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书香门第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立意要成为伟人！ ——戴高乐 在法国历史上，有两个人物让世人推崇备至，其一是拿破仑，他所率领的军队几乎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使法兰西这一字眼在世界近代史的长河中闪闪发光；其二就是戴高乐了。他使法兰西这一民族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让法兰西重新放射出光芒。 当1940年6月18日，伦敦广播电台播出“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之时，一个伟人就走到了历史的前台…… 对于这位拯救法兰西于水火之中的伟人，其青少年时的人生足迹又是怎样的呢？ 戴高乐祖先曾在佛兰德、香巴尼和布尔戈尼等地居住过。 15至17世纪，戴高乐家族以戎马征战为主。那时，法王和英王进行了多次战争，战争也把戴高乐的先祖牵扯扯进去，为了法王的利益，戴高乐的先祖曾拼杀在战场上。连续不断的战争，使得这个家庭养成了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传统。 18世纪，戴高乐家族曾有人在司法界为官，担任过巴黎议会的检察官。进入19世纪，戴高乐家族又以科学文化为主要职业，成了令人钦慕的书香门第。 这是一个在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中破了产的、笃信天主教的小贵族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对戴高乐一生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他的祖父母。 戴高乐的祖父名叫朱利安·菲力普。 1835年，朱利安·菲力普同约瑟芬·安娜·玛丽·马约结婚。 约瑟芬家虽然在敦刻尔克拥有一家烟草工厂，却是里尔市人。这样，布尔戈尼的戴高乐家族又恢复了他们的祖先和法国佛兰德地区的联系。 从戴高乐祖父母的结合来看，不失为一桩有趣的婚事。 从社会地位看，它使布尔戈尼一个贵族文官家庭和以勤劳著称的佛拉芒人居住的北部地区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结为姻亲；从个人角度看，它使一位史学家和一位作家成为眷属。这样的结合，可以说影响了戴高乐以后的一生。仅以他以后对法兰西民族的巨大号召力而言：一方面，由于戴高乐出生于下层贵族和中产阶级家庭，又是一位参加宗教活动的天主教徒，因而对心地善良的法国守旧派具有号召力；另一方面，他家境贫寒，因而鄙视资产阶级以及法国企业主全国理事会的老板们，这就使他能与共产党争夺左派的选票。所以说，戴高乐祖父母的结合，本身就是法兰西民族内在的保守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朱利安·菲力普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致力于史学、古籍研究，潜心阅读中世纪的证书，辨认和收集巴黎教堂的铭文，1839年出版了《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 从信仰上来说，他是正统的保皇分子。他认为在正统思想遭受严重的破坏之后，历史应该恢复其连续性，祖国应该重建。他的巴黎史是对已退休的国民公会议员迪洛尔的巴黎史的回击。他认为：“迪洛尔扬起世纪的尘埃，只是为了寻找点燃他仇恨之火的干柴；他祭起历史的亡灵，只是为了把它变成魔鬼和怪物。” 戴高乐的祖父属于这样一种人：对于他们来说，法国历史应该使法国人团结在一起，正如宗教圣徒们团结在一起一样。 戴高乐的祖母约瑟芬·马约，在事业上似乎比丈夫更具影响力，堪称文学界女豪杰。约瑟芬·马约出生于一个烟草厂主家庭，也许这个资产阶级出身使她不像丈夫那样受旧思想和旧传统约束，也不像一般富家闺秀那样胸无大志。 约瑟芬也是一位天主教徒，她曾写过许多关于宗教道德的书，书中浓厚的宗教道德色彩，在当时颇受称赞。但是，活跃的思想并没有被宗教精神禁锢住，她在一家《家庭通讯》刊物任主编，经手发表了社会主义者朱尔·瓦莱斯的文章，还曾著文颂扬颇为著名的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然而，她并不是社会主义者。 她思想活跃，才思敏捷。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仍然吸引着不少读者。当时，她的文学作品源源不断。在19世纪的法国，可算得上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在国立图书馆的目录卡上，她的作品目录占了8页之多。 特别是她的传记体裁的作品，更有着极高的艺术及社会价值。其中有记述法国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勃里昂的传记；有记述追随拿破仑多年曾护送他去厄尔巴岛的特鲁奥将军的传记；还有记述爱尔兰政治家达尼埃尔·奥康内尔的传记。 