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编的“故”事_鲁迅阅读笔记

  • 发布时间:2017-10-29 19:18 浏览:加载中
  • 第六章 “新”编的“故”事


      一、为人生:一条的基本线索

      《故事新编》是鲁迅又一部重要的小说集。

      从1922年到1935年,它的创作几乎伴随了鲁迅的全部艺术实践的过程。

      如何在鲁迅自身思想发展的线索上来理解《故事新编》,并由此说明它与《呐喊》、《彷徨》的差异,这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重要话题。《呐喊》、《彷徨》是现实人生的描述,而《故事新编》则讲述了久远历史的“故事”,但却并非是“原汁原味”的讲述,鲁迅且讲且编,所以都是一些“新”编的“故”事。人们早就注意到,《呐喊》、《彷徨》包含着更加直逼现实的冷峻,而《故事新编》却时常轻松地跃进历史的远景。在《故事新编》里,鲁迅那颗或寂寞或激愤的心似乎平静了不少,同《呐喊》、《彷徨》比较,鲁迅在这里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某些过分具有刺激性的现实感受。

      我认为,应当继续根据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的著名解释,将包括《故事新编》在内的全部鲁迅小说视作“为人生”的系列成果,从“人生体验”这一朴素的角度来捕捉鲁迅流泻在《故事新编》中的情感和思绪。也就是说,在鲁迅暂时“脱离”现实跃进历史的时候,他的现实人生经验究竟是通过什么方式呈现出来的,这样的呈现对于我们认识后期鲁迅的精神结构有什么启发,最终,在统一的“为人生”的角度上,《故事新编》与《呐喊》、《彷徨》的差别及联系也有可能获得较为具体的说明。

      《故事新编》的创作历时整整13年。从1922年到1935年,鲁迅的情感世界经受了多少风霜雨雪,发生过多少波澜曲折的变化。因此,它显然缺少《呐喊》、《彷徨》那样明显的情感凝聚性,它是在一条分明存在的变动着的人生体验的线索中,保持着别样的内在统一与有机联系。我认为,传统研究中对《故事新编》的分组方式(即《补天》、《铸剑》、《奔月》与《非攻》、《理水》及《采薇》、《出关》、《起死》各为一组)其实正好显示了鲁迅不同人生体验的沉积过程,我们的解读也就从这几个渐次发展着的体验入手。

      二、《补天》、《铸剑》与《奔月》

      从《补天》、《铸剑》到《奔月》,是鲁迅“走向主观”的历程。《补天》、《铸剑》与《奔月》基本上与鲁迅的《呐喊》、《彷徨》同期,因而引人瞩目的当然是这三篇小说所洋溢的主观色彩与理想色彩。女娲再造宇宙,她那“精力洋溢”的臂膀搅动乾坤,让天空也“化为神异的肉红”,这是鲁迅理想中树立起的一位气冲霄汉的创造英雄,眉间尺、黑色人那惊人的骁勇与果敢,那痛快异常的复仇雪耻,都呈现出一种浓重的超现实主义格调,至于张弓射日、气贯长虹的英雄夷羿,自然也闪烁着浪漫主义的奇光异彩。

      《呐喊》、《彷徨》当然也具有主观抒情色彩,这些主观抒情色彩也同样“外化在具有现代社会意识的首先觉醒的知识分子人物形象身上”,但是,这些主观抒情却是严格局限在小说中构造的严肃的现实性格局之中,几乎都没有升腾出比较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狂人”的理想色彩最浓,但《狂人日记》恰恰是一篇象征主义色彩浓郁的作品,这又反过来否定了作品的“理想性”。创作《呐喊》、《彷徨》的鲁迅,首先是一个相当清醒的现实关注者,各种苦楚而真切的现实性体验紧紧地纠缠着他的灵魂,他无意做出更多的超越于现实人生的主观幻想,因为,在中国“瞒和骗”的大泽中,这样的幻想如果太多了,恐怕又会变为一种自我抚慰的精神鸦片。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我感到,《呐喊》后期出现了气势恢宏的《补天》,这正是鲁迅在这种现实窘境中的心理补偿。女娲,这位顶天立地的宇宙巨人、人类始祖,自由自在地往返于天地之间,随心所欲地实行着自己的意志。她,完全挣脱了现实世界的束缚和困扰,叫人激动不已。鲁迅很早就注意到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在后来的《肥皂》、《高老夫子》等文中也运用了这种心理分析法。但总的说来,鲁迅对弗氏用性来解释一切创造活动始终保持审慎、理智的态度,在对文学创作的心理发动问题上,他更愿意接受融入了精神分析说但内涵更加宽广的“生命压抑说”,为此他还特地翻译了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然而,在《补天》的创作中,鲁迅却又大胆地用纯粹“性的发动”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这样的对固有理性框架的挣脱得积蓄起多大的激情和勇力呢?

