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真实的管仲:识时务者为俊杰

  • 发布时间:2017-10-19 22:08 浏览:加载中
  •   管夷吾,齐国人,早年与鲍叔牙一块经过商,从过军,后为公子子纠的老师。他的叔父管至父协同连称杀掉齐襄公立无知为君后,推荐他入朝做官,他加以拒绝,遂与子纠奔鲁避居。无知被杀,他协助子纠与小白争夺君位,不虞事败。齐桓公小白上台后,将他重用为相,恩礼交加,尊其号为仲父,交给他全权处理齐国军政的大权。其后,他对齐国进行了全面的整顿治理,成效显著,于是逐步实施尊王攘夷、争霸列国的战略,大约四十年的政治活动生涯中,他协助齐桓公取得了极其显赫的政绩。

      管夷吾是春秋时代的一颗政治明星,他图霸于乱世的一套战略和策略,他一生政治活动的价值标准和取向,他丰富的智慧和独到的思维方式,以及成系列的治国思想,都是同时代的人物所不及的。

      清晰的战略头脑:大处着眼,小处规划

      大乱的春秋需要霸权,管仲一被召见,就向齐桓公提出了图霸的问题。为了图霸,他相应提出了强国的方案和恢复纲纪的方针。强国以保证自己有争霸的雄厚实力,纲纪使自己的政治行为有鲜明的指导思想,二者如图霸的两翼相配合。管仲在总体上全面地把握这些关系,由此提出了“尊王攘夷”的长远方针。尊王活动使齐国在争霸中利用了王室的政治影响力,尤其是消弭了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敌对力量,并表明了齐国领导集团对礼仪纲纪的率先遵守。攘夷活动使齐国在争霸的舞台上扬威耀武,在中原诸侯中树恩树德。

      管仲在战略上始终将楚国作为争霸的敌手。当时楚在南方发展很快,几十年内已灭掉了自己东、南、西边的许多国家,僭称王号,兵锋北指,其势逼人。不挫败楚的威风,齐国的霸业无从谈起。管仲秉政不久就向桓公指出:“楚,僭国也,地大兵强,吞噬汉阳诸国,与周为敌。君若欲屏王室而霸诸侯,非攘楚不可。”(第十九回)为了挫败楚国的气势,可以说管仲作了二十余年的准备,其间实施了多项活动:第一,在前679年他实施了“欲攘楚,必先得郑”的方针,派兵攻郑,扶持十七年前曾被郑大夫祭足驱逐出国而盘踞栎城(今河南禹县)的郑厉公复位。把东周以来最桀骜不驯的郑国置于齐国的翼下,扫清了伐楚的通道。之后又与楚国多次争夺郑国,力求巩固这一战略阵地。第二,救燕伐戎,稳定北方。

      前664年,燕国因山戎侵伐而求救于齐,管仲向桓公建议说:“君欲伐楚,必先定戎。戎患既息,乃可专事于南方矣。”(第二十回)

      破戎之后,齐国将新辟的五百里地送与燕国,在北方广布恩德,有效地巩固了北方阵地,在战略上避免了两面作战的被动性。第时而动(第二十回)。他积极支持齐桓公对诸侯恩礼相待,厚往薄来。直到前657年,郑国因楚患告救,管仲才对桓公说:“君数年以来,救燕存鲁,城邢封卫,恩德加于百姓,大义布于诸侯,若欲用诸侯之兵,此其时矣。”(第二十三回)齐国多年在诸侯中广树恩德,争取和团结了诸侯,终于集合了伐楚的八国联军。经过二十余年的准备,在前656年,以齐国为首的联军兵抵楚境,与楚国盟师召陵,抑制了楚国向北扩张的势头,稳定了齐国在中原的霸主地位。

