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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国家法律的修订，他认为应当以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因此，法律的修订成为唐朝官员的重要工作之一。 唐高 祖李渊曾经组织一批大臣，以隋文帝时代的《开皇律》为基础制定了《武德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就指示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对《武德律》进行修订，成为 后来《唐律》基础的《贞观律》。同时，还编幕（zuan）和颁布了《贞观令》、《贞观格》和《贞观式》。这些法律规定对促进当时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 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对后世法律的制定、法治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唐太宗强调立法必须慎重，而且法律条文必须要简明扼要，同时， 表述一定要准确，不能同罪异罚，不能同样一种罪，却有不同的惩罚条例。因为如果法律文字模棱两可，含混不清，一罪不同刑，官吏就有了活动的余地，就很容易 产生欺诈违法的事。例如，想开脱罪恶就按从轻判处的条款办；要想罗织罪名，就引用刑重的条文。同时，法律规定不稳定也对国家的治理没有什么好处。因此，法 律规定一定要一致和稳定。 古语说：刑乱世，用重典。也就是说，只有乱世的时候，皇帝才会用重刑对违法犯罪的人进行处罚，以此来保证自 己的统治。中国历史上缺乏详细规定维护公民权利的“法”，却有很多详尽规定如何惩罚公民不尽某种“义务”的刑法，历代不但多严刑酷律，而且对某人犯“法” 的量刑常依帝王的好恶喜怒随意减轻或加重。唐朝刚刚建立时，民心尚不十分稳定，国家经济发展也十分缓慢。因此，此时更应当采用“放任”的疗法，使国家的政 治经济生活环境宽松、使人民身上的压力减轻，用严刑峻法来治理百姓显然是行不通的。所以，唐太宗认为运用法律应当去重从轻，以宽大为怀。 唐初制定《武德律》时，曾对隋朝大业年间烦琐苛刻的法律作了大量删削。即便如比，唐太宗还嫌处刑太重，又对《武德律》作了重大修改。长孙无忌等人制定法 律时，把原先规定的绞刑改为断趾法，即砍掉右脚。唐太宗仍嫌这种刑罚太残酷，于是就接纳司法官裴弘献的建议，将断趾法改为流刑，即加重徭役，流放到三千里 以外，做三年苦力。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郝县县令裴仁轨，因个人私事而派公堂中的门夫服差役。唐太宗知道以后大发雷霆，要对他 处以死刑。殿中侍御史李乾佑劝阻说：“法律是陛下同天下人所共同遵守的，而不是陛下自己一个人的。今天裴仁轨犯的是轻罪而被陛下重判死刑，我恐怕从此以 后，天下百姓会惊恐万状，执法的人也不知道该怎样执行法律了。”李世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李乾佑的意见，马上糾正了判处裴仁轨死刑的错误决定。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张蕴古任大理寺丞。唐朝相州地方有个叫李好德的人，曾经患过癫狂病，整天胡说八道，自称是天星下凡，将来必成大器，君临天 下。唐太宗命人把他关进监狱，指示大理丞张蕴古调查处理这个案件。张蕴古汇报说：“李好德患疯病有证据，按照法律规定，这种人犯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唐 太宗采纳了张蕴古的意见，打算宽恕救免。 但是，张蕴古却私下把唐太宗的旨意告诉了李好德，又和李好德一起下棋。持书侍御史权万纪和张 蕴古有私仇，一直在寻找机会陷害张蕴古，现在乘机向唐太宗弹劾张蕴古，说：“张蕴古是相州人，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在相州当刺史，他为了讨好李厚德，便假说 李好德有精神病。”唐太宗大怒，下令将张蕴古斩于东市。 但刚刚杀掉，李世民就后悔了，于是召来房玄龄责备说：“你们接受君主给的俸 禄，就应当替我考虑问题。事无巨细，都当留意。现在我有事不问你们，你们就不说，看到不合理的事情你们也不劝阻，你们这样下去还怎么辅助我呢？像张蕴古身 为司法官吏，却和囚犯嬉戏，泄漏我的话，这样的罪行非常严重，应当受到惩罚。但按照正常的法律，他还不至于被处死。我当时大怒，下令处决，你们竟不说一句 劝阻的话，主管的官署也不按照规定予以复奏，便立即把他处决了。这难道是治国之道？”房玄龄点头称是。 因此，唐太宗下了一道命令： “自今以后犯了死罪的，即使命令马上处决，也要复审三次，请示三次，然后再执行。”这个规定使得对死刑的处决比较慎重一些，但并没有解决为无辜人犯申诉的 问题。张蕴古被斩首以后，司法官吏为了免遭谗言陷害，都不敢从轻处理囚犯。有时有治罪偏重的，上级也不予以查究。这样，冤屈的人就很多。 唐太宗觉察到这种情况以后，问大理卿刘德威道：“近来法网甚密，许多不该网入的人都网入了，是什么原因呢？” 刘德威回答说：“这个原因在陛下身上，不在群臣那里。陛下喜爱宽大就会宽大，喜爱严苛就会严苛。现在国家法律条文规定，官吏对犯人治罪偏重者，官职降低 三等；偏轻者降低五等。但是现在，错抓了人可以不负责任，而错放了人却要获大罪。大家心怀畏惧，为了自己免遭祸患，宁肯把无罪说成有罪。这样，刑网自然就 密了。” 唐太宗生气地质问刘德威：“法律已经制定好了，你们为什么不按照法律来办事呢？你们这不是执法犯法吗？” 刘德威说：“张蕴古就是为了替李好德说话而被陛下处死的。且不说他说得对，即使他属错误放人，也远不该处以死刑。只要陛下下令今后一律按法律办事，这种风气立即就会变过来的。”李世民同意了刘德威的意见。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唐太宗一方面调整那些不宜从事法律工作的人，一方面采取措施完善法律程序，从制度上堵塞司法工作中的漏洞。张蕴古之死使唐太宗认识到 所谓的“复奏”制度实际上已经流于形式。于是，唐太宗修改了原来的“三复奏”制度。重新规定，凡判处死刑的，京城内要“五复奏”，其他各州仍旧坚持“三复 奏”。对于擅自处决人犯和虽经批准却提前处决人犯的人，要追究刑事责任，严加惩处。 但是，严格依条文定罪，有时也难免有冤案。所以， 唐太宗还规定门下省复审案件，如果发现有按照法令应该判死刑而情有可原的，应该记录下来上奏。即使依法应处死刑而又情有可原的，仍有获得免死从宽的机会。 对证据确凿确系犯法并被判刑的罪犯，决不心慈手软加以姑息。张蕴古事件之后，由于完善了法律制度，办案合乎公允，很少出现冤情，有时甚至连判处死刑的人也 没有怨言。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