戴高乐在幼年时就极为钦佩夏多勃里昂并欣赏他的诗句，他还对祖母的《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一书爱不释手。书中描述的奥康内尔，由一个爱尔兰的独立运动的成员，一步步成为国会议员，并参加英国宪章运动，为“暴力派”领袖之一；后又创办《北极星》报，宣传暴力改革思想；最后变成为合法主义者，不再主张暴力斗争。其一生的经历对戴高乐影响极大。在祖母的《奥康内尔传记》中所阐明的主题则贯穿了戴高乐的毕生活动。约瑟芬·马约在《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一书中赞扬了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的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他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 戴高乐从小立志报国效力，甚至于戴高乐的历史文学修养，完全可以说都与他的祖母有直接的关系。戴高乐虽然从他资产阶级出身的祖母那里继承了许多，但他从来都否认自己与资产阶级有任何牵连。 1962年，戴高乐说道：“资产者？我从来就不是。资产阶级，就是财富，就是占有财富的意识，或是攫取财富的欲望。我的家庭和我，我们一直是贫穷的……我从未感到我与这个阶级的利益和愿望联系在一起。” 的确如此，在戴高乐的祖父那一代上，法国是一个农民占绝对多数的国家。由于在法国，拿破仑三世一直被看成是乡下人，“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制”的保护人，农民对皇帝也一直充满了忠诚。作为保皇分子的祖父，以及延续了这种信仰的后代们，生长在法国的乡村，自然要否认其与资产阶级的任何牵连了。 祖父母虽然性格各异，并且所从事与研究的事业又不相同，但关系却十分和谐。他们婚后一共生养了3个儿子。 长子夏尔·戴高乐，从小患有痼疾，毕生从事凯尔特人问题的研究。他从公元前1000年左右居住在欧洲莱茵河、塞纳河、卢瓦尔河流域和多瑙河上游的部落凯尔特人研究起，一直追溯到研究散布在法国北部和爱尔兰岛等地的凯尔特人。 为了便于研究，他学会了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并发表了一些用布列塔尼语写的诗歌，使用的笔名是巴兹·戴高乐，在布列塔尼语中意为“吟游诗人戴高乐”。 他曾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一部书，书中详细描述了19世纪的凯尔特人的生活风貌。他不仅仅是学者，还是一位幻想家。他曾幻想布列塔尼人、威尔士人、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联合在一起，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凯尔特人的联邦。难怪有人称他为“布列塔尼诗人”和“凯尔特战士”。他曾在一首战斗的诗篇中写道：“在每一个遭到夜袭的军营里，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这句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引起了他的侄子戴高乐将军的强烈共鸣，并以此勇敢地向法兰西人民发出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战斗号召。 然而，他在30岁时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这对戴高乐的祖父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鉴于戴高乐的这位大伯父幼年患有痼疾，祖父母曾对他倾注了更多的关怀，这在戴高乐的父辈中有目共睹。他离去后，为了纪念他，戴高乐父母才给戴高乐取了与伯父相同的名字。这或许不完全是为了纪念，其中还含着对戴高乐的殷切期望，期望戴高乐能像他的大伯父那样去勇敢地面对人生和社会。 除此之外，这个家族中对残疾者的无限爱意还深深感染着戴高乐以后的人生。戴高乐在这个家族从小就懂得了如何面对困难、如何关怀弱者。到其成年后，特别是擎起了“自由法国”的大旗后，面对无数困难与大国的压力，他都能勇敢地冲过去……不仅在处理国际国内事务上如此，而且在家中也是如此。 他对待身有残疾的女儿安娜充满了爱意和关怀。即使在遗嘱中也不忘掉这一点：“我的墓地就是安葬我女儿安娜的地方，日后我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这句话曾使无数世人感到了戴高乐伟大的慈父的心肠。这种情意的外延则是：戴高乐将军将他稿费的大部分，用于设立以他残疾女儿安娜的名字命名的“安娜·戴高乐基金”，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一个慈善保育院。 