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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科学理想同合理的社会理想必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爱因斯坦生活的主旋律自然是科学研究，这在他的后半生主要表现为对统一场论的不懈探索。而且 为了能集中精力攻克这一科学难关，他也尽可能地回避各种干扰。但对宇宙和谐的强烈追求必然导致“对社会正义的强烈兴趣和社会责任感”。事实也正是这样，就 是在他紧张、繁重的科学研究中，也从来没有忘记关心世界形势的发展，为反对一切反动势力，追求一种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而奋斗。面对日益深化的世界形势，他 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焦虑和担忧，表现出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感人的关怀，尽管这并不表现他全心全意地献身给自己的地区、国家、朋友、亲人和家庭，相反，他 还表现为要摆脱这些关系和与外界隔绝的意向。他到普林斯顿后，很少和人交往，也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过的几乎是一种隐居生活。为此还引起了一则笑话。一位 英国学生于1946年7月10日从南非开普敦给爱因斯坦寄来一封天真可爱的长信，其中讲道：“我给您写信，是想弄清楚您实际上还在不在世。”简明扼要地把 当时的思想和感情写出来埋到地基下，待5000年以后让人们取出来看。总统请爱因斯坦写一个100单词左右的东西时，他是这样写的： 我们的时代富于创造思想。我们的发现本应该可以大大地使我们的生活轻松愉快。我们利用电能横渡大洋。我们使用电能来减轻人类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利用电波很容易地把消息发到全球各处去。 但是，虽然有着这一切，我们的商品的生产和分配是完全无组织的。人们必须生活在忧虑中，担心被人从经济生活中抛出，失去一切。除此之外，生活在不同国家中的人们每隔一个长短不等的时间就要进行互相杀戮，因此，每一个想到未来的人必然都生活在经常的忧恐中。 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将怀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读上面这几行文字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38年8月10日在这里，除了对人类理性的信心，还表达了对不合理的制度的不满和对战争的厌恶。作者对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注跃然纸上。 希特勒上台之后，对犹太人的迫害更疯狂了。当时爱因斯坦就确信，纳粹机器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发动战争。可是由于领导人的自信和愚昧，也可能是由于第三帝国 的欺骗宣传，有些国家对德国法西斯采取绥靖政策，对于武装冲突的严重性缺乏准备。自希特勒夺权之后，除了统一场论，一直萦绕在爱因斯坦心头的另一个重大问 题就是“怎样从灾难中拯救欧洲”。他在写这封《致后人书》时，西班牙的战争已经爆发。当时他已认识到，不干预政策只适用于民主中立的国家，对法西斯主义侵 略别人也采取不干预政策，实际上鼓励了法西斯主义并使它有可能取得胜利，他对“面对南方来的威胁”，法国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十分苦恼和忧伤。同时，他也主张 处于法西斯统治下的人民团结起来，作坚决的斗争。他认识到，在集权主义国家，拒绝战斗将意味着殉难和死亡，尽管这种反抗有可能仅仅是遭到迅速镇压的无数的 个人反叛。他的这些思想遭到了美国的国家主义者们的谴责，说他要把美国拖进战争。特别是那些以爱国者自居的妇女，担心美国政府听爱因斯坦的话，出来制止侵 略战争，她们的儿子就可能要去冒死亡的危险。 这时，他对资本主义制度也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对人的虐待是“资本主义最坏的东西”。“伴 随它的竞争制度是对成功的崇拜，而不是对道德和人类社会有关事物，对人所具有的价值的推崇。这种倾向支配着一切出版物，在教育上也是如此。”“残酷的经济 斗争产生的道德沦丧”被这种崇拜激起，并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浩劫。因此，他后来甚至在美国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文章（1949年）。这些 看法现在看来虽不无偏颇，但基本上是符合当时情况的。这主要是对竞争推动社会进步的意义看得不够，无竞争使社会缺乏生气和活力在当时暴露得尚不充分。 当时，法西斯主义已对文明世界构成了可怕的威胁。整个人类社会处于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每个有头脑的人都感到，人生是一种冒险，生命必须无休止地从死亡 手中去夺取。因此，爱因斯坦满心都是对世界形势发展的焦虑，对人类命运的担忧。为此，尽管他忙于统一场论的研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的工作室里，除了接 待科学界的朋友外，还接待了无数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思想界、文艺界和政界知名人士，其中有曾在柏林看过他的印度诗人、哲学家泰戈尔，印度总理尼赫鲁及其女儿 英·甘地，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施维策尔和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 罗素于1943年迁居普林斯顿，他曾谈到爱因斯坦为使人们免遭苦难而要做些什么不可遏止的要求：“我认为，爱因斯坦的学问和提琴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幸福，而他对人们的深切同情和对他们命运的关怀又使他预先避免了对他这样的人的不应有的失望。” 罗素发现了爱因斯坦的一个主要特征，即他的社会思想是根据他心理上和道德上的特征而来的，就其实质而言，它们就是对所有的人的幸福和自由的某种不断的追 求，对人的个性的独立价值的始终不渝的承认。