族势力的统治。因而，代表封建势力的国王和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 族利益的国会的矛盾变得日益尖锐起来。 1672年，查理二世发布《信仰自由宣言》，表面上是准许国教徒和天主教徒信仰自由，实际上是在着手恢复天主教徒的政治权利。 从亨利八世起英国的宗教改革就逐渐开始激进。先是成立英国国教，脱离天主教；后是出现清教，反对国教，并要求彻底清除天主教的残余和影响。英国的宗教改 革是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政治革命而进行的。现在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日渐反动起来，在宗教改革上也出现倒退。因此这个宣言引起了新贵族的恐惧，因为一旦天主教 的政治地位恢复，他们必然要归还过去获得的教会土地。在国会强烈反对下，查理二世被迫取消了“宣言”。 1679年，国王与国会又因王 位继承权问题发生激烈冲突。查理二世没有后代，便决定由他的弟弟詹姆士作为法定继承人，但詹姆士是个公开的天主教徒，遭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强烈反对。5 月间，国会提出《排斥法案》要求取消詹姆士的王位继承权。在讨论这个法案时，国会内形成辉格党和托利党两个帮派。这是世界近代史上出现最早的两个政党。辉 格党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利益，拥护排斥法案；托利党代表地主贵族封建势力的利益，反对排斥法案。查理二世不但不接受排斥法案，并且还在1681 年接连解散两届国会后，拒绝召开新国会。他下令焚毁具有革命倾向的著作，大肆迫害辉格党人，全国笼罩在一种反动气氛之中。1685年，詹姆士二世继位。这 位疯狂的天主教徒更是肆无忌惮地公开推行恢复天主教会的计划。大批的天主教徒被他释放，并且他还起用天主教徒担任军官，在宫廷中公开举行天主教祈祷仪式， 调遣大军驻扎伦敦城外，专制统治更加变本加厉。1687年4月，他继查理二世再一次发布《信教自由宣言》，废除反天主教徒和非国教徒的法律，并且在教堂中 宣读这个宣言，凡是不服从命令的主教一律逮捕。为了向人民强制推行他的意愿，他又向大学开刀，因为大学是知识分子的聚集地，他们总是社会最先觉悟的一部 分。尤其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两所英国的最高学府，聚集着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同时也是清教徒的聚集地。他首先强迫牛津大学设置一个高职位，由他选定天主 教徒来担任，要逐渐把控制权转到天主教徒手中。然后又向剑桥大学当局下达了一道敕令，要求校方将文学硕士学位授予一位叫做奥尔本・弗朗西斯的天主教神父， 并请他作为剑桥大学校理事会的成员。这种明目张胆地向大学的施威，违反硕士学位授予规定的做法，当然不会被校方接受。如果校方接受了这一威胁，无异于把整 个大学拱手让给了天主教徒。惧于国王的淫威，剑桥大学副校长约翰・潘切尔博士委婉地谢绝了。 由于自己的意志受到违抗，詹姆士二世勃然 大怒，他立即下令让副校长到威斯敏特皇家高等法院出庭受审。剑桥大学评议会选出八名代表陪同，其中就有牛顿。他决心忠于大学的事业，决不屈从于国王的意 愿。担任法庭庭长的皇家法官杰弗莱爵士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在法庭上他大吼大叫，逼迫剑桥大学服从国王的旨意。副校长潘切尔博士是一个忠厚而胆小的学者， 他被吓得说不出话来，而其在接受神职时宣誓服从王命，因而也不能申辩。