      在女娲惊心动魄、无所顾忌的创造中,在黑色人、眉间尺决绝的复仇雪耻中,在夷羿如电似火式的弯弓射月中,鲁迅从现实人生的困境中获得了那么短暂但却无比痛快的超脱!

      但鲁迅终于还是不能脱离现实进入纯精神的理想境界。无拘无束、自由创造的女娲在《补天》中仅仅活动了三分之一强的篇幅,那大部分的镜头还是留给了那些愚弱的不肖子孙,而女娲也不得不一再陷入他们的无聊纠缠当中。很明显,鲁迅的感情到这里又重新跌回了现实的网络中,无数现实人生的困扰再一次侵入到作者那激动人心的理想世界。——从现实升腾出一个超越的愿望,一道求得短暂解脱的理想主义的光芒,但种种的现实体验却又难以蛰伏在这些幻景之内,并最终冲决而出,再次击碎了那轮美丽的光环。这一起一伏的情绪走向已经足以见出鲁迅那饱经创伤的、动荡不宁的心灵世界。

      《补天》中的女娲毕竟还洋溢着比较多的超越于现实的自由与强劲,体现着《呐喊》时期的鲁迅相对光亮的心境;而《铸剑》中的黑色人、眉间尺则是沉沉地陷入了现实苦闷的泥淖当中(尽管鲁迅把他们的复仇也上升到一种理想境界)。黑色人概括得好:“我的魂灵上是有这么多的,人我所加的伤,我已经憎恶了我自己!”这样,复仇英雄除了应付无数愚人的围攻和纠缠以外,又悲壮性地渗透着一种自虐自残乃至自毁的性质。

      这正是鲁迅自身的真切体验。鲁迅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就在创作《铸剑》的两年前,他还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自我解剖、自我思索似乎也并不都是这样的“现实主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究其实质恐怕也是一种绝无仅有的自我人性探索,探索揭开了人性自身那道欲念翻腾的宇宙内海,在人欲的深渊面前,现代西方人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存还是毁灭”这类古老的难题让人双眉深锁、默默无语,由此给文学创作抹上了一层浓重的铅灰色;无独有偶,“重压之感”也是鲁迅小说的显著情绪特征。尽管如此,这两者在意识本体上仍有着实质性的分歧。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表述的那种自我的矛盾、困惑、虚弱、无聊主要不是来源于现实生活的直接投射,不是现实生活自身矛盾困惑的积淀,而是在新时代的新生活中激发出的更加强烈的生命欲望和同时意识到自身生命局限而产生的反差强烈的懊恼与沮丧。但鲁迅小说则不然。这是一个充斥了无数生活烦恼的“现实”的时代。如果说,现代西方人的痛苦是自内而外的,那么鲁迅的痛苦就是自外而内的。黑色人的这种自嘲乃至自虐自毁,也主要不是对自我人性某种本质的发现。黑色人的“自弃”可以归结出两个原因:首先,自毁、死是对现实苦难的一种最彻底的解脱。这如鲁迅所说:“我很憎恶我自己,因为有若干人,或则愿我有钱,有名,有势,或愿我陨灭,死亡,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又不灭不亡,对于各方面,都无以报答盛意,年纪已经如此,恐将遂以如此终。”后来的1936年,鲁迅在病魔的攻击下,甚至还说过:“我以为要死了,倒也坦然……”其次,自我毁灭也是对现实人生的一记报复,因为“我”的“毒气和鬼气”恰恰是现实社会长期浸润的产物。

      所以说,鲁迅的自嘲、自我解剖也仍然具有“现实主义”的诸多特征,本质上仍是自外而内的现实人生体验的一部分。归根结底,这样的痛苦也是一个先驱英雄与不和谐的世界、一个有新的人生观念的孤独的现代人与古老中国的腐朽而强大的关系网络的矛盾对立。在混沌中诞生的人类始祖终于陷入了无数不肖子孙的无聊纠缠,黑色人、眉间尺更是深受来自上下两个层次的人们的欺凌与迫害。鲁迅是那么的热爱生命、热爱人生,但在这样的现实境遇中,他那执著而强烈的爱也必然带着冷峻与警戒,带着时刻准备奋起自卫的利剑。“我的爱,就如荒凉的沙漠一般——/一个大盗似的有嫉妒在那里霸着;/他的剑是绝望的疯狂,/而每一刺是各样的谋杀!”

