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世民的故事:功勋卓著玄武夺位,文治武功一代明君

  • 发布时间:2017-03-13 15:53 浏览:加载中
  •   太宗李世民

      (公元599年~公元649年)

      在位时间:公元626年~公元649年

      曾用年号:贞观

      谥号:不详

      庙号:太宗

      安葬地:不详

      公元598年,李渊次子李世民出生。

      公元617年,李世民和兄长李建成等人共同怂恿父亲起兵,正式打出反隋的旗号。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李世民被封为秦王。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后,李渊退位,李世民即位,是为唐太宗

      公元629年,唐朝击败突厥族武装,统一了北部边境。

      公元631年,日本派来第一批遣唐使。

      公元640年,文成公主入藏,促进了汉、藏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

      公元649年,李世民因服食丹药中毒暴死,时年52岁。

      人道恶高危,

      虚心戒盈荡;

      纳善察忠谏,

      明科慎刑赏;

      奉天竭诚敬,

      临民思惠养。

      这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诗作《帝京篇》中的诗句。

      唐太宗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唐王朝的第二代皇帝。俗话说:“一俊遮百丑。”李世民曾残杀骨肉,逼父退位,后来又企图长生不老而服食丹药中毒身亡,这都是李世民身上最丑恶的一面。但毕竟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明君,文功武略,样样不缺,经过他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唐朝初年便出现了贞观之治。有了这么多“俊”,就那么些丑恶的东西,也就慢慢地转了性,竟成了丰富了李世民的形象。人无完人,有那么点瑕疵,也不用过分追究了,试想一下,如果让李建成做皇帝,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功勋卓著玄武夺位

      元599年1月,李世民出生在今陕西武功县一个官僚贵族家庭。李家自西魏开始就具有显赫的政治背景,李渊又与隋文帝是姻亲。作为世代显赫的将门之后,李世民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尚武习俗的熏陶,所接受的教育也是剑战攻伐和文韬武略。因此,青少年时代的李世民就养成了“善于骑马,好弄弓矢”的习惯,练就了一身精湛的技艺。李世民不但喜爱骑射,还喜欢浏览兵书战策,少时就熟读了《孙子兵法》,并且能够用孙子之言与父亲李渊讲论用兵布阵的策赂,深得父亲的喜爱。

      李世民的童年是愉快的。不料,在他八岁那年,杨广谋杀了父亲隋文帝,成为皇帝。从此,天地为之巨变。兴土木,造宫殿,连续三次远征高丽,真可谓“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此时的李世民,和全家随父亲职务的调动,到过许多地方,逐渐形成了他意志倔强、豪放刚烈的性格,养成了爱动脑筋和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遇事头脑冷静、处置果断。

      这时,隋末农民起义已经爆发。公元611年,山东邹平县农民王薄率先发动了武装起义。一时间,各地农民起义也风起云涌,隋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势力也开始分崩离析。公元613年,重臣杨素之子杨玄感发动了大规模反隋起义,给予隋炀帝政权以沉重打击。两个月后,反叛被镇压下去,但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已此起彼伏,隋王朝摇摇欲坠。

      公元616年,李世民随父亲来到山西太原,参加镇压甄翟儿领导的农民军,使李世民受到了初步的军事锻炼。公元617年,李渊出任太原留守,李世民随父赴任。

      在农民起义军的打击下,隋炀帝困守江都,危在旦夕,隋王朝已经注定即将灭亡。穷途末路的隋炀帝惶惶不可终日,对大臣们无端猜忌,动不动就将大臣或处死或贬抑。李渊也受到隋炀帝的猜忌,早就有取代隋朝之心的李渊也准备起兵反隋,但还是有些犹豫不决。这时李世民仗义疏财,私下结交义士、侠客,赢得了不少有识之士为其出谋划策。当时的晋阳县令刘文静和晋阳宫副监裴寂都是李世民莫逆之交,他们与李世民一道多方劝说李渊尽快起事,李渊终于下定决心。公元617年农历五月,李世民协助父亲李渊除掉了隋炀帝派来监视他们的亲信,在晋阳宣布起兵,正式打出了反隋的旗号。