只有牛顿不是神职人员，并且他决心维护大学，因此勇敢地站出来同法官辩论。利用了经 皇室批准的大学宪章：凡是取得剑桥硕士学位的人，必须宣誓效忠大学，否则便只能获得荣誉学衔；荣誉学衔无权在理事会任职。牛顿很清楚奥尔本神父决不会接受 宣誓的，因为一旦接受了宣誓，效忠大学则不能效忠天主教，这对天主教徒来讲是一个不可克服的矛盾。果然奥尔本神父不愿意宣誓。法官除了暴怒和谩骂之外，也 毫无办法，只好将代表们逐出法院，最后狂叫道：“你们这批自称是教士的家伙，给我滚回去!记住《圣经》上的话，走你的道路，不要再犯罪，否则最坏的灾祸会 降临在你们身上!” 尽管副校长潘切尔博士受到了撤职的处分，但是，大学毕竟战胜了国王，正义战胜了邪恶。至于伊萨克・牛顿，虽然在法 庭上遭到一顿辱骂，但他用智慧证明了，愈是穷凶极恶的家伙，愈是虚弱，因为他们不是凭正义和事实去说服人，穷凶极恶只不过是表面的强悍，而他们的实质是虚 弱的。对所遭受到的辱骂牛顿只是付之一笑，他还有很多事要做呢。 这时的《原理》已到杀青之时，准备付印，他根本没有时间来计较这些小事情，因此，回到剑桥以后，他就陷入清样稿的海洋之中，很快这件事就被他忘记了。 剑桥大学却没有忘记这件事，是牛顿在大学最危难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维护了大学的正义和尊严。耗费了巨大的心血，终于完成了传世之作《原理》。 《原理》出版后不久，哈雷发现这位巨人已是精疲力尽了，因此劝他暂时脱离科研工作，静心休养一段时间。经过多次督促，牛顿终于接受了朋友的劝告，准备休养一段时间。 这时的英国社会革命已经走向最后阶段。1640至1688年英国革命的成果就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1689年，国会选举新议员，由 于牛顿在奥尔本事件中的出色表现，赢得了校方的尊敬和感谢，被校方选为代表剑桥的国会议员。在四十七岁的时候，离开剑桥，来到了伦敦。被选为国会议员之 后，虽然走上了从政之路，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从政。因为作为一个学者，牛顿在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中养成了一种严谨的逻辑思维方式，再加上他在政界中并没有 担任具体的职务，对一些政务工作也不怎么了解；还可能是由于他的性格内向，原本就不爱说话，奥尔本事件中的勇敢是出于义愤，因此他在议会当中是一个可有可 无的人。然而，伦敦的社会场景给他带来了新的生活内容，也带来了“新观念”，他的思想开始慢慢改变。他不再总是一个人蹲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者坐在书房里写 作。他交往的人多了，并且经常被邀请出席皇家学会会议，和老朋友聚会，和新朋友结识。还接触了一些上流社会的人物，其中包括王公大臣、皇亲贵族、政府官 员。 自从牛顿发明第一架反射望远镜开始一直到《原理》出版流传，他在英国科学界已经非常出名，在社会上也有些名气了。虽然牛顿为英国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在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名气，可是因为没有钱，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牛顿无法过上英国上流社会的生活。 不管怎样，随着牛顿在伦敦生活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和交往的频繁，他的应酬变得也越来越多，他在伍尔索普家乡的弟妹们以及亲戚朋友以为牛顿进入了上流社会， 纷纷伸出手来希望他接济；而牛顿又是一个本不看重钱财的人，因而每次都慷慨解囊。