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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1年起，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和华北各地野蛮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进行频繁的“扫荡”。三四月间，日军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首先在敌占 区内强化伪组织，然后再对各根据地进行清剿，千人以上的“扫荡”一共进行了12次。7月至9月搞的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又对鲁南、鲁中、清河等地进行 大“扫荡”。 在这严酷的斗争环境中，为了统一山东的军政领导和作战指挥，1941年8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作出如下决定： “（甲）分局、一一五师师部及山纵指挥部靠拢，以便经常开会，以分局会议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山东分局暂时由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同志组成，朱瑞为书记。 “（乙）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 “（丙）将山东纵队及一一五师两部队军政委员会合组为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罗荣桓、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七人为委员，罗荣桓为书记。” 根据中央这一决定，山东分局对分局委员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朱瑞主持党的组织工作，罗荣桓主持军事工作，黎玉主持政治工作，陈光主持财委会。为了贯彻落实 上级指示，10月2日，罗荣桓率师部到达临沂青驼寺，主持召开了山东军政委员会的首次会议，研究了第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问题，并对军事部 署、军区工作、后勤工作等作了决定。 秋天，敌人将“扫荡”重点放在了沂蒙山区。沂蒙山区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中心，我党和国民党在山东的军政领导机关都集中在这一带，一直备受敌人关注。 11月初，在侵华日军山东管区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的亲自带领下，以“经济战”为主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正式开始。日军第十二军调动了三个师、四个旅 的主力和一部分伪军共五万余人，向沂蒙山区突然发动多路、多梯队的“铁壁合围”，尔后分区清剿，妄图消灭我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彻底摧毁沂蒙山区抗日根据 地。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在山东敌后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也是罗荣桓分工主持山东军事工作以后，面临的一次严峻考验。 11 月3日，罗荣桓率第一一五师师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机关共两千余人移驻青驼寺东北的留田村。5日晨，敌人分为11路，在坦克配合 下，从四面八方向留田合围而来。这时，第一一五师师部的战斗部队只有师部的一个特务营和山东分局的一个特务连。上午，敌人已将留田团团围住。 这时，在留田东南面牛家沟村的一间草房里，罗荣桓、朱瑞、陈光、萧华和陈士榘，还有司令部、政治部各部门的负责人以及特务营的营长、教导员，正在讨论反 “扫荡”行动方案。罗荣桓与大家围在地图周围，思索、讨论，共同研究怎样突围。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有的人主张向东突围，返回滨海根据地；有的人主张向北 突围，与山东纵队会合；有的人则提出分散突围，以保存实力。这一过程中，罗荣桓始终没有说话，默默地权衡着每一种方案的利弊，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他提出了 向南突围的主张，并向大家分析了原因：东面，沂河、沭河被敌人严密封锁，敌人预料我们可能要到滨海，如果我们东去，很可能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北面，敌人 正疯狂南压，沂蒙区北部又控制在东北军第五十一军手中，而此时东北军同八路军的关系已逐渐恶化，我们如果北上，很可能被夹击；西面，临（沂）蒙（阴）公路 已成为敌人戒备森严的封锁线，即使能越过此线进入蒙山，那里也是敌人合击的目标；南面虽然是敌人的大本营，但是敌人绝对不会想到我们会向其大本营前进，而 其兵力又都向北集中到沂蒙山区，后方必定空虚，我军可以先向南突围，跳出敌人包围圈后转而向西，进入蒙山和鲁南的接合部，这个位置比较机动。 听完罗荣桓的分析后，大家一致赞同。罗荣桓把特务营营长陈士法等人叫到地图跟前，指出了敌人封锁线的位置和我军的行军路线：从留田向南经张庄、高里，然后转向西南，越过沂蒙公路，直插蒙山山脉东南部，到汪沟一带宿营。 太阳落山，夜幕降临。在暮色的掩护下，罗荣桓带着作战科、侦察科的同志走在部队前面，率领着几千名机关人员和特务营的战士们悄悄地向南潜移，向敌人的封 锁线慢慢靠近。先是张庄，再是高里……罗荣桓率领部队巧妙地穿插于激烈的战场背后，与敌人进行着无声的较量。