      如果说,《补天》、《铸剑》的人生体验主要还是比较概括地投向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链条上,那么,《奔月》的体验则来自于一个比较具体的方面:“我”与“我”的友人、爱人。在这里,鲁迅得到的感触是更加深沉的痛楚。

      企图致羿于死地的恰恰就是他所信任、青睐的逢蒙,那曾毕恭毕敬的弟子。这既是鲁迅亲历中“高长虹事件”的直接投射,同时也具有一种更高更广泛的人生概括性。鲁迅常常述说那些“战友”、“同道”的冷箭与暗算:

      我其实还敢站在前线上,但发见当面称为“同道”的暗中将我作傀儡或从背后枪击我,却比被敌人所伤更其悲哀。(《两地书·七一》)

      对面是“吾师”和“先生”,背后是毒药和暗箭,领教了已经不只两三次了。(《华盖集续编·海上通信》)

      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书信·致杨霁云341218》)

      我们常常赞誉鲁迅为国家、为民族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无私奉献,但却往往没有意识到,在一个缺乏真正的理解、真诚的感情,时刻伺机“人吃人”的古老社会中,这样的牺牲、这样的奉献对鲁迅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当羿为民除却祸害、赢来天下太平的时候却遭来老太婆的一顿臭骂,当羿把一身武艺都无私地传给弟子逢蒙却也教会了那直中自己咽喉的一箭,这又是何等心酸的现实呢?在谈到自己的这一人生体验时,鲁迅沉痛以至于愤怒了:“在生活的路上,将血一滴一滴地滴过去,以饲别人,虽自觉渐渐瘦弱,也以为快活。而现在呢,人们笑我瘦弱了,连饮过我的血的人,也来嘲笑我的瘦弱了。”但鲁迅最切肤的痛楚恐怕还不仅于此。在中国所有的人伦关系中,最具有实质性意义也最让人珍视的还是家庭、是亲人。“家是我们的生处,也是我们的死所。”家,是所有中国人最大的避风港,最后的归宿地。有时候,一切社会活动中的苦水似乎都可以吞下,只要还有家!《奔月》中的羿没有因老婆子的无赖而出离愤怒,也没有因弟子的背叛而颓丧消沉,这都因为他还有个温暖的家,有个娇妻嫦娥!

      当所有的苦水和脏水都流进“家”这个包罗万象的大窖,所有的情感都开始发酵、变质,传统中国人这个无所不及的感情维系网终于又成为人与人情感冲突、抵触、背离机会最大的场所。当所有的矛盾都再难为我们手制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所掩饰的时候,我们所遭受的打击简直是致命的!射日英雄夷羿最终的遭遇深刻地传达了鲁迅自己的人生体验。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样的人生体验之中,鲁迅的思想从单纯的进化论过渡到触目惊心的“生存竞争论”。他指出:“中国现在道路少,虽有,也很狭,‘生存竞争,天演公例’,须在同界中排斥异己,无论其为老人,或同是青年,‘取而代之’,本也无足怪的,是时代和环境所给与的运命。”话说得冷静、理智、平和,却很难掩盖那种深层的凄楚与苍凉。

      三、《非攻》与《理水》

      《补天》、《铸剑》和《奔月》以神异的浪漫情怀与《呐喊》、《彷徨》拉开了距离,显示了鲁迅小说开启另一路向的可能。然而《奔月》以后,鲁迅却中断了小说创作,而且时间长达8年。8年之后的1934年鲁迅创作了《非攻》,第二年再作《理水》。8年的岁月似乎冲淡了那激动人心的浪漫风采,鲁迅重返“现实”,在一种前所未有的明朗和平静中,塑造着他不曾关注的社会“公仆”形象。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变化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有必要再次回到复杂的《铸剑》、《奔月》时期。鲁迅的复仇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复仇。只有当他感到自己“即使避到棺材里去”,也难免被“戳尸”的命运时才忍无可忍地举起投枪和匕首。来自各个方向各个层次的不可胜数的敌意步步进逼,鲁迅那乐观的单纯的进化论思想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最后引向了“同界中排斥异己”的真实又残酷的认识。

