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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1月6日，爱因斯坦在给比利时王后伊莉莎白写信时说： 我不拉小提琴了。这些年来，听我自己演奏，越听越难受，希望你没有遭到类似的命运。留给我的事情是：毫不悯惜自己，研究困难的科学问题。那个工作迷人的魔力，将持续到我停止呼吸。 是的，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还坚持在阵地上——研究他的统一场论——这一他奋斗了已近40年的课题。尽管他也意识到，在他有生之年恐怕很难有什么突破了。 他，仿佛活着就是为了搞科学研究，发现真理。他的整个后 半生都在研究统一场论，这是他的生活乐趣之所在，甚至可以说这就是他的生活本身，也表现了他对自己信念的无比执著！ 对此有人不理解，甚至把他描绘成一个僵化的保守派，是个死抱着自己陈腐观念不放的人。还是他的老朋友、杰出的物理学家劳厄说得对。他指出，爱因斯坦所表 现的不是“固执”，而是“异乎寻常的勇气，结合着深入自然的最本质特点的天才的洞察力”。“他怀着那种勇气继续着为建立量子力学而进行的尚未定局的斗 争”。20世纪50年代初，物理学界在爱因斯坦所研究的统一场论的道路上出现了决定性的突破，这使爱因斯坦大受鼓舞。 在美国、法国、 联邦德国、匈牙利、日本和苏联，都有一些物理学家坚信爱因斯坦的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沿着爱因斯坦的道路在奋力地向统一场论冲击。其中年轻的巴黎物理学家维 日埃以爱因斯坦一格罗美尔一英费尔德型方程为基础，在广义相对论与原子理论之间，在场的各种理论与粒子的各种理论之间架起了一座桥。1952—1958年 间，维日埃在磁场与引力场之外，又引入了第三个场，物质连续性的第三种性质形式，即“场”，这是德布罗依原子波的基础层。这样，这些波在维日埃的方程里具 有了实在的物质的性质，波和粒子的统一也具体实现了。波和粒子现在被视为是场的一些最小特殊范域。原子物体的运动规律则与这些范域的运动规律相关联。 爱因斯坦得知这一突破后给德布罗依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表示他与巴黎学派采取的是同样的立场，他把他的那封信称作“遗书”。他写道：“请转告维日埃，他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请您对他和别的法国同志们说，我建议他们朝他们所选取的方向继续工作下去。” 1958年春，德国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所作的一些研究成果，虽然还停留在统计方法的框子里，但在内容上实际上已经非常接近电磁场、原子核与引力场的统一理论了。可惜爱因斯坦未能亲眼看到这一结果。 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爱因斯坦与人的接触过程中和书信往来中，越来越经常地谈到死，流露出对生活的厌倦，尽管语调很平静，但却是一种浓浓的哀伤。1949年3月底，他在回复老朋友索洛文给他的70大寿的贺信时，里边就有这样的话： “……当代人认为我是一个邪教徒，同时又是一个反动分子，真是活得太长了。”他的这种情绪，一方面是由于反复呼吁和平，而看到的却是大国之间不顾人民死活所搞的剧烈的军备竞赛。 另一方面是由于他面对着自己所期待的科学上的东西和他在科学上所能做到的事情之间的悲剧性脱节。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上，他深刻地感觉到已经做到的事还不能令人满意，前面的路还长，而自己已经深感力不从心。 一个年逾古稀的人经常想到死，谈到死，这丝毫没有什么奇怪的。值得重视的是一个伟大思想家对待死的独特的看法和态度及其折射出来的爱因斯坦的个性特征和晚年生活的烙印。 早在两千年前，伊壁鸠鲁就为反对怕死提出了有力的论证： “当我们存在时，没有死亡；当有死亡时，我们已不存在。” 在对待死的看法和态度上再没有人比爱因斯坦与他们更接近了。爱因斯坦热爱生，但他在给友人的信中也讲过“死也不是那样坏”。1955年4月，一位朋友偕 同爱因斯坦到医院去探望患风湿病的玛尔戈。出来后，他们曾四处溜达，并谈起过死。那位朋友援引了一则死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的格言。爱因斯坦也讲了一句： “死也是一种解脱。”是啊，死，对活得很沉重的人不仅不可怕，还是一种理想境界，不再生存也就不再受苦，所以，死亡就意味着解放。 在 对待死上，爱因斯坦所表现出来的特有的态度是，对本人生命的相对的无所谓和对已经死去和将要死去的亲人们的深沉的怀念和虽然平静而却十分强烈的忧伤。有一 次，他在同英费尔德谈话时说：“生命——这是一出激动人心的和辉煌壮观的戏剧。我喜欢生命。