但是这样一来，他的财政就出现了危机。在任国会议员期间的主要收入仍然是 教职收入，他还没有辞去卢卡斯讲座教席，他还需要经常回到剑桥大学去讲课或者做研究工作。当时他的年薪收入约二百英镑，对于一般人来说这笔收入是可观的， 但是要拿到上层社会去，却是捉襟见肘。只有到这个时候，牛顿才感到了钱和地位的重要。 1696年春，牛顿进入造币厂，而此时造币厂已 是危机深重，造币厂上面的两层机构也面临危机。因重铸货币，造币厂已是竭尽全力。相对来说，造币厂只是财政部一个次要部门。为了应付英法战争招致的巨额财 政需求，财政部一方面费尽心机制定临时措施，另一方面，想方设法组建新的机构。英国以及它所体现的光荣革命结局也是岌岌可危，其命运还得看财政部的努力结 果，但能否满足战争的财政需求仍然是个未知数。假若财政需求无法满足，假若随之导致国家破产，无须等到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次复辟，光荣革命的结局无疑会化 为乌有。对于政府及其面临的巨大危机而言，牛顿的介入不过是一个立志革命的英国人所表现的关注而已。 货币危机已达到极其严重的地步，令人无法容忍，并因此导致财政危机。而减轻货币危机使牛顿整整忙了两年多时间。银币的损坏也很严重，当时任财政大臣的查尔斯・蒙塔古是牛顿的朋友，他领导的政府开始考虑重铸货币，以此作为惟一有效的解决办法。 1695年，政府不拘形式，广为采纳各方建议。由于此类事务没有一个公认的由专家组成的管理机构，摄政委员会决定请教知识界一些名流和伦敦主要的金融 家。作为被请教者之一，像大多数人一样，于1695年秋季做了答复。他的短文的题目是“论英国硬币的改良”。复函者看法普遍相同，牛顿也是如此，赞成有必 要重铸货币。1696 年1月21日议会最终通过了重铸货币的议案。翌日，首批货币即在财政部被熔化。如此说来，早在牛顿被任命为铸币 厂督办以前，就已决定重铸货币并开始付诸实施了。同样，牛顿在重铸货币方面的意见并没有决定这一政策的实施，而且这一政策与牛顿的建议还有点不同。无论怎 么说，牛顿对于重铸货币不负任何责任，他承担的责任是将货币重铸这一任务进行到底。 5月2日，他已准备就绪，在造币厂宣誓就职，这样 的特殊宣誓是对所有造币厂员工的共同要求。四天之后，牛顿和厂长汤姆斯・尼尔及其负责货币重铸工作的助手一道，签署了他写给财政部的第一封公函。决定亲自 投入重新铸造货币的工作，这完全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造币厂督办大可不必这样做。按照1666年就已实施的造币厂章程，实权由厂长和工人掌管。而牛顿的前 任督办都将这一位置视为闲职。 若干年后，成为哈利法克斯伯爵的蒙塔古总是说，若没有牛顿，他无法推行货币重铸工作。蒙塔古提出任职建议时，督办已成为闲职。蒙塔古在信中称，这一职位值五六百英镑(有意夸张)，且事情并不太多，无须你花费多少精力。 对蒙塔古的动机我们只能做些猜测。17世纪80年代，蒙塔古在三一学院时就成了牛顿的朋友，当时他的堂兄是院长。蒙塔古这样做也许仅仅为了迎合并满足朋 友的愿望而已。然而，英国政治通常的运作方式并不是以友情为基础，荫庇的确是权力的精髓。蒙塔古也不过刚刚爬上一个权力显赫的位置，他是不太可能将督办职 位这样的熟桃子随意送人的。众所周知，辉格党派的做法恰恰相反。那么任命牛顿出任这一职务，蒙塔古可望获得什么好处呢?大多数督办都是议会议员，他们与其 他位置相当的官员一样是支持政府的。但至少就牛顿的情况而言，我们不能指望他会百依百顺。牛顿早已明确阐述了他的观点。而且，他曾经竞选过一届议会议员并 获成功。