      在实施具体的政治行为中,管仲也极有战略头脑。前681年,管仲筹谋让桓公请王命首次组织北杏(今山东东阿县)会盟,当时齐国初翻霸业,宋君不服,逃会而去,为了成功地讨宋,管仲采取了三步战略,一是镇服了邻近的鲁国,造成声势;二是请王师参战,造成舆论;三是先礼后兵,派人以外交方式与宋通话,达到使宋服罪请盟的程度即可,那么,如何能镇服鲁国呢?管仲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派兵吃掉了鲁国的附庸小国遂(今山东肥城南),以重兵压遂,使鲁悚惧。第二,遣使入鲁,责其不赴北杏会盟之罪。第三,暗中派人将情况告知鲁庄公的母亲文姜,因文姜是出嫁于齐国之人,平时极力主张鲁庄公亲近齐国。鲁君内迫母命,外惧兵威,在齐国来使责问时,正好感到有台阶可下,于是答书请盟。采取这一系列严密的战略计划,齐国便制服了鲁、宋这两个较近的大国,在争霸的进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务实的思维

      管仲制定军国大计,常能采取现实的态度。毗邻楚的两个小国江、黄(今河南正阳、潢川两地)不堪楚虐,恰好在齐准备伐楚之必怒,怒必加讨。当此时,我欲救,则阻道路之遥;不救,则乖同盟之义。他认为齐既然保护不了江黄,就应该现实地考虑问题,不要把它们纳入同盟,否则就会损伤同盟的严密性。管仲处事的现实主义态度,在伐楚战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齐国原计划是以伐蔡为名将联军部队集合于上蔡(今河南上蔡西部),给楚国来个措手不及,不料,兵至楚境,楚国早有准备。他料到有人泄露了消息,于是立即调整了军事行动的目标。他首先向楚使提出了楚国未向周室纳贡的所谓罪责,然后逼陉山驻军,遥张军势,摆出要打的架势,楚国见联军逗留不进,疑其有谋,又惧联军之众,于是答应向周室纳贡菁茅,管仲于是班师。回军途中鲍叔牙问管仲;“楚之罪,僭号为大。吾子以包茅为辞,吾所未解。”管仲解释说:“楚僭号已三世矣,倘责其革号,楚肯俯首而听我乎?若其不听,势必交兵,兵端一开,彼此报复,其祸非数年不解,南北从此骚然矣。吾以包茅为辞,使彼易于共命。苟有服罪之名,亦足以夸耀诸侯,还报天子,不愈于兵连祸结,无已时乎?”(第二十四回)在当时变化了的情况下,如果不打班师,无功而回,势必贻笑诸侯,损伤齐的霸主地位;但如果好大喜功,坚持硬打,在楚的本土上作战,实在是成败难卜,且将遗祸久长。管仲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出发,把这次军事行动的目标重定于取得象征性的胜利上。要达到这一目标,就不能向楚提出过高的要求,要考虑楚的接受程度。管仲向楚提出纳贡包茅的要求,牵连王室,似乎关系重大,其实只要一车菁茅,是楚完全能够接受的条件。

      管仲主张齐国在诸侯中广布恩德,但他最终追求的是对于齐国的实际功效。北戎侵掠邢国,齐桓公会合诸侯于聂北(今山东茌平西),准备立即相救,管仲不赞成立即出兵,他对桓公说:狄寇方张,邢力未竭,敌方张之寇,其劳倍;助未竭之力,其功少,不相消耗后再出兵救邢。根据这一建议,数国联军在聂北等了约两月,狄兵已攻破了邢国,联军方出师赶走了狄兵。这样,管仲以邢国国破城亡为代价,用极小的力量付出立下了救邢存国的大功大德。管仲在刚执国政时就对桓公建议:“使人以皮币玩好,鬻行四方,以察其上下之所好。择其瑕者而攻之,可以益地;择其淫乱篡弑者而诛之,可以立威。”(第十六回)管仲对齐国政治行为的设计,就是这样以齐国实际利益为出发点的,事实上,他的救燕伐戎是为了安定齐的北方边境,他对中原诸国广布恩义,最终是为了役使各国,他的攘夷有自卫和树威双重目的,他号召诸侯尊王,是为了取得诸侯对齐霸主地位的认可等等。管仲的政治目标是现实的、实在的,因而在手段的选用上也是惟实、求实。