但如果我知道过3个小时我就死了，这不会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 我只会想，怎样更好地利用剩下的3个小时c然后，我就会收拾好自己的纸张，静静地躺下，死去。”美国曾有人建议举办一次题为“我将怎样度过最后两分钟”的 电视节目c他们将采访罗斯福、施威莱尔这样的著名人物，也给爱因斯坦寄去了这样一份邀请信。这个电视节目的题目是引人入胜的，但爱因斯坦却看得比较透。他 于1950年8月26日回信道： “我无法参加你们准备举办的电视节目‘最后两分钟’，人们怎样度过他归天之前的最后两分钟，这个问题对我来说似乎无关宏旨。”他为什么能这样平静地面对自己的死呢？其实，早在1916年他讲过的一段话就对此作出了回答。 当时他病倒了，生命垂危。麦克斯·玻恩的妻子去看望他。 他向她谈到了死。玻恩的妻子见他对死是那样地无所谓，于是问他怕不怕死。他回答说：“不，我同所有活着的人是融为一体的，所以在这无穷无尽的人流中，个 别的成员开始了和终结了，我觉得都无关宏旨。”另外，他还说过：“死去的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于我们身后的事物中得到不朽。”一位英国人曾给住在柏 林的爱因斯坦的信中向他询问一个原先由爱迪生提出来的问题，即当你躺在床上行将去世的时候，如果你回顾自己的一生，那么你依据什么来判定自己的一生是成功 的还是虚度了？1930年11月12日，爱因斯坦写了这样一封回信： “无论是在我弥留之际还是在这以前，我都不会问这种问题……我自 己不过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是啊，自己成功了还是虚度了，这种问题是不可能使一个始终抱着“超个人的”生活态度“同所有活着的人融为一体”的人感兴趣的， 在他看来，这是那些把个人利益看得比什么都重的商人的事。他活着就是为了使人类变得更美好。为此他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即使自己追求的理想——建立统一场论 还没有完全实现，他已感到无怨无悔。所以能以惊人的平静面对自己生命的终结。 在爱因斯坦逝世的前两个星期，科恩访问了他。科恩后来写 道：“他的脸显出了阴沉悲伤，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但是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消除了衰老的印象。特别是爱因斯坦笑的时候，眼睛里噙满了泪水，这时他就用手背 拭去眼泪。”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关于科学史，但也涉及哲学本身的问题。爱因斯坦讲到他的立场与马赫的立场之间的根本对立，还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在维也纳同 马赫的会晤以及他们之问发生的主要是关于分子和原子存在的争论。还提到后来的一代物理学家的哲学爱好。爱因斯坦说：“他们是坏的哲学家”，并援引“逻辑实 证沦”为例。爱因斯坦认为，“逻辑实证论”和正统的马赫主义之间差别的性质，就像实证论的各个流派之间的其他差别的性质一样是不重要的。 谈话中，他注意的重点是牛顿的创作问题，并特别谈到了科学创作方面的历史直觉。在他看来，有一种内在的或直觉的历史，还有一种外部的或者有文献证明的历史，后者比较客观，但前者要有趣得多。 爱因斯坦还企图揭示一系列促使牛顿从穿过虚空的超距作用概念得出以太概念的逻辑的、无意识的、纯心理的动机，以说明历史直觉的意义。他说连他本人也常常不能说明他是怎样得出这个或那个概念的，也许历史学家能比科学家本人更好地解释清楚科学家的思想进程。 爱因斯坦还和科恩谈了促进科学发展的动力问题，他认为恰恰不是解答，而是问题，冲突、争论、矛盾把科学史变成思想戏剧的东西。他认为某些基本问题可能会 永远纠缠着我们，一些似乎解决了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会从新的角度重新提出来，问题的这种保留和再现——尽管在这个时代有了解答——证明解答有近似 的、暂时的、相对的性质。它给世界图像带来了正面的、历史不变的内容，却并不取消问题，而是使它深化，使它现代化，使它再现于科学中。 因此，要判断科学思想的运动，不仅必须知道它已经达到何种观点，它对它面临的问题作了何种解答，而且要知道它的速度、它的梯度是怎样的，而这就不仅与答 案有关，而且也与新的问题、与老的问题的变化与深化、与传给未来并继续存活的一切东西有关，因为科学已经获得的答案、观点将会过时。科学的这种发展，不仅 是外在因素作用下的运动，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因，由于内部的冲突。 爱因斯坦看出牛顿是17世纪的思想家，正面的解答属于17世 纪，也属于以后的两个世纪。