据三一学院的管理手册记载，牛顿于1698年在学院呆了半个星期，他参加当年竞选的投票情况保存了下来。由此可以推测，牛顿在进行游说，以争取参 加未来的竞选。至少在下一届竞选中，也就是1701年他返回时，牛顿是这样做的。1702年，牛顿仍十分看重竞选，以致于1705年他再次参加竞选，但这 一年他竞选失败，也为他的议会生涯划上了句号。当蒙塔古主动提出这一并不需要耗费牛顿多少时间的职位时，并没有考虑牛顿的需要，牛顿是想要逃避学术活动， 蒙塔古也没有想到牛顿做事决不会半途而废。从一开始，牛顿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货币重铸工作之中。但是，厂长汤姆斯・尼尔却是个政治冒险家，无论什么事情，只 要有利可图，他都插手，从美洲殖民地的邮政服务到为人们易于接受战争税而卖彩票。这位厂长太分心，无法给货币重铸工作以必要的关注。当牛顿到职时，货币重 铸工作形势严峻，这样也就加剧了1696年的危机，因为战争的重负几乎将革命政府逼近崩溃的边缘。造币厂也需要尽其所能，找到坚强英明的领导。牛顿给造币 厂提供了他的一切。牛顿曾为哈雷在切斯特造币厂谋得一个职位。令人颇感启发的是，哈雷曾抱怨说，这种工作充其量是一件苦差。不过，牛顿非但从未有过这样的 怨言，而且还竭尽全力将此职位变成终身职位，而别人担任这一职务一般都是暂时的。 霍普顿・海恩斯是造币厂的一位职员，牛顿是他的庇护 人。海恩斯在关于货币重铸工作的回忆录中声称，牛顿在数字方面的特长使他立刻就弄懂了造币厂的会计制度。毫无疑问，海恩斯是正确的，但牛顿的天赋并不仅仅 局限于弄懂账目。牛顿生来就会将事情分门别类，使之井然有序。对于需动用智力的任何一项新工作，牛顿第一步就是编制索引，帮助他组织有关的知识。这一习惯 在造币厂又帮了他的大忙。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货币重铸工作与《原理》一书相比，只是一件平庸的事情。但尽管如此，这却是牛顿自己的选 择。牛顿天生就是一个行政管理人才，由于他的到任，造币厂受益匪浅。货币重铸工作有一方面进展不佳，即建立五个临时地方造币厂，以加速新币在全国的发行。 当牛顿到职时，这些地方造币厂的进度大大落后于计划，财政部对它们的压力很大。整顿这些造币厂是牛顿着手的工作之一。当然，对于这些工厂的成功运作，牛顿 所发挥作用的程度，恐怕无法精确表述，他发挥作用的证据，主要还是靠时间来表明。实际上，牛顿到职不足三个月，这些工厂就开始正常运行了，当然造币厂的工 作人员并非仅牛顿一人。 由于牛顿自身的能力，他终于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已经可以多少回报一下哈雷了。每一地方造币厂都需委派全部的官 员，这些人被任命为伦敦塔造币厂官员的代表。牛顿做了安排，任命哈雷为切斯特造币厂的副审计员，年薪九十英镑。后来哈雷感到这一工作使人头痛，应值上述薪 俸的两倍。伦敦塔造币厂内一片忙乱。伦敦塔总监卢卡斯勋爵每天早上五点打开大门，他认为这够早了，但财政部却命令他早上四点就要开门。工作一直要持续到午 夜。霍普顿・海恩斯在他写的关于货币重铸工作的回忆录中记载，在造币厂狭窄的工场内，拥挤在一起干活的工人近三百名，五十匹马驱动着十台压印铸币机运转。 九台大压币机在工作；每台压币机都按照牛顿的计算，每分钟撞压五十至五十五次，发出极大的噪声。1696年夏天，造币厂经过艰苦的努力，产量增加到每星期 10万英镑。截至当年年底，造币厂已造币二百五十万英镑。此时，危机的巅峰期已经过去，货币短缺现象开始缓解。牛顿弄清了造币厂的实际情况。他接受督办这 一职位时，以为督办在造币厂享有最高权力。直到6月，他才知道情形并非如此。牛顿要求财政部给他加薪。他抱怨说，督办的薪俸“与造币厂其他官员的薪俸和津 贴相比简直太少了，与督办这一职务所享有的职权不相称”。