由此可见，尽管戴高乐并未与他的大伯父相处，然而他的大伯父的言行通过家人对他的影响是至深的，尤其是大伯父身上的战斗精神，可谓影响着戴高乐的一生。 戴高乐的二伯父朱尔·戴高乐，是法国知名的昆虫学家。他对法国5000多种黄蜂和蜜蜂进行了分类编目。法国自然博物馆里至今陈列着他的肖像。他和他的哥哥一样，都继承了父母的敬业精神，在自己所热爱的事业上做出了一番成绩。 戴高乐的父亲亨利·戴高乐，排行第三，生于1848年。他走上了与两个哥哥不同的道路，选择了军人的职业，还考取了为陆军训练技术人才的巴黎工艺学院。 1866年8月，亨利·戴高乐同表妹让娜·马约·德拉努瓦在里尔结婚。1870年普法战争中，法国很快面临失败，亨利·戴高乐响应资产阶级左派活动家甘必大的号召，志愿加入了“国民自卫队”。在巴黎被围时，他是陆军少尉，率领一排人参加了斯坦斯和布尔歇的战斗，负伤后获得一枚勋章。这枚勋章后来被少年戴高乐视若家珍。 普法战争后，亨利·戴高乐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当上了教师，在位于沃吉拉尔大街389号的圣玛利亚教会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和文学。所以出现这种选择，一方面是由于父亲朱利安·菲利普突然去世，家庭重担落在了他的肩上；另一方面也由于法国的战败，使他对政府统帅的军队暂时丧失了信心。 亨利是一个知识渊博并有坚定道德信仰的人，他同其父亲一样也是一位忠实的保皇党人。他利用讲台，把上帝、国王和祖国一起灌输给求知若渴的青少年。他在圣玛利亚教会学校曾任学监和校长。 戴高乐后来这样评价他的父母：“我的父亲是一个有见解、有学问和尊重传统的人，对于法国的尊严充满了感情。他让我了解了法国的历史。我的母亲对于祖国有着坚定不移的热爱，这和她的宗教虔诚不相上下。” 亨利尽管忠诚于他的教育事业，可是，为了抗议法院对他一位同事的不公正判决，他辞去了公职，来到一所初级中学教授文学和数学。他身材修长，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面对普法战争后法国的衰败之势，他常常神情严肃，创作一些希腊哀歌来寄托忧思。在政治观点上，他毫不隐晦，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 戴高乐的母亲让娜·马约·德拉努瓦是一位虔诚信教的女子，她的两个姐姐都是修女。在她的近亲祖辈中有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 亨利夫妇有5个孩子：4个儿子，1个女儿。老大格扎维埃——矿山工程师；夏尔·戴高乐排行第二；老三玛丽·阿涅斯，嫁给了矿山工程师；老四雅克——矿山工程师，老五皮埃尔——银行家。 一家人在饭前都要念上一遍祝福经，然后边吃饭边用拉丁语就各种问题发表议论。每星期四下午，亨利总要率领着全家去拿破仑墓或去凯旋门前静默致哀；星期天则带着他的孩子们去凡尔赛，有时去斯坦战场。普法战争中法国的失败，对童年的戴高乐来说就像一张痛苦的蜘蛛网，经常困扰着他的心。 戴高乐将军在以后的《回忆录》中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经受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它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光荣或牺牲的回忆，通过罗斯丹·特泰依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总之，王冠、祭坛、军队和教会构成了戴高乐一家的正统思想。 戴高乐兄妹5人中的大多数后来都成了实业家和工程技术专家，他们的职业取向偏离了这个家庭的传统。唯独戴高乐的道路不一样，他喜爱文学，作了军人，却又从政半生。只有他，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不同志向汇集于一身。 可以说，父母对事物的看法以及他们在生活中的言谈举止，深深地影响了童年的戴高乐，使他常常为国家的业绩、英雄的功勋而神往，为国家的衰败和民族的苦难而激愤。 1890年11月22日，戴高乐诞生于里尔市公主街上玛约的故居。 在这幢房子的正面有一个壁龛，位于高大正门上方的左侧。龛洞里塑了一尊圣母德拉福伊的小雕像，人们从铁栅外几乎难以看清。正门外围毫无修饰，这与四周各种豪华的建筑物形成鲜明对照。 邻里环境的影响，深深刺痛了幼小戴高乐的心灵，难怪以后他在为家世辩解时说：“我的家庭和我，一直是贫穷的。” 夏尔·戴高乐是亨利夫妇的第二个孩子。全名叫夏尔·安德列·约瑟夫·马里·戴高乐。他生在里尔，长在巴黎，所以戴高乐后来常自称为“巴黎的小里尔人”。 虽然关于戴高乐童年的逸事和传闻不多，但像许许多多的伟人传记一样，也不知道是出于对伟人的推崇，还是出于对天真儿童的抚爱，人们往往从一个伟人的童年时代就足以考验出这是一个伟人“胚子”。戴高乐自然不例外了。 第二章 动荡历史中的小“教徒”戴高乐诞生的时候，正是路易·拿破仑亲王进行波拿巴主义实验的时候。