未解决的问题、17世纪的矛盾和问题也属于未来的世纪。它们使爱因斯坦产生了一种不朽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爱因斯坦并未读过 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科学发展原因的解释，与他们是十分接近的。 自1916年那场大病之后，爱因斯坦一直有胃痉挛、头晕、恶心和 呕吐等毛病，但他有做不完的工作，始终就像一支两头点燃的蜡烛，从不知道什么叫保重自己。1945年和1948年又因发现主动脉上有瘤，连续做了两次手 术，从此身体状况更是每况愈下。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长了。然而对此心里越清楚，他工作就越拼命。他要为人类做尽可能多的事，他希望再多做些工作，在呼吁世 界永久和平方面能够奏效。他当然也希望在统一场论的研究上能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 他76岁生日过后不久，1955年4月13日，爱因 斯坦右腹部感到阵阵剧痛，胆囊发炎，还有别的一些症状。为了不使家人为他痛苦，他咬紧牙关，强忍着疼痛，硬是一声也不吭。第二天，心脏外科专家格兰医生从 纽约赶来了。病人很虚弱，动手术很危险，但不开刀更危险，所以经权衡利弊，医生还是建议动手术。爱因斯坦听后脸上现出一丝疲倦的微笑，摇摇头说：“不用 了。” 人生最后的一件大事就要来临了，他已作好充分的心理准备。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什么好遗憾的。他不怕死，他这一生，凡是能做到的，他都努力去做了。 4月16日，病情进一步恶化。杜卡斯又匆匆跑去请医生。医生要爱因斯坦住院，但他只管摇头，执意不肯。但几年前的一件事使医生有了主意。 有一次，他给爱因斯坦治病，给他配了几种药片、一瓶药水，要他服用。爱因斯坦顺从地吞下药片、药水，叹了口气说： “你觉得好点了吗？”似乎吃药完全是为了医生。医生由此看出了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身上的同样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即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设身处地替人着想，忧他人之忧，乐他人之乐。 医生说：“教授先生，你看杜卡斯小姐，她实在顶不住了，我看她也要病了。” 这一招果然奏效。爱因斯坦看了一眼杜卡斯——他的忠实的助手，把自己的全部都献给了他所从事的事业的人，自1928年爱因斯坦生病以来，杜卡斯就一直跟着他。她是秘书，后来又兼管家。他有病时也全靠她护理。她年龄也已不轻，她确实疲惫不堪，快顶不住了。 爱因斯坦住进了普林斯顿一家医院。但他一到医院就打电话回家，要人把他的眼镜、自来水笔、一封没有写完的信和一道未做完的计算送到医院来。老人在病床上 欠了欠垂危的身体，伸出颤颤巍巍的手拿起笔，可是笔尖尚未碰到纸，就感到天昏地暗，一阵头晕目眩。他侧过身去，静了静。这时，他的宽大的、布满深深皱纹的 前额上又渗出了汗珠。那支用了几十年的钢笔从不听使唤的手中滑落了！他为这个世界做得太多了！他太累了！ “上帝”也不忍心让他再干了！ 第二天是星期日，爱因斯坦感到好些了。在加利福尼亚当工程师的大儿子汉斯·阿尔伯特特地坐飞机来看了他。他的好朋友、经济学家那坦教授和高等研究所里几 位亲近的同事都来看他。他和朋友们谈话，照旧那样从容不迫，幽默深刻。他看到一位朋友愁容满面，还安慰起这位朋友来：“别难过，人总有一天要死的。” 他谈到了自己身后的事，再三叮嘱，切不可把梅塞街112号变为人们“朝圣”的纪念馆，他的高等研究所的办公室一定要让给别人使用，把他的骨灰撒在大地 上。他希望除了他的科学理想与社会理想，他的其他的一切都随他一起死去。他也谈到了科学。在谈到美国公民权遭到践踏和世界和平前景暗淡时，他的脸上满是忧 伤。他请他的老朋友那坦教授当他的遗嘱执行人。他把手稿赠给艾伦·杜卡斯，房产留给玛尔戈，把他心爱的提琴给孙儿伯纳德·爱因斯坦。 晚上，他让杜卡斯回去休息了。玛尔戈当时也在闹病，正好与他住在同一家医院。她坐着轮椅请人推着去看了他。玛尔戈看到他由于痛苦而变了形的脸感到非常难受，伤心地落了泪。 他亲切地对她说：“我这里没有事了，你好好地去睡吧！”后来，她在回忆爱因斯坦临终时的情景说：“他是那样静静地，还略带幽默的口吻谈论医生，像是等待 着即将到来的自然事件一样等待着他的末日。他正像他的一生那样无所畏惧，面对死神的来临仍是那么泰然自若。他既不感到悲伤，也不感到遗憾，从从容容地离别 了人间。”深夜，值班护士突然听到了他的急促的呼吸声，赶忙跑到他床头，听到他在讲话，但听不清讲些什么，他说的是德语。不久，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那是 1955年美国时间4月18日1时25分。 