牛顿对厂长尼尔也做了一番评价，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位绅士负债累累，挥霍无度，依靠不正当的行 为，获取了厂长职位……”1697年，议会进行了调查。这时，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相当紧张。牛顿在写给下院委员会的报告中，试图重申督办的权威，“督办…… 一职本身就是行政长官，而且是造币厂惟一的行政长官，负责处理造币厂员工中的一切事务……而对这些员工(厂长仅是其中一员)的职责就是熔化并提炼金、银 锭，然后铸造硬币”。本来，造币厂员工中并没有常设行政官员。但1666年重组之后，厂长的薪俸高于督办，并明确由厂长收取、分配铸造税收入。这样，厂长 有了财权，从而也就获得了对造币厂的控制权。牛顿在报告中呼吁恢复原来的管理模式。力图将自己变成事实上的厂长，尽管名义上并非如此。牛顿照搬了在其他截 然不同的事情上所采取的办法。 他系统地研究了造币厂的历史，以及它目前的经营状况，了解和掌握的情况比别人都多。牛顿收集了与造币厂 有关的公告与授权证书，这些资料可一直追溯至15世纪爱德华四世时期。牛顿还掌握了有关尼尔的情况，尤其是尼尔对詹姆斯・霍尔的负债情况。詹姆斯・霍尔曾 是造币厂的审计员。牛顿通览了旧账，因而对各种服务的支付标准了如指掌。他还详细研究了造币厂每一班次的运转情况，记录产生的各种费用，如熔化锅的成本及 其使用次数。他声称：“通过实验，我发现在镀锡过程中，每生产一金衡磅半克朗的硬币，就要损耗三克半。” 尽管牛顿手下可供驱使的抄写 人员不少，但他还是自己抄写了1675年关于铸币情况的报告，接着又重新抄了一遍。牛顿对于铸币重量与数量的记录，不管是金是银，逐年抄录，而且全部重新 抄写一遍。从某种意义而言，抄写源于他完全依赖自己的信念。牛顿在对地方造币厂官员关于账目的指示中，也提出了忠告，“不要相信职员的计算，也不要相信别 人的眼睛，只能相信自己的双眼”。然而，这个问题已不仅仅只是信赖问题。甚至对一封无足轻重的信函，牛顿也要二易其稿，然后还要誊清两次。 1698年夏，重铸货币工作已经完成，此时，牛顿对造币厂经营活动的控制已到相当程度，实际上他已在行使厂长职权。王室代表要牛顿负责草拟地方造币厂的 决算报告，本来这些报告通常都是由尼尔草拟。牛顿还取代尼尔撰写有关重铸货币工作的最后报告。的确，尼尔可谓信誉扫地，直至1699年底他逝世时，都没有 结清账目。这也成了牛顿的额外任务，而且说明了尼尔生前造币厂的真实情形。 根据牛顿的记载，从1696年初至1698年夏，造币厂 (含地方造币厂)铸造了六百八十万英镑的硬币。按硬币数量计算，这几乎是前三十年铸币总量的两倍。但这一切纯属徒劳，当然这并非牛顿的过错。当时的经济已 被战争逼近崩溃的边缘，尽管政府想要对经济采取突然紧缩通货的措施，而且甘冒因分配不公引起社会动乱的风险，政府在改变银币的根本性贬值方面却毫无作为。 这些新币从造币厂发行的速度很快，接着几乎又以同样快的速度回到了金匠的熔化炉中。 在牛顿后来的铸币生涯中，造币厂只是在政府通过特 别法运来银锭时铸造银币，而且产量微乎其微。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内，造币厂只是试验生产金币，以小面额来缓解短缺现象。约翰・康迪特是牛顿的外甥女婿，也 是牛顿在造币厂的接班人，他写了一篇关于1730年硬币情况的“观察报告”，报告声称流通的银币数量甚微。 1699年12月23日，造币厂厂长尼尔去世。牛顿没用太久就认识到，他已无须再费劲将厂长的实权转移到督办手中。 正像牛顿在货币重铸方面所观察到的，名义上的职位与实权之间肯定有天壤之别，更不要说酬金方面的差别。