      管仲无疑是一个重实、求实的人,然而,他没有自己全新的思想政治纲领,他在政治上打的是维护传统礼仪的旗号,因而在求实的行动中,不得不顾及对传统名分的符合,现实的要求和名分的要求各牵动着他,常把他置于二难的境地。例如他所辅佐的公子子纠死后,现实要求他进行政治派别的重新选择,以图功业;忠臣的名分要求他从子纠而死。每当遇到这类情况,他都在行为上选择了对于现实要求的符合;而同时又对名分的要求做出变通的解释,名分实际上成了他说明自己行为合理性的工具。子纠死于鲁国后,子纠的另一个老师召忽悲痛地表示:“为子死孝,为臣尽忠,分也!忽将从子纠于地下”(第十六回),遂即自杀。管仲先前曾与鲍叔牙约定,子纠和小白无论谁上台,他和鲍叔牙二人都要互相荐举,后来鲁国答应将他囚槛送齐时,他急忙赶程,生怕鲁国反悔而追杀他,看来他心底里根本不愿意为子纠而死。他见召忽已死,遂表示:“自古人君,有死臣必有生臣。吾且生入齐国,为子纠白冤。”事实上,子纠是政治斗争的失败者,无冤可白,管仲回国荐给齐桓公时,发生了同样的情况,现实要求他辅佐新的君主建功立业,名分则拒绝他复事于故君的仇人,从他与鲍叔牙早先的约定看,他无疑是要做出现实的选择,但又顾虑于名分的要求,因而下不了决心,而当鲍叔牙提出:“成大事者,不恤小耻;立大功者,不拘小谅”的社会观念时,他终于答应辅佐齐桓公,因为鲍叔牙的推荐吻合于他追求的现实要求,又为他勉强找到了名分的根据。

      管仲在军国大计的制定上明显地带有上述思维方式,他提出的尊王方针,首先是齐国得以号召诸侯、称霸列国的手段,符合于现实的要求,同时又直接符合于名分的要求。伐楚时向楚提出不向周室纳贡的罪名,首先是这种辞令符合争取象征性胜利的现实要求,同时又符合尊重王室的名分要求。

      管仲在政治上打着维护礼仪纲纪的旗号,因而在处事上顾及名分,然而他要在不断更新的历史舞台上创立前无古人的霸业,因而首先追逐的是现实的要求。顾其名,求其实,是他处事的特点,是他思维的特点。在他这里,名分只是用来为自己的求实行为作辩护的工具,因而他对名分的运用实质上含有自己的目的性和随意性。

      于细微处见精神

      与求实的思维特点相联系,管仲对人的看法不是从抽象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从人的实实在在的客观本性出发,把人看成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躯。这样,他对特定人物的理解就更实际、更准确。

      己相府也大建楼台,鲍叔牙认为管仲的这种做法是对桓公奢侈行为的纵容,因而对管仲当面提出指责,管仲解释说:“夫人主不惜勤劳,以成功业,亦图一日之快意为乐耳。若以礼绳之,彼将苦而生怠。吾之所以为此,亦聊为吾君分谤也。”(第二十四回)管仲把齐桓公看成一个现实的人,认为他不仅有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必然会有自己的情欲要求,如果以礼仪来束缚桓公的快乐享受,必然会妨碍其事业进取心。管仲把生活快乐与事业成功联系起来,是要以生活快乐作为人的事业进取的诱饵,以避免桓公的意志怠惰。同时,管仲以自己的奢侈为君分谤,也意在稍稍向人们证明生活享乐的合理性和情欲表现的自然性。早先,齐桓公曾向管仲表白说,他是一个喜好女色的人,并不无歉意地问管仲,这是否会害及霸业,管仲明确地回答,这不会影响霸业。管仲把这一特点看成是人的内在情欲的自然表现,因而对桓公这方面的行为从不干涉和限制,有时甚而怂恿。