他在谈到与爱因斯坦的直接交往时说道：“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 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他那个时代科学智慧的结晶，同时也是他那个最悲惨的时 代的良心，是善的化身。 能表明爱因斯坦的最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莫过于他对原子能的态度。 1905年，他公布了他的质能关系式E=me2。这里的c代表光速，大约每秒30万公里；E是静止物体的隐含的能量，m是它的质量。这就是说，任何质量m都潜在地包含着它乘以巨大光速的平方这样一个巨大数量的能量。 有人问爱因斯坦，既然物质都潜在地包含着如此巨大的能量，人们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注意到它呢？回答十分简单，爱因斯坦说：“能量除非被释放出来，否则就 不可能被观察到。”他还进一步以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好比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从来不花一分钱，那就没有谁能说出他究竟有没有钱。”爱因斯坦的质能关 系式从理论上揭示了具有巨大能量的原子能释放的可能性。这一天才思想把人们的想像力激发了起来。很多人都想把这一理论变成现实。我们在前面已经提 到，1921年初，他在布拉格作相对论报告之后，就接待过这样一位年轻人，他声称自己发明了一种绝妙的机器，能把物质中亿万个原子所蕴藏的能量统统释放出 来。这个青年当时实际上当然是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有人根据爱因斯坦的科学发现，发表过一篇预言小说。小说描述了一颗原子弹 落在巴黎后产生巨大毁坏的情景。 在发生放射性蜕变过程中，每个单位质量就能释放出像爱因斯坦关系式中所讲的那么大的能量。这就是一个 质量为m的原子分裂为质量各为m’和m”的两原子，它们分开时各自带有巨大的动能。而根据相对性原理，蜕变产物的质量总和m’+m，，则比蜕变原子的原来 质量m少些。质量的这种减少正好与能量的释放相对应，排出的能量等于减少的质量乘以光速的平方。根据这一相对论的结论还可以推断，在最重的核发生分裂反应 时和最轻的核进行聚合反应时，都能释放出大量的能量。这就像爱因斯坦所说的：“原子m是个有钱的守财奴，他在一生中不让出一分钱（能量）。但是在他的遗嘱 中，他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两个儿子m’和m”，条件是要他们给公家少量的钱，其数量少于全部遗产（能量或者质量）的千分之一。两个儿子共有的钱比父亲要少 些（质量m’+m”的和比放射性原子的质量m稍微少些）。给公家的部分虽然比较小，但也已经是非常之大了（作为动能来看），以致带来了一种最严重的祸害威 胁。避免这种威胁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的问题。”根据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和放射性现象，1935年，约里奥·居里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作演说时就宣 称，就科学所获得的不断前进的力量来说，我们应当认为，靠意志去建立和分裂元素的研究人员，将能够实现爆炸性的嬗变——真正的化学链式反应，并且，将会发 生巨大的能够利用的能量的释放。 理论上是这样讲，但事实上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许多人的紧张的努力才变成现实的。 1937年1月17日那天早晨，爱因斯坦像往常一样，先浏览艾伦·杜卡斯事先给他整理、筛选好了的邮件。在一大堆信函中他发现了一本杂志——他一看就知 道这是柏林出版的《自然科学》。他撕开透明的封皮，心不在焉地浏览着目录。突然其中一篇文章引起了他的高度注意：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合著的《论铀在中子轰击 下所形成的碱土金属的认定及其行为》。他早在柏林时就知道，哈恩是著名的化学家、实验物理学家，有趣的是，哈恩还是“威廉皇家学会”所属物理研究所的所 长，爱因斯坦也曾在这个学会里当过所长。哈恩和施特拉斯曼公布了一个奇特的实验结果：被中子轰击过的铀中出现了镭。铀是门捷列夫周期表中第92号元素，而 镭是第88号元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种实验结果，伊琳·居里和她的助手在1938年秋就发现了，不过当时他们在被轰击后 的铀中发现的是门捷列夫周期表中的镧，92与S7，而且爱因斯坦知道，就是哈恩作出的这一实验结果，不单是他和斯特拉斯曼，其中还有与哈恩在一起工作了 20年的、被爱因斯坦称为我们时代的“居里夫人”的奥地利的女科学家莉莎·迈特纳。“为什么没有署莉莎·迈特纳的名字，她到哪儿去了呢？从铀中轰击出镭，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实验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啊……” 爱因斯坦很快知道了，正是她，这位杰出的女科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做出了许多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 当实验出现了上述结果时，哈恩一时还不能解释。当时莉莎·迈特纳已或多或少地认识到，这是中子轰击铀原子核将其分裂为两个放射性碎片，同时释放出巨大的 能量。她已认识到这一实验的无比巨大的意义及其问题的紧迫性。她毫不怀疑威廉皇家研究所所做的这一实验或迟或早必然会把人类送到地狱中去，因为她亲眼看到 那个优秀民族正在加紧建立统治世界的毁灭性机器。于是，她一到斯德哥尔摩，就坐下来为一本科学杂志写了一篇报告，讲了他们那个奇怪实验的全部细节。她同时 给她的外侄——在哥本哈根的杰出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手下工作的弗里施博士拍了电报，把发现的基本事实告诉了他。弗里施也意识到这一消息的极端重要性，他重 复了在柏林做过的实验，结果完全一样，他把这种现象叫做“核裂变”。同时，他把这一消息及时打电话通知了当时正要动身去美国的玻尔。而玻尔又拍电报把此消 息告诉了费米教授。 (责任编辑：中国历史网) |