      晋阳起兵以后,李世民的哥哥李建成、弟弟李元吉以及妹夫柴绍也先后率领一部分队伍从河东、长安秘密赶至晋阳会师,使起义力量迅速扩大。随后,李渊建立了左、中、右三军,李世民被任命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统军。然而,李渊出师不久就遇到了隋将宋老生的抵抗。由于遇上阴雨连绵,军饷未到,突厥援军也迟迟不来,李渊失去信心,准备退回晋阳另作他图。李世民劝住了父亲,使李渊坚定了信心。在攻打宋老生的激战中,李世民血染战袍,身先士卒,带领士兵击溃了宋老生。

      此后,李渊又率军东进,又遇到隋将屈突通的顽强抵抗,李渊部队内部意见不一,李世民力排众议,建议主力绕过屈突通,迅速向长安进军。李渊再次听从了李世民的这一大胆建议,还命令李世民沿途收编各路归附李氏的地主武装,李世民的西路军迅速发展到十多万人。攻下长安后,李渊先将隋炀帝的孙子杨侑立为傀儡皇帝,以便号令天下。然后在关中积极发展势力。公元618年5月,李渊正式即位,国号为唐,李世民被任命为尚书令,改封秦王。从此以后,李世民就以秦王的身份活动于政治舞台,叱咤于陇西、关东。

      唐王朝建立后,政权还不十分稳固。在隋末的政治舞台上,李氏的实力并非最强。谁能顺平形势,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谁才能最终取得胜利。但是,李渊称帝后不便再亲自挂帅出征,皇太子建成也需要留在京城协助父皇处理各项政务。因此,指挥和领导统一战争的重任就自然地落在了秦王李世民的身上,开始了他历时4年多的艰苦卓绝的统一战争生涯。

      秦王李世民的第一个对手是盘踞在金城(今甘肃兰州)的薛举。当时,薛举拥兵80万,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此患不除,李渊就不敢东出潼关,进兵关东。公元618年11月,李世民亲自率领大军讨伐薛举。经过两次激烈的交锋,终于荡平了这一割据政权。当时,国内尚有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强大的军阀势力和农民军势力,北方突厥汗国更加强大,在唐的北部扶植了占据朔方(今陕西横山)的梁师都和占据马邑的(今山西朔县)刘武周两个傀儡。刘武周南下攻唐,一时间声势浩大。李渊放弃河东,退守关中,李世民予以反对,并主动请缨大败刘武周。李唐王朝转危为安。

      此后,李世民又转战中原,公元620年7月,大军逼近洛阳。窦建德出于自保,亲率10万大军增援困守洛阳的王世充。李世民正确地判断了军事形势,衡量了自己的军事实力,毅然扩大了战役范围,果断地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攻城,一路由他带领,进驻虎牢(今河南汜水),挡住了窦建德的去路。次年五月,决战虎牢,窦建德兵败被俘,王世充走投无路,举城降唐。李世民一举战败了王世充、窦建德两支劲旅的战役,充分显示了李世民的机智果断以及出色的军事胆略和指挥艺术。

      李世民统一全国的卓著功绩,使他威信日高,权力日重,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都在迅速增长。李世民还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利用自己特殊地位和条件,收罗了大批谋臣猛将,逐渐组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李建成非常妒忌李世民所取得的军事地位和政治地位,也很担心李世民会跟他争夺皇太子的位置。为了维护自己的皇位继承权,李建成也大力搜罗人马,又与弟弟齐王李元吉结盟,共同对付李世民。因而围绕着王位继承问题,形成了以李建成为首的“太子党”和以李世民为首的“军功党”,他们互相倾轧,明枪暗箭,愈演愈烈,直到公元626年李世民的先发制人才结束了这场皇室斗争。

      这时,突厥入塞围攻乌城,李建成便请求唐高祖让李元吉北征,唐高祖答应了。

      临出征前,太子东宫的王至暗中投靠了李世民,他把李建成和李元吉企图趁李世民给李元吉饯行时,趁机下手的阴谋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闻言大惊,终于痛下决心,采纳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的建议,先发制人,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经过密谋,李世民于当天夜里进宫,向唐高祖告状,并求得唐高祖下令第二天一早,召兄弟三人一起进宫对质。

