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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2月，罗荣桓跟随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行进到江西瑞金境内的大柏地时，他带领三营官兵作为主力向尾随在后的敌追兵发起了反攻。这场战斗打 了一个昼夜，俘虏了敌人正副团长以下官兵八百余人，缴枪数百支，残敌逃回赣州，使红军从此摆脱了被敌人尾追的被动局面。陈毅在当年秋季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 称此战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此后，红四军又攻长汀，占龙岩，克瑞金，渐渐打开了闽西局面，开辟出日益扩大的赣南闽西根据地，也就是日后的中 央根据地。部队的力量也在这一过程中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3月中旬，红四军攻占长汀。部队番号在这时作了改变，团改称纵队，营改称支 队，连改称大队。第二十八团主力编为第一纵队，第二十八团余部和特务营编为第二纵队，第三十一团编为第三纵队。伍中豪任第三纵队司令，蔡协民任党代表，罗 荣桓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即原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张宗逊任第九支队支队长。 6月下旬，红四军攻占龙岩后，在那里召开了红四军党 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会议围绕党对军队的领导以及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有些同志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实行集权制，是搞家长制； 认为政治部妨碍了司令部工作，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认为不应该费尽艰险地创建根据地，而主张四处游击，走州过府。关于这次争论，罗荣桓在1956年 回忆说：“有的高级干部、知识分子感到约束很大。一切重大问题由党来决定，这当然是对的，在今天看来是不成问题的，党员自然要服从党的决定。但在那时候， 这个问题却没有解决。一切要经过支部，一切权力归于党，引起了许多同志不满。但毛主席对原则问题是不让步的。七次代表大会所争论的主要就是这个问题，就是 有一些人存在着不满情绪。” 从秋收起义以来，罗荣桓便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作，长期的实践让他一次又一次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指导思想 的正确与高超。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主张，罗荣桓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因为，经过了早期对救国救民道路的探索，以及入党后一度对革命道 路的思索，他此时已深刻地理解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并坚定地站到了这条路线上，但是，在会议上这种意见只占少数。这次会议助长了流寇观念及极端民主化风气 的形成，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且不经中共中央许可，改选陈毅为前委书记，让毛泽东离开了红四军，到闽西特委指导工作。 7月底， 蒋介石发动向闽、粤、赣三省的第一次“会剿”。10月上旬，中央要求红四军乘两广军阀混战、粤北空虚的机会，向东江地区出击。10月25日，红四军攻入梅 县后前进到梅县以南的山区稍事休整，敌人随即占领了梅县。10月31日，部队又返回攻打梅县，罗荣桓率领第九支队打进了北门。敌军凭借街道两旁的楼房，用 手榴弹、机关枪进行封锁，我军队形拥挤，又无工事掩蔽，伤亡两百多人，罗荣桓腰部右肋下被子弹打穿，谭政、孙开楚两人冒着枪林弹雨，将他抬下了火线。 这是罗荣桓第二次被敌人的子弹打中。第一次是在井冈山时期，部队分伙食尾子，他得了一块大洋，顺手放在了上衣口袋里。一次战斗中，他正带领战士们与敌人 激战，突然感到胸前似乎被人打了一拳。战斗结束后，他才发现自己的上衣口袋被烧出一个洞，口袋里的那块银圆上也无故多了块疤痕。这时，他才意识到是这块银 圆为自己挡了一颗子弹。这块“救命银圆”从此也就被他珍藏了起来。 毛泽东于11月26日重返红四军前委，此时正准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 九次代表大会。为了给大会做准备，毛泽东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召集了一批党代表，就部队建设的问题召开了多次座谈会，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罗荣桓自始至终 参加了会议，并积极反映部队情况，就废止刑罚，反对打骂士兵的问题深入阐述自己的认识与意见，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12月中旬，部队由 新泉开往古田，罗荣桓等党代表又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会议，逐条讨论，并起草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 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古田的溪背村廖氏宗祠召开，毛泽东作了关于大会八个决议草案的报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 “古田会议决议”。在这一决议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红四军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奠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基础，使红军得以肃清一切旧 军队的影响而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大会接着改选了红四军前委。罗荣桓因为“观念正确，斗争积极”，而当选为红四军前委委员。 罗荣桓的一贯表现和在古田会议前后的作用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古田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和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在散步时，罗荣桓刚好从一旁走过。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领导干部，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