这个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能成功地取得政权，固然有他长于权术、善于自吹的原因，但同样重要的也是由于他的名字所具有的魅力以及人们对昔日拿破仑帝国光荣历史的怀旧之情。 除此之外，还由于法国多数国民还是乡下人，拿破仑三世一直被看成是乡下人“反对资产阶级封建制”的保护人，所以农民们“感谢皇帝”。在其统治的最初8年中，他使法国人有了一个健全的、有权威的政府，在经济上获得了发展，甚至还在国外取得了胜利，特别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英国结盟，打败了俄国。他像拿破仑一世那样扼杀了人民的政治自由，但也像拿破仑一世那样，曾由于帝国声威大震而颇得人心。 第二帝国初期的稳定，无疑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路易·菲力普国王（1830～1848年）曾在法国建立了铁路网，而拿破仑三世则把它扩大了两倍多。到1870年，法国已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工业强国。 路易·波拿巴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了维护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竭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多次参与欧洲的争霸战争。它吞并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远征墨西哥，完成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它还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并开始准备侵略越南和柬埔寨。 1866年，普奥战争和北德意志各邦统一后，法国和普鲁士统治集团各怀鬼胎，加紧进行战争准备。路易·波拿巴力图通过战争阻止德意志的统一，并掠夺莱茵河左岸的德意志领土，扩大法国在欧洲大陆的势力，摆脱帝国内部危机，扼杀国内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巩固波拿巴王朝的统治。俾斯麦则打算通过战争自上而下地建立一个由普鲁士容克地主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并想占领法国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 1870年7月19日，法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 由于路易·波拿巴的反动统治早已腐朽透顶，不仅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起来反对政府，要求恢复共和国；农民群众受到拿破仑三世的战争和税收政策的压榨，也抛弃了对他的幻想。各种革命力量在普法战争爆发时已汇合成一股冲击第二帝国的洪流。 普法战争爆发后第四天，马克思就科学地预言： “不管路易·波拿巴同普鲁士的战争的结局如何，第二帝国的丧钟已经在巴黎敲响了。” 普法战争的第一阶段很快以拿破仑三世9月2日在色当的投降而结束。 9月4日，巴黎革命人民以排山倒海之势涌上街头，推翻了第二帝国，直接宣布成立共和国。但是一批资产阶级政客立即篡夺人民革命的果实，他们自封为“国防政府”，实际是卖国政府。同时，普鲁士军阀并不以俘获拿破仑三世为满足，继续大举侵犯法国，包围巴黎。 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巴黎的工人阶级起来了。他们拒不承认梯也尔与普鲁士订立的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的屈辱和约，成立巴黎公社，同梯也尔为首的卖国政府军进行了殊死的战斗。然而，巴黎公社在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围攻下很快地失败了。历史以资产阶级政权在巴黎的复辟而暂时告一段落。 就这样，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又有一个拿破仑为法兰西带来了“光荣”，也使它蒙受了耻辱。法国问题专家、戴高乐传记作者布赖恩·克罗泽说，第二次的灾难给法国造成的后果比1815年更加悲惨，教训该是够大的了。普法战争给法兰西带来的屈辱，以及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得法兰西民族处于一种长时间的阵痛中。 然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失败，却没有阻挡住另一次波拿巴主义的冒险——布朗热将军的冒险。布朗热将军，1886年当上了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部长，曾经大出风头，发表过一些哗众取宠的讲演，并在非洲、意大利和越南等地勇敢作战。