当日16时，只有12个最亲近的人跟在灵柩后面，把他的遗体送到了离城有几里地的火葬场。没有花圈，没有乐队，没有演说，没有任何宗教仪式，只是当这位伟人的遗体送入火中之前，沉默才中断了一下。人们扶着棺盖，缓慢地背诵了歌德对席勒亡灵说的那几句话： ……这一切，他在黑夜的沉寂中，用感人的力量创造的一切，他并未带入坟墓——他把灵魂的热力献给了人间。 他像明亮的彗星一般，从星丛间飞向我们之后，他又把光芒四射的，他自己的火花送入了永恒。 那天傍晚，当政府官员和大批记者赶到时，只看到了他那即将撒向大地的骨灰。 巨星陨落了。噩耗迅速传遍全球： 当代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逝世，终年76岁。 许多国家的报纸，在头版登出了大幅讣告和悼文。各国学术刊物出版纪念爱因斯坦的专号。到处是镶着黑框的爱因斯坦像，到处痛悼“世界失去了最伟大的科学 家”，“人类失去了最伟大的儿子”；到处是颂词：“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爱因斯坦改变了人类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正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参加第一次亚非会议。会议举行了特别的追悼爱因斯坦的仪式，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致了悼词。中国科学院的院刊《科学通报》在该月发表了爱因斯坦的中国学生、中国物理学会会长周培源教授撰写的纪念文章。 唁电和唁函像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向普林斯顿。这些唁电和唁函，有的来自学术团体，也有的来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有来自著名科学家，也有来自普通老百 姓，甚至是未成年的学生。人们怀念他，因为他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认识，拓宽了科学造福于人类的领域；人们怀念他，因为他反对暴力，争取和平、民主，为人类 进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人们怀念他，是因为他给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了无比崇高的做人的道德风范。 只有把全部身心奉献给自己的事业的人才有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师，因为大师的高超才华需要一个人的全部心血。 爱因斯坦就是这样一个把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的超级大师。他的挚友、伟大的物理学家朗之万曾这样评论爱因斯坦： 在我们这一时代的物理学史中，爱因斯坦将位于最前列。他现在是，将来也还是人类宇宙中有头等光辉的一颗巨星。很难说他究竟是同牛顿一样伟大，还是比牛顿 更伟大；不过，可以肯定地说，他的伟大是可以同牛顿相比拟的。按照我的见解，他也许比牛顿更伟大，因为他对于科学的贡献，更加深刻地进入了人类思想基本概 念的结构中。 过去，人们为了向贝克表示敬意，准备出一本纪念他的文集，请爱因斯坦为之撰写文章，爱因斯坦答应给他们一些提炼出来的小药片（精辟的格言），同时他还给贝克本人写了这样一段颂词： 在你的一生中你总是助人为乐，从无恐惧，从无抱怨和仇恨。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我们悉心效仿的楷模；只有在这种人身上，人类才能在由自己一手造成的痛苦灾难之中找到安慰。 1936年11月30日，他在祝布兰代斯寿辰时写道： ……没有人能像你这样，把如此深奥渊博的知识、才能，同严于律己的自我克制精神融为一体，在默默无声地为社会服务之中寻求自己生活的真正乐趣。我们大家 衷心地感谢你，不仅因为你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因为我高兴地发现，在我们这个缺乏真正的人的时代，竟然还有你这样一个人。 其实，这些正 好是他自己的写照，可能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的老朋友劳厄在祝贺他60寿辰时才说：“……只要地球上存在着文明社会，他的事业就将经久不败。”事实也正 是如此。爱因斯坦逝世40多年了，他生前许多政治主张正日益被世人所接受；他对科学执著追求的精神，也进一步得到了发扬和光大。当时那些显赫一时的人和事 随着时间的流逝早已灰飞烟灭；而爱因斯坦的名字却像一块金子，历时越久，就被人们记忆的火光磨得愈亮。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