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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罗荣桓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以后，总政治部主任由谭政接任。谭政十分重视部队的科学文化教育，但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却一直推行 愚兵政策。因此，在工作方法与内容上，谭政与林彪总是格格不入，对此，林彪一直记恨在心。1960年秋天，林彪终于借机发动了对谭政的批评斗争。 林彪首先以谭政学习毛泽东著作方向错误为切入点，给他扣上“使政治工作方向发生严重的偏差”的帽子，接着又上纲上线，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波及的范围也 越来越大。更为甚者，他将谭政定格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的“政治部主任”（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彭德怀、黄克诚、张闻 天、周小舟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又被错误地称为军事俱乐部），并诬陷其为“反党宗派集团”中的一员。以此为由，在林彪的强烈建议 下，1960年底，谭政被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在总政治部主任缺位的情况下，中央决定由罗荣桓重新出任总政治部主任。林彪对此极为不满，因为罗荣桓的上任 无疑会对他的肆意妄为产生很大阻碍，为此，他一直压着这一消息，不让报纸公布罗荣桓的任职通知。 由于身体原因，罗荣桓没有参加10月 间的军委扩大会议。批判谭政的事，之前林彪也未曾通知，这一切对罗荣桓来说很突然。关于谭政的“罪名”，罗荣桓一直非常疑惑，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难以辩 解清楚。罗荣桓只能多鼓励，尽量给谭政创造工作环境、提供工作思路，要求他振作精神，抬起头来，继续工作。这对于谭政继续坚持工作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1960年，罗荣桓再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中国正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生产力下降，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广大指战员对于“左”倾 错误所造成的工作中的失误，意见很多。但即使这样，地方上的领导也不敢向中央反映。这一现象令罗荣桓感到痛心，他认为，要稳定部队的情绪，纠正这些失误， 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中央反映情况，才能切实解决问题。 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 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决定在全国农村开展以贯彻这一指示信为中心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坚决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及浮夸风和命令风。收到这 一信件后，罗荣桓立刻召集总政治部人员开会，研究军队如何贯彻指示。他还针对指战员对农村工作中的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有不少 反映的情况，要求萧华以总政治部名义向中共中央写个建议：“各地驻军除接受当地党委领导、在当地党委领导下直接参加一些地方工作、虚心学习地方工作经验 外，还应经常关心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驻地附近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地方工作中执行中央指示的情况和急需解决的问题。军队各级政治机关应把这 一工作当成是自己执行工作队任务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一建议于1960年11月7日上报后，很快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同意。总政立 即向部队作了传达。但是，此事由于没有事先请示林彪，引起了林彪的不快。林彪有病在身不常在京，因而规定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可以不经过他而直接向党中 央、毛主席请示。然而，当真的这样做了，或被他怀疑这样做了，他却认为是对自己的不敬。 对于罗荣桓对自己的“不敬”，林彪意见很大。 于是，他在向毛泽东写的报告中提出，罗荣桓提的建议出发点虽然不错，但很容易弄坏驻军与地方党委的关系，并强调这一建议对于党的统一领导不利。1960年 在党内民主生活已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意见一度得到重视。后来，毛泽东也作出了“照林彪同志意见办理”的批示。这时，罗荣桓和总政机关只得停止下发建 议。而林彪虽然达到了目的，但对罗荣桓的记恨却一丝也没有减轻。 关于如何学习毛泽东的著作，罗荣桓与林彪一向分歧很大。林彪提出学习 毛主席著作要“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来，又总结了一套“三十字方针”作为学习方法，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 在‘用’字上狠下工夫”。为了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罗荣桓不得不表明自己的态度。长期以来，罗荣桓都在提倡一种“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即系统的学习 方法。罗荣桓认为，系统的学习就是要从实际出发，就是要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历史。 所以，学习毛泽东著作就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史为线索来学习。