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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反攻和战后的思想准备，罗荣桓以很大精力领导了整风运动。山东的整风运动和全党一样，是从1942年4月3日开始的。当时，罗荣桓主要领导了 第一一五师的整风学习，他要求大家深入理解整风文件的精神实质。总政治部于1942年9月17日曾将第一一五师整风学习的经验转发给各战区参考。但是总的 看来，1942年以前，山东党的整风学习还存在着理论联系实际不够，对党员的思想改造重视不够的缺点。 1943年山东实现党的一元化 领导后，根据中央1943年4月3日发出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简称第二个“四三决定”），罗荣桓主持工作的山东分局发出了重振整风学习的指 示，规定整风为山东四大任务（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群众工作、整风）之一，而且是保证其他三大任务完成之决定性的任务；并要求各级领导，改组领导整风的学 习委员会，加强对整风的领导；要求从精读整风文件入手，把重点放在领导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和对个人历史的反省上，以提高思想、转变作风。当时，罗荣桓虽然 身患疾病，但仍坚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并亲自帮助一些同志提高认识，分析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各种表现和社会根源。 从1943年冬天 开始，整风转入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罗荣桓根据实际革命斗争中的感受和自己学习党的历史的体会，结合山东整风学习的经验教训，于1944年7月1日，向 分局和军区机关干部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报告。这篇文章是中共党内高级干部专门论述毛泽东思想较早的文献之一，后来在山东分局的机关刊物 《斗争生活》上发表。 在领会文件精神、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整风及时地转入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自己的历史、工作和 错误思想，并分析其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在此基础上，每个干部写出了自传，在集体讨论和帮助下，反复进行修改。当时，罗荣桓抽看了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王见 欣、机要科长苏蕴山等许多干部的自传，还和他们做了亲切的交谈。通过这一活动，罗荣桓进一步熟悉了干部，同时，这些干部也获得了很大教益。 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肃清内奸分子。当时在党的队伍迅速扩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 争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下，进行审干和除奸是必要的。但这个决定对敌情做了不符合实际的估计，认为日寇与国民党大规模地施行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党政军民学 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了大批的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甚是惊人。7月，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康生又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更加夸大了敌情， 声称党内军内“特务如麻”。为此，他提出了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结果引导审干走偏了方向，发生了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一“左”的错误， 立即宣布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于8月间提出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 由于罗荣桓不唯上、实事求是地估计山东干部队伍内部的政治状 况，因此，山东的整风运动并没有受到“左”的错误冲击。他在10月9日主持起草的《关于在整风中重新审查干部的指示》中指出，在我党我军中，坏分子有，但 只是个别的，不是大批的，更不像康生所说的那样“特务如麻”。因此，当康生的《抢救失足者》的小册子传到山东后，罗荣桓看了一遍便吩咐：“不要下发。” 随后，山东各地按上级要求，开展了坦白运动，反省出许多政治思想问题。对待反省坦白的人，执行了中央关于“坦白从宽”、“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反对 逼供信”的方针，并及时对他们进行了细致耐心的思想教育。山东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1944年5月13日，中央在《关于反对反奸斗争“左”的错误 给各地的指示》中指出：“不管反省任何问题，要提倡说老实话，要实事求是，反对哗众取宠，牵强附会，夸大其词。山东分局运用这种坦白方法，取得很好的经 验。” 在中共中央的第二个“四三决定”中，还提出：“继续整风的第一阶段，必须极大地提倡民主，公开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大胆说 话，互相批评，提倡各学习单位出墙报写文章，批评领导，批评工作，而一般地（特殊情况例外）绝不加以抑制。”决定认为，这样做既可使下情上达，发扬正气， 纠正领导上的缺点，又可以给有错误思想的干部以明确的纠正，使之从自己的教训中认识错误。同时，还可以使内奸分子认为有机可乘，从而暴露其反党面目。这就 是所谓暴露的方针。 对于这一做法，罗荣桓和分局其他领导成员是有顾虑的，他们认为其结果可能会造成极端民主化，会严重影响到我党我军内部的团结，所以山东一直未予执行。但后来，他们这一做法被中央一位负责同志批评。无奈之下，罗荣桓等人决定先在一些单位进行试验，暂不普遍展开。 参与试验的单位有分局办公厅、大众日报社和卫生部。试点单位由发扬民主、检查领导开始，民主会上虽然有很多同志从维护党的利益出发，对领导干部提出了许 多有益的批评意见，但这种善意的批评很快就被一种极端民主化的浪潮所淹没了。领导身上的弱点被无限放大，同领导对立才算“积极分子”，领导身边的同志被视 为“狗腿子”……一时间试点单位乱成了一片。通过对试点情况的了解，罗荣桓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敌后不能机械地照搬延安的做法，而必须从山东的 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去领导和开展整风审干运动。 1944年12月21日，罗荣桓以他个人的名义向山东各地区发出了《关于审干问题的 意见》，同时报告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意见中，罗荣桓提出，民主检查的方式“不准备普遍地采用，只限在分局、区党委、军区各级机关中进行，只限于鲁中、 鲁南、滨海地区进行”。第二年他又进一步更正为：民主检查在“一般战斗部队和县以下机关，目前不应发动”，而“在（直属单位的）战斗部队和统战部门，其方 针应以团结为主，而非以暴露为主”。他在3月15日给中央的电报《关于民主检查的检讨》中指出：“强调暴露的方针，而发生极端化的偏向，甚至采取不正确的 动员方法，去助长群众的偏向，结果是把发扬民主当成了暴露，在审干方面可能引起政治问题的扩大化。”这实际是从原则上否定了暴露的方针。 于是，第二个“四三决定”所提倡的通过极大地发扬民主以暴露内奸的错误做法实际上在山东被搁置起来了。这时，他还提出一句有很大影响的话：“民主检查应 从检查领导开始，检查领导终结。”他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还提出，要求大家今后还要继续发扬民主，不要因为这次浪潮而害怕民主。领导者更不能满足这次检查 反省，还要继续发扬自我批评的精神，把它作为改造思想、改进工作的武器。要求所有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入党，而且一定要思想上入党。 由于 罗荣桓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从实际出发，在民主检查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很快便得到了纠正。对于在运动中发表了严重错误言论的干部，他仍然强调“一切 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不是从组织上解决问题”（罗荣桓：《关于民主检查的几个问题》），从而避免了反奸斗争的扩大化，保证了山东党的整风运动健康地向前发 展。 罗荣桓否定暴露的方针，并非不进行审干。为了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审干，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地进入山东分局和各区党委的 党校学习，结合整风学习进行审干工作，并要求领导干部在学习中结合个人实际，写出反省自传。这一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反攻和战后做好了充分的思想上和 组织上的准备工作。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