      就是在这样的“排斥”、“竞争”观念中,鲁迅走向了阶级论,走向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学说。当一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发现自己有可能重新屹立于无数同道的携手并肩当中,以彼此的通融和体谅共同对付人生道路上的阴鸷的敌人,这毕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呀!

      尽管鲁迅与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的刚强、他的坚定、他的执著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他的确不愿也毕竟不能作超脱现实、超脱历史、超脱时代的“超人”式的抉择。鲁迅,他的人生苦难,他的每一步退避,每一步前进,都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也多么应该为我们所理解呀!

      新的人生观念一经接受和确立,就将在实际中发出它特定的要求。《非攻》、《理水》的崭新面貌,它的理想人物的价值取向,它的基本人生态度都无不表现着30年代革命文学的特征。

      然而,这却是并不怎么成功的。林非先生早就指出,这两篇小说都缺乏一种“内在的清晰”,“像《非攻》中墨子救民于水火的心理动因就很不清晰,《理水》中禹的考察山川和治理水灾也没有正面的展开,因此更是无法了解他灵魂深处的奥秘”。这应当怎么解释?是确如一些海外学者所言,鲁迅的创作力至此出现了大幅度的衰竭了吗?

      一个作家最佳创作状态的实现得益于许许多多的条件,而归纳起来,重要的恐怕就是一个内在素质与外在条件的互相契合问题。就鲁迅而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内容:“革命文学”的新的要求与鲁迅自身固有的创作敏锐点距离之缩短;新的革命形势所要塑造的“超我”与作家内在的“本我”之间的差异的克服;新内涵的人道主义理想与其潜在的个性主义的冲突所应构成的动态平衡。如果这些问题都能获得一个大致妥帖的调配,那么创作就是顺利的,作品也将是基本成功的。

      显然,鲁迅确实在这种关键时刻的“内外调配”的环节上出现了困难。一方面,当时革命文学的许多价值标准是鲁迅所不熟悉的,加上当时革命文学倡导者所暴露的“左”的错误也不时挫伤鲁迅那坦荡真诚的心灵,造成他情感接受中的许多梗阻;另一方面,鲁迅在《非攻》、《理水》里所要造就的那种代表大多数人利益、埋头苦干的社会公仆,那种温和乐观的基调也与其自身固有的人生体验产生了较大的差距。我们知道,鲁迅是高举“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个性主义的“立人”理想走上文坛的,他的全部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就在于对中国传统社会以“数目”、“历史”的力量不断吃人这一悲剧现实的发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社会并不乏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社会公仆”,但无论是哪一个公仆都从未产生过改造传统的社会结构,改造中国人的人生世界的巨大力量;在封建时代,统治者很可能恰恰会利用这些勤勤恳恳的公仆形象来达到粉饰太平、愚弄百姓的卑劣目的,“岳飞式的奉旨不抵抗的忠”终究不能改变中国人民受苦受难的现实。对中国社会这些本质特征有深刻洞察的鲁迅才把中国未来的希望,把中国人新的人生理想寄托在无数中国人的“个性张扬”、“个性自觉”的基础之上。在鲁迅看来,无数中国人觉悟到自己的个人权利、个性追求远比替那些所谓的贤臣义士歌功颂德、树碑立传要好得多!与此同时,在强大的传统面前,在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失败当中,鲁迅又真切地体验到现实改造的艰难性、沉重性,新的人生道路的坎坷崎呕,形成了鲁迅小说特有的苦闷氛围与悲剧性基调。

      如今,现实依然,人生体验依旧,但创作面貌却要一反旧例,这该是多么的艰难!理性与感性的分裂终于妨碍了鲁迅对墨子、对禹形象的更多的情感投入和更深刻的挖掘、表现。

      把《非攻》、《理水》归结为“失败之作”就了事了吗?问题又似乎没有这么简单,至少我们还没有能够解释清楚在这两篇小说中表现出的多种复杂的内涵。比如《非攻》结尾墨子的那串遭遇,比如《理水》1/2强的内容都用在了对世俗庸人尽情的描摹上,而英雄的禹最终又有了这么一个出乎意料的变化。