他还有一个表面上消极的资本：普法战争失利，巴黎战斗刚刚开始，他就负了伤。这使他免于卷入对革命的巴黎公社社员的镇压。因此，他不仅能被军人阶层所接受，而且受到下层民众的欢迎。 但是，在反普爱国情绪达到最高潮时，布朗热身上就出现了波拿巴主义了。他促使民众的复仇主义情绪具体化了。他曾一再表示：“共和化了的”军队可以成为法国对德国人复仇的工具。 1889年1月，俾斯麦在普鲁士国会的一次讲演中称布朗热为建立德法两国间良好关系的最大障碍。于是，布朗热一夜之间就成了“复仇将军”。然而不幸的是，当年5月内阁垮台了。布朗热立即搞起了阴谋活动。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典型的法国共和时期的丑闻之一——威尔逊事件给布朗热提供了机会。格雷维总统的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一直在进行勋章和奖章的交易，并从中大发其财。他直接从爱丽舍宫出售勋章和奖章。此事牵连到许多高级人物，事情败露之后出现的长期危机使总统和他的政府不得不辞去职务。 保皇党人和波拿巴分子断定只有布朗热才能拯救法国。1889年1月，布朗热以相当多的选票被选入国民议会。扶他上台的政变也已准备好了。如果布朗热真的像他在演说中所表白的那样坚定果敢，政变也许会获得成功。然而，他那轻浮和懒惰的本性却占了上风。布朗热在慌乱中抛弃了他的追随者。过了不久，眼看要受到起诉，他逃到布鲁塞尔去了。说来也凑巧，那天正好是愚人节。30个月以后，他在情妇的墓旁自尽了。 就在布朗热危机达到高潮时，法国又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巴拿马运河公司倒闭的事件。 仓皇失措的股东们吁请政府保护他们的利益。该公司董事长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告犯有贪污罪。1892年，丑恶的贿赂内幕被揭开。该公司为了掩盖它的真实财政状况和滥用新筹集的资金，曾广泛收买议员、部长、官员和报刊编辑。不仅共和国温和派头子被收买，连激进党的首脑克列孟梭也在受贿之列。 在政府的庇护下，法院宣判受贿人“无罪”释放。臭名昭著的巴拿马丑闻向世界证明：“资产阶级共和国就是资本主义生意人的共和国；在那里，政治同其他一切一样，只不过是一种买卖。” 在共和政府的统治下，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日益明显地暴露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政局不稳，执政头目频繁更换，尤其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治腐朽的一个突出表现。在法国议会中，并没有一个持久稳定的资产阶级大政党，而是党派众多，有所谓“多党政治”之称。各党派在选举前夕根据利益原则很容易联合，又很快解散。党派之间的不断斗争，引起内阁频繁更迭。1873年至1890这17年间，先后更换了30多个内阁，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只有6个多月。 布朗热的未遂政变、巴拿马丑闻和威尔逊事件，不仅引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不满，而且也使民众对法兰西的前途充满了忧虑。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保皇派和一些资产阶级反动政客，为了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犹太军官德雷菲斯向德国人出卖情报的案件”，煽动沙文主义情绪，从而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的恶浪。几年后查明，德雷菲斯是无辜的，真正的罪犯是一个法国籍的匈牙利军官，但共和党温和派政府却极力捂住真相，不愿重新审理。这一系列丑闻，使广大选民认为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已经腐败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然而，在戴高乐出世之时，欧洲历史上最重要的现实是普鲁士作为最强的大陆国家在欧洲崛起。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普法战争后，它利用法国的割地赔款以及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赶上并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在19世纪90年代，德国工业生产已跃居欧洲第一位。黑色冶金、机器制造以及电器、化学、光学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基于这种情况，德国统治集团叫嚷德国“缺乏空间”、“领土太小”，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大造舆论。