      第二天早晨,李建成和李元吉奉旨进宫,他们带着几名家人来到玄武门时,发现李世民已在门前等着他们。李建成和李元吉觉得事情不对,赶紧拨转马头,准备回去。李世民骑着马追来,李元吉慌忙转过身来,拉开弓,就想射杀世民,但弓弦还没拉开,李元吉就慌里慌张地把箭射了出去。李世民很轻易地躲过了,马上拉弓搭箭,将跑在前面的李建成一箭射死,李元吉吓得没命地骑马狂奔,结果被李世民的心腹尉迟敬德射杀。太子东宫和齐王府的卫队2000余人闻讯赶来,与李世民的士兵混战在一起。李世民下令将士守住玄武门,并让尉迟敬德进宫,逼迫唐高祖李渊立李世民为太子,并将国事委托给李世民处理。两个月后,李渊被迫退位,李世民随即登基称帝,是为唐太宗。

      任用贤能施行仁政

      李世民即位之时,中央政权的基础还不十分稳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稳定局势,建立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领导集团。他接受了尉迟敬德提出的“杀人太多,不利于天下安定”的建议,采取了宽大安抚和任用东宫属僚的政策,缓和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后来有名的谏臣魏征就是原来太子李建成的幕僚,李世民曾当众责备魏征离间其兄弟之情,但魏坚持不屈,还为李建成没有听从他的忠告,最终败给了李世民而遗憾。对此唐太宗十分赏识,钦佩他忠心耿耿,有胆有识。不仅没有为难他,而且还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在唐太宗身边参予决策。

      在稳定局势的同时,李世民又着手整顿父亲在位时的宰相班子,以知人善任的原则,逐步建立起了以自己为核心的最高决策集团。这个班子汇集了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在政治上呈现出明显的朝气和进取精神。随后,大宗又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改造了三省六部制,为唐宰相制度奠定了基础。为使中央各部门之间相互监督,太宗特别强调在实践中坚持讨论、封驳、执行相结合的原则,推行“五花判事”制度。与此同时,行政机构也得到精简,贞观初年文武官员总共只有臼0员。精简后的国家机器,效率得到了提高,既节省了财政开支,又减轻了人民负担。通过对领导班子的改革,李世民不仅牢牢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也为进一步励精图治、开创贞观之治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李世民从秦王到皇帝,伴随着隋王朝的土崩瓦解。整个过程,波澜壮阔。贞观初年的形势,对刚刚登上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来说是不令人乐观的。当时,统一战争刚结束不久,社会矛盾还没有完全缓和,民心还不十分安定,而且全国各地的自然灾害也不断发生,社会经济仍然凋敝不堪。如何治理这个国家,成为他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李世民既亲身经历了打江山的残酷斗争,深知创业之难;又从隋炀帝身上,悟出守业更难的道理,这使他时刻保持清醒。因此,在唐太宗身上,总能看到一种来自农民革命风暴对地主阶级的震撼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能兢兢业业,居安思危,励精图治。面对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和贞观初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的局面,唐太宗经过深深的思考,决定以大治天下作为自己的施政方针。

      治国方针确定以后,唐太宗首先抓了国家的政治建设,把任贤和纳谏作为保证致治的两条主要措施。贞观初年的官吏,大多是跟随李渊父子攻伐四方,统一天下的功臣,他们虽能为李氏王朝骑马打天下,但却不能下马治国家。对于行军打仗,他们无所不能,但面对烦琐的政务,却只能束手无策。因此,唐太宗李世民要想大治天下,就必须任用一批能治理国家的人才,因而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不计个人恩怨和私利,任人唯贤,不避远近亲疏。他手下的丈武大臣有隋朝旧臣李纲、封伦;来自农民起义军瓦岗军的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等;而魏征就是太子李建成的部下。唐太宗有一句话,叫做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对他用人方针的生动概括。

      唐太宗为更大程度地甄选人才,为自己所用,他设立了“弘文馆”,以管理学校,著书立说,培养选拔人才。太宗还亲自视察国子监和太学,增筑学舍,增加学员。此外,唐太宗还沿用了隋炀帝所制订的科举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设立许多考试科目,进士科是其中最重要的科目。这些措施的施行,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发展,使贞观时期成为唐代教育史上的黄金时代。