虽然牛顿在重铸货币方面责任重大，但他同样只能领取四百英镑的年俸。假如他像前任督办一样什么事不做，年俸也一分不少。 尼尔几乎没做什么事，全都让他的助手托马斯・霍尔和牛顿去做。尼尔不仅每年领取五百英镑的薪俸，而且按照合同规定，他还根据金衡磅铸币获取固定利润。除 了薪俸之外，尼尔在货币铸造期间赚的钱超过两万英镑。牛顿对此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刻意训练自己，掌握了厂长所应知道的管理方法，牛顿在等待。因为尼尔 已是行将就木的病人。 尼尔从重铸货币中获取了丰厚利润，说明厂长一职是保护人争夺的对象。虽然蒙塔古已经下台，但还是让牛顿得到了此职，并且没用多少时间。12月26日，也就是尼尔去世三天之后，牛顿博士从造币厂督办升为厂长。约翰・斯坦利爵士继牛顿博士之后成为督办，年薪五百英镑。 从督办升任为厂长在造币厂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不过，牛顿仍是剑桥大学的研究员、教授。实际上，三年半的时间足以将牛顿改变成一名地道的公务员。牛顿不但 根本不想重返剑桥，而且还企图谋取地位更高的厂长职位，达到其继续留在伦敦的目的。1701年，牛顿终于辞去剑桥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职务。这一年，铸币的 工作量很大，牛顿作为厂长的收入几乎达到三千五百英镑，相比之下，剑桥大学的收入实在微不足道。在伦敦生活的三年半时间也足以让牛顿弄明白官场的实际情 况。尽管他的保护人已经离职，但他仍然能够成功地谋取梦寐以求的厂长职位。 根据厂长与王室的正式合同与牛顿的年度决算，可以确定牛顿 作为厂长的收入情况。在他担任厂长的二十七年间，他从金、银币铸造方面所获的年均收入为九百九十四英镑。从1703年开始，至少一直到1717年，也许时 间更久，他储存和贩卖锡的年收入为一百五十英镑。从1718年至1724年的七年间，因铸造半便士和四分之一便士的铜币，他又获得约一百英镑的收入。此 外，牛顿的年薪为五百英镑。我们知道他还收取礼物，毫无疑问他收取的一些礼物我们并不清楚。 我们甚至无法估计这些礼物的价值。根据牛顿1713年的陈述，他每年有大约一百八十英镑的支出是必不可少也无法避免的。作为厂长，牛顿的年均收入约为一千六百五十英镑。 年份不同，差别也较大。1703年，他的年收入为六百六十三英镑，而这一年他的红利只有十三英镑。1715年，他的收入为四千二百五十英镑，红利则高达 三千六百零六英镑。平均数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在牛顿出任厂长的二十七年间，有十一年恰逢西班牙继承权战争，这场战争抑制了货币铸造。而在其余的十六年间， 牛顿作为厂长的平均收入约为二千一百五十英镑，在铜币铸造年间约为二千二百五十英镑。相比之下，在查理二世期间，财政大臣每年的薪俸是八千英镑，不过后来 略有减少。其他官员的年俸不及财政大臣的一半。大多数官员的为官之道可疑，他们总要采用各种不轨行为增加自己的实际收入，就像蒙塔古那样聚敛家财。不过， 造币厂厂长采用此类手段的机会要少一些。即便有这样的机会，牛顿也会不屑一顾。 1701年是造币厂收入颇丰的一年，加上红利二千九百 五十九英镑，牛顿的红利几乎达到三千五百英镑。那年年初，也就是牛顿离开剑桥将近五年之后，他指定威廉・惠斯顿作为他的代表担任卢卡斯讲座教授，享有教授 职位的全部收入。12月10日，牛顿正式辞去教授职位，惠斯顿继任。几乎是与此同时，他又辞去了三一学院的研究员职务。按资历来讲，牛顿当时排第十一位。 后来不久，他肯定为他放弃剑桥大学的收入而后悔，因为他在造币厂的红利大幅度减少，几乎是零。从1703年至1707年的五年间，牛顿在造币厂的红利不到 一百英镑。