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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中共中央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被任命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由于身体原因，罗荣桓未能跟随部队南下，而是继续留在北平休养，暂时居住在颐和园中的清华轩。 9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罗荣桓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同时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从此，罗荣桓一家便定居在北京，住所也由颐和园迁到了南池子18号。 1949年10月1日，首都人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开国大典刚刚结束，罗荣桓便全身心地投入检察署的机构创建工作中。经过认 真选拔，他从部队内部选配了一批优秀干部，很快就在全国及各省市组建成立了检察机关。从此，新中国的司法工作开始走向完善。 1950 年4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1954年10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由于罗荣桓从红军建军时期就从事政治工作，具有 丰富的经验和崇高的威望，因此，新中国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工作很自然地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同时，中央还任命罗荣桓为中央军委总干部管理部部长，指定由其 负责筹建总干部管理部。在这种身兼数职、分身乏术的情况下，罗荣桓只能将刚刚展开的检察署工作交由副检察长李六如、蓝公武代理，自己则将主要精力放到了组 建总政治部和总干部管理部方面。 为了将政治部门建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机构，在军队建设过程中始终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在组建总政 治部之初，罗荣桓特别注重领导干部的配备问题。他本着“德才兼备”和“五湖四海”的原则选拔干部，要求总政的部、处级干部要从各野战军选调，并具备一定的 战争实践经验；要求各部队的干部交流工作，全面了解不同部队、不同地区的作战经验。依据这一原则，在罗荣桓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傅钟（原在红四方面军、 延安总部）和萧华（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任副主任。后来，又调甘泗淇（原在红二方面军、第一二○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 在对总政治部和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设置的过程中，罗荣桓从实践出发，结合时代条件，提出：政治机关应根据新中国成立后的具体需要，增设新的部门。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总政治部机关除保留并加强了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以外，又于1950年9月，组建了政治干部管理部（后改称干部 部）。此外，在罗荣桓倡议下，政治部将青年工作从组织部门划分出来，恢复了青年部；将文化工作从宣传部划分出来，成立了文化部，并以“面向连队，为兵服 务”为方针，陆续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解放军文艺社、解放军报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对繁荣军队的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出国作战，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罗荣桓认为，部队出国作战要特别注重政治思想工作。他 在主持总政治部时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运动，做好了国内部队轮换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组织了全 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活动等，充分发挥了战时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 20世纪50年代初期，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但已开始逐步转入和平时 期的建设工作。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一方面伴随着大规模战争的逐渐结束，军队需要精简整编。这一时期，军队 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罗荣桓一面忍受着病痛的折磨，一面与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密切配合，妥善周到地处理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保 证了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在这一过程中，罗荣桓的病情不断加重，这也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关注，1950年9月20日，他在 罗荣桓署名上报的一份文件上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面对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越发感到责任重大。在以后的工作中，他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深入调查与思考当中，在军队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 作出了贡献。1950年以前，解放军已发展到550万人，这与和平建设时期不相适应；同时，现代化程度不高的单一陆军也与现代化战争不相适应。对此，中央 及时提出军队要全面开展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既要精简兵员，将总数控制在400万内，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总政治部和总干部管理部在罗荣桓的领导下， 会同总参谋部，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整编和调配干部、组建各军兵种的工作。 为了能顺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罗荣桓在带领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全面调研的基础上，组织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在几个月内，全军顺利地完成了近100万人的复员、转业工作，为以后几年整编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的建设。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解放军在过去单一陆军步兵的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 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通信兵部队。与此同时，相应的各类军事学校也陆续兴办起来。随着各军兵种及院校机构不断完善，配 备好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罗荣桓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在选拔干部的过程中，突出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任人唯贤，而且非 常重视对新生力量的选拔，以及对战斗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意见的采纳，成为军委“用干部”方面的得力助手。1951年总干部管理部通过选拔，从全军抽调了三万 多名干部，使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的领导机构迅速而妥善地建立和健全起来。1950年和1951年，在罗荣桓的倡议下，我军破除了提拔干部论资排辈的 现象，大胆使用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为军队建设储备了有生力量。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还广泛号召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学校，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进入军 队。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罗荣桓除了同聂荣臻共同商讨军委日常工作外，还对部队的文化教育紧抓 不放。在他的带领下，1950年，总政治部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 内，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成为一个巨大的学校。1951年，总政治部又提出了文化教育实施方案，进一步强调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该方案指出在任何环 境下，文化教育都是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提高文化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51年 12月，中央军委决定，在1952年6月至1953年5月期间，全军实行教育训练，海、空军及雷达部队除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 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此，中央军委又于1952年颁 发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了1953年，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原来百分之八十的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而今普 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到1953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持续发展，继续提高。 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罗荣桓又开始抓组织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1950年底至1951年底，总政治部先后召开了全军第一次、第二次 宣教文化工作会议；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1953年6月，总政治部又发布了《部队干部政治理论 教育基本计划大纲》。大纲根据罗荣桓的意见，要求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以及社会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等等。为了 解决部队中缺乏理论骨干的问题，总政治部在1951年和1954年先后开办了理论教员训练班和宣传干部训练班。在理论骨干的带动下，部队掀起了学习理论的 高潮。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