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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罗荣桓在新的历史形势下，能够积极响应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的号召，在处理家庭生活及亲属关系方面作出了表率。 罗荣桓的弟弟罗湘，在黄埔军校毕业后进了国民党军队。1929年，罗荣桓在龙岩曾写信劝他离开国民党军队回家种田，但他未听。直到1946年，他才逐渐 认识国民党的腐败，拂袖回乡。1949年3月，他在衡山组建了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东支队的一支队伍，与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打了几仗，并在解放军南下时帮助 筹集粮款，后由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将其整编。该师领导了解到支队的负责人是罗荣桓的弟弟，以为这是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便准备任命罗湘为该师副政 委。罗荣桓得知后，对该部说明罗湘并非共产党员，只有先改造思想，才谈得上分配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罗湘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政 协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直到1984年逝世。 罗荣桓的二哥罗晏清，大他9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帮助父亲经营杂货铺，后来 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衡山解放后，在进行征粮工作时，罗晏清家属殷实富户，征粮数额较大。驻南湾地区的工作队得知罗晏清与罗荣桓的关系后，向他汇 报了这件事，罗荣桓听后立即作出回复，赞扬并充分肯定了当地工作队的做法。 作为一个父亲，罗荣桓对子女既慈祥又严格。1954年，他 十分喜爱的小女儿南下因患恶性骨瘤住院。1955年5月末，刚满15岁的女儿病情又恶化了。做截肢手术后，南下拄着拐，行动不便，罗荣桓鼓励她同疾病作斗 争。同时，对她要求仍然很严格。看病总是让女儿上医院，从不请医生到家里来看。 1955年的四五月间，南下的癌变转移到了肺部，不 久，病魔夺去了这个花季少女的生命。罗荣桓听说后，默默无语，良久，才慢慢地说：“在战争年代，要养活一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孩子丢了。那时 有一个干部，孩子死了，难过得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在战争中牺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战友亲人死了，当然很悲痛，但是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嘛！南下是战 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 战争年代里，罗荣桓曾失去两个孩子。一个叫北屯，1938年在延安出生，才几个月便寄养在山沟里一户老乡家里。罗荣桓在前线听说那户老乡搬家了，接着又听说孩子已经病死。另一个是1941年在山东出生的女儿罗林，也寄养在老乡家里，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一岁多就死了。 南下还有个哥哥叫罗东进，1939年出生。在还不到一岁时，就随第一一五师的供给部、卫生部机关转战南北，由挑夫从山西挑到了山东。到了山东以后，由于 局势紧张，一直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5岁那年，山东形势好转后，才把他接回来。罗荣桓经常教育孩子，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而有优越感。要求他们和工农子 弟打成一片，要和家庭有困难的孩子们多接近，多帮助他们。在罗荣桓夫妇的教育下，他的几个孩子在学校里，个个都勤奋好学、吃苦耐劳，毫无特殊之处。 工作之余，罗荣桓常喜欢陪孩子们一起学习、玩耍，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思想情况，并和孩子们一起做数学题、学习英语，陪他们一起下象棋、画图画。一次女儿巧巧画了一只大公鸡，形态惟妙惟肖，他高兴地把这张画挂在客厅里，一直挂了很久。 对于孩子们的思想作风，他一向要求很严格。有一年冬天，东进嫌妈妈林月琴买的棉布帽子不好看而不愿戴，要买一顶皮的。他知道后严厉地批评说：“小小年纪 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并嘱咐妻子，以后不应只关心孩子的生活，更应该在政治思想上多关心孩子。在罗荣桓的严格要求下，罗东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 学院。每次放假回家，罗荣桓都要详细询问他的思想、学习及劳动情况，发现缺点马上指出，并要求他立刻改正。 罗玉英是罗荣桓当初离家参 加革命时留在老家的大女儿。罗玉英刚来北京时，文化程度非常低，罗荣桓便要她在家补课，后来又要她进入速成中学的预备班继续学习。有一次，罗荣桓看到她拿 了一条破了的裤子上街去补，很是生气，立即批评道：“为什么不自己补啊?可千万不要忘本啊！”他还经常嘱咐她要教育好子女。1954年，罗玉英从速成中学 毕业要分配工作时，罗荣桓要求她到基层去锻炼。不久她被分配到了郊区一个农场工作，条件较艰苦，交通也不便，要步行十多里路后才能乘公共汽车回家。在农 场，罗玉英得到了充分的锻炼，进步很快，第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 罗荣桓也非常关心其他青年人的成长。家乡亲友有些孩子找来，他都尽力帮助他们，前后由他供养读书学习的就有十七八人。 罗荣桓不但对亲属要求严格，对自己也同样如此。从战争年代到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随遇而安，过着简朴的生活。从1949年9月到1954年秋天，罗荣桓 全家都住在北京南池子18号。自搬到这里后，室内摆设一切照旧，没有添置任何新家具，即便是原来老房子内摆设的古玩，他也要求中共中央办公厅全部搬走。这 所房子对于罗荣桓一家来说确实显得太小了，因为家里收养着一些无依无靠的亲属孩子，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非常拥挤。但是，罗荣桓夫妇并未提出任何要 求，后来，管理部门执意要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一间车库。房子加盖好不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了，尽管房子不是罗 荣桓叫盖的，但是在要求部队和总政机关认真检查的同时，他对家里加盖房屋的事也做了检讨。 1953年，邓小平在军委高干会议期间来看望罗荣桓，感觉房子太挤，便向中央提出为其更换住房的建议。1954年秋天，罗荣桓举家搬到东交民巷新8号，与贺龙、陈毅、张鼎丞为邻。在这里，罗荣桓一直住到他逝世。 1956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虽然担任许多领导职务，但秘书一直只有一人。中央办公厅按规定要给他增派工作人员，增 加车辆，而他却一概拒绝。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具体工作管得不多，有一个秘书管管文件就行了。”经过反复做工作，最后他只同意增加一名秘书。虽然自己 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不因为有病而要求什么特殊的照顾。有一次，他住院后发现总后给家里送来四张躺椅，便坚持要退回去。秘书很为难，不想去退，最后他用自 己的薪金按价付钱后，躺椅才留了下来。罗荣桓向来公私分明，从不搞特权。有一次，他到政治学院去，院务部的干部让司机老牟带回一小包学院自己栽培的蘑菇， 说是让首长尝尝鲜。罗荣桓吃饭时看到了蘑菇，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家里人告诉了他。为这件事，他专门向秘书交代，让他教育司机、警卫员等工作人员，今后外出 绝对不允许接受别人送的任何东西。 对自己和亲属，罗荣桓要求十分严格，而对于周围的群众，却那么亲切与友善。有一次，他从汉口乘船去 南京。上船后发现这一层船舱就只有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问，原来警卫部门同售票处打了招呼，其他的票都没有卖。他不满意地把警卫人员找来批评说：“我看你 们搞警卫工作的恨不得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我们接近群众有什么不可以?” 无论是对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无论是对职工还是对战士，罗 荣桓都一视同仁，赤诚率真，没有一点架子。他的家里客人不断。门前，有轿车，也常常停放不少自行车。其中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干部，有工人，也有农民。只 要客人来到家里，罗荣桓都会亲切地把他们视为座上宾。有人写诗赞道： 革命友谊重山河， 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 单车倒比汽车多。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