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牛顿的收入才恢复到原来谋求该职所期盼的水平。当时，对于单身汉而言，每年一千二百英镑的收入不仅是生活宽裕，真可谓极为 富足。而牛顿作为厂长的收入更是数额可观，那场战争结束之后，这笔收入足以保证他一生生活无忧无虑，即使是在物价较为昂贵的伦敦。在造币厂任职期间，也正 是英国的文官制度萌芽时期。财政部是文官制产生之地,造币厂的决算每年上交财政部，此外还有其他报表。牛顿被公认为文官制萌芽时期的杰出公务员，他是当之 无愧的。毫无疑问，牛顿并没有彻底改变造币厂，但他却使得造币厂的效率大大提高。这种高效率对造币厂来说史无前例，在后来的一个世纪中也不曾有过。造币厂 厂长还有另一义务，即在下院出任议员。这样，牛顿就可以在下院中支持政府，也可以说是支持哈利法克斯。1698年正值选举年，牛顿来到剑桥大学，不过他没 有参加议员竞选。1701年，牛顿竞选议员并获得成功，自12月20日起担任议员职务。就像在以前的国会会议中一样，牛顿在各方面都不突出。1702年5 月，威廉三世驾崩，议会休会，随即被解散。当年牛顿并没有正式参加竞选,因为在上次竞选中，他遇到了一些令人不快的事情。竞选失败的候选人安东尼・哈蒙德 撰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论当选议员竞选的腐败行为”。尽管这本小册子没有明确提到剑桥大学，但却对新东印度公司指责了一番，称该公司在选举活动中大肆行 贿，目的是让政府的政策向其利益倾斜。哈利法克斯与新东印度公司有牵联，他曾于1698年为该公司的合并提出一项法案。牛顿以及公众从哈蒙德的小册子中不 难看出，它是在指责哈利法克斯只要有钱，就甘当走狗。此外，这本小册子还暗示，一些激进的宗教团体企图以同样的手段颠覆英国圣公会。1702年夏，牛顿给 他的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信中指出，他拒绝返回剑桥公开参加新的一轮竞选。他为什么不公开参加竞选呢?安娜女王在上届议会休会致词时，曾指出在选举中要强 化遵奉国教的观念，也许这对牛顿做出上述决定起了一定作用。关于1702年的选举，激进的詹姆斯・德雷克也写了本小册子，明确提到剑桥和哈利法克斯，称他 是剑桥选举中强有力的保护人，并在突出的地位提到伪君子问题，作者认为这些伪君子自称为真正的新教徒，其实是在毁灭圣公会。德雷克的小册子比哈蒙德的小册 子更加使人不得安宁。只要看到类似的言论就溜之大吉，这也是出于他的本能。哈利法克斯的命运全靠下院支持。此时他采取了更为咄咄逼人的姿态，他让牛顿做好 准备进行下一轮竞选。1705年，新的一轮竞选开始，牛顿听从了哈利法克斯的意见，参加竞选。4月16日，女王访问剑桥时，牛顿也在那里。在女王最后一次 访问剑桥大学时，牛顿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当时还是在校生的斯图克利后来回忆说：“女王从埃曼纽尔学院进城。从该学院直到诸公学的道路两旁，全校师生列队 夹道欢迎女王。女王陛下在三一学院用餐，并在这里授予伊萨克・牛顿爵士称号。然后，女王参加了国王学院教堂的晚祷告仪式……教堂教长向女王陛下致词，并献 上一本装饰精美的《圣经》。接着，在学者与市民的欢呼声中，女王返回。”女王对牛顿竞选的“巨大支持”就是授予他爵士称号。牛顿获此殊荣既不是因为他对科 学事业的贡献，也不是因为他在造币厂任职期间的突出表现，而是因为1705年选举中党派政治的需要。此次女王访问剑桥，完全是哈利法克斯一手安排的，并将 这次访问演变成一次政治集会。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