      李世民采取求贤纳才、知人善任的用人政策,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使得在他统治时期,整个朝廷人才济济,群贤荟萃。公元643年,李世民曾将其中的佼佼者画在凌烟阁内,这24位功臣是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魏征、尉迟敬德、李孝、高士濂、李靖、萧禹、段志玄、刘弘基、屈突通、殷开山、柴绍、长孙顺德、张亮、侯君集、张公理、程知节、虞世南、刘政会、唐俭、李绩、秦叔宝等。除了精通政务的人才,李世民还重用姚思廉、陆得明、孔颖达、颜师古等著名的文学家;欧阳询、褚遂良、阎立德、阎立本等卓越的书法家和画家;阿史那吐乐、执失思力等杰出的少数民族将领。这些谋臣猛将、文人学士都为唐太宗大治天下的政策出谋划策,为备受后人称颂的“贞观之治”的贡献了自己的才干和智勇。

      在大力选拔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进行了法制的改革和建设,采取了慎刑宽法和严格加强法制的措施。为实现大治天下的治国方针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创造了良好安定的社会环境。

      李世民将赏功罚过作为法制改革的标准,任命房玄龄、长孙无忌在参考《武德律》的基础上制定了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贞观律》。后来长孙无忌又在李世民的支持下,组织了19名法学专家为《唐律》作注,完成了《唐律疏议》。五代以后的各朝法律大都以此作为蓝本相应增删。

      此外,《贞观律》还是唐朝的宪法,它包括“律、令、格、式”,从国家制度到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民间的婚丧嫁娶等方面,都有详细规定。凡是违犯律、令、格、式的,一律按法律处理。《贞观律》规定了1546条国家的制度和政令,称之为“令”;又将武德九年的制救从3000条精简为700条,规定了文武百官的职责范围,作为考核官员的依据,称之为“格”;还规定了尚书各部和诸寺、监、十六卫的工作章程,称之为“式”。

      同时,李世民又亲自选拔了一批正直无私、断狱公平的人担任法官,并亲自检查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情况,以保证律、令、格、式的贯彻执行,并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以免出现冤案。同时,唐太宗还规定对死刑要三次上报中央,被批准后方可执行。

      制订法律以后,李世民以身作则,执法如山,对自己的亲属和部属要求非常严格,如有触犯刑法者,严格依法处理,从不私枉法。这就使得法律得以顺利地贯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作用,使贞观初期逐渐形成了执法严肃,令行天下的好风气。

      唐太宗提倡戒奢崇简,并以身作则。他即位的第二年,关内发生了严重干旱,百姓无以为生,只得卖儿卖女。唐太宗知道后,立即下令用自己专用财物赎回被卖出的孩子,归还其父母。唐太宗即位后,居住的还是隋朝建造的宫殿,这些宫殿大都破旧不堪。作为一个新王朝的君主,李世民本来可以大兴土木,另建新的宫殿,加上他自己患有“气疾”,住房地势偏低,夏李暑热,常常犯病。大臣们劝他重建高楼深苑,他嫌劳民伤财,没有同意。

      唐太宗还严厉禁止厚葬和奢侈行为,因而逐渐形成崇尚节俭的风气,出现了一大批以节俭闻名的大臣,这就减轻了国家和人民的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休养生息、社会安定创造了条件。李世民还特别重视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

      当时,由于长期战争的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破败、民户凋残。面对这种困境,唐太宗一方面大力提倡戒奢祟简,节省开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农民得以逐步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全面推行、推广均曰制,招抚失去逃亡的农民,给他们土地,鼓励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为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他一再缩减苑囿占地面积,以增加农民耕地。由于均田制得到贯彻、推行,贞观年间的农民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减轻农民的赋役负担,碰到自然灾害,牵世民还下令减免租赋,同时还大力倡导兴修水利,以增强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

      在经历了隋末农民起义,地主军阀混战和唐朝统一天下的战争后,全国劳动力昔遍缺乏。为了增加人口,唐太宗下令将男女结婚的年龄提前,规定男20岁、女15岁就可以结婚,并把婚姻和户口的增加列为考核地方官员政绩的一个标难。这就迅速增加了全国户数,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由于唐太宗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积极措施,使社会经济很快得到了恢复。贞现初年,中原一带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到贞现中期.中原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成为被历代所称道的太平盛世。由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日益显著,燕为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人为镜从谏如流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是唐大宗的名言。唐太宗作为一个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能够做到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中,比较少见的一个皇帝,他不拘一格,知人善任,而且将相和睦,同心辅政,贞现君臣的所作所为,成为后世称颂的楷模。