只有按照“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才能了解毛泽东某一论断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针对 什么问题而发，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与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是水火不相容的。 1961年1月27日， 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学毛著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小平同志讲，对毛选宣传要反对庸俗 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他还说：“对毛著引证要认真负责，不能不理解就去引，只当做招牌。”“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 自己。” 1961年2月2日，罗荣桓在接见《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的干部时，又反复强调：“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 引证某些词句。”他还特别提出了“对林总的宣传要认真负责”的问题。他认为，把林彪“随便讲的一些话”，“不分场合报道出来，是不好的”。他说：“今天这 样讲，明天可能不这样讲。客观认识是反反复复的，就那么准确?那就难了。” 对林彪的“顶峰”论，罗荣桓也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在听取总政干部部部长甘渭汉汇报干部工作后说：“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 这一时期，除了思考怎样学习毛主席著作外，应当如何解决部队因暂时困难而引发的思想问题，也时时在罗荣桓的脑际萦绕。 1961年1月中旬，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为了响应这一号召，罗荣桓不顾重病在身，决定亲自到部队中作一些调查研究，以了解指战员们的思想动态和部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961年2月4日中午，罗荣桓和贺龙一道乘火车顺京沪线南下。他们来到了南京，并听取了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副政委萧望东、政治部主任鲍先志的汇 报。他们谈了贯彻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情况，开展两忆三查（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和部队的生产、生活情况。 汇 报中，许世友反映了现在南京部队干部每人每月只能吃到31斤粮食，没有肉吃，油水很少的情况。特别是团以下干部，年纪比较轻，每天带着部队搞训练，跋山涉 水，晚上还要搞夜间训练，体力普遍下降。并指出由于生活方面的困难，官兵的情绪波动很大。罗荣桓认为许世友反映了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应该立刻解决。于是他一再叮嘱许世友等人要派人对部队营养不足和体力下降的情况作一次专门调查，写出报告，而且要具体，有典型材料。报告写好送给总政，然 后通报全军，让大家都来注意解决这个问题。 2月13日，已是阴历腊月二十八，正当家家户户都忙着过春节的时候，罗荣桓和贺龙又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到福州。除夕之际，他们顾不上休息，对福州军区的海防工作和民兵工作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与了解。 春节期间，他们经泉州来到厦门前线。正月初三，又冒着敌人炮击的危险，攀登陡峭的山崖，来到前沿阵地看望战士。随后，他在一个师里召开指导员座谈会，听 取了汇报，并就如何搞好连队政治思想工作、管理教育和怎样抓生活等几个方面，同这几位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参军的新一代的指导员促膝长谈，亲切地向他们传授了 自己做连队工作的切身体验。 2月下旬，罗荣桓、贺龙又赶往南昌，听取了江西省军区负责人的汇报，视察了南昌步兵学校。3月初到达长沙。 3月1日，罗荣桓在长沙接见几位连营干部时，又向他们提出了如何正确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问题。3月6日，罗荣桓在视察长沙第一政治干部学校时，会见了校长 相炜等领导干部，又重提这个问题。这时，罗荣桓除了质疑“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外，对林彪主张“背一点东西”，把毛选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也产生了怀疑。他认为，背诵的办法容易把毛主席著作教条化，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同教条主义从来都是格格不入的。在这次谈话中，他尖锐地指出：“用教条 主义态度对待毛泽东思想，那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和深入思考，罗荣桓更加明确地认识到林彪关于理论学习的方法背离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实质。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将对部队建设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因此他认为应该向林彪提出明确意见。 1961年3月22日，罗荣桓回到北京。几天后，《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带了和谷岩写的一篇关于他和贺龙元帅视察部队的新闻稿小样来到罗荣桓家里，请 他审阅。这篇文章基本上是按照他在长沙政干校讲的原话整理的，其中提到了罗荣桓一贯的因人而异、以党史为线索去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思想，其中包含对林彪学习 方法的质疑。罗荣桓连续看了两遍，只在小样上改了几个字，便交给李逸民，第一次破例同意发表提到他名字的这一篇报道，也是他在报纸上第一次公开向林彪提出 意见。 