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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并不想隐藏着自己的思想不告诉别人！他在报章上把他的批评告诉世人：他对于将来的思考与以往的故事，都写在一本书上。十年前，他曾计划过，倘若 归隐的时候有闲工夫，他就写出这样一本书，那时候他并不为制作意志所逼而欲为此，不过是理想。他这个人最不愿意有闲暇。现在他要写书却有几种动机，其中之 一就是因为一个名叫科达的德国出版人，预备抵制挑战，请他写书，另一个动机既不是事后论成败的智慧，也不是意在示教，“不过是狡猾”。换言之，即是渴望报 仇雪恨。有几年他的办法都是利用关系不错的作者，同他们商量好，叙述他的事业功绩，对所有人或与几个人，谈他的功业。他会用一个装饰家的寥寥几笔，填补他 历史的空隙，现在要作最后的结账了。 但是，俾斯麦的精神不是冥想的，他的使命完全是做事的。他是用德文创作的“美术家”，在他的许多 演说与公文中，尤其是在他的书信与谈话中，曾作了一篇用德文写的文章，超过歌德以来的任何一篇文章(歌德是一位大作家，他的著作永垂不朽，却无一件可议之 事)。俾斯麦在他的自传中，并不向我们展示一件美术品，而是展示一尊无头部与四肢的石像，这并不是因为他年暮，被许多不满意的事所震倒，当他归隐的时候， 对于时事，他还能够口授极有异彩的论说、推倒一切的辩论；他晚年有时也写信，几乎还把从前那样的有力的谐趣与非情绪的愁怀混杂在一起。 现在他坐在书房里，想回头追寻生平所走的路——说给谁听呀？什么是民族呀？民族两个字有什么具体的意义？民族有面目吗？当他的目的在于激动听者的动作 时，他为君主，又为帝国议会，他能够在书信文件中与说话中，给他们以他的历史的诸多可嘉的概略。现在却不同了，这时候是一个问题，即关于把他的行事的一幅 画卷，给许多陌生人看。他的作文派头，就是因为这样，使他反对俗套的自传。初时，他谈及他的往事概略是“记忆与思想”，他并不尝试给他所记述的诸多事实以 过渡。所以他给德意志人作为遗产的那本好书，并不是一顶王冕，其实是汇集了许多几乎不贯穿，虽未嵌好，却已雕琢得很好的诸多宝石。 他 做文章有好几种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在这本书内要达到极高点。这本书是由极累赘的句子组成的，别人用六七句话说的，俾斯麦都堆在一句里。他在事实背后掩藏着 全部感情，甚至于他的怨恨(因此更能打倒他的仇敌)；同时他有成见地选择材料，以免世人批评他——凡此都是政客的手段。 因为俾斯麦与 生俱来三样元素的精神——傲性、胆气、怨恨——当他写他的记事时，仍能节制住自己，而且节制得很有效，他的自供就变作一个令人难猜度的人的真实写照。这本 书里头几乎从未颂扬过一个人。对于他的先生们与他的上司们，王公们与代表们，同事们与属员们，他都没有一句赞美的话。他就是说一个人好，也并不是不留余地 的说好。罗恩是个真而又真的人，俾斯麦还要批评他两句。只有较小的人物，如斯提泛、霍伦斯泰因、施维宁格尔等，能够免于被他毁伤名誉。当他的怨恨与讥刺发 作的时候，无论什么他都能说。他的主要目的自然在于摆出老君主的诸多长处，以显出少君主的许多短处。即以对待威廉一世而论，他还免不了说几句痛恨的话。我 们若要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别人，怎样对待他的大小仇敌，莫如读他的一页自传，他在这里大写特写了一个完全不知名的日耳曼医师，因为在俄都时候，这个医师拙劣 的疗法，非常有害于他的身体。过了三十年后，他仍然不满意于只牺牲这个医师，还要两次发怒地提及那位大公爵夫人，因为是她推荐了这个医师给他治疗。 他时作时缀地口授这三本书的内容给布赫尔，直到1892年布赫尔去世时为止。施维宁格尔医师走进去往往看见，“布赫尔一言不发，愁闷，不高兴，削尖铅笔，两耳听着，坐在桌旁，面前放了一张空白纸；俾斯麦靠在一张长椅子上，很用心地看报，一言不发，布赫尔说话更少。” 布赫尔的火气不及俾斯麦，但记性却比他好，他说：“俾斯麦往往重述一件事……他在最要紧的地方截断不说了……自相矛盾……当事情弄糟了的时候，他绝不肯 承认是他的过错，他不许别人表现出同他一样的要紧——他不肯承认写信给普里姆(这是1870年间的事)。等到我请他回忆。原是我自己在西班牙首都交与这位 军长的，他才承认……也许他是想到将来的历史家们，想到留下一个遗产给后代……但是他也想到现在，想到他所欲施于现在的影响。” 关于 王权问题，恐怕他私下所发表的与公布的见解两相冲突。“自从1847年以来我常常保护君主制主义，我曾高举起来如同举大旗一样。但是我现在已经见过三位君 主裸体，一丝不挂，这几位居高位的先生们的行为。往往并非君主的行为。但是对全世界说这两句话。会与君主制主义相冲突的。若是畏惧而不敢说，或不说实话 ——我也是一样的不能办到。”这个大演说家就是这样顽固到底的。因此他住在两个世界上。还要为此付出代价。他一向都是只在后台里头才说实话，现在头一次必 须在前台灯光之下说出实话。到了这个时候，他的愤怒还是压住了诸多其他的考虑，所以这位有时是一个君主党的人写了一篇很出名的《威廉二世论》，这位皇帝的 名誉因而受到了致命伤害。还不独他一个人受到这样的伤害。凡是写辩论反对君主制的，再没有比这一篇写得那样妙于辞令的了。 当俾斯麦吩 咐他一死之后就刊行全书的时候，他便知道这部书一出来就会有什么样的效果。他的儿子们却借口于俾斯麦口传的训令，以为保护皇帝更要紧，这样可以保护自己。 他们不得不在1899年停止刊行第三册，在1916年间，在威廉二世已经逃出德意志之后，他们还在设法保护威廉二世的名誉。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