亲自参加了这场战斗的德国进步记者希伯，目睹 了我军不费一枪一弹，无一伤亡地突破了敌人重重突围的场景后，心情非常激动，兴奋地对负责接待他的山东分局秘书处长谷牧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 比在西方经历过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念。我一定要把这奇妙的经历写出来，告诉全世界人民。”兴奋之余，他不顾旅途的劳累，将自己的 所见所闻以及感触都以战地通讯的形式记录了下来。这篇文章译出后被登在第一一五师的《战士报》上，题目叫做：《无声的战斗》。 留田突 围之后，敌人因摸不清我军的去向，便集中大部兵力在沂蒙山区展开了严密的封锁与“清剿”。山东纵队在沂水县以西的马牧池遭敌人袭击，我原驻地青驼寺、马牧 池一带的群众，在敌人“三光政策”下，遭到残酷的蹂躏。如果这时第一一五师离开沂蒙山区，转移到外线去，自身能够安全，但我根据地内部必然会遭到敌人的严 重破坏。罗荣桓在与朱瑞、陈光等分析研究后，决定回师沂蒙山区，坚持反“扫荡”斗争。 为了减轻敌人对中心根据地的压力，罗荣桓和陈光 将计就计，利用敌人寻歼我主力的急迫心理，故意在留田暴露自己，企望将中心根据地的敌人调出来。果然不出所料，沂蒙中心区的日军纷纷外调，罗荣桓等趁机率 师部挺进东蒙山。罗荣桓看到，沂蒙根据地已被敌人的“三光政策”搞得满目疮痍，当地群众反日情绪异常激烈。针对这一情况，罗荣桓提出，要“打掉宣抚班，制 止伪化活动，鼓舞群众情绪”，并将机关和抗大一分校的人员分为若干工作组，分赴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打击汉奸。 罗荣桓、陈光率 部在沂蒙区由西而东、由南而北，同敌人兜圈子，一路经过岸堤、马牧池、安保庄、李家峪和西北村，战胜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合围。沂蒙区群众看到主力部队打回 来和他们一起坚持斗争，受到很大鼓舞。罗荣桓遇事沉着、机智果断的丰富实战经验，卓越的指挥艺术，也在反“扫荡”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12月初，“扫荡”的敌人陆续撤回，持续了五十多天的反“扫荡”胜利结束。在这场反“扫荡”中，八路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坚守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这 是很大的胜利，但根据地也蒙受了重大损失。据统计，人民群众有三千多人被害，一万多人被捉，四分之一的房屋遭到了毁坏。造成这种局面的客观原因是敌强我弱 和敌顽夹击，主观原因则是我们在工作中存在一些失误。 罗荣桓和陈光通过总结沂蒙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指出了失误：这次反“扫荡”反 映了领导上过去对于敌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严重性认识不足；在上半年比较和平的环境中，产生了麻痹的情绪，未能接受其他地区反“扫荡”的经验教训，对 反“扫荡”缺乏充分的动员和准备；对于山东的三角斗争的长期性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谁都不可能一下子消灭谁，因而在反顽斗争时有轻敌思想；群众工作薄弱而 机关庞大，周转不灵以及存在不切实际、不深入、铺张、形式主义作风等问题。罗荣桓建议分局召集一次扩大会，请中央派刘少奇同志前来参加，总结山东工作，展 开自我批评，明确山东今后的工作方针，加强党内团结，以利于今后的斗争。 1942年3月，刘少奇顺利到达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驻地临沭县朱樊村。一落脚，他就找朱瑞等山东党政军的负责人，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罗荣桓和陈光与刘少奇谈了一天一夜，汇报了山东地区敌友我三角斗争的形势，陈述了对山东工作的意见。 刘少奇不仅和许多干部深入地交谈，而且查阅了很多材料，并从当地群众中直接了解了很多情况。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4月26日，他召集山东分局的委员 （朱瑞、罗荣桓、黎玉、陈光）以及萧华、陈士榘，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刘少奇对抗战以来山东的工作和今后的任务作了指示。他首先肯定了主要成绩：建立和 发展了抗日武装，给敌伪以重大打击，建立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发展了大批党员，训练了一批干部，初步组织了基本群众，并派兵增援了华中新四军，由此使我们在 山东立稳了脚跟，创造了长期坚持山东抗战的条件。同时，他也指出在山东领导工作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并分析了山东的三角斗争形势，认为：“山东敌友我是处于 一种极复杂的长期三角斗争的相持局面中，谁亦不能很快解决问题”。 随后，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又召开了分局委员会议，分局各位负责人彼 此的思想见了面，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朱瑞按照刘少奇指示的精神代表分局作了《抗战四年来山东我党工作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就此报告分局作出了决议，随 即还对中共山东各级党组织进行了普遍和深入的传达。刘少奇来到山东指导分局所形成的这一决议对山东军民胜利度过抗战的艰苦阶段，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 键作用，为山东抗日根据地从困难到胜利的转折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