5月1日，按照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开始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大家“活学活用”。李 逸民感到这是林副主席交代的任务，不选又不行，选又选不出，十分为难，便又去向罗荣桓请示。罗荣桓在明确答复李逸民不必教条主义地找语录之后，将此事及时 报告了总书记邓小平。 邓小平感到罗荣桓所反映的问题是原则性问题，十分重要，于是便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大家都赞成罗 荣桓的意见，这件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还曾对罗东进等人提到这件事，并满怀感情地说：要记住你们的爸爸，他是真正维护毛泽东思想的，他反对 “活学活用”完全正确，我和他的观点是一样的。 1975年9月，邓小平在农村工作座谈会上回忆道：“林彪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那套做法，罗荣桓同志首先表示不同意，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精神实质。当时书记处讨论，赞成罗荣桓同志的这个意见。” 1977年5月，在需要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又提起这件事。他说：“‘两个凡是’不行。”“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 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第二 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38、39页）这几段话对1961年他和罗荣桓同林彪的这场斗争的实质作了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 除了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个党风和学风的根本问题上罗荣桓同林彪有原则分歧外，在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关系上，观点也不一致。 1960年9月，林彪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把政治工作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位。 由于“四个第一”当时已为毛泽东所肯定，并被写进了1960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所以罗荣桓只能尽力从好的方面 来理解和解释，力求赋予这一提法以正确的含义，以减轻其对军队建设的危害。他根据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提出了对“四个第一”的新的解释和领会。 他说：“军委扩大会议决议上有‘四个第一’，政治要与各种具体实践相结合，才有个第一嘛！不结合你怎么叫第一呢?”“如果不把‘四个第一’和具体实际相结 合，光提第一，那当然不对。”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罗荣桓不赞同林彪只强调“红”，不强调“专”的提法。他在和罗东进的谈话中多次提到 要学好自己的专业，成为社会主义的专家，为国防事业作出贡献。在红与专的关系上反映出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在院校教育工作会议上有些同 志提出，现在一些军队院校的科学研究机关的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的人认为只有工农出身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才能算革命知识分子。罗荣桓明确回 答，应该一律称为革命知识分子。他说：“这些人都是经过挑选的，他已经跟着党走了，已经参了军搞尖端，有什么理由还要讲他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呢?” 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他坚持政治工作要保证业务的完成。当时，林彪提出了个“抓两头”，但实际上却只强调上头，叫做上头开方，下头吃药；上头发令，下 头就“闻风而动”。对此，罗荣桓很不赞成。林彪强调上面开方，忽视下面的实际，只抓共性的东西，必然导致政治工作一般化、大呼隆的现象，罗荣桓对此作了尖 锐的批评。 由于分歧日益扩大，林彪对罗荣桓越来越不满。他甚至恶狠狠地说：“什么林（彪）罗（荣桓），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 1963年，新华社要发布人民解放军领导人的名单。罗瑞卿和萧华都主张公布罗荣桓的任命，林彪仍然不同意。罗荣桓知道后，感慨地说：“看来我这个总政治部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对于林彪的欺侮，罗荣桓为了党内的团结，可以容忍，可以委曲求全。但是同林彪的原则性分歧，却是不能调和的。对于罗荣桓挺身而出对自己提出质疑，心胸狭 窄的林彪早已不能容忍，但碍于罗荣桓在我党我军的崇高地位和威望，他又不敢造次，只能在背后恶意诋毁与打击罗荣桓。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又将长年积压在 胸中的怒火倾泻到了罗荣桓的家人身上。1966年8月25日，在他的指示下，叶群让空军司令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写了一张大字报，以林月琴喜欢钓鱼为由，给 林月琴扣上“意志颓废”的帽子。接着，林彪办公室支部贴出大字报表示支持吴法宪的“革命行动”。1966年12月，在叶群的授意下，有些人在总参谋部的一 个批判会上，无中生有地说林月琴组织了一个“寡妇集团”。接着，林月琴被软禁，她的弟弟、一位民航局的一般干部林宁被诬陷为特务而被迫害致死。 1967年2月14日，叶群在京西宾馆召开的总政治部的一次会议上指名攻击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并把罗荣桓和已被贬黜到福建的谭政并列为总政工作做得较少、较差的主任。随后，罗荣桓长期领导的总政治部被林彪一伙诬为“阎王殿”而“被彻底砸烂”。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