德皇威廉二世提出向世界范围扩张、争夺世界霸权的“世界政策”。帝国外相皮洛夫在议会中公然宣称：“把土地让给一个邻国，把海洋让给另一个邻国，而自己只剩下纯粹在理论上主宰着天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也要为自己要求阳光下的地盘。”为适应侵略政策而成立的泛德意志同盟，宣扬民族优越论，大肆鼓吹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攻势，法兰西的广大人民感到了民族的危机，不少人心中滋长着一股强烈的复仇情绪。 戴高乐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倾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战斗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在梅斯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亨利向子女们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沦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尤其是由于排犹引起的对年轻的犹太军官德雷菲斯的陷害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不满。这一事件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威信。少年时的戴高乐痛恨军政界的腐败，若干年后，戴高乐对德雷菲斯事件写下了如下一段文字： “正当民众的感情开始与军队疏远的时候，由于命运的摆布，爆发了一场有可能加深各种恶意的危机。在这场可悲的审讯中，足以毒死民众情绪的做法无所不有。控告者伪造证据、不负责任、恣意攻击，更增加了司法方面错判的可能性；但是，有些人或出于信念，或为了国家利益，决心维护为国效力的统治集团的一贯正确性，他们惶恐不安地拒绝承认司法上有什么错误。案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一大堆纠缠不清的事件，各种各样的阴谋诡计，又是坦白交代，又是撤回证词，又是互相决斗，又是自杀事件，还有辅助审讯，使对立的双方都火冒三丈，并常常把他们搞得晕头转向。这时出现了一股有害的疯狂情绪，不分青红皂白地破坏了法国人对自己力量象征的起码尊重（分裂的法国人正在用这种力量使自己团结起来），同时也破坏了人们的信念、友谊和相互尊敬。” 一位专门研究戴高乐生平的作家说，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戴高乐还小了几岁，不过他那时的年龄倒足以使他在后来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父亲那一辈人意味着什么。国耻和失败，爱国和卫国，信念和宗教，这些都是亨利·戴高乐对儿子教诲的内容。在父亲的教导和影响下，戴高乐从小就立下了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的宏愿。 戴高乐出生那年，他的父亲在圣母玛利亚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和文学。那是耶稣会神父办的一所学校，校址在沃吉拉尔大街389号。一年后，他父亲被任命为学监。当时在耶稣会学校教学并不是件令人羡慕的事。德雷菲斯丑闻发生以后，在法国出现了一股反军反教的浪潮。第三共和国的领袖人物把军队和教会联系在一起视为反动的象征。当时十分著名的共济会成员孔布总理（埃米尔·孔布，1835—1921年，曾任法国总理，政教分立的主要倡导者。）决心结束宗教界享有的种种特权，并把与梵蒂冈签订的政教契约变成“政教分立”。1905年12月9日，在孔布下台前夕，由他提出而通过的一条法律终于割断了教会和国家的一切联系。从那天起，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再给僧侣和主教们支付薪俸，也不许教会拥有财产，教会财产收归国有。不仅如此，政府还在每个教区成立了世俗委员会来管理教会事务。面对这种形势，罗马教皇在题为“激烈反对”的通谕中，谴责了孔布总理的法律。在法国的一些比较虔奉宗教的地区，如布列塔尼、奥弗涅和佛兰德等地，天主教徒们公然表示不服。他们在教堂前设置路障，阻止政府派去的清点财产官员。这就造成了有些地方不得不出动军队来驱赶聚众的教徒。一时间，搞得教徒们人心惶惶。 在圣母玛利亚学校也是如此，耶稣会的神父们早已被军队的刺刀吓破了胆，纷纷跑到了比利时避难。一天，沃吉拉尔区的警官佩戴三色公职饰带来到学校，要求见戴高乐的父亲。当时，戴高乐的父亲身任学监，负责这所规模已经缩小了的学校，可谓是学校的“神父”。他穿着普通服装——高领礼服大衣，戴着淡黄色的手套，接待了这位警官。他带着通常惯有的尊严说：“我不是‘戴高乐神父’，这儿没有你的公干。” 警官有点尴尬地答道：“哪能没有事呢？你是穿平民服装的耶稣会教士嘛！” 