      齐桓公身边有三个侍臣,第一个叫竖刁,早年很得桓公欢心,因更想亲近于内宫,于是自己作了宫刑进宫服侍桓公,桓公为此愈加怜爱宠信。第二个人物叫雍巫,字易牙,精于烹调之技,桓公有一次开玩笑说他未尝过人肉的味道,易牙就杀掉自己三岁的长子,将肉炮制后献给桓公,桓公为此而宠信易牙。第三个人物叫开方,原是卫国太子,因慕桓公之名,遂放弃太子地后万勿亲近上述三人。桓公问:“易牙烹其子,以适寡人之口,是爱寡人胜于爱子,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爱于子,其子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又问:“竖刁自宫以事寡人,是爱寡人胜于爱身,尚可疑耶?”管仲回答:“人情莫重于身。其身且忍之,何有于君?”桓公又问:“卫公子开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于寡人,以寡人之爱幸之也。父母死不奔丧,是爱寡人胜于父母,无可疑矣。”管仲解释说:“人情莫亲于父母,其父母且忍之,又何有于君?且千乘之封,人之大欲也。弃千乘而就君,其所望有过于千乘者矣。君必去之勿近,近必乱国!”(第二十九回)看来,管仲与齐桓公对上述三人有着截然相反的看法,齐桓公认为这些人为了他而烹子、自残或放弃国君地位,说明是极爱自己的。管仲则抛开了这些表面现象,他对人物进行分析的立足点有两条,其一是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其二是认为人的活动都有其目的性。既然人的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那么这些人烹子、自残或弃国,必定有另外的所求;而既然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那么这些人的另外所求必定在于为自身谋取更大的利益,因而,这些人必是野心家无疑。管仲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他进一步认为,人的个体行为统一于他的个体本性。既然上述三人为了自己的所求能够烹子、自残或不顾父母,那就证明了他们个体本性的残忍;而本性残忍的人要谋取自身的极大利益,实质上是敢加害于任何人的。管仲因而提醒桓公,一定不要接近上述三人。管仲死后,齐桓公并没有真正按管仲的嘱咐去办,桓公临终时,这三人果然在朝中兴风作浪,引发了齐国的大内乱。当桓公最终被易牙和竖刁等人封锁于宫室,饥渴交迫、无人照应时,他想起了管仲的嘱咐,长叹道:“仲父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宜有今日。”(第三十二回)齐桓公最终承认了管仲对三人分析的正确性。

      度。在齐桓公组织的一次诸侯会盟上,郑文公派儿子子华代替自己参加,子华私下密告桓公;请齐国出面除掉父亲身边的三个执政大夫,管仲见子华受命会盟,暗地里却背着父亲另作打算,认为干这种事的必是奸佞之徒,于是让桓公拒绝子华之请,最后有意将此事泄露出去,借郑国之刀杀掉了子华。

      管仲从现实的立场看待人,他把人的情欲看成人的自然本性的表现,他以人的客观本性为前提去分析人的个性品格,这是他的求实精神在人的问题上的体现,是他现实主义处事原则的深化。

      左右逢源的五项绝招

      从求实的原则出发,管仲善于在处事上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大体有如下几种:第一,示威惧邻。邻近齐国的鄣久不服齐,桓公欲派兵灭之,但鄣与齐乃同一先祖,灭之有碍大义,管仲建议说:“君可命王子成父率大军巡视纪城,示以欲伐之状,鄣必畏而来降。是无灭亲之名,而有得地之实矣。”(第二十回)纪城是齐国在齐襄公执政时灭掉的纪国,桓公用管仲之谋,鄣君果然畏惧求降。齐国运用灵活的策略手段达到了制服鄣国的目的。管仲运用软硬兼施、内外配合和先打后拉的手段制服鲁庄公,也是灵活策略的一次运用。

      第二种,小题大作。伐楚时,管仲原计划以讨蔡为名,将诸侯之兵集合于上蔡,准备打楚个措手不及,然而蔡国与齐国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伐蔡师出无名。于是管仲提出,蔡国和齐桓公有私仇。原来,蔡穆公的妹妹早先曾嫁给齐桓公为第三夫人,桓公深恨之。管仲借这件事大作文章,其实是伐楚的一部分策略。

      第三,泄谋借刀。郑文公的儿子子华密谋借齐国之力消除父党。管仲深恶其为人,拒绝了子华之请,然后又故意将子华对齐桓公讲过的话泄露给郑国人。子华一回到国中,郑文公就宣布其为卖国逆子,将子华囚而杀之。管仲用泄密的手法借刀杀人,既对郑文公表示了齐国的坦率忠诚,立信于诸侯,又防止了因子华嗣位而可能形成的齐郑之隙。