      我认为,当一个作家的理性层次与感性层次未能取得内在的通畅,呈现出某种分裂的特征,那么,作为理性需要的新的人生观念则只能决定作品的大体构成,对于许多具体的细节及这些细节中所潜藏的情绪却无力控制,在这些地方,作家自身的情感与个性就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弄清鲁迅是在哪一个情感层次上对新的理性的要求作了让步,同时又在自己的内在情愫上形成了自我收缩、自我压抑,也就是说,在一个什么样的大体认同的水准上,鲁迅那些真实而痛苦的人生体验甘愿做出这样的让步、这样的忍从。

      就在鲁迅创作《非攻》后不久,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中抨击了中国社会的那些“空谈家”。鲁迅的意思是,中国说大话、空话的人太多(包括革命队伍内部),而认真思索中国现实和前途,踏踏实实为中国的未来创造条件,埋头苦干的人太少了。鲁迅指出:“空谈之类,是谈不久,也谈不出什么来的,它终必被事实的镜子照出原形,拖出尾巴而去。”《非攻》恰恰就是针对这一现实而写的,墨子就是我们所缺乏的那种不务空谈、讲究实效的人。禹的形象中也包含着一种不羁旧俗、执著向前的改革精神。鲁迅说过:“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墨子、禹都是这样的奋斗者,也都是鲁迅的“同志”。

      这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一方面,鲁迅自始至终从未放弃过探索中国社会病症、改造中国现实的人生理想,他也是在这样的前提和需要中,塑造着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社会公仆”形象;另一方面,同鲁迅前期对中国社会的深邃分析比较,这时候的鲁迅,将中国社会的苦难归结为“空谈家”的过失似略显单薄,也略略减少了前期思想探索的那种直透骨髓的尖锐性,换言之,鲁迅仍执著于前期的追求,继续自己的思索,但为了适应新的价值标准,这种探索收缩到了一个比较单一的角度,一个相对窄小的范围。只不过,这样的“让步”并没有改变鲁迅思想的基本结构,因为踏实奋进的品质其实与鲁迅固有的“韧”性精神是相一致的。

      不仅如此,当我们深入到鲁迅的体验世界中去,我们也还能发现他渗透到小说中的那种更加复杂的情绪特征和更加细微的人生体验。

      墨子为宋国的安危而来去匆匆、风尘仆仆,当他终于大功告成,拖着肿胀的双脚踏回宋国国门时,却迎来了一连串的霉运。“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这别具一格的结局,不就分明包含着鲁迅那特有的人生体验吗?虽然它不及《药》那样铭心刻骨!

      能够不羁世俗、独立特行地完成自己的志愿在中国也非要有点“猛”劲不可!在敌手那里,猛人墨子对答如流、应付自如,但一返回宋国,陷入宋国庸人们的重重围困之中,他也一筹莫展了。从这里,鲁迅有意无意地在心灵深处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是猛人又怎么样,是中国的脊梁又怎么样?是不是都难逃被无聊的庸人们围困的悲剧?

      在《理水》中,鲁迅更加有意地突出“猛人”禹备受庸人诋毁的遭遇,而且有趣的还包括那个结尾:锐意革新、默默无闻的理水功臣禹一经返回京城,竟然“随波逐流”,渐渐地过上了为其他庸人所艳羡的生活。

      猛人不仅会难逃重围,而且也将在重围之中堕落为庸人,这是鲁迅用自己的真切感受告诉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结论。就是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鲁迅深深地体会到“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然而究竟怎样才能“脱离包围”呢?鲁迅苦苦求索,“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

      我们常常津津乐道于鲁迅对“中国脊梁”的赞叹,却很少从鲁迅人生体验的这一角度去分析问题,因而也一直未能发现鲁迅渗透在这些中国脊梁身上的复杂的情绪和深沉的忧郁。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关于“民族脊梁”的论述,在鲁迅那里从未出现过严格意义的判断。我们说那些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但对那些占据着更广大的社会空间,旁观着猛人业绩的人们似乎同样需要一种珍贵的与猛人相呼应、相配合的精神特质。鲁迅也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在这里,鲁迅显然又把“脊梁”的要求扩大到社会的每一个人身上,呼唤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的理解与沟通。

      从《非攻》到《理水》,鲁迅内心深处的个性特质、人生体验有一种复苏并开始出现有所上升的趋势。《理水》中,虽然禹的性格气质与鲁迅不相同,但同作为客观意义上的为中国前途而作“韧”的奋斗的孤独前驱,鲁迅似乎又从禹的命运中看到了自己的某一影子,他隐隐地然而却是深深地为自己的生存境遇担心了!