戴高乐父亲不是易动肝火、遇事慌张的人。他耐着性子彬彬有礼地问道：“请与我的妻子和5个孩子认识一下，好吗？” 戴高乐父亲和警方这次小小的交锋，含有一种辛辣的讽刺意味。因在当时，第三共和国的政治领导们一心要惩罚军事的和宗教的体制，在他们看来，拿破仑三世的疯狂冒险、法国人在普鲁士人手中的惨败以及德雷菲斯事件都是这一体制所造成的。可是，戴高乐的父亲却不这样认为。他是个民族主义者，也是个身体力行的基督教徒，这是由于他具有强烈的道德信念，而不是由于他所出身的那个阶级持有这样的观点。 戴高乐父亲的道德信念，在戴高乐幼年时深深影响着他，加之母亲又是一位极为虔诚的天主教徒，这就使得戴高乐在一出生后，就和宗教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三章 童年的梦想戴高乐出生的第二天，父母就在庄严肃穆的加尔默罗会的圣·安德烈教堂为他进行了洗礼。在他们看来，戴高乐也应继承先辈们的信仰及宗教。 父亲亨利·戴高乐在教会所办的学校里教书，在其子长到上学年龄时，也让他进入了教会所办的学校学习。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艰苦的诞生时期，天主教会坚决保卫旧制度，教士则变成了共和国的敌人。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世俗小学变成了共和国的幼儿园和反教会的学校，而小学教师很自然地成为共和主义信仰的传授者。 教师们以共和国的神圣历史来取代神甫们所教的圣徒历史：攻克巴士底狱、8月4日之夜、特权的末日、人民登上历史舞台，以及反对专制君主联盟的民众起义：瓦尔米战役、共和二年的士兵……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作为一个忠诚的教徒及保皇党人的戴高乐家族来说，是很难适应和接受的。 10岁以前，戴高乐在圣托马斯——达广学校读书。从六年级起，他进了由他父亲任学监的沃吉拉尔教会学校。戴高乐家族的“史学”和“文学”渊源，熏陶和培养了戴高乐的兴趣和才能。 戴高乐喜欢文学和历史，他在少年时就对法兰西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课余时，他还时常阅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朗诵歌德和海涅的作品。法国诗人兼剧作家埃德蒙·罗斯唐的作品，对童年的戴高乐影响极大。除此之外，少年时的戴高乐还喜欢佩居伊、雨果、高乃依、拉辛、夏多勃里昂的作品，而且也欣赏莎士比亚的剧作。 戴高乐从小就引人注目。在同龄人里，他的个子高出一截，鼻子大得出奇。他性格刚毅、好强争胜、不愿屈于人下，显得孤高自傲、冷若冰霜。他的哥哥格扎维埃说：“掉进了冰山的夏尔……”总是那么坚硬冰凉。戴高乐的性格，使他很自然地成了“孩子王”。由于生性好动，童年的戴高乐并不看重学校的学业，除了他喜爱的文学和历史之外，学习成绩总是平平。直到他14岁，明确表示要报考圣西尔军校时，才接受父亲的警告——不努力学习，就别想考上圣西尔——认真对待学业。因为事情是明摆着的，光凭文学和历史，是考不上圣西尔军校的。 童年时的戴高乐对打仗游戏、惊险故事以及他所喜爱的诗人和作家的迷恋花费了太多的时间，他自己写诗比学诗花的功夫更多。对于戴高乐的所作所为，他的母亲心想：或许让他学学钢琴能够培养他的勤奋精神。可是没过多久，戴高乐的母亲就彻底失望了。虽然看到他喜欢听音乐，但对练琴却不感兴趣。 学习成绩平平的戴高乐，在童年时代却有意炼出了一项真功夫：他练习把单词倒过来念，锻炼出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后，戴高乐的记忆力成了众多政治家和要人们议论的话题，在谈到这点时，往往可看到人们脸上那钦慕、嫉妒或迷惑不解的神情。 凡是见过少年时的戴高乐的人，都能记得，他是个眼睛里显露出勇敢精神的瘦弱儿童。在同学中间，他总是垂下眼睛，然而他对自己十分自信。十几岁时，他像同龄的孩子们一样，喜欢从楼梯扶手上滑下来。在这种游戏中，他曾摔倒过一次。大家把他扶起来，问他：“你心里不怕吗？”可他却回答：“怕？难道我丧失了胆量？”他的不畏艰难、永不服输的性格自小就显得十分突出。 戴高乐在少年时不仅喜爱文学，而且还时常自己进行创作，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抱负和抒发情怀。他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写过诗，写过小说，也编过短剧。在他幼稚的笔下，一个博大的胸怀已跃然纸上。 1905年，15岁的戴高乐在他父亲主持的沃吉拉尔教会学校时，写了一篇很说明问题和极具幻想的小说，题目叫《德国的战役》。小说虚构了一场30年代的法德战争。 “1930年德国军队向法国宣战！” “三支德军跨过沃日。第一支德军，20万之众，携大炮500门沿瑞士边界而下，经过贝尔福特进扰巴黎。” “第二支德军直接越过群山峻岭，踏向南锡；这支德军有175000人，大炮480门。俾斯麦将军已经命令第3支军队10万人为第二支军队的后援……” “1931年1月18日，法国陆军部长从正在维也纳聚会的各国首脑们那里得到了保守中立的诺言。” “在法国，组织工作很快就绪。