      由于唐太宗虚心纳谏的开明作风,使朝廷中出现了一大批敢于直谏的大臣,贞观前期著名的有魏征、王圭、杜如晦、房玄龄等,后期著名的有马周、刘泊、褚遂良等。这些人对当时的政治形势起了良好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魏征。

      魏征在天下纷乱的时候,曾经感到茫然而出家当了道士,旧日的好朋友,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后,请他出山,掌管军中的文书,瓦岗军的李密极为赏识魏征的才华,又把他请去掌管军中的文书。后来李密的瓦岗军与据守洛阳的隋朝大将王世充展开生死搏斗,结果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的起义军想速战速决,反而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彻底击败。李密不得不率残部投降李渊,不久又在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兵败被杀。被魏征招抚李密的旧部徐世绩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葬了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作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

      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封他为太子洗马,负责管理图书经籍。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而他给李建成提过很多对付李世民的建议,都石沉大海,没有什么回音。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后,召见了这个有才华的魏征,并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理直气壮地回答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遭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的更换主人的生涯,开始了他一生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李世民即位后,将魏征封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唐太宗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表现了唐太宗对他的才能的认可和对他本人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又把他提升为尚书丞,就更能使他随侍左右,时时处处提醒规劝皇帝了。

      贞现初年,唐太宗虽然已经即位做了皇帝,但社会矛盾仍然十分尖锐,特别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还存在着对唐太宗统治不满的保守势力。为寻求最佳治国方案,唐太宗号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各抒己见,通过广泛的辩论统一思想。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的“民主生活”的皇帝,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直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公元637年,唐太宗出巡洛阳时,在显仁宫停留,因宫苑官员安排照顾不周,唐太宗便大加责罚。魏征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奢侈无度亡国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上梁不正下梁歪,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该重演了。”唐太宗无言以对,只好表示今后再不发生此事。

      魏征的批评方式无情而严厉,也常常使唐太宗受不了。一次,魏征的话又刺痛了唐太宗,唐太宗气愤地回到宫内,对长孙皇后说:“朕一定要找机会杀掉魏征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后,连忙回去换了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跪下。太宗十分惊讶,慌问其故,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犯颜直谏,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会不为您感到高兴呢?”太宗听了,十分欣慰。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感情,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尊敬。

      有一次,唐太宗趁魏征回乡扫墓的机会,准备去山南一带“旅游”一趟。一切准备妥当了,却又怕魏征回来后责怪,最后还是没有去。还有一次,太宗得到一只鹞子,非常喜欢,正抱在怀里抚玩。正巧魏征来见,太宗忙将那小宠物藏进衣服里。魏征故意拖延时间。待魏征告辞,鹞子已经闷死了。

      魏征也很重视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他曾引用苟子的话劝谏唐太宗说:君主好像舟,人民好像水,水能托肘,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远不要忘了。

      最著名的,是魏征关于忠臣和良臣的见解。有一次,唐太宗听信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解,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进言道:“我希望陛下让我成为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惊讶地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区别吗?”魏征说:“有很大区别。良臣拥有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名声,子孙相传,千古传芳;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后,十分感动,他连声赞好,并赐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唐太宗把魏征看做是最好的谏臣,魏征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监督作用。魏征死后,太宗十分痛心,无限感慨地说:“用铜作镜子,可以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国家兴衰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看到自己的过错。现在魏征逝世,使我失去了一面镜子。”

      文功武治一代明君

      随着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迅速好转,国力逐渐增强,唐太宗为建立强盛的多民族的大唐帝国,开始了统一边疆地区的战争。

      唐太宗首先收服的是当时对唐朝威胁最大的东突厥。在与东突厥初期的战争中,唐中央的军队实力还不能战东突厥而胜之,甚至曾被东突厥首领颉利可汗亲率20万骑兵兵临长安城下,唐太宗设下空城计,凭借着自己的机智和勇敢,没折一兵一卒,便退去了20万突厥大军。

      此后,经过唐太宗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唐朝国力大增,渐渐地在与东突厥的战争中占了上方。唐太宗采取远交近攻的方针,扶持颉利可汗的反对势力,牵制颉利,并积极训练备战,与曾经臣服于东突厥的强大势力薛延陀部落建立联盟,造成了南北夹击东突厥的有利形势。同时,唐太宗又设下离间计,使得东突厥和颉利可汗有矛盾的突利可汗归唐,为唐太宗提供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公元629年,唐将李靖夜袭阴山,大败东突厥,俘虏颉利可汗,灭掉东突厥。一战成名,唐朝威望大增,当地各少数民族势力纷纷归附,从而统一了北方边境。