      第四,软逼天子。有一次齐使入周,察觉到周惠王有废掉世子郑而传位于次子带的意图,但惠王从未明言。为了维护世子郑的地位,从而在王室培植亲齐势力,管仲为桓公定计软逼周王。

      于是齐桓公约众诸侯联名奏表于周王,声称“诸侯愿见世子,请世子出会诸侯”,因为此事名正言顺,难以推辞,周王只得许诺,桓公便在首止(又名首戴,今河南睢县东南)与众诸侯迎请世子郑,并故意做出留恋不舍、极力拥戴的表示,周惠王心不悦而口难言。

      惠王临终前后,众诸侯又各派本国大夫连毂入周请见新王,终于逼周臣扶周襄王子郑上台。管仲在此事上让众诸侯极力做出拥戴世子的表示,他的考虑是:“世子一出,君臣之分已定,王虽欲废立,亦难行矣。”(第二十四回)

      第五,隐夺君意。伐楚之后齐国名声大震,葵丘会盟,更使齐国的霸业达到了鼎盛,这时,齐桓公自以为功高无比,欲效法夏、商、周三代的“封禅”之事。封禅乃是封泰山以祭天,禅梁父山(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以报地。古人作为天与人归、受命而兴的盛典。当时周室反对桓公封禅,管仲也不赞成此事,但桓公固执己见,不听他的劝谏。管仲对周室使臣说:“吾君好胜,可以隐夺,难以正格也。”(第二十四回)于是晚上去见桓公,告诉他说,封禅之典很隆重,需要鄗上之嘉黍,北里之嘉禾,江淮之“灵茅”,要有东海比目鱼,西海比翼鸟,管仲在处事的策略手法上仍然坚持了现实主义的求实精神,在他那里,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灵活多样的,他的高明之处,一是能正确对待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二是他思路开阔,在手段的设定和选择上更为灵活实用。

      智借众谋与天力

      管仲富于智谋,但他仍然认为:“大厦之成,非一木之材也;大海之阔,非一流之归也。”(第十六回)当初桓公欲拜他为相,他提出的首先条件就是要桓公一并任用隰朋、宁越等“五杰”。为解释桓公有一次遇到的怪异现象,他重赏招聘到一位名叫皇子的人,借皇子的学识为君解忧。在一次伐宋途中,一位衣帽破烂的牧牛人求见管仲不得,于是托人传话给管仲说:“浩浩乎白水!”管仲闻及此语,茫然不解,于是向随军的爱妾婧请教,婧告诉说:“妾闻古有《白水》之诗云:‘浩浩白水,之鱼,君来召我,我将安居?’此人殆欲仕也。”(第十八回)管仲即命停车召之,及与对谈,发现其很有才学,于是马上作书将其推荐给行军在后的齐桓公,此人即是后来协助管仲秉政的宁戚。管仲上台后还悬榜于国门,布告国人,征求富强之策。管仲善于借众人智慧来增益自己或弥补自己的不足,正如齐桓公所评价的,他有“任众之明”。

      管仲不仅广借众人之谋,而且善于挖掘内涵于人体中的潜力。管仲曾辅佐子纠,与齐桓公小白争夺君位,事败后逃至鲁国,齐鲁二国多方交涉,最后鲁国同意用槛车送管仲归齐,管仲怕鲁国反悔追杀自己,因而制成《黄鹄》之词,教御车的役人学唱,其歌悲壮动人,役人学会后边唱边走,乐而忘倦,车驰马奔,一天走两孤竹,齐军跟踪追袭,路遇一山,齐军凿山开道,非常劳苦,管仲于是制《上山歌》和《下山歌》两首,教军士学唱,大家唱起歌来,你唱我和,忘却疲倦,劲头焕发,车行如飞,迅速翻过了山岭。管仲事后向齐桓公解释这种乐而忘倦的原因说:“凡人劳其形者疲其神,悦其神者忘其形。”(第二十一回)他认为人的形体受到劳困,必然产生精神上的疲倦,而如果使人的精神感到快乐,就必然忘却形体的疲劳。管仲能够唯物而辩证地把握人的形体与精神的关系,他科学地利用精神对形体反作用的规律,在关键时刻挖掘出了潜存于人体中的力量,收到了实际的效果。

