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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桓驻守在东平湖的时候，就听说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边区，即湖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肃托”事件。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有几百名党员、干部被关押，约三百人被无辜杀害。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是俄国工人运动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斯大林的一个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无辜的共产党 员被错误地当做托派惨遭杀害。1931年5月，陈独秀等人曾在中国成立托派“中央”，进行反党活动。1932年10月，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后，托派组织也 随之消失、分化，在抗战期间，托派也并无统一的组织，我党内部更不曾潜伏着一个从上到下系统完整的托派组织。可是，1937年11月，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 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 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他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 “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波及全党，影响非常恶劣。 当时，康生的“肃托”文章被印成了小册子，在湖西党内干部中广为传播。广大干部甚 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康生的“肃托”小册子影响，把托派理解成汉奸，或者如同十年内战时期 的“AB团”、“改组派”。由于对托派的恐惧和无知，湖西的“肃托”运动竟然轰轰烈烈地搞了起来。 湖西的“肃托”运动首先从区党委下 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并施行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 从而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名单。王须仁搞“肃托”，得到了当时兼任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在他们二人的煽动下，这股恶浪很快就从地方卷入部 队。不到两个月，几百名党员、干部，被扣上“托派”的帽子关进了监狱，约三百人被无辜杀害，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部长张如、 社会部部长赵万庆等大批优秀干部，都在这期间被迫害致死。 湖西“肃托”事件并未向上级请示，山东分局和第一一五师开始并不了解具体情 况。10月间，罗荣桓正准备向鲁南转移时，从冀鲁豫支队杨得志、崔田民发来的电报中获知湖西在“肃托”中杀了许多人。同时，又从苏鲁豫支队长彭明治的电报 中得知苏鲁豫支队的副支队长兼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也被当做“托匪”抓了起来。罗荣桓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立即发电报命令王凤鸣立刻停止捕人杀人，同时将 杨得志等人的电报转发给山东分局。这时，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和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正要率领一批干部去延安，将路过湖西。郭洪涛考虑到这事与第一一五师有 关，认为和罗荣桓一起去处理更好些。罗荣桓当即决定亲自去处理这件事，他还打电报给原第一一五师保卫部部长，当时的鲁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朱涤新，要他一起到 湖西去，并再次通知王凤鸣，所有被押人员一律不得处决，要等他到达湖西后再做处理。 罗荣桓制止乱抓乱杀的电报很快到了湖西，王凤鸣慌了手脚。他一面命侦察人员到湖东侦察，准备罗荣桓到来后向他汇报；一面又伙同王须仁继续编造口供，继续抓人杀人。 罗荣桓一直惦念着被关押的几百名同志的生命安全。他一路上马不停蹄，亲自决定行军路线，采取一切措施，提高行军速度，直奔第四大队驻地单县。一到达目的 地，他便立即派朱涤新去通知王凤鸣和区党委书记两人来汇报，并把所带的干部分为两组，深入下去，访问群众、干部和被害人员家属。在查清真相后，罗荣桓当即 决定释放所有的“囚犯”。 “肃托”被制止了，大批干部和指战员得到解救，可罗荣桓心情仍然十分沉重。在康生的影响下，当时山东有些地 区仍然继续着“肃托”，杀了不少人。罗荣桓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内，极力进行干预，挽救了不少干部的生命。这场恶浪，直到1942年4月，刘少奇来到山东 检查工作后，才完全平息。 湖西事件以后，罗荣桓总结了这一教训，经常教育干部要严格掌握党的锄奸政策。在1940年4月下旬召开的第 一一五师鲁南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指出：错误的锄奸方法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失，只是用简单的审讯拷打，轻信口供，造成锄奸工作的神秘化，其结果只会造成自己 工作的孤立。他进一步强调，锄奸工作必须要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必须依靠群众，这对于克服锄奸工作中的神秘化，进一步避免工作中的失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