戴高乐将军统率20万军队、518门大炮……” “2月10日，各军进入战斗状态。” “戴高乐很快制定了方案，必须拯救南锡，然后声援布瓦德弗尔，并赶在德国人实现对我们说来肯定是噩耗的会师之前粉碎之……” 在虚构了这最初的战争进程后，戴高乐还设想了在他策划和领导下的南锡战役。战役中，他率领着英勇善战的法军与德军浴血搏杀，终于将德军围困在梅斯要塞待毙。 从这篇小说中我们能看出，戴高乐少年时代就确信未来法德战争不可避免，而且预言德国必败。无论如何，法国要雪普法战争之耻，法国的胜利，将是“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胜利。小说的大胆设想和抱负，完全预言了以后戴高乐的道路。 小说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小说中的故事却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历史以后也基本上吻合了小说中的预见。只是有一点需补正的，小说中将各国首脑们保持中立的诺言当作法国胜利的条件之一，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自普法战争后，德国的强大和法国的相对衰弱，已决定只有在结盟的条件下法国才能进行一场新的法德战争。假如“各国首脑们”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那无疑等于宣布支持战败法国。 或许是因为太渴望胜利，或许是年龄关系，也或许是从小就希望法国独立于世界，戴高乐当时还没考虑到这一点。 1908年，年轻的戴高乐曾写了一首无题诗，诗中写道： 我愿…… 如果我必将死去， 我愿死在战场上， 这时我的灵魂， 依然披着战火掀动的如醉如狂的喧嚣， 那宝剑的威武与清澈的撞击声 使战斗者悲壮地视死如归。 我愿死在夜晚， 逝去的夕阳可以使离别少一些遗憾， 并为死者蒙上遮体的丧服， 夜晚……与夜俱来的将是上帝赐予的和平， 当我死去的时候，在心窝和眼睛里 我将得到星光凝重的安宁。 为了死而无憾， 我愿死在夜晚， 那时，我将看到 光荣之神在床头向我展示 节日盛装的祖国， 那时，我虽已精疲力竭， 却能够在死神来临的簌簌声中 感受到光荣之神在我的额头上 灼热的一吻。 这首无题诗中充满了视死如归、一心报效祖国的激情。 除了这首诗外，戴高乐在16岁时还曾写过一个短诗剧，其题目为《苦相逢》。剧情讲述的是一个游客与一个奸诈阴险的强盗狭路相逢，最后被抢骗一空。剧情并没有什么离奇与值得特别称道之处，可年轻的戴高乐却把它寄给了正在举办诗歌竞赛的奥尔纳省文学杂志。 完全出乎戴高乐的意料，他的这首短诗剧获得了一等奖。在获得这个消息的同时，杂志社通知他：作为报酬，作者可在25法郎奖金或者发表作品之间作出选择。戴高乐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戴高乐的志趣在青少年时就有较明显的脉络可寻。 后来戴高乐在回忆录中曾写道：“法国在我少年时期，无论是作为历史的主题还是作为与公众生活攸关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莫大的兴趣。因此，公众论坛上每天出现的事物都吸引了我的注意，同时我也以极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它。出场的人物如万马奔腾一般倾泻出他们的智慧、热情和雄辩，使我不禁为之神往。” …… 1969年12月11日，已辞去公职、在家安享晚年的戴高乐曾问过马尔罗（安德烈·马乐罗，曾写《砍倒的橡树》，书中对戴高乐进行了描绘，影响较大），你发明了“戴高乐主义”这个词，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马尔罗回答，“戴高乐主义”不是弱者的民族主义。在战争中，戴高乐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戴高乐对这个答复不甚满意，他补充道：“任何一项政策的真正灵魂，都是民族。” 米歇尔·德勃雷这样解释戴高乐主义的本质，他说：“我认为，戴高乐主义的本质蕴含着一种法兰西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保障国家的物质力量和维护理性权威的意志，并在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坚持法兰西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换句话说，戴高乐主义崇奉的是，捍卫法兰西命运的理想。” 由此可见，民族这个观念在戴高乐的思想和政治生活中是无处不在的，与戴高乐主义是密不可分的。 在整个戴高乐童年、乃至少年的梦想中，无疑是脱离不开民族这个观念的。他的所有梦想，植根于法兰西民族之中，扎根于他的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中。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