      在围剿孤竹的战役中,齐国和无终国军队不幸被敌人诱至迷谷。迷谷,当地人又称旱海,其地山谷险恶,绝无行人,风沙刮起,咫尺不辨,谷路曲折难认,大军在谷中东冲西撞,盘盘曲曲,全无出路,军心慌乱。管仲建议说:“臣闻老马识途。无终与山戎连界,其马多从漠北而来,可使虎儿斑择老马数头,观其所往而随之,宜可得路也。”(第二十一回)桓公依言而行,终于弯弯曲曲,出了谷口。管仲巧妙地利用了老马的本能之力,救了全军人的性命。

      老马的本能和人体中的内在潜力均属自然的能和力,但二者不会自然地显露出来,服务于特定的目的,管仲深察自然规律,他巧攫天力,为己所用,表现了高超的智慧和天才。

      鸟瞰全局:法家思想的萌芽

      在天下大乱的春秋前期,管仲为齐国提出了一整套治国思想,主要包括:第一,公开打起维护传统礼仪的旗帜,作为规范人们行动的义廉耻的精神,使人们在大乱的天下有共同的行动纲领和追求目标,他以此作为立国的前提和根本。

      第二,坚持爱民的思想原则。管仲主张治国必须坚持爱民的原则,为了保证这一原则,他提出了五项具体指标,即国民的相亲程度、繁衍程度、富裕程度、知礼程度和信任程度,对于每项指标的落实,他都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公修公族,家修家族,相连以事,相及以禄,则民相亲矣。赦旧罪,修旧宗,立无后,则民殖矣。省刑罚,薄税敛,则民富矣。卿建贤士,使教于国,则民有礼矣。出令不改,则民正矣。”他认为,在治国中坚持了爱民的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对国民的统治和领导。在爱民原则的前提下,管仲还提出了对国民的具体安置方法,他把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主张各类国民世代沿袭,不变其业,以此安定国民,由此保证国家的安稳。

      第三,实行内政上的整顿与改革。春秋时的军事攻守只针对城郭,而不针对鄙野,于是管仲让农民住在鄙野,让士、工、商三类国民住于城郭,并将这些人按区域分为二十一乡:十五乡为士,以保证兵源,六乡为工商,以保证财源。在士乡中,五家为一轨,十轨为一里,四里为一连,十连为一乡,五乡合为一军,以一家一人计,一军共一万人,十五乡为三军,共三万人。管仲还让士乡的人世代居住在一块,平时狩猎练武,互相熟悉,战时相互配合,生死与共。

      第四,繁荣工商业,收税聚财。管仲提出“销山为钱、煮海为盐”,主张发展盐铁业,同时还提出“收天下百物之贱者而居之,以时贸易”,主张发展商业。他还提出在商人活动集中的地方建立商闾,以供行商旅途居住。国家对工商实行税收,以此增加财政收入。

      第五,治军思想。在军队建设上,管仲认为“兵贵于精,不贵于多;强于心,不强于力”。他主张把主要精力应放在提高部队素质、增加军队战斗力上,而不要放在增加部队的人数上,认为只有这样轻重,可以以剑甲等武器装备赎罪,这样以补充武器之不足。

      第六,外交方针。管仲提出了“尊周室”“亲邻国”的外交原则,并相应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方针。

      第七,精辟深刻的用人思想。管仲和齐桓公有一次议论霸业,桓公问他,作为君主,怎么样才会损害于霸业呢?管仲回答:“不知贤,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任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均见第十六回)管仲特别强调领导人的用人对自己事业的影响,他为领导人提出了一种极其深刻的用人思想:领导人不仅要识才,而且要用才;不仅要委用他,而且要放手让他去干;不仅要放手让他去干,而且要保证不让小人参与干扰。管仲把事业的兴败归结到用人问题上,从而提出了内容深刻的用人思想,这既是齐桓公创立霸业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齐桓公得以成就霸业的重大经验总结。

      适应齐桓公图霸的雄心,管仲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策略和治国方针,并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了他处事的独到智慧。贯穿管仲整个思想的是求实的精神,这些精神和思想成就了齐国的霸业,影响了春秋的趋势和进程,造就了东周初期的一颗思想政治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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