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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长年忘我地工作，一直将自己的疾病置之度外。1956年，多年来积劳成疾的身体再也难以负荷起超强度的工作量。工作时，心绞痛常会反复发作，的 确令他感到了力不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罗荣桓首先想到的是工作，他担心由于自己身体会贻误工作，于是报告中央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建议由谭政接 替。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同意了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任总政干部部部长（不久，总政干部部并入军委总干 部部）。 同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罗荣桓出席了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26日，罗荣桓当选中央委员。28 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政干部部部长的职务后，罗荣桓虽然日常工作减轻了，但当选了政治 局委员后，却感到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为了能够多联系实际，多接触群众，深入调查并解决问题，1956年和1957年之交，他前往湖南、广东、海南、福建等 地视察工作，并重游故地，到阔别了30年的故乡衡山县去看了一看。 1957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斗争，一大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使斗争的结果严重背离了初衷。 在反右斗争中，罗荣桓一再强调要慎重，但还是有不少同志因为一两句错话或不相干的举动被错划为了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他也是 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将军。陈沂在山东、四野及总政治部时，都在罗荣桓领导下工作。罗荣桓对陈非常熟悉，当听说陈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表示了不同的 意见，并曾向中央反映了陈沂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陈沂仍然被错划为右派。罗荣桓热情地劝说并鼓励陈沂夫妇向前看，卸掉思想包袱。以后陈沂始 终将罗荣桓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铭记在心，成为自己在逆境中度过漫长岁月的巨大精神力量。后来罗荣桓也曾多次关心陈沂的生活，在下放期间给他以帮助。中央关 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发出后，在中央领导和罗荣桓的关怀下，黑龙江省委给陈沂摘了帽子。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毛 泽东批判了“反冒进”，提出“大跃进”的口号，并于5月份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8月，北戴河 会议又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人民公社。顿时，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 “左”倾错误开始严重泛滥开来。 罗荣桓因病未能参加上述各次会议，但自始至终一直十分关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他多次到各公社试点进行视察，详细了解人民公社的建设情况，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不切实际的形象建设，以及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乱建设。到了 1958年下半年，“左”倾错误来势更是迅猛，农村形势很糟，春荒时节，有的地方饿死了不少人。事实一再证明，这种不切实际的盲目运动必须立刻纠正。为 此，中央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寻求解决办法。1958年11月底，罗荣桓参加了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会上，罗荣桓坚决拥护会议重申党的实事求是的 作风，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的方针，并严厉指出刮共产风、吃饭不要钱都是严重脱离实际的。 当时罗荣桓任政治学院院长，针对浮夸风对部队 的恶劣影响，他曾多次到学员中考察，并多次讲话，引导学员正确认识这一现象。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罗荣桓也是首先肯定“大跃进”，然后再具体分析存在的 问题。在讲话中，罗荣桓联系到历史上党内的“左”倾错误问题，教育学员吸取历史教训，“既要有冲天的干劲，又必须有科学分析的头脑”。 在1958年“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军队内部也开展了错误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到处都在“插红旗、拔白旗”，政治学院也要反“教条主义”。在当时 “左”的观点盛行之下，不赞成者有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帽子的危险，因此，要不要在教学中也“树立对立面”，便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了正确引导思 想，使学员们对杂乱的社会现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罗荣桓顶住舆论的压力，在政治学院明确指出：“学习中间要提倡自由思想……对立面，事实上客观存在，哪个 问题都有对立面。但不要为对立面而去找对立面，不要这样提，就是提倡自由思想。首先提找对立面，谁也怕当对立面。这顾虑要解除。提倡自由思想，精神就舒畅 些了。” 罗荣桓在学习苏军经验问题上不赞成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态度，同时也不赞成把批评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说成是反“教条主义”的路线 斗争，用教条主义这顶帽子整人。他依然以同志般的温暖来对待被错误批判的同志。1958年5月，刘伯承（当时任军事学院院长）遭到错误批判，奉命进京的刘 伯承刚刚住下，罗荣桓立即前往问候，并与刘伯承亲切交谈。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高血压病复发，罗荣桓知道后，立即叫林月琴陪她去医院看病。对于他们的生活，罗 荣桓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 1959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被错误地当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遭受批判。9月，新的军委组建成立， 林彪出任国防部长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罗荣桓作为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12月，军委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担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总参谋 部、总政治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教育部、国家体委、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各出一名领导干部任工作组成员。 早在红军时期，罗荣桓 就开始负责扩红动员工作，对于民兵工作，经验非常丰富。接受这项任务后，他立刻投入到工作中。首先召集总参动员部部长傅秋涛和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谷景生汇 报情况，然后于1959年11月以军委名义主持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关于民兵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不但指出了民兵工作在我国国防建设上的重大战略意 义，并提出，民兵工作应将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地区、重点厂矿、交通枢纽和陆海边防地区，这就从战略高度解决了民兵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罗荣桓对民兵建设 作出的贡献。1960年2月，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民兵座谈会上，罗荣桓又提出了把兵役制作为基干民兵升级受训的制度。罗荣桓这一思想实际上就是使民 兵和预备役相结合，这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动员工作基本上是相同的思路。 1960年冬，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 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的实事求是作风又开始恢复。1961年4月，总参谋部动员部召开了民兵工作专业座谈会，会议期间，罗荣桓提出 要重新检查贯彻“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口号的问题，重新核实民兵的数字，并指出民兵队伍建设应提高质量，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数量。他提出应提高参加民 兵的年龄下限，降低民兵服役的年龄上限，真正把民兵队伍搞实、搞强。根据他的建议，1961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民兵工作条例》修改了参加 民兵的年龄条件，男性公民压缩了5岁，女性公民压缩了15岁，从实际需要出发，精简了民兵队伍，使其力量变得更加凝聚与强大。 另外， 在罗荣桓的领导下，人们对开展民兵工作的“全民皆兵”和“大办民兵师”等口号有了新的认识，纠正了浮夸风和强迫命令风，强调了地方党委统一领导，落实了民 兵训练与活动的一系列制度要求，使民兵队伍建设在不断强大的同时，更趋于正规化。这一阶段民兵队伍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为1962年粉碎窜犯大陆的国民党 武装特务，以及维持社会治安、巩固海防边防作出了突出贡献。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