      之后,唐太宗又相继派兵收复了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等地区,并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重新恢复了对西域地区的统治。唐朝的西部和北部边境重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也使闻名于世的丝绸之路重新得到了畅通,加强了中原地区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

      在利用战争以军事打击震慑的同时,唐太宗又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不强行改变这些少数民族原来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任命原来的首领担任各级官职,管理本地区或本部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

      此外,唐太宗还通过和亲政策,加强少数民族同唐朝的联系和团结。公元640年文成公主入藏,将农耕、纺织、建筑、造纸、制笔、酿酒、冶金以及农具制造等技术带入西藏,对吐蕃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也加强了吐蕃与唐朝的联系。

      同时,唐朝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也越来越频繁。亚洲、非洲地区许多国家不断有人来到唐朝访问,当时的长安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唐大宗对中外交往采取了积极友好的态度,专门设立鸿胪寺接待各国使者,设立商馆以招待外商,那时和唐朝交往的国家达到70多个。外国商人进入中国后,唐政府允许他们长期居住,还可以和中国人通婚。这一时期,胡椒、菠菜、郁金香、天竺干等植物相继从波斯(今伊朗)和印度传入中国,玄奘到天竺带回了大量的佛教经典,并将其译成汉文,玄奘取经的故事后来还成为《西游记》的素材来源。其他宗教如景教、回教、摩尼教等也在此时传入中国。

      同样,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纸张等也在此时传人西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就是在贞观时期传到阿拉伯和印度,又通过阿拉伯传到欧洲和非洲,对西方丈化事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唐朝高度发达的封建文化也深深影响了当时的世界,尤其对对朝鲜、日本的影响更大。公元645年,日本废除氏族制度的“大化改新”,就吸收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官制、府兵制以及刑律等等,建立起了完备的国家机构和制度,大大促进了日本的封建化进程。

      唐朝对世界的影响非常深远,直到现在,很多国家华人聚居的地方还被称为“唐人街”。

      唐太宗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君主。他精于弓马,擅长诗书,是一位文武全才的皇帝。

      当时李渊在晋阳起兵时,李世民就曾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渊建立唐朝后,李世民便担负起统率三军征伐各地割据势力的使命,为李氏唐朝的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李世民对弓马特别精通。后来登基做了皇帝,他娴熟的骑射技术仍然不减当年。李世民还嗜好弓马,特别对骏马的喜爱更是成癖。昭陵六骏雕刻,既是唐初雕刻艺术的高度成就,也是唐太宗嗜马成癖与他驰誉战场的真实写照。

      唐太宗还是个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他所写的诗文,被编入《全唐文》和《全唐诗》中的就有文七卷、赋五篇,诗一卷六十九首。其中代表作是《帝范前后序》、《金镜》。唐太宗非常喜欢晋代著名书法家王羲之的书法,最为擅长的是飞白书法。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技法的钻研,从初学到深造的角度,写了《笔法论》、《指法论》、《笔意论》等文章,对书法作了精辟的分析。唐太宗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使得贞观时期出现了一场书法革新运动,统一了南北朝以来南师王帖、北宗魏碑的自立门户的局面,使王书成为全国书体的正宗。

      不可否认,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众多皇帝中少有的明君,但在贞观后期,唐太宗还是出现了骄傲和自满隋绪,思想和行为逐渐发生了变化,封建帝王的贪欲和专制本能越来越多地在他身上体现出来。

      贞观中后期,唐太宗不仅大兴土木、崇信奸佞,还连续发动了两次讨伐高丽的战争,又开了当朝皇帝看起居注的先例,使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制度遭到破坏。

      到了晚年,唐太宗还滋生了乞求长生不老的迷信思想,迷恋方士炼制的金石丹药,结果因服食金石丹药过多,中毒暴亡,享年52岁。

      当然,唐太宗并没有坠落成为一个昏庸的君主,在某些方面还能够保持贞观前期的良好作风,并且能够对自己一生的功业进行冷静的回顾和总结。

      在临终之前,唐太宗还能够坦率地指出和承认自己的缺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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