      四、《采薇》、《出关》与《起死》

      在无数逼真的现实人生体验的攒击之下,鲁迅关于中国脊梁的理性架构开始了动摇,感性、理性的多重冲突、分裂让鲁迅再次陷入了巨大的创作困惑。这些主观的困惑与客观的各种精神压力以及身体的疾病一起袭扰着鲁迅,以致鲁迅无数次地产生着“改掉文学买卖”、“玩一玩”的念头,就在创作了《理水》不久,即1935年12月3日,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诉说自己“苦于没东西可写”;又在致增田涉的信中讲自己“目前正以神话作题材写短篇小说,成绩也怕等于零”。可知他对自己的创作成果并不那么满意。

      终于,鲁迅结束了民族脊梁的空洞设计,创作《理水》的一月之后,他连续创作了《采薇》、《出关》、《起死》,转而继续早期的传统文化批判,真正落实着本年初的设想:“近几时我想看看古书,再来做点什么书,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伯夷、叔齐、老子庄子正好代表着中国文化的元典精神。

      《采薇》、《出关》、《起死》较《非攻》、《理水》显然要成功许多。其道理恐怕就在于:这些关于中国文化元典精神的理性认识能够从鲁迅自身的人生体验中寻找到强有力的支撑。

      借助于高度的理性批判意识,鲁迅蓦然回首,上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去重新审查中国传统精神的几位开山大师,让他们的人生理想、人生道路在现代文明的返照下曝光。而所谓现代文明的新的人生观,其实也就是鲁迅早年一再重申的“立人”的理想。“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鲁迅认为,只有首先敢于承认、尊重生命的所有基本需要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

      伯夷、叔齐、老子、庄子的荒谬性恰恰在于他们都漠视了人最基本的生命要求。而理性上的强制是一回事,生命自身需要又是一回事。伯夷、叔齐变着法儿地改变薇菜的烹调方式,正是其生命欲的表现,可是二位却仍然要固执于“不食周粟”的誓言。老子置身于欲望横陈的现实社会,却试图“走流沙”,过永远的“呆木头”般的与世无争的生活,“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老子的这条“歧路”终于爬不过城墙,出不了关口,终于还是难免一场五味俱全的遭遇。庄子更是如此,口口声声“齐生死”、“无是非”,欲超凡人圣、返璞归真,但却又想“起死回生”,让不幸的人“骨肉团聚”,这本身就是绝大的矛盾!最后,汉子“起死”,生命欲也“回生”,死死缠住庄子索取包袱时,这位自诩明“天地大化”的人也不得不大谈“是非”了,并终于不得不借助官府的力量才得以脱身。鲁迅至此一针见血地揭示出,庄子哲学终于只能成为“危急之际的护身符”。

      鲁迅就是在对庄子的批判中,深刻地揭示了传统中国人“无特操”、“无信仰”、“圆滑为人”的人生态度。“要做事的时候可以援引孔丘墨翟,不做事的时候另外有老聃,要被杀的时候我是关龙逢,要杀人的时候他是少正卯,有些力气的时候看看达尔文赫胥黎的书,要人帮忙就有克鲁巴金的《互助论》。”

      从对元典文化精神的批判这一角度来说,鲁迅对于伯夷、叔齐、老子、庄子主要取着有距离的观照态度,客观地剖露了他们各自的人生态度的荒谬性。但仅仅如此,似乎也还是不能完全解释这几篇小说的情绪特征。比如在《采薇》、《出关》中,鲁迅把较多的笔墨仍倾注在主人公与庸人世界的相互关系上。伯夷、叔齐、老子不仅自身行为是荒谬的,同时也还受到来自他人的种种冷漠和欺凌。即使是批判色彩最浓的《起死》,庄子也并不是一个油头滑脑、口是心非、虚情假意的奸佞小人。这样,因荒谬而生的喜剧效果又多少有所淡化,《采薇》、《出关》中甚至不可掩饰地透出了另一种悲剧色彩。

      这与鲁迅的人生体验之间又构成了怎样的一种复杂关系呢?

      纵观鲁迅前期小说创作,受到无情的辛辣讽刺的主要是一些封建卫道士,如四铭、高老夫子等人。他们不仅在人生信仰上是虚伪的,而且还顽固地用这些虚伪的信仰去驾驭、去束缚他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在伯夷、叔齐、老子、庄子那里,情形却与他们的后代子孙很不同——至少他们对忠孝仁义,对避世全身,对处子至人的这些信念是相当真诚的,我们似乎没有任何理由去讥讽他们作为个体意义的生存哲学。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鲁迅也从来不认为自己就能够与传统一刀两断,相反,他常常叹息自己难以挣脱传统精神的魔影。在这几篇小说中鲁迅抨击得最厉害的庄子恰恰给了鲁迅自己深厚的影响。“小说家的各个潜在的自我,包括那些被视为罪恶的自我,都是作品中的人物。”鲁迅对传统文化人生理想的批判由此也同时构成了一种自我的内省和检讨,是在自己体验复杂的人生道路上的一次蓦然回首。

      在这一次蓦然回首的瞬间,鲁迅所投注的情感是这样的复杂。在鲁迅的人生体验与伯夷、叔齐、老子、庄子这些圣贤先师之间,不仅存在着那种否定性的自我批判式联系,而且还在一个更深的更隐秘的层次上存在着一种肯定性的自我抒写式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形式的人生哲学、人生理想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它都以一种摒弃了无数个别的现实生命现象的抽象方式或多或少地构成与生命需求自身的某些抵牾乃至背离。从这个意义讲,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人生哲学也将永远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不断充实、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也就绝不应该成为少数人的专利和僵硬不变的教条。

      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全面认识也只是近几年的事。在30年代,在革命文艺的阵营中,我们的不少同志却非常缺乏这种科学的认识,由此在一种“左”的工作方式中也着实伤害了不少的同志。鲁迅,现代中国的这一最敏锐的灵魂,何尝又没有过自己最痛楚却最难表述的人生体验呢?晚年的鲁迅,常常陷于被束缚,被“鞭打”,受“监督”的痛苦折磨当中,他实在厌恶那些“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奴隶总管”,“上有御用诗官的施威,下有帮闲文人的助虐”,“公事、私事、闲气,层出不穷”,这些情绪在伯夷、叔齐、老子的身上都有比较清晰的投射。而在当时备受冷遇乃至欺凌的这三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却不约而同地都是后人所倾慕所推崇的至圣先贤,这又似乎是对中国古代史乃至现代史的一次深刻的总结,一个别有意味的隐喻……

      在创作自己最后的这三篇小说的这一年,鲁迅在信中向增田涉诉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这样的“烦忙”和“无趣”又促使鲁迅不时蓦然回首于自己坎坷的人生历程,反顾自己在风风雨雨中的每一次人生理想的抉择,那种种的成功与失败。1935年、1936年是鲁迅人生历程最后的两年,恐怕也是他一生中最烦恼、最痛苦、最苍凉的两年。“无聊”、“焦烦”、“疲乏”、“悲愤”是他反复申述的心境,他想到了“玩一玩”、放弃文学创作,甚至死……出现在他笔下的诗歌意象笼罩了无限的阴暗,无限的寒冷,无限的荒凉,“尘海苍茫沉百感”,“梦坠空云齿发寒”,一种隐隐的莫名的失落感愈来愈强地缠绞在他的心间。1935年,鲁迅在为杨霁云书写的直幅上亦有“不堪回首”的感慨:风号大树中天立,日薄沧溟四海孤。杖策且随时旦暮,不堪回首望菰蒲。

      菰蒲,这是鲁迅晚年诗歌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把我们的视野带向那一片漫无边际的沼泽,“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何处是归宿?哪里是彼岸?我们仿佛看到一位单薄的老人在萧瑟的秋风中孤独地走向黄昏,走向地平线。他,是那样的倔强,却又是那样的疲惫……鲁迅晚年的三篇小说实际上是比较完整地呈现了鲁迅那层次丰富的心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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